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柏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0）10-0083-11
1810年10月6日，柏林大学迎来了前来注册的第一批6名学生，从此开始了这所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大学200年的兴衰起伏。这所在19世纪初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大背景下建立的大学，不仅在动荡的百年发展中实现了创办者的期望，还提升了普鲁士的高等教育事业，“继承了德国大学接受、产生新思想继而改变社会的传统”[1]，推动了普鲁士的振兴与德意志的统一，广泛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众多大学建立与改革的样本。
本文力求在较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①，对国内学界关注不多的柏林大学纷繁曲折的建立过程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这所大学的诞生过程及其历史意蕴的理解。
一
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相比，德意志的大学出现得比较晚。到14世纪后期才出现第一批德意志大学，其中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年，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年。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俗政府力量的壮大，德意志大学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弗赖堡大学（1460年）、巴塞尔大学（1460年）、耶拿大学（1556年）、哈勒大学（1694年）和哥廷根大学（1737年）等。② 到1789年，德国共有34所大学，约占全欧大学总数（143所）的24％。③
18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频繁的军事争端与激烈的社会变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学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以普鲁士的大学为例，全国从西至东都出现学生人数下降、大学经费紧张的现象。④“为数众多的德国大学（其中一些已破败不堪）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风暴”[2]中停办了。从1789—1815年，全欧洲143所大学仅剩83所，德国34所大学中消失了18所。⑤
在大学发展处于危机四伏的时期，普鲁士王国内部（特别是学术界）却一直酝酿在首都柏林兴办一所新的大学。第一篇书面公开阐述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文档出自1794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⑥ 刊登的文章。⑦ 作为当时主要的启蒙刊物，《柏林月刊》的这篇文章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想法已日益成为启蒙思想学者思索和私下讨论的热点问题并渐渐进入开明政客的视野；第二，这一构想长期为当时的王室与政府所反对与漠视。
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他欧洲各国在首都建立大学已成为传统。⑧ 此外，柏林具有建立一所优秀大学的良好基础，一方面，可以利用1700年柏林科学院成立前后不断建立的众多学术机构，统一整合各种科研机构；⑨ 另一方面，柏林在18世纪末已因其浓厚的文化氛围而备受称赞：“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与艺术活动都能在柏林找到”，而“到1800年，柏林城内已经生活着1200多名知识分子”[3]，众多科学家、医生、律师、艺术家的存在，使得柏林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大学的建立能更好满足这些知识分子学习与工作的需求。
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于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构想则持漠视与反对态度。其根源来自于上层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以及当时已显现的国家财政困难。长期以来，普鲁士当局虽然对启蒙思想持开放态度，启蒙思想在各种报刊、大小读书会、各色沙龙传播，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始终对新思想与相应改革持警惕态度，担心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因此，尽管在他执政期间普鲁士也通过颁布《普鲁士国家通用法》等举措施行过一系列教育改革⑩，但同时也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极力限制言论自由。(11)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鲁士已经出脱了财政困难。由于多年穷兵黩武，到1797年11月16日驾崩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给继任者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任后，普鲁士的教育改革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从1797年开始，当时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主管教育工作的冯·马索夫（Julius von Massow,1750—1816）(12)“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4]，迎难而上，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专门学校（Spazialschule）和改革中小学教育。(13) 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马索夫认为，建立专门学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方向，只有专门学校才能满足国家的现实需求，因此，他在1800年明确指出，“大学应该被专门（高等）学校与科学院所取代”[5]。
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即位还是成为普鲁士大学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前，他就已经比几位前任国王更加重视教育改革，在促进大学与科学院发展的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重新开启了普鲁士的宗教与学术自由”[6]，学者开始敢于公开谈论新思想并就改革问题在公共场合与私人信件中阐发自己的意见。1798年后，各界人士对大学事务的关注日益增加，在数量繁多的书信往来中，都可以看见政客和学者们开始“以历史的、批判的”[7]角度思考和审视大学问题，其中当然包括在柏林兴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
1804年，已近人生尽头的席勒怀着思想与创作的冲动来到柏林，在感受了柏林的气氛后，他于7月14日在魏玛家中写下对柏林状况的思考：“人们致力于学术，渴望建立大学，在柏林应该会发生些什么。”1806年，费希特（1762—1814年）的《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时任柏林首席财政顾问的阿尔滕施泰因（Karl Sigmund Franz Freiherr vom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年）的高度重视与赞同。费希特在文中“把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8]，他认为，新的大学生应该学会思维而非拥有大量知识。费希特的思想唤醒了一种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教育理念，它延续了康德《系科之争》中对哲学与实用知识关系的思考，拓展了政府高层的决策视野。这之后，摆脱法国模式，“建立一个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而是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知识的大学”[9]开始成为广泛的共识。
随着政权更迭与新政改革的进行，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开明政客逐渐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在越发开放的气氛中与学者们共同思考国家的未来，思索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革方向。这其中就有非贵族出身的拜默（K.F.Beyme,1765—1838年）(14)。在1807年接替冯·马索夫负责普鲁士大学改革之前，拜默就已开始关注在柏林建立高等研究机构这一设想，并与学者们就建校方案等问题进行交流。1802年3月13日，哲学家英格尔（J.J.Engel,1741—1802年）(15) 致信拜默，系统阐述了在柏林建设一个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与科学院相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英格尔的思想对拜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拜默筹划高等教育机构的直接动因。1807年上任后，拜默在给沃尔夫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了英格尔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重要意义。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也认为，英格尔是第一位详细提出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思想者。
然而，在拿破仑军队入侵前，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在柏林建立大学没有多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普鲁士其时已经存在不少大学。在普鲁士王国的旧帝国版图内有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1506年）、柯尼斯堡大学（1544年），此外王国还拥有埃尔福特大学（1379年？）、耶拿大学（1558年）、杜伊斯堡大学（1655年）、哈勒大学（1693年）、布雷斯劳大学（1702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与爱尔兰根大学（1743年）[10]。其次，1797年威廉三世登基时，除哈勒大学外，其他大学的没落状况使国王在有限经费的情况下只得选择“改革现有大学，同时暂时停止建立新大学”[11]。自威廉三世改革新政以来，改革的确直接影响了大学的重新兴盛，在普鲁士的大学中，教育经费逐渐增多，学生人数也开始稳步增加。(16)
随后出现的政局骤变搅乱了普鲁士的改革步伐。拿破仑军队在欧洲肆虐之初，普鲁士在1795年至1806年间，一直对法国和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持中立态度。但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拿破仑建立了依附于法国的莱茵联邦，普鲁士日益感受到拿破仑的威慑。随着之后拿破仑在与英国和谈中表示出将汉诺威归还英国的想法，普鲁士宫廷感觉受到了欺骗，国内开始出现对法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呼声。1806年7月25日，不顾施泰因男爵（Baron Heinrie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的反对，普鲁士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与法军爆发了耶拿会战，也称耶拿一奥尔施塔特之战（Schlachten von Jena und Auerstedt），普军惨败，几乎丧失了主要作战力量，随即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27日，拿破仑带领法军占领柏林，普鲁士王室和政府要员逃往东普鲁士，一干学者如费希特则流亡至旧都柯尼斯堡。
如果说耶拿会战的失败标志着普鲁士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那么普鲁士与法国于1807年7月9日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Tilsit Friede）则彻底宣告了普鲁士在各方面沦为欧洲二流国家：普鲁士丧失了大半领土，最富有和最肥沃的省份被割让，原先统治的民众数量丧失大半，税收大幅减少；此外，普鲁士还被迫削减兵力，被课以高达一亿法郎的赔款。普鲁士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随着领土丧失，新普鲁士王国丧失了原先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大学，只留下柯尼斯堡大学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原先作为普鲁士最好大学的哈勒大学也被移交给了在易北河西新建立的、由拿破仑幼弟耶罗姆统治的威斯特法伦王国。
耶拿会战激战之时，黑格尔在耶拿匆忙完成了《精神现象学》的写作。他将“耶拿会战”称为“历史的终结”，意即新历史的开始。新思想的到来将驱使普鲁士重构为新型国家。拿破仑的到来摧垮了普鲁士王国及其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为普鲁士的改革之路扫除了枝蔓。黑夜依然，但黎明已经到来。一场巨大的改革即将来临，更为开明的官僚与自由的思想将引领普鲁士走向复兴之路，而在柏林建立一个大学的设想成为系列改革中必备的组成部分。
二
《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直接促使原有各种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浮出水面。1807年8月，已辞去一切职务的前哈勒大学校务长（Kanzler und Direktorder Universit
t）(17) 提奥多尔·施马尔茨（T.Schmalz）带领部分教授来到东普鲁士的小城麦默尔（Memel），觐见正在此地处理政务的威廉三世。8月22日，施马尔茨向国王面呈了两篇报告，一篇是希望国王将哈勒大学迁至柏林的请求书，另一篇则是施马尔茨起草的“论在柏林建设大学”的备忘录，希望能以哈勒大学教师为基础在柏林建立大学。威廉三世答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1807年9月4日，威廉三世在给拜默的命令中明确了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意愿：“我亲爱的内阁枢密大臣拜默，介于易北河一岸的割让，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这一最重要、最完备的普通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成为国家中建之中首要考虑之事，而法兰克福与柯尼斯堡的大学并不适合……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新的教育机构（neue Lehranstalt）(18)，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合适的联系……应给哈勒的拨款将用于其中。”[12]柏林建立一所新的教育机构的任务正式交付给了拜默。同一天，威廉三世也将这一批准以及对拜默的委任信息通过内阁传达给了施马尔茨。
在给拜默命令的结尾，威廉三世要求拜默做三件事：（1）确保新大学教师（哈勒与其他地区）的聘任，（2）咨询众学者对新教育机构之意见，（3）尽快撰写呈交建立计划咨文。1807年9月5日，也就是拜默接到命令的第二天，他便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问题”向三位学者沃尔夫（Wolf）、费希特与施马尔茨发出信函，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拜默开始起草教员的任职邀请函。
1807年9月19日，沃尔夫首先递交了建立新教育机构（neue Lehrinstitut）计划书，在致拜默的信中，除了就建立新大学提出建议之外，沃尔夫还推荐威廉·冯·洪堡参与新大学的建立。沃尔夫认为，洪堡“具有将学者们统一的能力”[13]，应委以重任。10月3日，费希特也将自己的计划提交给拜默。
1807年的秋天，正当筹建开展之时，普鲁士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807年10月8日，之前因拒绝参与普法战后谈判而被威廉三世驱逐的施泰因男爵再次受命，担任王国首相，主持改革大局。这一变化对建立大学计划的最大冲击是拜默辞去了内阁大臣职务，但仍负责大学改革事务。在其后几个月里，柏林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筹划虽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逐渐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困难。
从1807年秋到1808年，拜默陆续收到来自沃尔夫、施马尔茨和胡夫兰德（Hufeland）等人的13封建议书，信中广泛讨论了师资、经费、建筑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建议都认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只能设立在柏林。[14]但作为内阁首相的施泰因却对在首都建立新教育机构的设想持保留态度，他的顾虑不仅仅“来自王室圈子”，也同样来自当时各色人等在“柏林繁多的论战小册子中夹杂的”[15]关于校址问题的争论。在施泰因看来，一方面，“离柏林不远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已经有了一所大学”[16]；另一方面，柏林本身也不是建立大学的好地点，大量年轻学生的涌入易于造成城市的混乱与道德败坏，同时大城市也不适宜学生进行严肃认真的学习。他提议，即使最终同意请求，也应该在位于柏林旁边的小城波茨坦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1810年年初，施莱尔马赫在写给官员诺特（Nolte）的信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学者们一致确定在柏林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大城市，柏林“地域过广、物价偏高、诱惑过多、鱼目混杂、年轻人过度涌入也容易引发暴力事端”，此为柏林建设高等教育机构之弊端。然而，柏林同时又有“拥有众多科研机构、物资丰富、人才济济”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新机构的建立当“以与科学院之联系”[17]为根本条件。
如果说校址问题之争主要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进行，那么，在如何建设这个教育机构的问题上，争论就更为复杂。1807年，费希特起草了《在柏林创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对于这份充满柏拉图式理想的报告，拜默表示难以理解。到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其《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中，阐释了与费希特完全不同的建校观点。[18]在费希特的设想中，大学作为国家的教育机构应该在外部与内部都遵循国家治理，大学生们可共同居住，身着统一制服，同教师一起严守学校管理制度，学习过程所需的物资可由国家供给，学习步骤与环节同样应受到一定约束；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受哲学教育，培养其自身的理智，了解（作为科学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以为日后的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仅仅是人们对某一具体事务的关注，科研活动不需要在大学中进行。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大学的建立与正常发展虽然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但以求知、求真为最终目的的科学活动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过多干涉，否则极易受到启蒙运动下国家所青睐的“以知识的实用性为价值导向”的影响，大学应该谋求经济独立与学术自由，学生应获得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方式上的双重自由，同时教师应具有在教学与研究上的自由。尽管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在“应教会学生学习”、“哲学作为大学学习的基础”等问题上看法一致，但在诸多核心理念上却存有分歧。自康德《系科之争》发表以来，德国学术界开始了新一轮关于大学理念的争论。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之争，不仅使原有争论激化，而且使新建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同年，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帝国大学，继续贯彻务实的教育改革理念，这又进一步促使普鲁士朝野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意见出现分化。
对于新高教机构建设计划影响最大的还是拜默的去职和他对花费数年心血的计划的彻底放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法军的占领。在拜默制定计划时，柏林仍处于法军占领之下。法军对于普鲁士的严厉控制，使任何类似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这样的举动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正如洪堡的助手苏弗恩（Süvern）在1809年3月25日写给官员舒茨（Schǜtz）的信中所言：“唯有外部条件安宁，国家才会建立这样一个机构”[19]。费希特在1808年1月2日致拜默的信中也认为，当时思想自由与政治开放的有限程度（以及财政情况）可能也决定了这一设想在诞生不久即将遭到诸多阻碍。第二，政治环境。拜默与施泰因紧张的政治关系以及对改革的不同理解使得双方的关系始终不睦[20]。拜默有可能受到施泰因政治集团的排挤，其改革努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持[21]，因而选择离职，等待时机。(19) 第三，知识界的反对。拜默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计划引起了“广泛的大学争议”[22]，在柏林科学院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拜默的“（高等）教育机构计划”设想中，这个在柏林新成立的机构并非大学，而主要以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进行科学研究为目标。这种构想引发了柏林科学院学者的不满，他们开始撰文指出计划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并着重就“大学教师与科学院研究者的根本不同”进行了讨论。[23]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的师生在计划出现的一年内多次举行了抵制柏林计划的活动，并撰写了许多相关文章。第四，拜默本人的能力与意愿。与洪堡相比，拜默既不具备对文化、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也没有像洪堡那样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与洪堡以后所做的不同，面对学者们矛盾、纷乱的意见，拜默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想法统一并给予清晰的阐发，而只是满足于了解其他人的构想”[24]。这就意味着拜默难以清晰地阐发建设计划，有效地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各界人士，因而就难以获得学者与政客们的信服。当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及大批原哈勒大学的教授长期滞留在柏林，为计划的可能搁浅而忧心忡忡，并因爱国主义行为被法国军队威胁甚至逮捕时，拜默却逐渐淡出柏林大学的筹建，并最终去职。这一举动招致了一批学者的不安，开始陆续离开柏林，往他处任职谋生。这进一步加大了筹建柏林大学的难度，成为日后洪堡招揽学者时屡遭拒绝和消极回应的原因之一。
随着拜默的离职，王室与政府寻找下一位普鲁士教育事业负责人的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渐渐地，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在首相施泰因、财政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与其他官员、学者往来的信件中(20)。他就是后来仅仅参与普鲁士教育事业16个月便促成柏林大学建立的威廉·冯·洪堡。
三
1808年10月8日，施泰因重新成为王国首相的第二天，就立刻颁布一系列命令，着手开展各项改革，其中包括教育改革。而在有关教育事务中，选择一位拜默的继任者，显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项。
一直以来，洪堡的“非容克贵族出身”[25]及他早年在著作中表达的对建立一个新式国家的自由主义理想，使得洪堡渐渐进入施泰因的视野。施泰因将威廉·冯·洪堡视为是与自己能力、才华相媲美的优秀同僚。1808年7月21日，施泰因在信中称洪堡“是一位已经在德国获得承认的学者”[26]。在另外一封信中，施泰因明确表示他对洪堡胜任普鲁士教育改革的信心。在他看来，洪堡对于教育改革有着深刻的理解，具备改革所需的人格魅力，“兼具社会关系与科学视野”[27]，因此“能满足所有目前需估计到的问题”[28]。事实上，洪堡的最终正式任命也“来自施泰因的影响”。[29]
1808年10月14日，正在担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的洪堡启程前往德国。直接促使他归国的动机，不是施泰因的召唤，也不是祖国的沦陷，而是出于对“物质方面的关心”[30]——洪堡家族在柏林泰格尔（Tegel）的老宅被法国人洗劫，因此洪堡决定请假返回柏林处理财产问题。在慕尼黑，“即洪堡回到德国土地的第一站”，他便得知，自己在罗马的职务已被撤销，而“施泰因男爵已经将他选定为普鲁士教育事业的负责人”[31]。12月15日，内阁敕令，委任洪堡担任普鲁士“内政部下属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兼枢密院成员（Sektion des Kultus und des
ffentlichen Unterrichts mit dem Titel eines Geheimen Staatsraths）”[32]。
最初，洪堡对这一任命的反应是迟疑与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政府中担当如此高的职务”[33]，可以实践早年曾探索过的国家理念。但另一方面，洪堡的顾虑是多重的。虽然1808年年底，法国出于整体战略而放松了对普鲁士的军事压力[34]，法军也于1808年12月3日撤离柏林，但拿破仑政府的威慑依然存在。施泰因的改革举措引起了拿破仑的警觉。在法国的压力下，1808年11月24日，威廉三世被迫将施泰因免职。1808年12月10日，施泰因更因拿破仑政府宣布其为“国家敌人”而被迫逃亡。政治形势的险峻、普鲁士政府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他本人对于教育政务的陌生以及施泰因的去职，都使洪堡极为担心这个职位面临的巨大困难。此外，就行政组织而言，1808年12月底普鲁士王国政府机构改组后，旧的内阁被新的五个部门（内政、国防、财政、外交、司法部）所取代，洪堡的委任职务隶属于内政部。虽然洪堡同时被委任为枢密院成员，意味着具有在文化教育事务上的联署权和表决权，但司长的地位也意味着洪堡的官职将屈居于各部大臣之下，没有向国王定期汇报工作并对重要提案组织联署的权力。这一制度上的隐患是造成洪堡去职的原因之一（直至1817年，普鲁士教育行政部门才从其他部门独立出来成为教育部，而此时洪堡早已脱离文教事务，进入政治生涯的尾声）。
1809年2月20日，洪堡最终决定接受委任，开始了为期16个月的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的工作。他选择了尼克洛维乌斯（Nicolovius）、苏弗恩（Süvern）与乌登（Uhden）为助手，共同处理宗教、文化保护、书报检查等政务并协作进行普鲁士中小学、科学院与高等教育的改革。
洪堡的上任并没有立刻使已搁浅的建立柏林教育机构的计划重新启动，反倒增添了人们对这一计划的忧虑。他们“不清楚洪堡的想法”，但同时又认为洪堡“将决定这一计划的成败”。实际上，早在1809年2月28日正式履职前，洪堡就已决心建立柏林大学并开始与政府高层、学者沟通，为未来的大学“招兵买马”。经过艰苦的努力，洪堡以政府支付滞留费等方式为未来大学留下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一部分建校初期的骨干成员。洪堡深知：“学者、土地、资金是大学建立的三个不可或缺的东西”[35]，而这些都需要王室与政府的认可与资助。
1809年4月，洪堡动身前往当时王室与大量政府机关所在地柯尼斯堡，一方面意在融入政府决策圈，了解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试图在适当条件下加速国王与高层官员们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决定，并请求王室的物质资助。起初，在与国王、王后路易莎、内政部长多纳等高层人物会晤后，洪堡在5月13日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表示，关于大学的建立问题，没有发现明显的异议，但仍需等待最终的决定。然而不久，在申请拨款、赠地的问题上，洪堡就遭遇了任职以来的首次阻碍。5月14日，洪堡以内政部之名向国王申请拨款并请求王室赠地，希望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为日后大学之用。一直以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都被视为日后大学的理想所在。一方面，宫殿已闲置多年，并已多次被用于公共事业，尚可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宫殿恢弘大气的风格也适宜大学作为学术场所。在洪堡之前，“拜默早先已经将之选中为大学赠地，而沃尔夫、胡夫兰德等人也先后在信件中表达了这一愿望”[36]。7月2日，财政部长阿尔滕施泰因回复洪堡，以国王对柏林大学计划的种种担心暂时拒绝了洪堡的建议。柏林的不安定、财政的紧张状况、对现有两所大学（柯尼斯堡、法兰克福）的潜在损害以及王室赠地不被《新房屋法》许可等诸多因素，使国王和阿尔滕施泰因本人都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持保留态度。
针对种种疑虑，洪堡在7月10日起草了著名的“致国王陛下：枢密院成员洪堡对在柏林建立大学的申请”（Antrag des Geheimen Staatsraths v.Humboldt bei den Knigs Majestt auf Errichtung der Universitt zu Berlin），并于7月24日以文化与公共教育司之名上呈。这份申请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政治报告杰作。在报告中，洪堡不仅对以往王室与政府官员对于柏林大学建立计划存在的种种质疑有针对性地给予回应与解释，打消了高层的重重疑虑，并且在兼顾政治与学术利益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大学内外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建议，最重要的是，他还在文中清晰有力地阐述了柏林大学建设的必要性。
报告开始部分，洪堡回忆道，早在1807年9月4日，“在柏林建设教育机构”便被国王所批准，然而距离真正实施却总是缺少决定性的第二步准备。随后，他阐释了当下实施这一计划的双重理由与必要性：柏林大学这一新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可以使普鲁士在德国成为最好的文化与教育之国，继而对其他国家施以决定性的道德与学术影响，得到他国的重视；在德国领土或被战争蹂躏或被外邦人占领之时，若国王可以躬亲保证并支持大学的建设，则可激励人民在振兴学术的同时，促成国家的繁荣复兴。接着，洪堡阐释了柏林作为建校地点的原因。他首先列举了柏林已具备众多可以扶持大学发展的学术机构，继而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建立大学则花销将巨大得难以想象。他随之提出将大学、科学院、艺术院等“柏林所有学术机构”在各机构保持独立的同时“组成一个庞大而统一”[37]的学术组织的构想。关于普鲁士已经存在的两所大学，洪堡则建议暂时保留，但希望最终在普鲁士只保留柯尼斯堡大学与柏林大学。此后部分中，洪堡向国王申请每年向大学拨款15万塔勒，并就大学建设的资金来源与运作提出了一套方案。最后，他在归纳全篇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包括“将海因里希王子宫殿作为赠地交付大学”等七项建议。
1809年8月16日，在洪堡上呈报告三周后，威廉三世发布了致财政部长阿尔滕施泰因、内政部长多纳与司法部长拜默的内阁命令，正式批准在柏林建立大学，并在决定保留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的基础上，同意了洪堡的全部主张与七项建议。这一天成为柏林大学成立的时间。
1809年8月28日，洪堡连同三位受命参与大学建设的部长及几位枢密院成员第一次就大学建立召开会议。9月22日，柏林科学院与艺术院接到关于大学建立的内阁敕令，其后洪堡开始逐步与两个机构开展联系，就机构与人员问题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与沟通。10月13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被正式交付大学，但仍保留原名。同日，四大未来建校骨干——施马尔茨、费希特、沃尔夫与施莱尔马赫，应洪堡要求，在王子宫殿进行了“并非面向公众而完全学术化”[38]的演讲。尽管拨款问题时有周折，但至1809年年末，洪堡已将两年前濒死的计划重新开启。
通过政治智慧基本解决土地捐赠、建校拨款问题并获得官方与柏林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的联合许可后，洪堡开始学校内外建设，思考具体的理念与制度问题，着手解决教师聘任问题。
在如何建立柏林大学的问题上，面对英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各不相同的意见，洪堡发展了自己的大学建设理念。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政治家背景使得洪堡在思考中不仅倾注了自己多年来对国家与文化、教育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也顾及到了大学建立中若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未完成的《论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与外部建设》（übet die innere unduβere Organisation der hher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一文中，洪堡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与大学之间关系的思考。在他看来，“寂寞（Einsamkeit）与自由（Freiheit）”[39]是大学内外组织建立中最基本的原则，而如何保证它们，就需要认真审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
首先，大学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无疑需要国家“制度（Formen）与资金（Mittel）上的保障”，然而国家的种种支持势必会对大学“有所损害”，“精神与崇高之物必堕为低层次的物质实务”[40]，大学是从事科研活动的特殊机构，旨在追求科学之真，始终处于对未知的探索之中，因而应“独立于国家的所有组织形式之外”[41]。在此意义上，如果大学能够通过政府先期资助、赠地等手段逐渐实现经济独立，则可使大学日后自主治校成为可能。正是出于这种理想，洪堡才在接受职务任命不久即开始解决大学建设中的国家拨款与王室赠地问题。
在解决经费、赠地问题之外，洪堡另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让这个新大学延揽到尽可能更多更好的学者。对此，洪堡采用了“通过国家任命大学教授”[42]的方式。在很多人看来，这仅仅解决了当时的问题，没有顾及大学的自由。实际上，洪堡让国家选择进入大学教员的举措，同样出自他对国家与学术自由的深刻思考。在他看来，“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更同样来自于机构自身，比如（机构中的人们）在起初接受了某个思想之后，便易于将其他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国家必须预防由此所产生的这一弊端。”[43]洪堡的初衷是希望借国家之力破除大学中的门阀之争，使各种思想在大学内自由生长、繁衍，然而从德国大学的发展来看，这一方式最终使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受到了损害：政府推荐、聘任、确定教授任命的传统最终在百年后结下了苦果，在政治—学术界形成了饱受争议的“阿尔特霍夫体制（Althoff System）”(21)。不过，从柏林大学的建立史来看，国家聘任学者的策略使这个新生大学在短时间内具备了对学者巨大的吸引力。国王聘任、国家付给薪水、内阁给予批复允许，这种方式使柏林大学迅速招徕了萨维尼（Savigny）等一大批优秀学者。[44]
尽管如此，招聘工作依然困难重重。拜默失败的前车之鉴、混乱的时局、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使得许多学者在获得聘任后仍长期对任职柏林持保留和观望态度。对此，既是政客又身为学者的洪堡在1810年5月22日的与妻书中写道：“学者们是最不受约束和难以被满足的群体了——始终为利益、羡慕、妒忌、乐趣所支配，并且每个人都持片面的观点，认为只有自己的学科才值得被资助和促进。”[45]尽管在招聘、拨款等问题上存在许多问题，但无论如何，学者聘任、土地、资金等诸多问题的逐步解决使得柏林大学的建设在洪堡的努力下日益完善起来。
好景不长。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使洪堡如拜默一样，上任不久就遭遇种种困难。随着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在普鲁士政坛的回归，新一轮政治制度改革开始缓慢进行。1810年4月，当普鲁士国王签署命令，“将枢密院变成一个没有决定权的临时咨询机构，而又没有改变部门领导人的地位及其与大臣的关系时[46]，洪堡感到升职希望日益渺茫，长期以来关于大学建设拨款等问题由于职位限制无法向国王直陈，此种种矛盾与失望促使他于1810年4月29日提出辞呈。就在此前不久（4月9日到14日），他还在家中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讨论柏林大学的内外建设。
按当时普鲁士政坛惯例，官员在递交辞职信但未正式批复并调离前，仍负责原有事务。1810年5月23日，洪堡向威廉三世上呈了“关于柏林大学于1810年开放的申请”，希望大学能于9月29日开放。5月30日，国王颁布了内阁敕令，同意了洪堡的申请。同一天，洪堡筹建了“建校委员会”，自己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其他成员为苏弗恩、乌登和施莱尔马赫[47]。建校委员会的筹建，成为洪堡为柏林大学所做的最后工作。
1810年6月4日，柏林大学初期策划者、时任司法部长的拜默鉴于哈登贝格政治集团的排斥提出辞职。6月7日，哈登贝格正式出任普鲁士首相。6月14日，洪堡的辞呈得到批准。7月14日，洪堡接到任职令，出任驻维也纳公使。7月27日，他“主持了教育司的最后一次会议”[48]。1810年秋天，洪堡携妻儿离开柏林。柏林大学之父、雄心勃勃的威廉·冯·洪堡重返外交界，告别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最后辉煌，从此一去不复返。
四
洪堡离任，其同僚尼古洛维乌斯暂当其职。(22) 这时，柏林大学内外建设的原则已基本确定，大学筹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洪堡与施莱尔马赫自由主义理想的构想成为计划主体，费希特强调“国家与教育关系”的主张则最终如他先前担心的那样“被束之高阁”(23)[49]。1810年8月24日，施莱尔马赫撰写了临时《大学普通规章》，详细阐述了大学的内外制度，共计19条，后扩充至24条，三个月后的11月24日，临时规章开始施行。临时规章确定了柏林大学与柏林科学院、艺术院的关系，根据学术与行政人员编制顺序依次规定了各个职位所享有的权利、任务、职位招聘的条件及任命权归属，包含了注册、婚姻等学生问题，并在第23条指出“一切大学及其中在职编内教授的出版物不接受审查”(24)。9月8日，施莱尔马赫与萨维尼“共同确定了5塔勒的注册费”[50]。9月24日，原定于9月29日举办的庆典由于大学还未开放、“学生不足”[51]而宣布取消。9月28日，通过内阁命令，校长与四个学院院长得到委任，原哈勒大学校务长施马尔茨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25)，施莱尔马赫、比内尔（F.A.Biener）、胡夫兰德与费希特分别被任命为神、法、医、哲四系科院长。采用任命而非选举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负责选举工作的委员会还没有成立”[52]。10月1日，文化与公共教育司要求校长准备开始学生注册工作。10月2日，校长与四个院长分别得到正式的委任状。10月6日，第一批6名学生前来注册，这标志着柏林大学正式开放。随后的“1810至1811冬季学期，共有256名学生注册学籍，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市民阶层家庭，只有36人为贵族出身”[53]。
此时，教师聘任工作也近尾声，共计58名教员，包括“24位编内教授（Ordinarien,professors ordinarii）、9位编外教授（Extrardinarien,professors extraordinarii）、14位私人讲师（Privatdocenten）、6名科学院成员以及5名语言教师”[54]。除5位语言教师外，53名学者在新学期共举办了116个讲座，其中神学院10个，法学院10个，医学院34个，哲学院62个。
1810年10月10日下午4时，柏林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校务委员会，连同校长与各院长共有16位教职员参加，许多已成为柏林大学教师的学者因滞留、度假等原因缺席。这次会议是教职员第一次在大学建筑中的聚会，同时也是柏林大学的开学典礼。在写有“知识的总和、各学科的联合”（Universitati Litterariae）的金字条幅下，“众人在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所作康塔塔”[55]的伴奏下歌唱，庆祝大学开学。
通过拜默，洪堡继承了其年少时家庭教师英格尔在柏林建立一所大学的理想，并最终将之变为现实。当然，早在1809年7月，洪堡便明白，这一现实终将远远超出恩师的最初设想，“无论一年后是否继续在这个职位上负责，我所做的都将留下痕迹”，“国家的教育事业将经由我重焕生机”。[56]怀着不同于一般政客的理念，秉承学者所持有的历史感，洪堡将促成柏林大学的建立视为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任务，他也因而在现代大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810年10月29日，柏林大学举办了建校的第一场讲座，从此开始了它的传奇。
收稿日期：2010-09-02
注释：
① 本文参考的文献档案（原件汇编）主要有：一、校史：Rudoll Kpke(1860,1～92); Max Lenz(1910,Bd1,3～304; Gerhard Krüger(1960,15～23); Helmut Klein(1985,9～17)。二、档案集：Rudolf Kpke(1860,145～223); Max Lenz(1910,Vierter Band:Urkunden,Akten und Briefe,3～128); Adolf Rüger,Humboldt Universitt zu Berlin Dokument; A.Flitner K.Giel,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nden,Vierter Band: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zum Bildungswesen,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1964。
② 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M].张弛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卷。
③ Walter Rüegg(ed.).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in Europe(Vol.3)[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Introduction.
④ 如1805年时，位于普鲁士王国西部领土的杜伊斯堡大学仅有12位教师和21名学生，年收入仅6130塔勒。详见Rudolf Kpke(1860,16)。
⑤ Walter Rüegg(ed.).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in Europe(Vol.3)[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Introduction。
⑥ 在同一年（1794），康德的《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rung?"）发表在这份月刊上。
⑦ 见Vom Bruch(1990,259)。
⑧ 如巴黎大学（13世纪初）、布拉格大学（1348）、维也纳大学（1365）、哥本哈根大学（1475）等。
⑨ 当时柏林已拥有一批成熟的科研机构，如柏林科学院、艺术院、皇家图书馆、植物园、天文观象台、钱币收藏所、兽医学校、皇家画廊等。
⑩ 1794年，颁布《普鲁士邦法》，该法典就大学与国家的火系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日后柏林大学建立的筹划与国家的支持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详见：周丽华．德国人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6。此外，18世纪末，官员选拔制度发生了重要变革，引入了考试制度，普鲁士的这部法典确定了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大学学历成为晋升高级职位与应聘科学职位的前提，等级制受到削弱直接使得社会流动性加大，促使了部分非容克贵族出身的官僚步入政坛，如拜默、洪堡等。参见：徐健．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110。
(11) 1788年12月1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制定了严厉的出版物审查制度，以压制言论自由。在其任内，最著名的限制学术言论自由的例子当属他对康德言论的屡次限制与压制，最终康德被迫“在威廉二世陛下有生之年，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12) 尤里乌斯·冯·马索夫（Julius yon Massow）在威廉三世即位后至1807年任司法部长，由他掌管教育事务与改革是因为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宗教司隶属于司法部。
(13) 关于马索夫对于教育改革的观点，详见：Rudolf Kpke(1860,23); Max Lenz(1910,Bd1,36; Vom Bruch(1990,260); Willi Gber(1960,2)等。
(14) 卡尔·弗利德里希·冯·拜默（Karl Friedrich von Beyme）出身资产阶层（市民阶层），自威廉三世登基后任普鲁士内阁枢密大臣，与国王交情甚深。1804年拜默的劝谏使国王加强了政府高层中改革派的势力，1806年他调任外交部长并在此期间主管教育工作，1808年在与施泰因的政治冲突结束后，任司法部长至1810年，与洪堡几乎同时在哈登贝格上任的情况下被迫去职，是柏林大学建设初期的筹划者。
(15) 约翰·雅克布·英格尔（Johann Jakob Engel）先后担任威廉·冯·洪堡与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家庭私人教师（主要教授哲学与形式逻辑），是著名的启蒙学者，是提出在柏林建设与科学院相联系的新式大学的第一人。
(16) 威廉三世即位初期（至《提尔西特合约》签订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从学生统计上可以看出，原有普鲁：上大学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展趋势。1796年至1805年，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和哈勒大学的就读学生总数（人）统计如下表。
可以看出，哈勒大学在当时普鲁士大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最好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则在康德之后长时处于停滞，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只能取得有限的发展。因此，《提尔西特合约》生效后，新王国中的两个大学无法填补普鲁士教育失去哈勒大学所产生的空白。数据来源：Max Lenz(1910,Vierter Band:Urkunden,Akten und Briefe,4～23)。
(17) 该职位为政府委任的大学事务主管，与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代表大学学术自治的校长职位（Rektorat）不同。
(18) 从拜默及其他学者使用的词Lerninstitut或Lernanstalt中，我们发现，拜默要建立的并非大学（Universitt）。他的设想中，“原来的大学进行专业的培养，为国家培养实用的专门人才”。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
(19) 威廉三世即位后，非常依赖作为内阁顾问的拜默，几乎所有政策制定与实施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使得像哈登贝格和施泰因那样仅仅成为部门首长的内阁大臣们感到不满。耶拿会战后，国王本希望施泰因出任外交部长，但施泰因提出若要他接受任命必须免去拜默的职务。而当时，拜默仍是国王手下重权在握的内阁顾问，而且施泰因不愿受命参与与法国的和谈，因此被国王愤而撤职。9个月后，经过劝说施泰因重新回到政府，被任命为首相，成为普鲁士政府与改革的总指挥者。此时他与拜默的关系再度紧张，拜默提出辞职。最终，鉴于王后的恳求，拜默得以留在政府高层转任司法部长。正是在这段时间，拜默放弃了已筹划多年的柏林学校建设计划。
(20) 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个争论，即威廉·冯·洪堡是否是政府与王室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位置的第一候选人。最著名的质疑来自凯勒（S.A.Khler），他试图证明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才是首先被推荐的人选，洪堡的任命只是一种“角色替换”（彼得·贝格拉，67）。这种猜测一方面来自当时施泰因书信中出现的“v.Humboldt”所带来的歧义，更多来自亚历山大不逊色于威廉的优秀学识及其在知识界的广泛影响。随着施泰因私人信件的不断发现与公开，部分学者对于该问题通过研究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施泰因在洪堡任职前的其他信件中明确表达了对“Wilhelm von Humboldt”而非“Alexander”的充分肯定与信赖，因此这种争论已暂时得到了消解。见Heinrich Deiters.Wilhelm Von Humboldt als Gründer der Universitt Berlin//Willi G? bet(Hg.).Forschen und Wirken:Festschrift gut 150- Jahr- Feier de,Humboldt- Universitt zu Berlin 1810-1960[C].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60:19。
(21) 参见：马克思·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58,65～7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M].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28～229；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4～113。
(22) 1810年11月20日冯·舒克曼（von.Schuckmann）被任命为新任教育司司长，成为洪堡的后继者。
(23) 鉴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等人在柏林大学的内外建设问题上意见不一、各自的大学理念也不尽相同，思想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对立、统一或融合关系，限于篇幅，仅列出部分文献以资参考：Rudolf Kpke(1860,56～59,75); Max Lenz(1910,Bdl,80～129,176～189); Helmut Klein(1985,11); Vom Bruch（1990,261～264详细阐述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E.Müller(Hg.).Gelegentliche Gedanken ber Universitten von J.J.Engel,Erhard,Wolf,Fichte,Schleiermacher,v.Humboldt,Hegel[M].Leipzig,1990。该书也是重要的参考著作，阐述了当时重要思想家们对于大学理念等基本问题的相关思考，该主题可作为另一研究课题进行探讨。
(24) 具体条目可见网络资源http://edoc.hu- berlin.de/miscellanies/g- texte- 30372/all/hu_g- texte.pdf柏林大学建立200周年纪念：基础文献汇编。
(25) 国内许多文献中费希特被认为是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实际上依校史，费希特是施马尔茨的继任者。1811年7月11日，费希特成为柏林大学第一任经选举当选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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