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一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恰如其分论文,实事求是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十年“文革”的动乱和两年徘徊局面中，胜利地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走上了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之路，其最具关键意义的一举，是完满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由历史留下的大难题。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宽阔胸怀、高超的理论水平与把握大局的杰出领导艺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当代中国的平稳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值得后世传颂的珍贵一笔。
一
由于毛泽东在近代中国所建立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功绩，和由此而形成的崇高威望，同他晚年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同由他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错误恶果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和严重不协调，使得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粉碎“四人帮”和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一时间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何去何从的关键性问题。因为，光批判“四人帮”和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认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开脚步。然而，问题在于将如何来进行重新认识。一段时期里，不仅全党关注，举国瞩目，而且全世界所有关心中国动向的人们都抱着不同的心态在观望，在议论。
对待毛泽东这样一位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且影响了世界，给几代人的生活打上深刻烙印的划时代伟人来说，对他的所有历史遗产进行处理的任何举措，都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待这样的问题，既不容许回避，也不容许拖延，更不容许处理不当。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回避就不能实现拨乱反正，重新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拖延就会丧失时机，涣散人心，加剧各种严峻的困难，使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但要是处理不当，则会即时引起国家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对于能否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否进行拨乱反正，去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来说，是个“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1 〕而且对于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对待这个问题，久经考验的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采取了积极审慎的态度，创造性地圆满解决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难题。
二
最初，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及时地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 日给党中央写信提出的。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因1976年4 月所谓“天安门事件”而被错误撤销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在这封信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2〕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 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7月21日， 邓小平在恢复他一切职务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主题作了讲话，展开了这一科学命题，提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 〕这就是说，对毛泽东所说的话，所写的书，所作的指示和决策，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都错，也不能一概地认为都对，都必须坚持照办。所以，这一命题的核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的“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4〕只有这样做，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 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这一科学命题的作用在于：
第一，这一科学命题拨了林彪、“四人帮”长期制造的理论灾难之乱，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突出”或“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林彪主张“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四人帮”坚持要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他们都是以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推向极端，越来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二，这一科学命题批判了当时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来衡量，“两个凡是”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仅仅以毛泽东晚年的决策、指示来作为永恒不变的最高准则，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还违反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原则。其实质还是用本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支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5 〕“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6〕
第三，这一科学命题区分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启发了人们来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因为能不能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能不能真正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而能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又是能不能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显示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而且充分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事求是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过的科学真理体系来看待、来理解，既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使人看清了毛泽东在晚年自己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犯的错误。
因而，由邓小平率先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命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的一个枢纽。
在此以后，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又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讨论中提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辩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科学标准，也就从又一个方面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痛处，受到“两个凡是”坚持者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压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结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革命实践，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发挥。并且在这一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的任务。〔7〕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场大讨论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门和绝大多数地方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先后表态，公开支持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这场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全党的指导思想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三
有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命题，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点，并且有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指引，也就有了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认识的基本条件。于是，如何来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便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力量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工作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邓小平为这一决议确定的三条中心意思的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8〕
在这个决议从起草到通过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前后共十六、七次提出了起草和修改的具体意见。特别是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恰如其分”的原则。邓小平1981年6月22 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谈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9〕邓小平提出的“恰如其分”四个字， 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提供了一把鲜明而具体的标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把握。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形成了一整套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原则和方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评价历史人物，一要从历史事实的总和及其联系为出发点；二要看历史人物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只看他的言论；三要具体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四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去评价历史人物，一要有联系的观点；二要有发展的观点；三要有具体的观点；四要有全面的观点；五要有历史的观点，等等。坚持并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去评价历史人物，就能够达到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管用之处，也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而且应该做到的。
早在1979年3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邓小平就对与会同志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的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10〕
四
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邓小平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且更进一步地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整套方法，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关键问题。
首先，邓小平从毛泽东与我们的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关系，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功过具体比较中，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里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因此，这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相比较，虽然错误也不小，但是“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因为，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也并没有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根本上改变性质。况且，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积极因素；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1〕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根据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来纠正他所犯的错误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功与过的分量大小和历史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对毛泽东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符合实际，恰如其分，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心的检验。
其次，邓小平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加以严格的区别。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既坦率承认毛泽东的错误和毛泽东对重用林彪、“四人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十分鲜明地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这里面不仅是感情的问题，而是因为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客观上存在着原则的区别。第一，他们的目的不同。邓小平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第二，他们的程度不同。邓小平以老干部挨整为例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12〕邓小平严格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不仅是支持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而且也坚持了毛泽东本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再次，邓小平提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党的领导集体承担一些，以保证对毛泽东的评价做到恰如其分。他认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13〕邓小平还具体举了“大跃进”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指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14〕
最后，邓小平明确反对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坚持从社会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15〕因此，邓小平强调“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6〕
五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表明邓小平不仅牢牢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忠实地继承了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时形成的优良作风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1944年9月，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以往的党内斗争在方法上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二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戒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17〕
正是根据这些优良作风和科学真理的掼，邓小平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同时，也进一步对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有胜利了不谨慎，滋长了骄傲情绪；接触实际少了，群众路线没有很好地贯彻；背离了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听不进不同意见，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等等。他更着重强调了造成毛泽东犯错误的社会历史环境，指出“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18〕“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9〕这样的认识，也就使得评价毛泽东的意义大大地超越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使得党和人民能够更好地从毛泽东的身上，看到深刻的教训，吸取强大的动力，推动人们去解放思想，义无反顾地改革各项不合理的制度，消除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不断地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邓小平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所作出的这一系列努力，经过吸取全党的智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终于在1981年6 月获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决议》公布之后，在国内外都得到广泛的认同。事实证明了此前邓小平对国际友人说过的话：“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20〕时间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回答如何对待毛泽东这道历史遗留的巨大难题时，无论是于情于理，都站住了脚。
注释：
〔1〕〔2〕〔3〕〔4〕〔5〕〔7〕〔8〕〔9〕〔10〕〔11〕〔12〕〔13〕〔14〕〔15〕〔16〕〔18〕〔19〕〔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39、43、38、192、119、291、308、309、308、172、299、301—302、298—299、345、344、298、344、346、346、301、352、296、309、301、300、301、172、297、333、347页。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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