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分野论文,郡望看牛李党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坛上一极大事件，论者多矣。但牛李两派的分野究竟是缘于科举与门第之争、士庶之争、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抑或是经术与辞章之争呢？因其历时既久，所关涉人物又多，故迄今为止，仍歧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唐史研究界亦成了一个长期争鸣不休的焦点。学人立论各有其理路，本文欲于歧说纷纭中另补一臆见。
英人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述及牛李党争时，谓牛党共41人，其中郡望出身者20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李党共22人， 其中郡望子孙12人，非郡望出身者7 人（注：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0页。）。颇具启发意义， 但仅此片言而已，其余语焉不详，既未具体指明何人为何地郡望，亦无详细分析和进一步的结论。笔者受此启迪，拟从士族郡望文献来重新检讨牛李党争的分野。换言之，如果李党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是山东士族的代表，那么牛党成员的郡望分布有何地域特点？这对于形成两派分野又有何作用？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本文统计所据文献说明
关于牛李党争，唐人诗文笔记及《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大量记载，但较零散，且不无抵牾。晚近以来，学人对此问题探赜渐深，创获颇丰，并指出两党皆有核心人物，亦有虽涉及党争却难以党人称者，还有与两党党魁有过密切关系而实未参加党争者。如此立论似较通达全面，表明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但要确定两党的核心人物来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并非易事，因诸家所罗列的两派人物出入很大，并不一致，依据任何一种著述所进行的统计分析，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故本文首先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出版的涉及牛李党争的书刊中，抽选出12种有代表性的作为统计的依据。这12种文献分别是：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其对牛李党争有深入考论，观点在隋唐史学界影响深远，但陈著并没有逐一开列两派名单；岑仲勉《隋唐史》（注：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下册亦有专节申论，因与陈著商榷，故据陈著列两派人物表，本文作为第一种统计文献。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注：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是近年来研究牛李党争的重要成果，以其角度独特，层次较高，故对两派人物的稽考更为深入。周建国《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注：《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一文据傅著进行统计，并有简单归类，本文将其列入两党要人名单者作为统计对象。
章群所著《唐史》第十一章《朋党之争》（注：章群：《唐史》（校订本）第1册，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新版。）， 一定程度上代表港台隋唐史界的观点，本文亦列为统计文献。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章系由迈克尔·多尔比执笔， 所列两派人物虽较少，但鉴于其论点在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亦列为统计文献。
此外，被列为统计文献的还有：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注：《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注：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乌廷玉《隋唐史话》（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毛双民《论牛李党争》（注：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 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 王炎平《牛李党争》（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为了使统计研究尽量客观全面，笔者将12种文献中4 种以上明确提及并划归两党的核心人物列出，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中李党被4 种以上文献划入者有李德裕、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 牛党被4种以上文献划入者有牛僧孺、李宗闵、李珏、杨嗣复、杨虞卿、白敏中、令狐绹、李逢吉。
二、李党成员郡望统计
陈寅恪治中古史，每每从地域与家族的视角进行审视，故多有发覆之见。他认为李德裕是赵郡人，李党成员亦多为关东士人，代表着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援引者亦认为李德裕是“关东著名士族地主的后裔”，“企图挽救已经失去社会基础的门阀制度”（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概言之，关于李德裕及其成员的划定是从士族地域分野的角度立论，认为其成员亦多为山东士族。下面据文献将李党核心人物的郡望及科举状况进行归类统计（见表一），以验证陈氏的结论。
据表一可知，李党成员中核心人物属山东郡姓士族的有3人， 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属关陇士族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属江南庶族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从量化的角度来看， 陈寅恪提出的李党代表山东士族的观点是成立的。但其中以荫补入仕的有2人， 进士入仕者有4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则沈曾植等人提出的李党重门第而不重科举的观点似不能成立（注：沈曾植之说见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三引，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第144页。）。
表一 李学成员郡望及科举表
姓名 郡望科举
李德裕赵郡(补荫)
郑覃
郑州荣泽(荥阳) (补荫)
李绅 赵郡① 进士
陈夷行 江左诸陈 进士
李回 唐宗室 进士、贤良方正异等
李让夷 陇西 进士
姓名 出处说明
李德裕 《旧唐书》卷一七四、《新唐书》卷一八○ 山东郡姓士族
郑覃
《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六五 山东郡姓士族
李绅
《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七三八 山东郡姓士族
陈夷行 《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一
江南庶族
李回
《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三一
关陇士族
李让夷 《旧唐书》卷一七六、《新唐书》卷一八一
关陇士族
①：李敬玄为李绅曾祖父，或有据《旧唐书》卷一○六《李敬玄传
》“李敬玄，毫州谯人”云云，定李绅郡望为毫州，或径称李绅为毫州
人，似不确。准确地讲，赵郡为其郡望，毫州为其旧贯，无锡则为其新
三、牛党成员郡望统计
陈寅恪先生对李党的分析是从地域一家族角度入手的，但对牛党的分析则没有采用同样的方法，而是强调其为新兴进士词科阶级。下面循前例，对牛党成员的郡望及科举状况进行同样的归类统计。
表二 牛党成员郡望及科学表
姓名
郡望 科举
牛僧孺
安定鹑觚 进士、贤良方正
李宗闵唐宗室
进士、贤良方正
杨嗣复
弘农华阴 进士、博学宏辞
杨虞卿弘农②
进士、博学宏辞
李珏 赵郡 明经、进士、书判拔萃
白敏中太原进士
令孤绹 敦煌进士
李逢吉陇西明经、进士
姓名 出处 说明
牛僧孺 《隋书》卷四九、《新唐书》卷一七四 关陇士族
李宗闵 《旧唐书》卷一二六、《新唐书》卷一七四 关陇士族
杨嗣复 《旧唐书》卷一七六、《新唐书》卷一六四 关陇士族
杨虞卿 《旧唐书》卷一七六 关陇士族
李珏《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二 山东士族
白敏中 《旧唐书》卷一一六、《新唐书》卷一一九 关陇士族③
令孤绹《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六六
关陇士族
李逢吉 《旧唐书》卷一六七、《新唐书》卷一七四 关陇士族
据上表可知，牛党成员中的核心人物全部为进士或进士、明经带制举出身，则沈曾植、陈寅恪提出的牛党重科第的观点是成立的。但统计同时显示，牛党核心人物有7人属关陇士族，占总人数的八分之七， 其构成比例远高于李党中的山东士族人数，所以，依陈寅恪先生的地域家族论，亦可称牛党成员主要是关陇士族，牛党是关陇士族的代表。
四、统计结果的分析
柳芳《氏族论》是研究中古氏族极重要的一篇文献，将士族依据不同的地域分布区别为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山东郡姓士族、关中郡姓士族和代北虏姓士族（注：《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附。）。其中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隋唐以来衰落最快，关中郡姓与代北虏姓相融合，从西魏、北周历隋唐，形成所谓的“关陇集团”，是隋唐政权的基本力量。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在唐初曾有许多矛盾斗争，贞观时期围绕《氏族志》的修撰，唐太宗与编修者之间不同的氏族观，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公开不满，反映出关陇士族与山东士族之间价值观念冲突的表面化（注：参见《贞观政要》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 页。）。这种因地域文化与政治文化造成的差别，在此后仍然时隐时显，并未消失。
据前列文献的分类统计可知，李党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是以山东士族为主的，而牛党则基本上是关陇士族。但陈先生为何大谈前者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对后者则不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论证，却只抓住他们是新兴进士词科的代表呢？陈氏之后的学者在论及牛党时，为何亦很少从士族贯望的角度进行思考呢？笔者开始对此困惑不解，以陈先生的学识才力不会没有看出牛党成员贯望的趋同性与一致性，为何他不拈出此点呢？
笔者管窥蠡测，私心认为，陈氏以关陇集团在武则天时已为新兴的进士词科阶级所取代，逐渐趋于分崩堕落不可救止（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49页。），如果在讨论中晚唐党争时再用关陇士族一类的概念，则易与前面所用范畴相混淆，导致整个隋唐史理论架构的清晰性与逻辑性受到影响，故改用新兴进士词科阶级来指称牛党。且进一步引申出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导致关陇文化的衰落，视科举与关陇士族为绝不相容的对立物。难怪岑仲勉先生反唇相讥说：“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注：见氏著《隋唐史》下册，第436、425页。）岑氏虽言辞过激，但笔者于此亦确实窥见陈先生为求理论系统的完整性而不得不舍弃具体史实的苦衷。
士族是中古时期一个极重要的社会阶层，其与统治集团的疏离结合、自身的盛衰消长，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认为唐代已进入士族发展的后期，安史之乱对士族的打击破坏极大，五代时期士族彻底消亡。以关陇士族而言，武则天通过科举和荐辟方式吸引非关陇人物，超脱了地域利益，扩大了社会基础，打破了关陇集团一统天下的格局，“在实施的时候常令所谓酷吏对唐功臣集团加以整肃，关中集团人物被贬退者很多，但并非关中集团势力都被铲除，而是使其失去绝对优势，或许是下降到其应有的比例上。”（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27页；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对此亦有较深入的论述。）关中士族（特别是原关陇集团核心人物）虽然丧失了既得的政治特权，不再拥有入仕的优先权，但它并未被消灭铲除，依然存在，只是需要与时俱变，承认现实的合理性，而通过科举与军功再度进入官僚层。而且因长安为帝都，在与其他地域的士族竞争时，仍能获许多地利之便。科举考试时长安、同州、华州等关中地区亦占优势，故当时“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注：《唐摭言》卷一《两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其他各地士族亦“人不土著， 萃处京畿”（注：《通典》卷一七《选举》五。士族为科举仕进而迁居两京，可参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载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各地士族客居长安，与关中土著士族既有抵牾矛盾，又有联合统一，其具体情况复杂多样，很难一概而论。换言之，科举制度打破了阶级的封闭性（士庶）与地域的封闭性（关陇集团与非关陇的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并未也不可能将关陇士族消灭或赶出政坛，而是让各地域、各阶层士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南部新书》丁集载：“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事），但寄之颊舌而已。”地胄，即指士族豪门。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杂艺》：“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据此知牛党所重是“地胄词彩”，即士族文学，而李党所重是“经术孤单”，即寒庶经学。其涉及科考内容及选举标准，两派的观点固有分歧，但以“地胄词采”概括牛党的用人标准，庶几近是，且“地胄”云云，足以说明牛党并非寒庶阶层之代表。
如果以上分析推论成立，那么，反观牛李党争，则应将其视为士族内部不同地域、不同等级团体的“圈内之争”（注：见岑仲勉《隋唐史》下册，第422页；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63页。），两派分野固有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士族等级上的差别，但地域郡望上的这种突出差别，亦不能忽视。
本文的结论是：
一、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极突出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牛党成员基本上属关陇士族。
二、牛李党争并非士族与庶族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从地域分野来看，应是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之争。
三、牛党核心人物皆为进士及第，还有进士带制科或明经带进士出身者；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其成员亦基本上是进士出身。故李党所反对的并非科举进士制度本身，而是进士的浮薄习气。
标签：牛李党争论文; 剑桥中国隋唐史论文; 唐朝论文;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文; 陈寅恪论文; 隋唐史论文; 新唐书论文; 旧唐书论文; 李德裕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