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社会企业初探--以台北市“南村”为例_社会企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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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企业（又称福利企业等）最早出现在19世纪英国，后逐步漫延至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并成长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当前社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定义，但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目标与私人领域企业家精神的结合。社会企业关注于他们的业务，同时把盈余再投入到实现更大社会、社区目标的事务中。

      在我国，“社会企业”概念在相当晚近时期才成为公众话语，并逐步成为社会创新领域的讨论热点话题。但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社会企业仍显空白。这也造成了一个深刻复杂的命题：文化创意范畴内，存在慈善与公益吗？本文将尝试以台北的“南村落”案例，由“文创类社会企业”回应该设问。简单地说，文创类社会企业包含文化创意、社会和企业三个关键词：它以文化创意为基本领域和工作重点，并保留了企业的基本商业策略、盈利目标和营销手法，却将企业的“终极目标”由纯粹盈利，转化为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即以商业手法回馈社会发展。

      一、案例概观

      有人认为，韩良露女士就像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她能干又有气质，才华横溢又性格温润，和台北这座城市的性格颇有几分相近。更多人记住她，是因为她作家的身份。她24岁时，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剧本作家，文字的天赋，外加常年海外游历的经验，使得她年纪轻轻，却名气不小。更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中，她还是一位美食高手，轻而易举便能烹饪出一桌美味，令宾客大快朵颐。因此，她的代表作品多集中在美食和旅行两大主题。2001年她把意大利“慢食会”理念复制到台湾，倡导人们慢慢进食，享受生活的一切美好，并由美食出发，去热爱地方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思考，为她创办“南村落”奠定了重要基础。

      

      “师大夜市”是台北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夜市之一，甚至连部分大陆自由行游客也慕名而来。此地尚有另外一个称谓——“师大商圈”。由于台湾师范大学的落成，师生饮食起居成为难题，越来越多的商家集聚于此，并最终发展为师大商圈。但过度商业化和市集化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并最终于1987年促成台北市政府大规模清理和整治该商圈。治理之后，拥有铺面的商家才获准继续经营，加之该区域原有不少域外文化的小商铺，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场域——异域文化、特色小店和学生族风采兼而有之。这一阶段的师大商圈，与地方居民的互动相对和谐。但在1999年后，由于捷运“台电大楼站”的开通，以及部分非法小店的死灰复燃，师大夜市迅速勃兴。当地居民对此叫苦不迭，甚至只能举家迁走。一位地方人士甚至以“浩劫”形容夜市落幕之后的街区景象。至此，师大商圈与地方居民的矛盾彻底爆发。这种现象的恶化趋势迟至2006年仍未得到控制。这7年间，“康青龙”社区成为了“台北市观光局”力推的观光目的地，师大夜市也成为了知名的市民消费空间。但社区居民的诉求，却始终未被重视，这最终导致了韩良露与她的“南村落”萌生。

      2007年，在“城市村落化的生活运动”观念的指导下，韩良露于师大路80巷创立“南村落”，希望通过推广饮食文化和创意生活影响地方居民，以文化之力促成社区再生。

      为何叫“南村落”？因为师大商圈位于台北市南区，韩良露在参照纽约东村（East Village）的理念后，便决定将这片土地自定义为“南村落”。除了地理之“南”外，还有着深刻的“村落”寓意，韩良露曾有一个贴切比喻：就像是传统部落以物易物的交换手法，南村落则以一种现代的形式，透过举办活动、部落格、或是直接探访各社区村落等方式和台湾各地进行交流，找到台湾各角落的风土人情，推广创意、慢食的生活。

      

      二、行动策略

      韩良露曾撰文思考过两个问题：“我们多久不再凝视身旁的路人、路树、房屋、天空、星星与月色了？”以上浪漫的设问，回归到学术语境，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本源性问题：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所居住的都市？我们需要的、热爱的、想象的和诉求的都市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也成为“南村落”落地行动的基本原点。而“自办活动+合办活动”是“南村落”的主要行动策略。其中，在合办活动中，又以与政府的合作最为频密。

      

      

      台闽地区，每逢寒食节、春节等节庆活动，便会制作润饼祭祖，再举家挑选自己喜爱的菜式包制润饼食用，早已成为台湾等地家族节庆团圆的重要习俗，甚至一些人还为润饼取了个美好的小名“团圆卷”。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先生生前对润饼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厦门烹饪中，没有什么比薄饼好吃的了。”2007年，林语堂故居策划了首届“春天润饼文化节”，并邀请韩良露出任活动总策划，以期借助润饼和林语堂先生的故事，重塑闽南饮食的美好时光。美学讲座和纪录片等活动横贯了三月的林语堂故居。

      次年，“南村落”正式接过“春天润饼文化节”的接力棒，成为活动主办方之一。由于韩良露和“南村落”在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方面的独到经验，使本届润饼节较之首届更为精致，亦凸显出了作为社会企业的“南村落”，为台闽传统饮食传续所耗费的心力。

      此外，“南村落”还充分发挥了网站影响力，邀请王浩一、韩良忆和曾赐吉等人撰写专文，以期勾勒出润饼及其习俗在台湾和闽南地区的发展脉络、有趣故事和美食记忆，使得活动由线下走向线上，渐趋丰满。

      近年来，除润饼外，“南村落”还关注过台南年菜、厦门菜、酱油美食、新台菜料理、野菜和台湾啤酒等数十种台湾饮食。由饮食习惯出发，大量的传统精神与地方文化被融汇与传承，民众经由味蕾得以重温“古早”文化。这对“南村落”而言，显然是发挥自我所长，推动文化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形式。它未必能够快速地产生文化效益，却足以让美味佳肴与它背后的技艺、技法、习俗和文化长久传续，为未来社会与未来人积累传统基因。

      自办活动之外，在更多时候，“南村落”偏好与其他合作者共同传承地方文化。自2004年起，台北市“文化局”每逢盛夏时节便会广为派发一本名为“台北文化护照”的手册。经过10年发展，它已经成为台北最重要的官办节庆活动之一。“台北文化护照”旨在“标榜常民生活、庶民文化之美；带领民众走进大街小巷，品味台北独特的文化氛围”，每一年均会选定一个活动主题，并以此开展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和周期较长的文化活动。自2004年至今，“36计：来去古城，走为上策”（2004年）、“36℃新鲜上道”（2005年）、“迷恋台北，享受完美”（2006年）、“节庆台北，展现风华”（2007年）、“生根VS.创意”（2008年）、“城市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2009年）、“台北文化玩生活；眼、耳、鼻、口、手、脚六感活动”（2010年）、“台北文化舞起来”（2011年）、“八方六道”（2012年）和“寻找城市的文化记忆”（2013年）先后成为年度总主题。由这些琳琅满目的主题可以发现，“台北文化护照”基本上从未脱离台北、文化、生活和都市等主要意涵。它们暗合着“南村落”多年来的发展关键词。因此，自2008年起，台北市“文化局”以“委外”方式将该活动交由“南村落”执行，这也成为台湾地区文创类社会企业与官方合办活动的成功范本。在这一互动与合作过程中，双方都得以寻求到各自的利益结合点，尤其对于“南村落”而言，收益更是显著。

      在所有系列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大设计与小清新文化创意之旅”分主题活动。这是历年“台北文化护照”活动中，首次直接切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尝试。

      

      由此不难发现，“南村落”希望借力“文化护照”之机，让老建筑与文化创意联袂对话的美好愿望。这种做法极好地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理念——由活动获得政府拨付的经济效益，再由此以活动的方式，引领当地民众了解身边的文化创意。在整个活动链条中，“南村落”、台北市“文化局”、台北文化创意产业界和一般民众四方可以实现较强的共赢效应：“南村落”为代表的社会企业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反馈的互动；台北市“文化局”为主体的官方则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效益；台北地方文创行业界所代表的文化界则是最大获益者，它们在前两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更大的未来发展空间和前进基础，显然这对于一地文化创意产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再重要不过的资源；普通大众自然能够透过活动的关注与参与，获得更为深刻与丰富的创意生活体悟经历。

      

      

      事实上，不仅是“台北文化护照”，包括“台北古迹日”和“北区国际光点计划”在内的“南村落”其余协力的官方文化活动，究其本质而言，都能够达成多方共赢的社会企业愿景。只不过文化界可能灵活变化为历史古迹或文化观光从业者等。

      三、启示与反思

      “南村落”堪称当代台湾地区文创类社会企业中的经典范本，相比其他类型的社会企业，它的发展格局尚不成熟，其功效的产生也较为缓慢。但毫无疑问，以“南村落”为代表的文创类社会企业，却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们强烈地扭转了公众的一种偏见——社会创新不可仅仅局限在物质层面，也不应关注眼前的需求与困扰，而需要以平等的观念去推动社会的另外一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都市空间下的新旧文化。显然，这是更难的事情。它无法呈现出立竿见影、令人振奋的极速成效，甚至依照社会创新的“轻重缓急”予以评判，总有比它重要的事情。但是，诸如韩良露等有识之士，却能够以能力与勇气，循序渐进地推动文创类社会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此外，还有“蜻蜓雅筑珠艺工作室”、“竹山天空的院子”、“宜兰不老部落”、“Local Fun”、“土沟农村美术馆”和台湾好基金会等等。它们或运用文化资产，或关注社区微型文化产业，或推动表演艺术业，不同的施力点却应验了相同的愿景——竭力联动文化、创意与文化创意产业，商业策略与营收，当代社会的创新设计与发展，使三者在各自成长中相互助力和支撑，并在社会创新和社会设计层面达成某种共识。

      2011年，台湾地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颁布“艺文社会企业育成专案”，成为台湾地区首个正式扶持文创类社会企业的重要政策，其强调“引导民间企业资源投入文化艺术领域，提供有志发展艺文事业的创业者友善经验环境，并期许从第三部门的实践过程，尝试发展艺文领域中可能的社会企业模式”。2013年，“育成专案”发展为“艺文社会企业创新育成扶植计划”，而扶持对象范围也得到详细界定：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旅游及其他领域的微型文化事业，上述企业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表演团体经营、文化旅游与文化体验、艺术节庆和展会策划、艺文场地及空间经营、艺术经纪、艺术人才培育、文化记录与保存、文化出版与传播、微型和在地文化产业、社区文化网络经营、传统艺术传承、艺术参与和艺术教育、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资产管理和应用、文化顾问、文化就业与创业等十六大类。最终，11家社会企业入选并分享了高达1129万新台币（约226万人民币）的扶植经费。

      为何台湾当局如此倾力支持文创类社会企业？又为何有学者大胆认为，社会企业将是台湾文创下一个十年的发展重点呢？大陆又应如何借鉴台湾地区文创类社会企业经验呢？

      首先，文创类社会企业扎根于相对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宏观环境。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历十余年的蓬勃发展，发展格局、行业生态、市场积累和社会环境均已比较成熟。因此，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创模式便成为了各界积极探寻的未来方向。恰好，文化生态与社会发展是一对不分彼此，具有高度重叠性的社会要素。加之社会创新议题在台湾地区已经被广泛地讨论了多年。最终，越来越多的企业界人士开始将未来发展目光转向了社会创新与社会设计环节，希望用企业的力量，一方面优化与改善台湾地区的社会发展空间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则为企业自身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环境。

      其次，文创类社会企业将不仅作用于行业自身的创新发展，亦有利于社会与文化的宏观成长。文化创意产业源于生活，亦回馈生活。若要问，文创来自何处？似乎广义的社会场域的任何一处角落都可能是文创萌芽的土壤。因此，以社会企业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的发展，不失为基础性策略。同时，社会企业也可以借助文化创意——工具性的一面——服务社会、文化和生活，让文化与创意在解决社会议题中发挥别样效果。

      最后，我们如何借鉴“南村落”等一众台湾文创类社会企业呢？观念的转变是首要因素。文化绝非是“阳春白雪”，也不可能是纯粹“形而上”的产物。它就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实务性的经验则是大陆同行可以借鉴的另一个方面。台湾地区的社会企业往往能够善用各方资源——既要有自己的品牌活动、特色业务，也需要广泛而谦逊地吸纳多方资源，不论是政府、行业协会、学术界或同行企业，均可成为资源的寻求对象。毫无疑问，社会企业既然具有企业属性，自然存在竞争问题，但它由于具备了更强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因而在获取和整合资源层面的难度将大为减小，这也是文创类社会企业需要清晰认识和把握的一大优势。“看得见”的效益是文创社会企业需要努力接近的重要目标。在台湾地区，“能见度”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高频词。对于文创类社会企业而言，同样如此，既然标榜着回馈社会与文化的积极形象，文创类社会企业务必寻求恰当的，以展现自我贡献的媒介和渠道。这并非要求社会企业急于求成地宣称达成某种成绩，而是令合作方、赞助方和消费群体感受到积极的回馈举动与渴望。

      无疑，文创类社会企业是崭新术语。即便是“台湾经验”也尚不成熟。但它的前瞻性和远见性已经初步得到确认，甚至可能发展为新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由公益和慈善一端，悄然变革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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