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20世纪初年发生的新史学思潮，学术界的研究可谓日益深入，其中，有关“新史学”的本质问题，属于新史学思潮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但众说纷纭，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趋势。因此，本文从分析这些解读入手，试图为“新史学”的本质寻找一个更近本真的观点。作为“新史学”倡导者与奠基者的梁启超，学界对其20世纪初年的史学做了更多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整个“新史学”的分析，这里合并讨论。
对“新史学”本质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从史学理论方面进行的界定，有爱国主义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观点。俞旦初首先提出新史学思潮是“爱国主义史学思潮”①说，但“爱国”二字比较宽泛，它主要是对史家情操的一个评定，影响史家的研究取向，不宜作为“新史学”的本质特征。论证“新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人有很多。王晴佳说：“这一‘新史学’从本质上看就是‘科学史学’。”②这一本质的判定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为整个新史学思潮的本质，未免以偏赅全，当然，作者本人是在比较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本质”一词的。同样的道理，李绪柏认为“专门记载事实，叙述历史表面现象的旧史学要让位于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新史学了。这是史学任务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新史学’的实质就在这里”③。注重对历史进行分析与解释的确是新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任务，然而将任务当本质则有些不妥。汪荣祖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此说殊与事实相违。”④这一评论本身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从史学理论方面就“新史学”本质进行论定的各种观点来说，是大致不差的。
其二是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进行的解读，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史学”是文明史学、社会史、民族主义史学等。鲍绍霖、姜芃、郑先兴等均认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⑤，其中郑先兴文明史学观点的论述最为详细；不过据笔者观察，他运用文明史学来解读“新史学”，有不能顺利解释的现象，如他提到，“所以，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以全史的方面看，梁启超虽然否定政治史，但并没有排除政治史……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⑥。事实上，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不是梁启超等先辈学者，而是当下的解读体系，且不是郑先兴一个人的误读，几乎是当今学界对该问题认识的一个普遍现象。人们主要是混淆了一些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另外，梁启超想说的只是让“文化史”取代“旧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地位，改变原先没有“文化史”或者“文化史”只处于附属地位的情况，而不是完全排除政治史。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谈到。总之，这种文明史学的解读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新史学”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⑦跳出就史学谈史学的状况，考察新史学思潮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论证它不仅仅是一场史学革新运动，而且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此后一些学者⑧更进一步指出“新史学”与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大陆学者有徐国利⑨、许小青⑩等，台湾学者有王汎森(11)、汪荣祖(12)等人。从总体上说，这些学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出了“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本质关系，并留下了具体论证分析的空间。
本文认为，考察“新史学”的本质如何，应该从其书写的具体内容着手，正如王汎森所说，“第一次史学革命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13)，即“新史学”主要回答了史书写什么的问题，因此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解读“新史学”的本质，才是正确路径。由此，笔者认同“新史学”的本质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在当时史家心目中，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史学撰述的宗旨或动力，其本身直接影响了“新史学”的内部构造，对“新史学”具有全方位的规范作用。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揭示民族主义新史学具体的建构过程，以深化对新史学思潮这一史学史上重要事件的认识，同时，围绕新史学解读的一些错误认识做一些必要的澄清。
二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什么是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十分复杂的概念。从词源学上来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与民族(nation)密切相关的一个词语，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族自古便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民族主义则是18世纪随着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兴起，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开始被频繁使用。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出现第一次高潮则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对民族主义的界定，迄今为止，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倾向于民族主义兼有多种特质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是指一种以特定的心理认同为基础的情感归属；也是指追求某种特定目的的思想或学说；最后是指行动或实践层次上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它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民族主义的诉求会有所侧重。
民族主义理论1901年由梁启超引进(14)，迅速风靡20世纪初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么，此时学人理解的民族主义又有着怎样特定的内涵与外延呢？
首先，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十分重要，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5)。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承担着民族独立与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同时“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16)。学人意识到：“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7)民族主义被当做了挽救国家危亡的不二法门。甚至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18)。由此可知，民族主义在当时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民族主义让国人明确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潮中的位置，“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那么当时的中国在民族主义的进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19)国际局势更加逼人：“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20)从严峻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成为时人分析民族国家问题的思维工具。
其次，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才得以生存于竞争激烈的世界。“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21)“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2)这里民族主义以民主主义为内容。由此，“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23)！雨尘子透过对比更深刻地剖析道：“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已往之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欧人不于十九世纪中，大振民族国家之势力，则二十世纪中经济竞争，必不能强横至此。”(24)总之，实行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是当务之急！
第三，具体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则出现了分歧。革命派认为：“有国与无国，有主与无主，全在吾国民能尽政治上之责任与否间耳。政治上之责任维何，则莫有大于合我血统同、地理同、历史同、文字同之一黄帝民族，组织一民族的国家者也。组织民族的国家之道维何？则首在建设新政府。”(25)他们构建的民族—国家方案不是把新民而是把新政府摆在了第一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个新国家应该是由汉民族组成的国家，即建立一个“小民族主义”国家。在20世纪前十年国人民族主义理念中，这是对民族与国家关系占主流地位的理解，尽管革命派在实践中随着认识的深入有所调整。这是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进行政治革命的民族建国方案与实践。
梁启超代表立宪派的观点：“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与革命派不同，他把新民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即参政权问题与民族建国问题。“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所谓“参政权问题”是指：“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强调公民参政的民主权利问题。“民族建国问题”是说“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26)。梁启超要解决的是民族救亡问题，即坚持“大民族主义”建国方案。
总之，中国此时的民族主义侧重于引进与整合民族主义理论，力图将民族主义理论转化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动员与实践。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其历史自然衍生的产物，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族国家，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是其基本内涵。同西方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任务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情，一方面，此时的民主进程是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既要处理外族入侵的民族问题，又纠结于国内民族问题。由此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复杂的特色。由前面的引述可知，民族主义话语已经被20世纪初年的知识精英们用来省思当时的政治世界，更用来清算思想领域，几乎在同时就被他们用来考问传统史学，从而开始了“新史学”的建构历程，民族主义的上述观念也渗透进“新史学”的建构之中。他们十分自觉且积极地将民族主义与史学联系在了一起。
梁启超认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7)他断定史学的巨大功能在于为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服务，史学是民族主义发达的载体，把史学与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政治概念“国民”等直接联系了起来(28)。梁启超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9)由此可知，他正是以民族主义为标准去要求史学，以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服务。
章太炎史学表述里有着同样浓重的民族主义蕴涵：“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30)并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对史学所具有的厚重依赖：“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31)
当时的报章杂志也加入宣传民族主义史学的潮流。1903年，东新译社声称自己编辑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32)。他们介绍宣传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说他“痛国家之不血食，愤种族之将犬羊，特输万斛热诚，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大国民之社会如何起源，如何发达，如何变迁，如何进化，及盛衰隆替之因果、小退大进之关系，而
钺之，而纪念之，而指点评判之。其宗旨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斩绝奴隶根性”(33)，指出民族主义是史学撰著的宗旨。曾鲲化本人在其《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中也指出，中国过去“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34)。
总之，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时人试图将史学纳入民族主义宣传的轨道，作为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载体，让民族主义成为史学撰述的宗旨。相应地，民族主义成为学人反思传统史学的武器，表现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上，同时，民族主义理念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新史学”之中，规范了“新史学”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对“新史学”的建构上。这样，相对于世界历史，学人努力建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相对于传统史学，亦因此而有国家—国民历史叙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此，中国史学有了世界视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征程。
三 “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指向一：写民族—国家发展进化的历史
历史书写主体及其书写内容的界定，是判断某一史学本质最根本的依据。历史书写的主体就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有没有历史主体以及历史主体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点，所以对历史主体的判定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人们的阶级立场。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家是如何界定这个问题的呢？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与奠基之作。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历史性质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第一个层次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即新史学以进化现象为书写内容，划清了与旧史一治一乱循环史观的界限，他认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35)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表达了相同的见解：“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36)曾鲲化也指出：“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37)新史学书写进化现象在时人已成共识。
历史是叙述进化现象的，那么是叙述谁的进化？构成这历史的主体是谁呢？梁启超对史学界定的第二个层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38)这里的“人群”也就是人类社会。如果说梁启超的“人群”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味道，更多的人则进行了直接地表述，“以广义言之，则天体之运行，地势之变迁，与夫一切动植物之类族辨种，胥属于历史之学科。以狭义言之，则观察人间社会进化之现象而已”(39)。“故历史者，以人类社会进化之现象为范围”(40)。在一些教科书的叙论或序中，也有同样的界定：“历史者，考究社会人类进化之阶级及法则者也。”(41)由此可知，学人们已经自觉地以人本主义的观念界定历史主体，历史主体不是神，也不是绝对精神，而回归到人类社会这一广阔现实的领域。
人类社会或者“人群”的进化是有阶段性的，包括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也就是可以进一步确指的。在梁启超对史学进行界定时，就将“人群”具体到他所处的当下时空，“人群”即“人种”已经发展到“民族”阶段。他曾明晰地表述了人种进化的历程，并如此来定义“历史”：“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他进而总结道：“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42)由此可知，就梁启超所处的当下阶段来讲，人类社会的组织单位是“民族—国家”，人种已发展到了“国族”的阶段。这里“国族”就是“民族”，成为历史的主体，民族进化发展的历程成为历史叙写的内容。在20世纪初年，由于时人刚刚接触到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知识，他们并不能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通常是两者混用。
“人群”直接指“民族”，在梁启超同一篇文章中就可以得到验证。他说：“史也者，非记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一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43)在《中国史叙论》中，他强调“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44)；在其《〈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他同样界定道：“史者，所以记一民族之发达进化及其与他民族之竞争交涉，故必深明各民族之位置，然后其交涉发达乃可得而言。”(45)在更多情况下，他会在“民族”之前加上“中国”或“中华”两个词，这时“人群”又成了“汉民族”。梁启超提出这些理论概念以后不久，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以1903年为界，他摒弃“一民族一国家”的局限，开始“大民族主义”的呐喊。但更多的人却接过了他前此的衣钵，同样以民族作为历史主体来定义历史，“普通所言历史者实不过地球各国国民华离破碎之现象，而细观之，实不过各当国中最有势力之一民族飞扬活动之现象。故以最狭义言之，实不过民族之历史”(46)。邓实也认为历史就是“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47)。刘成禺论证说：“夫所重乎历史者，重其能述一种民族中一团体一分子之原理、其苗裔繁衍之情况，描写祖国惠彼后人，使生爱种之遐心也；逆叙一种民族中已去事实、将来影响，足以扩充吾种之条例、代画保种之良策也。”所以，“史学者，考究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之学也，非属形势上之证迹而为社会中之生活。史学于社会，舍人种进化之顺序及法则，别无可言也”(48)。傅岳棻的《西洋历史教科书》也认为：“历史者何？记载人种之生存竞争而已。有人种，然后有历史，无人种，则无以为历史。人种固历史之主要也。”他还为“西史”下了一个定义：“夫人类进化，以全国全种为准，而历史以表其全国全种进化之现象为界。则断之曰：西史者，泰西全国全种进化之鉴，靡不可也。”(49)通过西方历史的考察，傅岳棻强调写作民族—国家史的必要性：“历史固以人类进化为范围者也，然人类进化，当合全国全种以较其差率。若但以一部分及少数人观察之，则泰西今日宏达之士，未必远胜希腊柏阿诸儒……则以全国全种之人群，乘时际势，相激相竞，相摩相荡，相输相衍，而智慧、才力、道德俱臻进步，而占最高之位置也。”(50)
有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爽快的表述：“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51)“中国历史者，汉族统治之历史，而非一人之家谱。故叙事专叙民族盛衰之原因，而于一人之事，多从略焉。”(52)
正是在理论上有这样一些认识及随之而来的史学实践，特别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推动，出现了《中国人种考》、《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的过去与未来》、《黄史》等一批研究汉民族历史的论文论著，一些历史教科书也声称是以汉民族为本位进行的历史编纂，这样导致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一个研究汉民族史的高潮，用以作为排满革命的宣传，为建立汉民族—国家服务。而梁启超、蒋智由等的“民族”则更多地是针对当时侵略中国的西方民族，他们相继写了《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世界民族竞争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人种考》等论文论著，力图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引导到立宪救亡的道路上。
四 “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指向二：写国家—国民发展进化的历史
至此，对“人群”、“人类社会”的理解并没有结束，民族主义理念是有着双重蕴涵的：“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也。”(53)——对外而言，各国是由民族为单位组成；对内而言，国家则应由具有合群进取精神的现代国民构成。“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成国者也。”(54)由此，时人对历史书写主体也有更进一步的界定，对历史的定义也有对外对内的两个层次：对外是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对内则是国家—国民历史叙事。前面已经指出，学人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中，新国民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叙写民族国家历史的史学，国民的地位也毋庸置疑。这样，“国民”也就成为了历史更为直接的书写主体。
从历史纵向发展历程的视角，赵必振对书写国家—国民史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史之体有三：神权之世，则为神代史；君权之世，则为君史；民权发达之世，则为民史。”(55)邓实在《史学通论》一文中也提出：“余谓史亦有三等：上世一等为神权时代史，曰神史；中世一等为君权时代史，曰君史；近世一等为民权时代史，曰民史。”历史已经发展到应该放弃“君史”，而以国民发展进化为历史书写内容的历史时期，即“民史”的阶段。邓实进一步指出这一历史阶段的具体时间：“十九世纪为君权过渡民权之时代，十九世纪以前地球皆君史无民史，十九世纪之后，地球又将皆民史无君史。”(56)
梁启超总结说：“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57)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内容：“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58)
黄节引用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哲儒论史学之关系，有国家与人种两端。柏林史学大会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入霸，国恒亡。”(59)
曾鲲化认为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最[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60)。据此，他如此进行历史叙事：“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61)
陈黻宸也说：“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夫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平民之事，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杀者，废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无业者，每年必为平均分数，而以其所调查者比而较之。比较既精，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析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所以他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62)
当年的许多历史教科书，也宣传以国民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历史者，泛而视之，不过人世之记录，然精而解之，则举组织文明史之国民，而核其起原与进步者也。历史所以如此高尚者，乃就脱草昧之境界，结有政之社会之国民而言也。故其记载之区域，亦以影响及于古来世事本体，以成就当今世态之国民为限，此区域即谓之历史之本部。”(63)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20世纪初年史家对新的民族主义叙事有很清醒的一致性认识：写民族—国家发展进化的历史，写国家—国民进化发展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史”与“君史”的解读中，学界认为两者是对应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体现了新旧史学书写主体的根本性转变。但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民史”与“政治史”是对立的，则有些偏颇了，其实，“民史”与“政治史”是分属于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时的“民史”并不排斥政治史，并不只是民间生活的写照；相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场域中，政治是“民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只是“民史”语境下的政治已然是新的政治，是国民的政治，已经根本不同于“君史”下的传统政治史。
“新史学”界定了自己书写的主体及书写内容，即要书写民族—国家、国家—国民进化发展的历史，也就确立了“新史学”要达到的功能及实现的任务，而史学功能与任务反过来也确证了“新史学”的民族主义本质。
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新史学”第三个层次的界定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是对“新史学”根本任务的论说。为什么必须求得“公理公例”，归纳为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64)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这是对史学价值的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功能不再是“资治”、“教化”，而是在进化论的思路下，史学站在了人类社会当下的时空之中，记述过去，是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走向未来。“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65)史家要把国民放在心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寻求，更重要的是因为时刻萦绕于怀的民族兴亡，新民热望！它既是久远的理想，也是当下的现实诉求。
貍照认为整理古籍作为教科书应该这样去做：“中国礼经，所存者皆三古制度，占古史一大部分，其文繁缛，以是施于教科，当依戴东原《七经小记》之义例，条列各事，取古说之可信者，以著明其因果，凡关涉一群之大事，如封建、井田、宗法，如冠、昏、丧、祭，如明堂寝庙，一一为之疏明，使古代制度，犁然在目，读者之精神能与三古相接，爱国之念自然摅发，承学之士，又得有稽考，不致误用，功力实为今日制作之大业也，今日编国史教科书，能明此意者盖寡。”(66)即应该以刚刚接触到的历史哲学知识去整理，条贯之，其中应有对民族兴亡“公理公例”的探索以及爱国主义旨趣的表达。
傅岳棻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贯通，重在当下避免“陆沉”：“讲求历史者，非研究过去之事实者也，乃研究过去事实之遗存于现在影响于现在者也。欲知过去，实为欲知现在，过去可不知，现在不可不知，不知现在，则无以处此世界。欲知现在，即不可不知过去。过去者，现在所自出也，故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研究历史之法，在即过去事实之陈述，以发现真理，说明现在，预察将来。而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历史家以此为宗旨，读史者亦以此为要义，历史家本此以构造历史。”(67)总之，历史被分成了两个层次：事实的部分和解释的部分。后者是民族主义史学更为着重的内容，也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部分。通过进化发展的理念把历史事实贯串成通往未来的宏大叙事，是史学的任务所在。
同样的道理，正是新的历史书写内容及书写主体的确立，对历史规律追求的普遍认同，决定了史学界对史料取舍的态度；而对史料的去取，体现的也是民族主义的信念。章太炎道出自己准备写作通史的史料取舍情况：“静以藏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遗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68)强调了以新的史学观念为取舍史料标准的倾向。
《新体中国历史》标明自己既不关注“无益之考证”，也摒弃“泛漫之议论”，其侧重之处在于“惟着眼我邦建国之体制，历代之大事，忠良贤哲之事迹；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施；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实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事，自能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立此争竞之世界，庶实受历史之效益欤”(69)。他们希望通过民族主义史学的书写，贯注其生存竞争的历史哲学，以启蒙民众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
五 “新史学”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民族主义特色
“新史学”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方面也有自己的建构，突出地体现在一些新标准的确立上。“评论总是在某种标准下进行的评论，史学评论标准是进行史学评论的基本原则和直接依据。”(70)对于历史评论也是同样的道理。“新史学”同传统史学相比，在评论标准上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两者社会政治标准的差异，这也是能决定“新史学”本质属性的方面，所以这里主要讨论社会政治标准的确立问题，对于学术标准的表现从略。
首先考察史学批评。20世纪初年史学评论的标准是通过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及中国有无史学的讨论中建立起来的，相对于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评价标准，随着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话语成为公共思想资源，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时代诉求，使得民族与国民的进化发展也成为史学评论的首要标准。
梁启超是揭起批判旧史学大旗的人，在他著名的“四弊”说中，其第一弊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认为：“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因为“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71)。这里他不仅把史学提高到极重要的地位，认为史学在国家思想的打造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明确指出史学不应为封建君主服务，史学书写的主体应由“君”而为“国民”。
其第二弊为“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史学只重视杰出人物的书写，而忽视杰出人物只是时代的产物，以致造成“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为避免这种群体意识的缺失，他认为“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72)。即历史应该书写人类社会之中不同的“民族”或“国民”群体之间相互竞争发展的进化状态，养成国民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国民全体、人类社会的进步。
讨论热烈的中国有无历史的问题，往往也是从民族主义诉求的角度进行评判。邓实就曾感慨：“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73)其实，他并未否认中国有“史”，但中国有的是“朝史”、“君史”、“贵族史”，而非他所希望的新的“国史”、“民史”、“社会史”，他的有无“史”观，纯以史学是否具有反封建专制的性质为断。1902年《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上的《私史》一文，也从同样的角度指责中国旧史“是一家之史，非全国之史也。一时之史，非万世之史也……以是为史，谓之无史可也”(74)。
黄节则认为：“吾观夫六经诸子，则吾群治之进退有可以称述者矣。不宁惟是，史迁所创，若河渠、平准与夫刺客、游侠、货殖诸篇，其于民物之盛衰，风俗道艺之升降，靡不悉书；至如范晔之传党锢，谢承之传风教，王隐之传寒俊，欧阳修之传义儿，是皆有见夫社会得失之故，言之成理，为群史独例。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牒，斯言也，毋亦过当与！”(75)可见，他是认为中国有史的，传统史学中不乏当下所要求的“民史”、“社会史”的内容。他“有史”论的标准也符合反封建专制的政治诉求。
由此可知，20世纪初年学人正是以新的近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为首要标准去评判旧史学，传统的儒家伦理史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他们发出了“史界革命”的急切呐喊！掀起轰轰烈烈的“新史学”思潮，必须开始新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建构了！
同样，历史评论方面也面临着评价标准的根本转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重在历史叙述，史论处在并不重要的位置，但是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此时的“新史学”是非常自觉地提倡历史哲学的，把“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当做“新史学”的根本任务。不仅提高史论的地位，在史学实践中史论更是随处可见，而使用最多的则是运用新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分析，无论是中国史，还是外国史；无论是革命史，还是立宪史；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分析，都体现这一本质特征，甚至一些历史文章的标题就已经表现出其民族主义的倾向性，例如：《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传》、《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等。下面分析一个具体问题，以见民族主义话语运用之一斑。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时人以明清早期关系为内容的三篇文章。有妫血胤(陈去病)在《民报》上发表了《明清最初之交涉》一文，考证满洲祖先与明朝的关系，揭露其祖先作为明之附属而谋叛逆的罪行。该文评论清朝之所以隐晦与明朝的关系，原因在于：“则自以曾受明封，一旦背恩负义，荐食上国，
颜入主，中怀不无有所惭惧，惟恐人之摘发。若复述明来历，直是自供罪状矣。故宁削除而消灭之。至不惜变易其祖宗之名号，紊乱祖宗之事迹以图覆盖。”(76)所以，这篇文章动用了传统的藩属之忠的标准谴责满洲的大逆不道，还有一些传统儒家意味。
思古的《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一文，也是考证明清最初之关系，但该文并不认为清是明的藩属，而是力证清与明是为并立国，如此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作者分祸害到中原腹地的民族为两类：一类“异族宅华，均系归附中原之族。宅居域内，有部族而无国家，其肇基之地亦在腹土之中”；一类“肇基域外，始以国家之威力侵入中土”，为“以异族之国家，战胜汉族之国家者也”。满洲入主中原则属于后者。他认为：“夫满洲当前明时既并立为国；入关以后又不与汉族相混融。则满洲征服中国，律之往事，须与金元蒙古同例；律以近事，复与英灭印度、俄灭波兰、法灭安南者同科！”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满洲当前明时代于中国为敌国，故仇满为汉人之天职！”(77)由此可知，作者运用新的民族国家话语重新构筑的历史记忆建立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上：满汉矛盾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清代明不是同一民族国家内不同政府的嬗递，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由此为反满事业提供更大的合理性。
《中国新报》上发表的《论前明时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一文在征引历史事实之前，作了这样的界定：“使满洲之土地在前明时未曾入中国统治权之范围内，则自最初已非中国之领土，厥后自建国而战胜中国，入为中国君主，自宜谓之亡国；使前明时而满洲之土地在中国统治权之范围内为中国之领土，则厥后虽自建国并未经其母国承认，终当等诸叛乱耳，其战胜而为之君主，不能谓之亡国，此法理上不易之论也。”(78)同样运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通过领土主权归属理论，作者论证的却是满洲为明的罪臣，而非中国的侵略者，满代汉并不意味着中国亡国了。这是站在维护清统治立场上的言说。
由上可知，不同的史家运用同样的民族主义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仍然可以不同，只因政治立场不同，学人往往将学术研究纳入了表述自己民族建国的政治诉求范围之内了。不论哪方更有道理，姑且也不评论哪方更有效果，我们都能得出的结论是，此时的历史评论同史学批评一样，在观念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融入了时代的最新理念，即运用民族国家观念分析评价历史问题。
六 民族主义思潮对“新史学”历史编纂思想的影响
在“新史学”的建构过程中，学人是运用进化的思维和模式进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进化现象不仅被当做历史书写的内容，如前所述；也提供了一种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形成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进化结构模式，表现在以章节体和历史分期等方式想象人类历史在时间中的延续，也就是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所说的“启蒙历史的模式”，由于该书论述详细，这里不再说明。
同进化论一样，源自西方转道日本被引进中国的文明史，同样对“新史学”的建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新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也在编纂体例方面对“新史学”的建构影响巨大，由此而建构的“新史学”能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主义动员，展现民族主义的历史内容。由于学界对文明史有一定的误解，所以这部分主要讨论一下文明史的问题。
要理解“文明史”的真正内涵，本文认为应该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时人的理解。其时，人们提到“文明史”往往与“政治史”对举。
1902年汪荣宝(衮父)《史学概论》一文是中国较早的史学理论译著，主要以日本人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依据，参考了日本其他相关论著。该文通过对比的方式提出文明史的定义：“人间社会非单纯之社会，而种种社会之集合体也。社会组织之最有力而最完全者为国家……叙国家之生活而说其起源、发达、变迁、衰亡及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谓之政治史。”“不问国家之内外，亦不必以国家为中心，而研究各社会之起源、发达、变迁、进化者是名文明史。”他进一步指出：“文明之名词其意味稍为复杂，此所谓文明则狭义之文明耳，故与谓为文明史，宁谓为文化史，凡今日所谓商业史、工艺史、学术史、美术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之属并隶此部。”(79)
这里文明史的定义很清晰，主要是从研究的范围来规范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文明史是新发现的研究领域，这里的“政治史”也已经是新的政治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史，从它以“国家”、“社会”等新名词进行定义即可以看出这一点。从汪荣宝对“政治史”与“国民史”的辨析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他认为：“政治史或有谓为国民史者，是不适当之名词也。夫国家之组立与其生活必由政府与国民协同而成，二者未可相离也，国民而视政府如仇敌者，则必不复受政府之统治，政府而视国民如异类者，亦必不能久立于国民之上，今国民史之名，隐以政府与国民，离而二之，故不如谓为政治史者之无病也。”(80)他是在区别政治史与文明史时，顺便提到国民史这一名词的，从他的话语里可知，时人所说“国民史”，不是文明史或社会史而是新政治史，虽然这有可能是一家之言，至少“政治史”与“国民史”不是决然对立的，“国民史”中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史”，而且是“新政治史”。虽然他认为“国民史”这个概念不能很好地承载新的民族主义观念。由此可知，前面提到的郑先兴的“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说法，是不对的。
1903年邵希雍翻译的日人所著《万国史纲》，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一本书，该书谈到了“史体”的问题，提示了文明史另一重含义：“史体有二：曰古体曰新体。古体者，国家之政策；王侯将相之业；交战之胜败，事无大小，一切谨而书之，是叙事史体之类也。新体者，叙述为实录，又上下议论其得失，何为原因，何为结果，尤重于讲文明风教之要，是文明史体之类也。支那、日本旧史皆古体，欧洲历史亦多用古体者，晚近古体渐废，往往见新体矣。”(81)这里对“古体”与“新体”之称，除了侧重论述前者偏于政治、战争，后者尤重“文明风教之要”外，更主要的是讲到两者在编纂体例上的不同，古体重“叙事”，新体除此之外“又上下议论其得失”，重历史解释。其实所谓“古体”也就是传统政治史，与汪荣宝笔下的政治史是不同的。因为他所定义的政治史，是“叙国家之生活而说其起源、发达、变迁、衰亡及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既有“叙事”，又有历史解释，试图总结历史哲学。同年《大陆报》上的一篇译著则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政治史若仅记述实事，而不留意于局面之变化与发达之原理，则国家生活之说明，究难期其统一，而此种要点，无论政治史与文明史，皆宜留意者也。”(82)
所以汪荣宝“从历史之质而别”当年的“新史学”为二：(甲)政治史；(乙)文明史(83)。这样，政治史成为新的政治史，新政治史与文明史一起构成为“新史学”。这是文明史第一方面的涵义。
对于时人来说，文明史第二方面的涵义同样重要，是为文明史体。从上面的称引可知，文明史体同传统史体相比，有两个地方特别突出：其一，从历史研究的范围来看，它要求不能局限于政治和战争，当然并不是放弃政治，而应重视宗教、哲学、风俗、礼仪、建筑、文学等文明领域，充分认识它们在人类进步发展中的价值。其二，文明史体又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编纂观念。传统史学往往只注重历史事实的叙事，而文明史体则要求用新的理论重建历史叙事并给以历史解释，通过叙与论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因果关系，探索历史进步发展的规律与法则。这两个方面也是当时整个“新史学”借鉴文明史体的地方，所以，文明史在时人的观念世界里，更多的是指代一种史体，而且是时人特别推重的一种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84)从史体上说，当时的“新史学”，包括新政治史，借鉴的是文明史史体，即注重历史解释，探讨历史哲学，同时，文明史又是“新史学”的构成部分，从这些方面说当年的“新史学”实质是文明史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此认为新史学就是文明史学，那就错了，会丢掉新政治史的部分。
谢无量分析了西方与中国新旧史体的不同效果：“今日欧洲诸国，虽贩卒竖子人人能诵祖国光荣之历史。撊然有爱国家爱种族之心，历史思想普及之效何其章也。事简则易知，文繁则难习。邹卿曰：欲观王者之迹，于其粲然者矣！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邱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纠，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85)他们对文明史体的选择是有意识的，与当时的民族—建国的时代使命相表里，文明史新体更有利于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培养，为史家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张力。
七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评价
要恰当地评价20世纪初年的民族主义“新史学”，必须了解它得以产生的时代大势，正如卡尔所说：“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86)20世纪初年的史家群体，在他们发起新史学思潮时，身处怎样的历史境遇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人论述过，笔者以为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施密特历史的崇高分裂理论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最具决定性的、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一去不复返地忘掉以前的世界并放弃以前的身份(认同)，进入一个历史或者文化身份(认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这就是发生了历史的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会造成创伤，但它让人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由此在审美维度中感受到历史的崇高(8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崇高分裂时期。一方面，几千年来一直支撑人们观念世界的、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所虚构的“天下观”，受到亘古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一方面，新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亦因西方势力的强力压迫在逐渐建构，并渐渐支配国人对于世界与国家的想象。于是，以往认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8)的“天朝上国”及其“臣民”们，不得不开始努力追寻如何在万国之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在想象中的“民族—国家”里做一个合格的新“国民”。
面对19世纪末以来发生的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是有着历史的自觉意识的。如梁启超就曾明确宣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并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创伤和崇高纠结缠绕时期的特点：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
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郤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维踬山踬垤之忧(89)。
这是由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内忧外患交侵的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这个从西方舶来的新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的输入及其本土化，使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开始了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民族主义观念对于当时的知识、思想乃至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事实上，近代国人在认识和探索中、西方器物的不同到政治体制不同的过程中，现代国家观念一直在被接受并深化，然而直到20世纪初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引进民族主义理论，并与之前由严复引进和诠释的社会进化论相结合后，所有关于新的“民族国家”观念才得以正本清源，成为完整的体系，民族主义思潮遂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
作为社会意识构成部分并以记录人类社会现象为职志的史学，社会全方位地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并反映到史学的书写之中，新世界奠基工程的民族主义理论，也必然取代传统社会根基的儒家思想，成为“新史学”的宗旨与构建根基。因此，在那历史进程发生断裂的时期，民族主义新史学思潮的出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它的提出振聋发聩，它的构建模式影响深远，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代，与传统史学在书写内容上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无论就“新史学”还是新史家群体来说，他们都捕捉到了时代的剧烈变动，并投身于其中积极主动地促进这种变动，为史学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与规范，很好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机时期，政治仍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最显著的内容。因此才有了郑先兴所说“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的现象。的确，在当年的史学实践中，新史学家们所提倡的要扩大史学研究领域，甚至进行跨学科研究等主张，付诸实践的很少，但也应注意到，此时的政治史已经不是“帝王将相”史，而是立宪建国史、亡国史鉴、革命史和独立史、反帝爱国史、民族英雄史鉴等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内容，而与时代意识同其步调，即否定的是旧政治史，实践的是新政治史。
邬国义认为：“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偏向。”(90)的确，民族主义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偏重于政治的复合体，而学人掀起新史学思潮时，也的确有其政治性的目的，甚至在20世纪初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史学表述：“小民族”的历史重构、“大民族”的历史想象以及挣扎中的清政府的历史叙写。他们之间相互较量、对抗，偶尔也相互妥协，这些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是与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确是在利用西方思想资源主动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史学，但那样一个时期在进行时，他们都是真诚的，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伟大如梁启超，直到写作《欧游心影》的年代才开始质疑西方。因此，一方面要区分“功利性”目的与历史必然的政治性内容有其截然不同之处，虽然二者也许有相互强化的作用；一方面还应该对历史给以“同情之了解”，那些“严重的急功近利”与“庸俗”对于时人来说，也许存在一个认识不到与消化不良的问题，毕竟那还是一个对西方恐惧与敬意并呈的年代，对从西方摄取的东西还缺乏反省。
至于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新史学思潮的许多理论问题，其中既有对如何全面评判古代史学哲学价值的问题，也有如何把西方社会学、哲学诸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沟通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之联系，以及如何参照西方社会学原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规则”(91)，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民族主义“新史学”只是开创并奠定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并且构建了一个大致的宏大叙事的框架，留下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与实践，但在当时及后来它影响巨大且深远。20世纪初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也是变化最剧烈的年代之一，同时也是历史脚步最匆忙的年代之一。作为此期的学人，他们是积极的，面对这样掷地有声的字句“上天以国粹付余”(92)，你读到的不仅仅是扑面而来的学术自负，更多的是对时代和民族的担当！他们又是被动的，面对的是救亡启蒙的双重使命，却拖着传统的重负及只是刚刚开启的国外思想与学术之门，这思想与学术是强势的，也是有待完善的。转型期的希望与困扰同时并存。毕竟开创之路充满艰辛，新旧思想的接受与转化需要一个过程。
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3)我们只有在正视的同时加以更多的理解，既没有必要因为它沿用某种刻板的方式而谴责，也没有必要因为它没有完成后世的任务而苛责。当然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抱持宁静与钦敬的心态。当年的学人主张：“乾枢坤轴，方今大通，万邦合会，文轨交同，悉其情伪，以为迎拒，考其利害，以为弃取，探其强弱之原，以渐治化，析其分合之故，以进开明！”(94)他们就是以这种雄视古今的气度，阔步中外的襟怀，渴望沛然御古今中外之理，俯视未来，以为中国寻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以为国人寻找富强智慧的立命之方！
注释：
①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②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传承、方法、趋向=Writing History in Taiwan：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50-2000》，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③李绪柏：《“新史学”及其实质》，《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④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⑤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⑥郑先兴：《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南都学坛》2007年第1期。
⑦参见邬国义：《新史学思潮经世功能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⑧较早研究或对研究“新史学”与民族主义关系有启示作用的学者及其著作，该推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1995年出版)和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⑨徐国利：《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再认识》，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⑩许小青：《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1)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3)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页。
(14)据考证，现代汉语中的民族主义一词，是梁启超于1901年在其《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首次使用。
(15)(19)(2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22、19页。
(16)(21)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11页。
(17)(23)余一：《民族主义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85、486页。
(18)柳亚子：《呜呼禹之谟》，《复报》1906年第7期。
(2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页。
(24)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05页。
(25)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第5期。
(26)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7、44、40、41页。
(2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28)正如王汎森在其《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中所指出的：“1902年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创办《新民丛报》，而且写下来几篇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字，像《论国家思想》、《新民说》的一部分，《新史学》等，这些文章应该被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大多关心两个问题：‘国家’及‘国民’。”(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7页)
(29)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30)(31)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79页。
(32)(34)引自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76、46页。
(33)《游学译编》第5册，1903年4月12日，“广告”。
(35)(38)(42)(43)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63、12、26页。
(36)章太炎：《给吴君遂的信》，《章太炎书信集》，第63页。
(37)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39)蛤笑：《史学刍议》，《东方杂志》1908年第6期。
(40)佚名：《史学肄言》，《游学译编》第10册，1903年7月15日。
(41)傅岳棻：《西洋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4页。
(4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页。
(45)梁启超：《〈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5页。
(46)佚名：《史学肄言》，《游学译编》第10册，1903年7月15日。
(47)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48)刘成禺：《史学广义内篇》，《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49)(50)傅岳棻：《西洋历史教科书》，第11、2，2页。
(51)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52)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页。
(53)余一：《民族主义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489页。
(5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8页。
(55)引自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67页。
(56)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57)(6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0、11页。
(5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59)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60)转引自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77页。
(61)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7页。
(62)陈黻宸：《独史》，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2、574页。
(63)[美]威廉斯因顿著，张相译：《万国史要》，杭州史学斋版、通记编译印书局1903年印，第1页。
(65)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8页。
(66)貍照：《崔东壁学术发微》，《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67)傅岳棻：《西洋历史教科书》，第17页。
(68)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页。
(69)吕瑞廷、赵澄壁：《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2页。
(70)徐国利：《当代中国大陆的史学评论理论研究述评》，《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71)(7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2～3、3页。
(73)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74)佚名：《私史》，《新民丛报》第19号，1902年10月。
(75)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1904年第1期。
(76)有妫血胤：《明清最初之交涉》，《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
(77)思古：《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民报》第20号，1908年4月。
(78)熊范舆：《论前明时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中国新报》1907年第4期。
(79)衮父：《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10期。
(80)(83)衮父：《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10期。
(81)[日]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邵希雍译：《万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第1页。
(82)佚名：《世界文明史提纲》，《大陆报》1903年第3号。
(84)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6页。
(85)谢无量：《万国史纲·序》，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万国史纲》，第1页。
(86)[英]爱德华·霍烈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页。
(87)[荷]弗兰克·安克施密特：《历史的崇高分裂：或者我们是怎样不再是我们的》，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7辑《东西方之间——对历史思想的探求》，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88)刘松来编著：《诗经》，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89)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7页。
(90)邬国义：《新史学思潮经世功能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91)方光华：《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92)章太炎：《癸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
(9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94)傅岳棻：《西洋历史教科书》，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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