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于1932年开始讨论，1934年写入作家协会章程，成为法定的创作方法，并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国，成为革命文艺家共同信奉的理论。
中国文坛于1933年起就虔诚地输入介绍，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
茅盾在《读了田汉的戏曲》（载1933年5月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珠）中，认为田汉的《梅雨》和《回春之曲》“这一两篇最好”。田汉“驱使这复杂的题材，又简洁，又明快！”还说，“如果说田汉的戏曲有一个缺点是抽象的教训太多，那么，这篇《梅雨》是没有这缺点的！”此剧“除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外，还相当的配合着‘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
据1933年11月1日周扬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数月以前揭载在《苏联新闻》上的一篇题名为《苏联文学的新口号》（？）的短文，那篇文章是根据上田进的论文做的，不但极不充分，而且包含了极不正确的理解。但从那时以后，也并没有看到对于这个问题的多大反响，或更详细的，更正确的介绍。直到最近，《国际每日文选》上才又一连揭载了华西里珂夫斯基和吉尔波丁著的，两篇都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论文。”（见《现代》第4卷第1号）
周扬提供的信息笔者均未见到。我们见到的华西里可夫斯基的论文叫《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森堡译，载本年10月1日《现代》第3卷第6号。本文详细引用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论现实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话，强调“真实性——正是对于一切大艺术作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生活底真实“使得作家们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今日及已经包含在今日当中的明日底真实，正是使艺术家多接近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底世界观”。因为这个缘故，只有“新兴阶级底艺术家们才是现实主义者”。作者又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于艺术家，就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底道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那是我们底时代和历史底推动者——就是朝着那适应革命的，英雄的斗争的艺术的作品走去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艺术家开拓了走向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底世界观的道路。那是通过现实主义。并且，现实主义，我们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除此以外，在我们底时代里，就不能够有着别的。”作者还以苏联作家潘费洛夫的小说《布罗斯基》为例，说明作家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必要。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农业集团化底整修过程，农村环境底把握，现实描写上的真实性”，全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助。
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称在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露面。
森堡的译文在上海发表不到半月，在北平《京报》副刊《沙泉》上，又见式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底特质》。本文是卢那察尔斯基1933年2月在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原名《苏联戏剧创作的道路和任务》，后改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表）的摘编。式钧在简介之前有一段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产物：“自去年秋全苏维埃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回总会以来，在苏维埃的文学中，撤回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而代以‘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创作’口号这个新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口号——即文学的方法不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而必须是写实主义的方法的理论基础的，不外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于写实主义的见解。”
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今收入他的《论文学》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蒋路编译），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式钧的译文中，卢氏对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解释是：“那末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是什么呢？那是对现实忠实的写实主义。我们不脱离现实，我们把现实作为我们的行动的舞台，当作素材，当作建筑物来认识。但这个写实主义是给与着有一切暗黑的插画的人类的描写的。”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把现实看成动态的事物，发展的历史，即“一面看着现实，一面理解着过去，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中的历史的根本动着的力——是阶级斗争的事。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者，要把现实当作发展，当作不断的继续着斗争的运动而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常现实的意义，它是广泛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包含着常多的不同的方法的。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始终一贯着而是生活的问题，促进发展，委身于斗争，是建设者，是确信着人类的共产主义的未来，相信着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力与共党的指导者，理解着在我国起来的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最初的根本的战斗与最初的行动的伟大的意义的。”
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以后至少还有两种译文，一为吴春迟译，题为《社会主义的艺术底风格问题》，载1933年12月1日《文学》第1卷第6号； 一为余文生译，题为《苏联的演剧问题——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戏剧》，载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这两篇译文均比式钧的编译好懂。比如，在吴春迟的译笔下，就明确地说明：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写实主义充满自足性和对周围世界的满意；待到处于下降时期，就发展为批评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其特征是写丑恶。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也需要英雄主义，需要创造想象或幻想。但真实性是基础。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走入狭隘的道路，必须使它与社会主义的罗曼主义相结合。在余文生的译笔下，又有这样的表述：有一个时期认为必须研究辩证法的唯物论，依着这种理论去写，这是错误的。能够掌握辩证法的唯物论固然是好，但它不能代替创作，这里不能分先后，更不能按着理论来一一对应地写。创作，首要的是革命的情感，艺术的灵敏，打动读者的风格。
森堡的译文也好，式钧的简介也好，都使人不太明了。解释得最明白，阐述得最清楚，真正有理论的，是周扬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载1933年11月1日《现代》第4卷第1号，署名周起应）。
周扬的文章是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书记长、“苏联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的吉尔波丁的报告编写的。全文分两大部分：一是分析“拉普”的错误；二是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扬在文章的开头就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的提出，无疑地对于创作方法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但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的进步的艺术家批评家之间已经卷起了一大轰动。在苏联，正如著名剧作家基尔洵所说：“没有一次演说不重复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句话。辩士们口里讲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批评家们笔下写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们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活动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了咒文。”但是要真正“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真正意义”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在日本就有机会主义的、甚至取消主义的歪曲。“新的口号在中国是尤其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特别是，这个口号是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而提出来的，假如我们不从全体去看这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发展，而单单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错误的’这个命题出发的话，那就不但会给那些一向虽不明言但心里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文学者们一个公然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有利的根据，给那些嘲笑我们‘今日唱新写实主义，明日又否定……’的自由主义的人们一个再嘲笑的机会，而且会把问题的中心歪曲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会不自觉地成为文学上的种种资产阶级影响的俘虏。”
周扬首先指出“拉普”的错误，特别是“拉普”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的错误。
“拉普”的错误，概括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二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
周扬的文章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口号提出的现实根据，和全苏联作家同盟的组成有密切的关系。组成作家同盟的基本要素，一是旧知识阶级的各阶层，包括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中的压倒多数，都已经决定性地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二是从工厂与集体农场，已经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新作家和批评家。在这种新情势之下，“拉普”的小集团的关门主义，就和现代的政治任务脱离，和许多同情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艺术家隔绝，而成为文艺创造的大量发展的障碍。
“拉普”的指导者们不但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如“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这个口号，即是显例）；而且在创作批评问题上也犯了这个同样的错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便是“拉普”组织上的宗派性之在批评话动上的反映。“拉普”的批评家们常常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抽象的烦琐哲学的公式去绳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作品的评价并不根据于那作品的客观的真实性，现实主义和感动力量之多寡，而只根据于作者的主观态度如何，即：作者的世界观（方法）是否和他们的相合。他们所提出的艺术的方法简直就是关于创作问题的指令，宪法。结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斗争就变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创作实践的脱离，对于作家的创造性和幻想的拘束，压迫。从这里，就发生了“拉普”和许多作家之间的隔阂乃至不和。他们对付这些作家，是不惜采取组织的处罚，叱咤，命令的手段的。
周扬文章又说，“为了要对正在转变的旧作家和从大众中生长出来的新作家，给予有力的指导和援助，使他们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之真实的艺术的表现这个共同的目标走，新的批评的建立就成为十分必要了。”反映“拉普”组织上的宗派性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非和“拉普”本身一同改变不可。
再说“拉普”在理论上的错误。
周扬说，否定“拉普”理论上的错误，决不是说文学理论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可以抛弃；相反，为了要用具体的批评去指导许多作家，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批评家，今后是非把自己的唯物辩证法更加强化不可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不应该成为作家创作时的思想桎梏。正如吉尔波丁所言：“虽然我们赞成艺术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但我们却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太简单，它把艺术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之间的细密的关联，艺术的创造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依存，艺术家对于他的阶级的世界观的复杂的依存，转化为呆板的，机械作用的法则了。”
作家的世界观要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
固然，艺术家是依存于他自身的阶级的世界观的，但这个依存关系，因为各人达到这个世界观的道路和过程的多样性以及客观的情势之不同，而成为非常复杂和曲折。艺术家的世界观又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就是“藉形象的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作出艺术来的。因为艺术作品并不是任何已经做好了的，在许久以前就被认识了的真理的记述，而必须是客观的现实的认识。艺术家是从现实中，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的。所以，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形成并发展他的哲学，艺术观，艺术家的资质等的，在一定时代的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艺术家在创作的实践中观察现实，研究现实的结果，即他的艺术的创作的结果，甚至可以达到和他的世界观相反的方向。
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离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的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元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哲学上的德波林主义之在文学方面的映。德波林派的特征是把特殊和一般分离，把感性和论理分离。这反映在文学方面，就是把辩证法的一般的命题绝对化，而忽视文学的特殊的性质。
周扬一再强调，艺术有艺术的特殊性。艺术要借形象来思维，要从现实中、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艺术追求特殊性、独创性，讲究感情的传达。没有形式方面的技巧，就没有艺术。
正确的、先进的世界观是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个世界观必须是从现实中，从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去汲取形象，而不是开口“从辩证法出发”，闭口“照辩证法写”，把辩证法当成咒文，就能产生不朽的作品的。艺术创作有艺术创作的规律。
接着，周扬就讲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
周扬借吉尔波丁的话，先注意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平空想出来的。它是已经存在着的苏联文学的Style（文体，风格，样式）”。二是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成“一般的应用的万应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凝固的圣典，不是空想出来的死规矩。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已经诞生着发展着的文学的Style，它是过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由种种的作家，在技巧的种种程度上，在其所领会到的种种程度上去实现的。它是由个人的特殊的方法，在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倾向的竞争中去实现的。”
要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它的内含，必须强调几点：
一，真实性。他说，真实性，“是一切大艺术作品所不能缺少的前提。真实使文学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武器”。正因为这个缘故，“只有无产阶级文学和正转向到劳动阶级方面来的作家所制作的文学，才能在艺术形象之中，在其一切的真实上，在其矛盾上，在其发展的方向上，在无产阶级党和正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展望上，体现着现实。正在这中间，就最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个口号的意义。”（吉尔波丁）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Dynamic)，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在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Static)现实主义的最大的分歧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的特征。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看不见发展的过程的人是决不会看见真实的；因为真实并不是不变化的，它并不是停顿的；真实是飞跃的，真实是发展的，真实是有冲突的，真实是包含斗争的，真实是明日的现实，而且它是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去看的；因此，像资产阶级一样地去看它的人就一定会变成悲观主义者，忧郁家，而且常常会变成欺骗的伪造者，而且无论如何会变成有意的或无意的反革命者和破坏者。也许，他自己不会意识到这个，而且常常地，当共产主义者要求他‘说出真实来’的时候，他会这样地说：‘我是在说着真实的话呀！’也许他对我们并无反革命的恶意；也许他还自以为说出了这个可悲的真实是大有贡献于我们的，但实际上这是虚伪，这并没在发展中去分析现实，所以这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毫不相干的。”
二，典型性。恩格斯说，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性格的描写，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中，而是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一面描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的要素，一面阐明其中一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本质，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尤金也说过，社会主义的真实，“不是事实的总和，而是许多事实的综合，从那里面选择了典型的东西和性格的东西。”
三，大众性和单纯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它必须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单纯性是为了大众性。但大众性和通俗化、单纯化截然不同。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变成了迎合工人农民的低级趣味的文学，那是绝对错误的。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不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看成两个并立的东西。苏联作家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有过种种说法。如“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但也不拒绝革命的浪漫主义”；“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问题，但这意思并不是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矛盾冲突的”。因而，作为苏联文学口号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只是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的，而且可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的一个要素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主义，伟业，对革命的不自私的献身精神，现实的梦想的实现——这一切正是这个时代的非常特征的本质的特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要求作家描写真实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就包含在这个生活的真实里面吗？……
从上面这些话看来，则“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就可完全明白了吧。正就是这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才有它的至大的意义；也就正是在这一点上，“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和古典的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乃至“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的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周扬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文学理论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学习许多许多新的东西。但这个口号以苏联的现实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中国有中国的现实，若不顾这种现实，把它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
周扬是清醒的，明智的。
这篇文章，尽管有周扬本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比此前此后的同类文章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且成中国文坛长时期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但它毕竟不是周扬的独创，它仅仅是编译，是介绍。
此后两三年，中国文坛继续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翻译，也有针对中国实际的论文。其内容无非是真实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要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地看问题，等等。其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说的那几条。
有的阐释性文章写得比较通俗易懂。文逸的《写实主义的发展》（载1934年8月1日《现代》第5卷第4号）即是一例。按作者在文末的附注：“本文大体参照日本穴户仪一底《写实主义的变革》及（苏联）基尔波金、拉金等的论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关于真实性。他说，新的写实主义最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描写出“真实”来——把时代底客观的现实，现实底本质与其社会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以及矛盾底解决等等，正确而具体地以艺术的形式传达出来。现实之真实的描写，对于文学是决定生死的问题。只有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作家，才能写出切合时代的活的作品。许多代表社会底没落层的作家，为什么写不出活的作品来呢？就因为他们回避真实，不能面对着真实，也不敢面对着真实。托尔斯泰、果戈里是没落的封建贵族的代言人，有着传统的、陈腐的、先入的观念，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同时，他们的作品是不朽的伟大的活的艺术品，这也是大家都不能不承认的。这就是说，他们忠于艺术，忠于现实。因为忠于当前的现实，所以使他们不能不违反那没落的虚伪的传统的先入观念，而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来。这就是他们与同时代的作家完全异样的原因。他们这种违反自己底先入观念，而勇敢地“描写真实”的精神，新的写实主义的作家是必须学习的。但并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应当比他们更进一步，应当站在前进的立场上，更意识地、更丰富地、更多面地、更活跃地描写出一切社会的真实，即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没落与灭亡。而且，对于这新事物的诞生也不容许作主观的空洞的赞美或夸张，而必须以积极的推动的态度，写出它的肯定面和否定面，即优胜的因素和缺陷的征象。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必须具体地明了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就不能在作品里具体地表现生活，也就不能成为新的写实主义的作家。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不能从虚构中、从幻想中造作自己的形象，而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吸取自己的形象。作家的生活经验越透彻，则越能创造自己作品中的健全的主人公，也越能简易、自由而完全地以自己的形象实现自己的思想的计划。一句话，一个作家以自己的艺术的形象，把客观的现实之本质的内容，真实地具体化起来，那就是十足的新写实主义的作品。
关于典型与个性。新的写实主义所要求的既是现实生活之真实、正确与具体的描写，那么个人的特殊性——个性底描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在事件与人物的描写中，若是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具体的形象性，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是必须通过典型的形象来表现生活底真实——现实底本质的。所以，新的写实主义的作品，必须明了而简洁地表明全体的意义与个别的人之典型的个性。新写实主义的个性是把个人当作社会的一员，为着加强社会的事件之具体性和真实性，而在社会与个人之实践的统一中，描写个性的。这样的个性描写，必须创造典型的性格的形象，写出他在典型的事件中的特殊的行动。
关于与进步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新的写实主义与主观的观念的浪漫主义也是相反对的。观念的浪漫主义是根据个人底悬虚的空想，而歪曲现实或夸张现实。实际上，是以主观的空想来掩饰现实，捏造现实，粉饰现实，乃至逃避现实的。这当然是站在与新的写实主义相对立的地位。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新的写实主义虽然极端地反对陈腐的观念的浪漫主义，可是对于进步的浪漫主义却是并不反对的。不但不反对，而且必须容纳它。“进步的浪漫主义是以当前底社会的现实——实践的生活底真实为基础，扩大而展开正在发展的现实之未来的前途，以真实的理想指示新的事象之必然发展。这对于现实，没有歪曲，没有粉饰，没有捏造，而是以真实的理想来推进现实底发展，启示未来的光明。所以这进步的浪漫主义底性质，不仅为新的写实主义所容纳，而且是新的写实主义所固有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特别是语言的大众化。文章说，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绝不是少数特权者层底私有物，而是广泛的大众所共有的东西。它必须在广泛的大众群中种下深根，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把大众底思想、感情与意志统一地结合而提高起来。因为新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必须成为大众的所有，所以它的用语必须极端地单纯。以最小限度的用语求最大限度的效果，这就是新的写实主义用语的唯一的标准。只有运用最单纯、简短、明确的用语，才能使作品深入到大众当中去，正确地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到大众当中去，而影响到大众底思想和感情。文章引用尤金的话说，高尔基、富曼诺夫、绥拉菲摩维支的作品在大众之间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用语之极度的单纯性，形象之结晶的明确的透明性，故事之特殊的接近大众的表现性，以用排除故意的鲁苏和文句不明的游戏等。”
周扬在同一时间写的《现实的与浪漫的》和《高尔基的浪漫主义》等文，也都是在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排除浪漫主义，不但不排除，还应该包容浪漫主义；但这种浪漫主义应该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消极的浪漫主义。
胡楣在《用什么方法去写诗》（载1934年12月1日上海《新诗歌》月刊第2卷第4期）中，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用之于新诗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布尔乔亚的宇宙观是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因而其艺术创作方法就是个人写实主义、个人浪漫主义。反之，普罗列塔利亚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因而其艺术创作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胡楣在自己的文章中，还转述了布哈林在一个报告中关于写诗的观点。即：第一，诗的社会功能。诗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战斗的武器，发生一种对于社会的活动力。第二，写诗要注意技巧，注意语言和构造的艺术形式。因而就要接受旧诗的遗产，从旧的作品中去学习诗的技术。一方面否定旧的艺术，同时还要在旧的当中去找寻遗物。这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辩证法公式中所谓的否定，并不是机械地完完全全地把旧的东西毁弃无遗，是从旧的进步到新的活动的过程中，毁弃了旧的某一部分，还接受它另一部分是可能的。把旧有产物里的许多原素分别取用在新的创作中，形成一个新的产物。第三，诗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了形式与内容的不能分离，复杂的诗的内容，自然也需要多样的诗的形式。但是复杂和多样的内容形式又需要一种统一的方法和统一的格调去统一它。即是说，把多面的诗的创作形式，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致的宽广的格调去统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适合了唯物辩证法，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转用到艺术领域上的一种艺术创作的特别的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一般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描写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劳动者的斗争，和伟大的现代的历史进展的复杂性。一般的现实主义只写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只是对于客观的对象加一种静的素描；没有推动社会主义的热情，没有看见历史和社会运动的发展的方向。第五，革命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只是对于客观过程的照相式的摄取，而是能把激荡的斗争的全世界的估计到将来，在历史的宝座上要鼓动英雄的原理的话，革命的浪漫主义是要渗透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来的。
胡楣即关露，是中国诗歌会的诗人。
1934年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婉龙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概观》（载1934年12月27日《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合刊）。文章说：
“在资本主义文学充满着灰暗没落的气息的时候，放出无限新鲜的光芒而照耀了现代人类文化全领域的，是斗争中的世界劳动者阶级所创立的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动的观点来反映现实，它不惟告诉人们世界是怎样的，更告诉人们世界将要怎样，而且人们自己应该怎样。新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面人生或社会的镜子，它是实际生活里开出来的花，又是争取新的生活的一种力量。
“新现实主义的奇葩，只有在现代劳动阶级的土壤里才能开放，就因为只有这个阶级的土壤才孕藏着丰富的生命，只有这个阶级正在和旧的世界搏斗而争取新的生活。”
文章还说，无论如何，在苏联，经过劳动阶级16年的专政时期，从产业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了当中已经产生了不少新的作家，这就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不惟在劳动阶级专政的苏联，就是在全世界，新现实主义也已经是浩浩荡荡地震动着人的心灵了。
婉龙又说，和战前的文学相反，苏联的文学是深切地有机地和生活连结着的。苏联的作家们所自傲的便是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成千成万的工人和农民的热烈的梦想，他们的奋斗，和他们胜利的结果。苏联新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生抱着非常的热望，它不断地关注着人生，从人生学习。苏联出色的作家耻于描写一个没有社会性质的或者他们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题材。苏联文学，由于它与生活的密接，由于它要用艺术的写作帮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所以是彻底写实主义的。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在阶级环境中表现英雄，而且还表现出了群众的活动怎样造成历史的变化。举例说，在内战的火焰里产生出来的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史诗，有震动世界的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倍兹明斯基的《一周间》，萧罗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倍尔的《红骑兵》，等等。写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作品有萧罗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潘非洛夫的《布鲁斯基》和《贫农组合》。写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有格拉特珂夫的《士敏士》、《能力》，夏奇尼安的《中央水力发电所》，以及别德内的诗篇，高乐基的《四十年》和《阿他芒诺夫事业》。
作者的结论是：“新现实主义便正是一个不可阻挠的浩荡的洪流，它不惟冲破了俄罗斯文学的旧堡垒，而且已经泛滥在世界的大部分。只要有劳动者阶级运动的地方，便有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浪。不管遭遇着怎样的艰苦，各重要国家的劳动者阶级便在文学上也有了足以雄视一切的成就。”“历史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新写实主义是现代文学的火车头，一切反历史性的文学派别都要被它碾成粉碎。因为只有世界劳动者阶级孕藏着无限丰富的生命，只有世界劳动者阶级凭着最大的勇敢与乐观在进行争取新的生活的奋斗，所以也只有劳动者阶级的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是充满着生气，走着雄阔的步伐。”
1937年4月10日《文艺科学》在日本东京创刊。这是一批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青年创办的刊物。该刊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的社论《提倡文艺理论重工业运动》说，“由于中华民族的质的规定性，国防文学已成为现阶段不可争的口号”，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展，是我们在国防文学确立以后的急不容缓的任务”；并且表示：该刊的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诸问题，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文坛”。创刊号刊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专辑（上辑），共六篇文章：许修林的《苏联文学运动方向转换的考察——拉普的理论清算》，施惠林、多利科诺夫合著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概观》（梁惠译），吉尔波丁等著《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田方绥译），罗森塔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本的诸源泉》（卓戈白译），西尔列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前提》（李微译），吉尔波丁的《新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赫戏译）。该刊创刊号还登出五月号的预告，目录中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下辑，其文章有：奴西诺夫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世界观及创作方法》（田方绥译）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心理表现》（白楚译）、鲁那差尔斯基的《戏剧上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李微译）、日本高冲阳造的《现实主义与艺术形式的问题》（赫戏译）、林为梁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本期未出版。
以如此多的篇幅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刊物，这是第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现将第一期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许修林的《苏联文学运动方向转换的考察——拉普的理论清算》说，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团体的再组织的决议》，表明苏联文学的方向的转换。其标志就是：一，决议解散拉普；二，成立全苏作家同盟。文章指出：从1928年5月拉普第一回总会到解散，拉普在理论斗争中，与瓦浪斯基的取消主义、皮烈威尔遮夫的机械论、文学战线派的折衷主义作斗争，确立了普罗的领导权，粉碎了布尔乔亚的残渣，而且把许多优秀的“同路人”作家（如法捷耶夫等）引导到自己的阵营，这是拉普的历史功劳。但是，到了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国内的形势起了大的变化。一是社会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转变立场，倒向共产党一边；三是工农文化水准在提高，产生了工农作家。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如何团结旧作家，如何培养工农作家，组织一支文艺大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拉普的理论和行动都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在组织上，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拉普书记局书记长阿卫尔巴哈的口号是“同盟者，——否则，就是敌人”。本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更多的同路人作家，但拉普却将他们排斥。拉普的理论系统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一周间》的作者李白丁斯基的理论系统是：以“直接的印象”为前提，“活的人间”作为创作口号，“心理写实主义”为其方法。
这是继周扬的文章之后，比较系统地分析拉普的错误的一篇文章。
许修林在他的文章的附志中说：“这万字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编译；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研究大纲。我说这是编译和大纲，是因为这文章仅是我对这问题的研究的开始，这里做了的仅只是材料的搜集和课程的分配。假如我没有认错了形势，我知道中国的文学运动已踏上了一个伟大的方向转换；而以我的理解，在全历史方向的攻势化，和阶级关系的重新变换这些特点上，中国的方向转换跟苏联的，其实有极深刻的类似。我不以我的研究为学院性。”
施惠林、多利科诺夫合著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概观》仅仅是“概观”，共讲六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必要的。文章说，由理论上的论究，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实际所指示出来的是：为着苏联文学的发达，最有效的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人生的正确的真实描写。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是不害怕真实的。他们有要知道一切关于人生的真实的兴味。他们不能自欺，而且也不愿自欺，把真实只作为敌人，是危险的。第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特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在凝固的形态中，而是在运动和发展中去表现现实，反映生活。它养成读者的刚毅，给与今后的斗争所必要的充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活动性。它认识现实，并在变革的目的上去反映现实。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法捷耶夫、潘菲洛夫、萧罗霍夫、倍兹勉斯基，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者。第三，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布尔乔亚的现实主义混同。作者说，布尔乔亚现实主义，即使在它的优秀的典型里，也不能从现实的表现中得出革命的结论来。在资本主义崩坏期的布尔乔亚的现实主义，都是似是而非的现实主义，是“没用的反动的现实主义”。它“只是描写琐事和细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的事物，看不到事物的全体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彻底地敌对的”。又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于以逃避现实为其特征的布尔乔亚的浪漫主义，同样是敌对的。这种浪漫主义，否定现实，耽于海市蜃楼的空想，难以实现的梦幻，和过去的哀惜，狭隘的个人的经验的穿凿。”第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没有矛盾。伊里奇说幻想是必要的。苏维埃作家透视未来，显示既成事实中的未来，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矛盾的，而且还是合一的。第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心理描写。伊里奇说过，人，如果没有热情，则对于真理的探求就不存在。因此，假如艺术家不是只有骨架的图式，想要描写人间的斗争，就不能不写人的心理。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能只囿困于个人心理的狭的范围，心理的展开不能离开现实、活动和斗争。第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注意形式问题。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是观念内容，也要求注意作品的形式。要将人物的共性、阶级性和他的个性特征紧密结合，否则就是人物描写的图式化，没有个性和均一化，这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妨碍。
吉尔波丁等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译者在正文之前有几句说明：“这篇论文是苏联文学理论杂志《文学评论》的社论，题名为《创造我们时代英雄的形象吧》，是该志编辑斯达夫与吉尔波丁，吉尔生，虞丁，罗森达尔，舍拉夫莫维支，伊列士，乌萧维支遮林斯基，兹那莫夫，斯特伊林，列贝狄夫集体之作，惟责任执笔者不明。这篇论文是为了要阐明第一次全苏联作家大会上的理论的，创作的诸问题的基本点而发表的。涉猎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底诸侧面。”文章的小标题是：艺术的本质；苏联文学的两个本质契机：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统一，集团性和个人性的统一；苏联文学的现状；当前的基本缺陷及诸问题。
在讲第一个问题时，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我们艺术文学的基本方法。若果辩证法唯物论适用于研究自然及自然科学诸法则，便是自然辩证法：而史的唯物论便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适用于发见及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法则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便是在意识形态的特殊分野上，通过特殊手段的辩证法唯物论诸法则的运用。”“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口号，“无视了艺术感性的特质，无视了形象思维的诸法则（形象思维，不能与论理思维截然分离，而且是辩证法的统一，同时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把我们的文学推出了活生生的伟大的诸过程之外。”又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口号，命令我们去具体地探求，仔细地研究现实的诸现象，而在诸事件的漩涡中，同时命令我们意识地为了艺术的诸概括之创造，把最丰富的经验素材客观化。艺术与科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主张艺术是综合的、科学是分析的那些庸俗学者们的意见。其实，艺术也同样是分析的。具体事物的研究和表现，如果没有诸现象的具体的艺术分析，是不能完成的。同时，真实的科学也不是说单具有诸事实的简单的经验的把握，我们的事情就算了结。真实的科学，常是记录着普遍的结论。作家的艺术方法是丰富的，愈是锐敏，他的作品就愈成为完全的、充满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东西。像以其基本的思想，而为魅惑性那样，Detail也是魅力的。”（Detail，细节）
关于苏联文学的两个本质契机之一“现实性和浪漫主义的统一”。文章说，“我们倾向于现实主义，但并不是说倾向于一切的现实主义。布尔乔亚现实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以经验的、物质的日常性的美学为理想，以‘中庸’为艺术的手段，以现实的模仿和‘复写’为口号的小市民的‘常识’的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也是反对的。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主义里，没有一点儿空想，但是对于今日的现实之明确的理解，与及关于明日的‘现实的空想’，却并相包容其中。”“我们的未来”“是没有人类对人类的压迫，有了个性的创造的开花，真正地充满了人类的光荣的美丽的东西。这未来，不单是科学地建立着基础，而且从已经包含着未来之一切要素的我们的现实直接地产生出来。”
苏联文学的两个本质契机之二是“集团性和个人性的统一”。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是使人们的意志从集团分离，而是在和集团的社会主义的意志与生活之运动的密接关系上，来把握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现实的。这个现实主义不是琐碎的、盲目的经验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是由经过阶级斗争的几个世纪的世界的经验所丰富了的，又是认识之最尖锐的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所照明了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包含着大众的社会主义的英雄的浪漫主义。”文学史昭明：布尔乔亚文学的英雄是为着个人幸福的斗士，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是为了全数劳动者的幸福而斗争的，在集团的幸福之中找出个人的幸福。这种英雄赞同个人的勇敢、决断和创造，但并不君临于大众之上。“我们的国家是英雄的，而我们的英雄具有康敏主义的、普罗革命的、伊里奇的、斯大林的性格，完全地表现着这些样相。”
文章在说到苏联文学的现状时，认为“还没有创造出我们时代的积极的英雄的多面的艺术形象”，是它的基本缺陷。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就是还没有确立“具体的真实的卡尔主义的思想”。科学批评不能排斥，要为确立马—伊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而斗争。“至于在斗争的当中，我们从古典作家们去学习，是必要的。假如在美学上，有从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斯大林等的思想出发的必要，那末我们批判地摄取贝林斯基，彻尔奴萧夫斯基，陀布罗流波夫等丰富的创作方法及美学的经验，从而完成它，这，也是同样的必要。”作者还特别指出：“为了想要批评，必须熟知批评的对象，为了想要卡尔主义地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的价值，必须具有巨大的文化知识，养成锐敏的艺术感觉，理论地锻炼自己。所以说，艺术的无知，是一般无知的部分表现。在文学的特殊的诸问题上，没有权威而且没有说服力的批评，则在思想内容的阐明上，也是没有权威的吧。”马—伊主义的文学批评，是探求问题的特殊性，而具体地认识它。所以，马—伊主义的文学批评是真实的艺术批评。”（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在中国文坛似是首次出现。）
罗森塔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本的诸源泉》，开章名义就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斯大林提出来的，这个新方法是基于严密地研究过马—伊主义的美学本质而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决不是静止的终极的概念。它是由深刻的生活的内容，而不绝地发展完成，充实的”，它跟随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源泉，作者说，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存在的客观性）是它的第一个源泉及基础。马—伊主义的反映论不单是无产阶级的哲学诸原理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及文学艺术等一切活动的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第二个源泉及基础是“全历史的总括”。卡尔及恩格斯不断地告诫理论家们：经济基础与上层诸意识形态间，直线的直接的关系是不存在的。过去诸时代所蓄积下来的各种智识、原理、观念、熟练及艺术的诸形式，才是特定的时代的哲学及艺术的直接的基础。卡尔主义和布尔乔亚的反历史主义完全无缘。要接受古典文学艺术的遗产，以过去文学里深刻的现实主义为模范。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乌斯宾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典型的现实主义“在艺术创作的历史过程上是最有价值的，进步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伊里奇给布尔乔亚现实主义的“优秀模范”以很高的评价。
西尔列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前提》一文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指导样式，无产阶级的样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又是人类所有的过去先行文化发展的产物。即前提有二：一是当前的生产关系，亦即社会现实；二是过往的文学历史传统。文章分别论证了俄罗斯文学、英国、法国、德国文学过去的传统，以及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需要从历史学习些什么，继承些什么。但又指出了布尔乔亚现实主义共同的毛病：“首先是在对客观的世界，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基本合法则性的无理解中，——在对于变动世界的实践的作用无理解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局限性。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的，只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布尔乔亚的现实主义，根本是暴露的，分析的，批判的，静的现实主义。19世纪的现实主义，有时几乎锐利的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加以批判，暴露那矛盾和毒病，但只停止在布尔乔亚社会基础之上，不能彻底地说明这些矛盾，和指示它的出路。”
吉尔波丁的《新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矛盾、冲突。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比这个时代更美好的未来也正在走来。“凡是英雄主义，英雄的行为以及无条件的忠诚，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期内的极其性格底的特征。若是艺术家赞美这些特征的话，若是他从非本质的诸特征，日常的生活事件及次要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把上述的诸特征理想化了的话，若是他指示了是我们全建设的目标的生活的充实和伟大的飞跃的话，他就会写着必要的有益的作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正当的，有益的。”即是说，苏联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英雄和英雄主义，正确地描写这些英雄和英雄主义，而不是去写那些琐事和俗事，就会产生革命浪漫主义。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有益的组成部分。吉尔波丁还希望：“我们通过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就能完成恩格斯所说的艺术的理想。即：历史的认识与莎士比亚的泼剌性及其典型性融合而成的那种艺术的理想！时代的前卫的思想的渗透，劳动者阶级的世界观以及康敏主义的把握，是能助长这个理想的实现的吧！”
以上是对《文艺科学》创刊号上五篇译文的内容的简介。约略说来，这些文章的观点是：一，清算“拉普”的错误。“拉普”自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有它的历史功绩，但它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在理论上的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了阻碍文学发展的绊脚石，必须清算它的错误，才能使文学适应新的形势。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社会现实的产物，是俄罗斯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既是前提，又是源泉。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以无产阶级前卫的眼光，能动地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发展中，去正确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没有矛盾，它们必须融合，这是因为苏联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英雄和英雄主义；作家应该如列宁所说，要有幻想，不要成为爬行主义者。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创造典型，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这些观点，是中国文坛今后一段时间时常提到的，并作为指导思想加以运用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战争年代里，中国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介绍的文章不多，笔诸仅见A·拉佛勒斯基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周行译，载1940年1月重庆《七月》月刊总第23期）、G·卢卡契的《论新现实主义》（王春江译，载1940年1月15日重庆《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日本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林焕平译，香港希望书店1940年10月出版）、A·亚历山大罗夫的《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庄寿慈译，载1947年6月30日《中苏文化》第18卷第6期）、塔拉仙柯夫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程上的苏联文学》（金人译，载1948年9月哈尔滨《文学战线》月刊第1卷第3期）、瓦西里耶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庄寿慈译，载1948年12月《中苏文化》第9卷第 9—10期。本文又由朱文澜译，载1949年1月《苏联文艺》第35期）、董秋斯根据苏联阿斯穆士教授的文章写成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载1949年2月上海《中国建设》月刊第7卷第5期）、A·塔拉辛可夫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见于伶等著《论电影》，《大众文艺丛刊》第6辑，1949年3月香港出版）、A·泰拉森科夫的《苏联文学中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朱文澜译，载1949年4月1日《新中华》第12卷第7期）。等等。这期间，中国作家、理论家写的文章也不多，笔者仅见罗荪的《关于现实主义》（载1940年3月15日重庆《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史笃的《再关于现实主义》（载1940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4卷第12期）、欧阳山的《关于“新”现实主义》、毕端的《“现实的正确描写”》、罗荪的《再谈〈关于现实主义〉》（均载1940年11月15日重庆《文学月报》第2卷第4期）、周钢鸣的《现实主义的求真精神》（载1944年4月1日桂林《当代文艺》第1卷第4期）、丁素的《新现实主义时代》（载1948年12月1日香港《小说》月刊第1卷第6期）、茅盾的《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载1949年11月10日《文艺报》第1卷第4期）等等。
苏联文艺理论批评家的文章大致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二是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讲高尔基的理论和贡献；三是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关于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A·拉佛勒斯基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开头就说：“高尔基，第一个实践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这方面的第一个理论家。他的文艺的论文，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值得我们加以细心研究的概念。”具体表现在：第一，依高尔基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普洛人道主义的确定。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劳动阶级的阶级自觉之上的，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和这种自觉的创造力量之上的，这才真的获得了全人类的内容。即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服务于普洛的事业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事业的。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的内容。高尔基强调艺术必须民众化。但要“避免民众艺术上任何民族的限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采用国际主义的。它的观念是世界性的；它的题材关联着全人类。”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的现实主义是有深刻的差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不是悲观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将劳动作为重要的主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已成为自愿的事，已成为一种主导的而非从属的力量，成为新人生活上最高的事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主人公，不能不选定‘劳动，就是说，人，他是由劳动的过程形成的，但反过来又组织劳动，发展它，直至把它变为一种艺术，我们必须去努力认识劳动就是创造’。”
而作为主题的劳动又是和作为主题的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写英雄就得创造典型，典型的东西通过英雄的形式表现出来。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积极地吸收积极的浪漫主义，要把未来包括在反映之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如创造它的阶级一样，是活在现在与未来的；它正视着未来，而且从未来的观点来反映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模范的作家，必须把‘艺术的基本的要点’，规定为‘在现实之上，从劳动阶级——这新人类的建立者所提出的光辉的目标的高处，去观察今天的事物’。”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由于方向是在于一个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新社会，是在于在那永远生长的进程中向着未来，而获得特殊的重要性。这里，艺术家可以促进这进程，预见其后来的路向，使人们对于他们所走的路有一种高度的自觉。新的现实主义跟旧的现实主义比较起来，是“第三种事物”，是更高级的事物，因为它在它的现实的形象中包含着未来。因为对于它，这未来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梦，而是要在人们眼前创作出来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高尔基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别于其他一切现实主义的质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国际主义和它包含着的对于现实的广泛而独特的把握；对于所谓“永久的题材”有了质的不同的新态度；对于自然，一种主动的创造的态度代替了被动的观照的态度；对于劳动的态度，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受罪，而只看成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创作方法领域里，它把现实主义与社会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之间的矛盾，把倾向与客观的真理之间的矛盾除去了；它把共产主义的未来看做一种现实，而这作家们是预见着的，于是就使它更加与现在接近了。
卢卡契也说，高尔基不但是一般世界文学，特别是自普希金至托尔斯泰的俄国文学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接受者和承继者，而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偶然提出来的，远在帝俄时代，高尔基的作品就具备这种品质。卢卡契指出：在苏联，1936年展开了关于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论战，内容是反对空洞而抽象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阶级论的机械搬用。这不是主张或反对现实主义的斗争，而是现实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各种具体问题的斗争。
塔拉仙柯夫在论文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传统的古典的现实主义的不同：
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描写现实的真实本质。特别是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任务。而过去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或知识分子的代表，且多活动在家庭生活和恋爱关系的框架上，不能描写出一个人的社会活动的全部范围。再就是不写劳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定要继承优秀的传统，要将文学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要有党性，即它的创作要由党和政府的政策所支配。它必须向读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也就是和它的共产主义方向所紧密联系着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基础，具有描写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苏维埃人们的业绩的能力，具有根据对当前的人民生活的正确认识而看到未来日子的能力。浪漫主义并不反对生活的真理，因为我们的作家们把我们苏维埃的日常业绩在浪漫主义的形象中描写出来，在浪漫主义的形象中肯定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脱离开生活的表面，而是深入地理解真理，把它扩大到今天的范围以前去。”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越正确，就越浪漫主义化。因为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是从运动中，从发展中，从动力中汲取生活。”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对生活真理的忠实性，自觉的党的共产主义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服务，看到自己人民将来前途的才能——这就是对于一个愿意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作家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就构成了把各种不同风格和不同创作方法的苏维埃作家们联系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本质和内容。”
董秋斯也把倾向性和党性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他编写的文章主要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和它与自然主义的区别。文章说：概括起来讲，自然主义是静的，新现实主义是动的；自然主义只写现存的，新现实主义兼写将来；自然主义没有理想，固着在地面上，一步不能上升，新现实主义负起教育社会进步分子的任务。即新现实主义是有倾向性和党性的。
罗荪等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涉及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的问题。他们说，现实主义的文学是动的，是发展的，是要从现实的现象中发掘出真理，但不能解释为拖光明的尾巴，写大团圆。（罗荪）作家仅仅是作到了“现实的正确的描写”，并不就是成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它必须深入到生活里面去，融进自己的感情和血肉，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这样才能组织生活，创作生活，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典型，提示生活的本质。（毕端）太强调世界观的作用会陷入二元论的麻烦里。结论应是：“第一要执着真理，不违背现实；第二，把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就更能正确的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第三，作家的素质，才能，技术等等的不同，也影响着反映现实，正确描写真实的方向。”（罗荪）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言九鼎，从此，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了讨论的余地。这“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的问题，就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和纲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就成了钦定法律。
和政治一体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公开申明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
有领袖的号召，文艺界只能坚决贯彻执行。
1952年，苏联召开十九大，马林科夫代表党中央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典型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1954年12月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致了祝词。苏联这次大会对1934年第一次大会所制定的《作家协会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所修改：保留了1934年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文句，删去了该章程中接着的一段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周扬在对大会的祝词中说，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理论总结，必“将鼓舞和帮助全世界进步作家按照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民族特点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共同轨道胜利前进”。
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提出反“个人迷信”。在反“个人迷信”的同时，苏联文艺界有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西方也有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教条主义、“个人迷信”相提并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都对这个口号注进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经过了20余年的历史进程，应该对此加以清理，使之健康地发展苏联文艺。为此，于1957年4月和1959年3月，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与苏联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主题是“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认为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而这股思潮的核心就是反苏反共，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共连续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以后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更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九篇评论（俗称“九评”），系统地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述中共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全面反击国际修正主义。在国内，有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1959年在党内又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运动。
文艺界紧随其后，也“反修”“批修”，保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因此，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讨论文章，中国都及时有所选择地予以翻译，并结集出版。
一本是《世界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内收论文12篇。编者在写于本年8月的简短后记中说：“近年来，现实主义问题成了文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作家和批评家，特别是现代派的作家和批评家，对现实主义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有的甚至认为现实主义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既然否定现实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因此，保卫现实主义、探讨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古典遗产传统怎样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得到发展以及另外一些关键性问题，就成了进步的文艺学家的重要任务。”
这篇后记说，1957年4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莫斯科举行了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作为讨论基础的有十一个报告：艾里斯别格的《现实主义研究中有关古典遗产的争论问题》、谢尔宾纳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捷林斯基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赫拉普钦科的《现实主义方法和作家的创作个性》等四个报告，主要涉及一般理论性的问题。李哈乔夫的《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布拉果依的《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的特点》、彼尔卓夫的《现实主义与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诸流派》等三个报告，谈的是俄国文学中的问题。康拉德的《现实主义和东方文学》、萨马林的《论文艺复兴时代西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叶里斯特拉托娃的《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互关系》、伊瓦宪科的《论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四个报告，谈的是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中的问题。而阿尼西莫夫的《现实主义问题与世界文学》一文则是对此次讨论的总结。以上讨论文章皆收入《世界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一书中。编者说，苏联的那次讨论“会上一致反对对现实主义作扩大或缩小的了解，反对把现实主义和真实性、艺术性，甚至是一般的艺术等同起来。对于把整个艺术发展史看作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观念，大家都给予有力的反驳。”
这里我们把谢尔宾纳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的内容略作介绍。
本文一开头就说，通过目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出重大的政治问题，看出世界文化发展的各种不同趋向”。因为有人“硬说现实主义的古典形式已经过时”，而“把各种各样的颓废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吹捧为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道路”。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杜撰的，是教条主义的，是束缚艺术的，是“为了党的宣传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谎话、标签加形式”。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是个人崇拜的产物，看成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时期所凭空捏造的东西，它对艺术发展起了不良的作用。
文章首先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内容和意义。作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于社会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由于艺术发展本身的活的逻辑而历史地合乎规律地产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世界文学中已经取得主导地位的现代进步艺术。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家的创作能最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萧罗霍夫、巴比塞、阿拉贡、艾吕雅、郭沫若、茅盾、贝希尔、西格斯、勃莱希特、拉克司奈斯、亚马多、聂鲁达、旭恩·奥凯西、伏契克、普依曼诺娃、涅兹瓦尔以及其他许多世界闻名的作家的创作。与这些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最能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明现代文学运动中最有意义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活生生的艺术现象联系在一起，因而必须克服两种片面的观点：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一定的艺术描绘手段的总和，一种是认为它仅仅是世界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从抽象的前提产生的，而是从生活本身、创作过程本身产生的。
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世界艺术发展的新阶段。它最彻底地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和传统，它以新的素质和特征来丰富它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以前的古典现实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并且保持了它的许多一般的特征。而最主要的是：在新的历史现实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一般的现实主义原则发生了转化，并且日益丰富起来，现实主义本身具有了新的素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最彻底地保持、丰富、改造和扩大了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基础，而且还使它和其他的新的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决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分割开来。硬要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中抽出现实主义描绘的一般特征，那就永远只能产生凭空臆测的公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真正从艺术上来揭示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的创造者、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关系，创造性的劳动、建设的热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新的方式揭示了人民群众的面貌，空前地扩大了艺术的视野，用新的观点来洞察现实，揭示了美的新的源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决地肯定人在生活和艺术中的主要地位，而且人民群众还不是同情的对象，它是活的真正的主人和创造者。这种对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观点联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所固有的特征——对世界发展的洞察的明确性和远见性，令人真实地感到的历史气息，时间的运动。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生活描绘的真实性是和党性原则不可分割的。党性不是向艺术提出的一定的政治要求的总和，它和外来的人为的对创作过程的某种规定毫无共同之处。应该反对把文学的党性看成是限制艺术、使艺术变得贫乏的某种狭隘的尺度。相反，党性是艺术家崇高的内心激情，它表明艺术家有决心用自己的艺术来为人民服务，有决心用艺术手段来帮助人民在智力上和美感上的发展。党性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固有的内在素质，它是通过艺术家的整个创作意图、他的理想和目的的性质表现出来的。没有任何的艺术方法能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样最充分地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
第三，必须广泛地理解现实主义概念的现代内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现实主义的关系。作者说，现代现实主义的特点是：把各式各样假定的、怪诞的、譬喻的和夸张的形象、题材和情节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这种假定性同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对生活的描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帮助艺术家明显地从艺术上来表现历史现实的真正特征和过程。在法郎士、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杰克·伦敦、威尔斯、亨利·曼、托马斯·曼的创作中，都可见探求与现代人类的存在和意识的复杂性相适应的新的艺术手段。但又绝不能采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内容，即在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实质、艺术特点和可能性。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总结说：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真正面貌，是在最大的、最光辉的、最富有创造性的文艺作家的创作中被提示出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与它对立的艺术派别的历史竞赛，完全不只是某些抽象的美学体系的冲突。这是隐藏在这些或那些术语后面的实在的思想艺术珍品的竞赛。”高尔基等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珍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运动中占着怎样的主导地位。
也是在1958年，译文社编选了两辑《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文集（作家出版社分别于1958年7月和10月出版）。第一辑收文29篇，第二辑收文46篇（包括附录）。
译文社的前言说：“1956年2月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界，在大会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大大的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无孔不入的社会主义敌人却就利用这个时机，密切配合当时国际间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在文艺战线上也发动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们恶毒地诽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次进攻中，文学上的修正主义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南斯拉夫，以及十月事变前的匈牙利等国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文学家左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和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在各国兄弟党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同时也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和批判。经过一、两年时间大规模的辩论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于在文学战线上取得了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前言又说，“这是一场富有历史意义的文艺思想斗争，它对今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将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它和我们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是息息相关的。为了帮助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这次斗争的情况，我们从两年来国外报刊上选择一部分是主要的有关这次斗争的批评文章，编译成专集，以资参考。”第一辑收有关苏联的材料；第二辑收有关东欧各国的材料。第一辑的第一部分是带有纲领性的文章，它们是：赫鲁晓夫的《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三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党和苏联文学艺术发展问题》和《维护文学和艺术问题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性》，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报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苏联文学》、苏尔科夫的《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会上的开会词和总结发言》与《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是我们崇高的使命》。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中国文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专论说，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中当前的缺点是：反映苏联现实的英雄气概的、富有广泛概括意义的不朽艺术作品，在战后时期创作得很少。“对于我们这充满了新与旧的紧张斗争的英雄时代，没有从它的矛盾的全部复杂性中加以描写；对于旧事物的危害没有加以揭露，对于新的先进事物的不可战胜的威力、伟大和美没有给以富有艺术魅力的展示。灰色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还常常出现。”有些作家“不善于深刻理解生活的规律性，所以粉饰现实，忽视我们的困难，不去真实地揭露缺点，不去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进行真正的斗争。”
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在美学问题，亦即典型问题上有错误。“典型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它同艺术创作的其他问题是分不开的；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顺利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深刻地理解文学和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于争取提高文学和艺术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于反对文学和艺术落后于生活，对于杜绝灰色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或歪曲我国现实的作品，都是极其必需的。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典型化是艺术性的极重要的条件。只有借助于典型化，才能实现对艺术的、也就是形象的反映。”“艺术中生活现象典型化的复杂过程的要义就在于：不是用公式，而是用鲜明的、具体感性的、给人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生活的本质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些形象不仅影响人的理智，而且还影响人的感情。典型化是艺术所特有的用个别化的、具体感性的、唤起美感的形式来概括生活现象的方法。”
专论说，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在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中间传播着某些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问题的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有一些公式风行一时，根据这些公式，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被确定为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因而断定，典型性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而且只有对艺术形象作有意识的夸张，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和强调它的典型性。这些烦琐哲学的公式冒充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并且错误地同我们党对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专论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专门的批判。
第一，把典型仅仅规定为与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一致，与一定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一致的定义，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它脱离了艺术创作的生活实践，没有估计到艺术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的特点。这个定义忽略了艺术与其他观念有不同的地方。作为艺术基本规律之一的典型化，是艺术创作的特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艺术不同于科学，它以形象，也就是以具体感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规律性，把一般体现在个别之中。在现实主义的艺术中，生活的一切现实和现象都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以社会本质的赤裸裸的抽象概念表现出来的。把典型仅仅看作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体现，就会使艺术作品丧失生活的各自丰富多彩的现象，就会去创造公式，而不是去创造艺术形象。艺术家力求达到的主要东西就是创造这样一个鲜明的个性化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又体现着某一类人的共同的特征。“要求艺术形象的深刻的个性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精确地制定了文学和艺术的阶级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明确地规定了世界观在艺术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阶级性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列宁对文学和艺术科学的极重要的贡献，是美学思想的伟大成就。但是，如果把典型仅仅当成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把典型仅仅归结为政治，就会促使人们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和艺术的现象。不估计到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时代和条件，不深刻地分析他的世界观的性质，而企图在任何一个典型中找到党性立场的表现，结果就会抹杀文学和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历史内容。专论在分析了中外伟大的艺术家，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他们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事实以后，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艺术家的世界观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艺术家的世界观常常是很矛盾的，而这又不能不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党性是以世界观的自觉的明确的阶级性为前提，这远非一切艺术家所固有的。”“十分明显，不能把文学和艺术的党性概念的历史地具体的内容简单化地、烦琐哲学地同一切时代和一切艺术家所采用的典型化联系在一起。”在艺术创作中，要从生动的现实中的事实和现象出发，而不要从主观的设想和愿望出发，把人物变成了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
还是在这一两年，我国又出版了两厚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
第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6月出版）收论文31篇，并两篇附录。这本论文集集结了从1956年底至1957年底中国各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论文。《编辑后记》说：“从1956年春季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以后，修正主义思想开始在文艺界抬起头来。在文艺思想领域中，修正主义者的主要企图，在于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此相联系的有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如认为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质的区别；硬说创作方法是客观法则、否认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作用；强调不要社会主义精神的所谓‘写真实’等等。首先发动进攻、并且在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上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便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但是，修正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国内的批评家们，随即起而反击这些修正主义论点，这样，便出现了以张光年同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为首的一系列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关论文。这些论文，有力的驳斥了以上所述的那一些修正主义论点，捍卫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本论文集，除了张光年的文章外，主要还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和《再论现实主义问题》、蒋孔阳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群的《我们的文艺方向和创作方法》、姚文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李希凡的《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等等。
第二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10月出版）收文27篇。《编辑后记》说，这一集记录的是“1958年一年中在文艺领域中所继续进行的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斗争的成果”。又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理论探索，去年上半年较为热烈，下半年以后，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上，所以，自7月份开始，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文就逐渐减少了；10月以后，讨论大致告一段落。”本集所收论文，如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以群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等，“在去年讨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探讨，有力地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论点。”
的确如此。自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就被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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