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鬼谷子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鬼谷子论文,试论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鬼谷子作为战国时代“真纵横家之祖也”（清秦恩复序），他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体现其思想的传世名作《鬼谷子》，而且培养了苏秦、张仪之流游说诸侯的纵横家，传带出了孙膑、庞涓之辈名扬后世的军事家。《鬼谷子》一书立论高深幽玄，文字奇古精妙，经过二千多年的流布，虽然遗漏、舛误之处颇多，但从中我们仍可窥探鬼谷子的军事思想、外交谋略、治国方策等，我们也可以由是书阐述论证探索鬼谷子的价值取向。本文即据之探讨其价值取向。所引文，以1986年中国书店影印嘉庆十年江都泰氏刻本、南朝梁陶弘景所注的《鬼谷子》为据。
一
人们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它是人们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土壤，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当然，这是针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总趋势而言的，它所反映的是群体意识发展的总方向，并非指个体而言。然而，由于人的智力有贤愚之分，道德修养有高下之别，认识问题有能力的差异，观察与思考有角度的不同，即使相同社会环境之下的同一事情，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人的价值取向与个人主观上的兴趣爱好也有很大关系。这就导致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并进而使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多样、异彩纷呈的局面。鬼谷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后期，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各个诸侯国推行了诸多变法措施，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废除了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实行了按军功、事功赏赐爵位、土地和奴婢的新的官僚政治体制，郡县制也开始逐步代替封国制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开始施行。由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再加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开始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伴着小国林立的历史渐渐落下帷幕，各地关卡耸立的局面逐步改变，富商大贾长途贩运，获利颇丰，洛阳、邯郸、临淄等商业大都会逐渐形成当时的经济中心，经济上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政治体制的改变，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国家的统一，而当时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鉴于此，许多诸侯国的君主认为统一天下的大任舍我其谁，使长达数百年的统一战争愈发残酷。
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当时的哲人贤能频频思考，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及对社会的看法，如儒家认为是“礼坏乐崩”，道家对生灵涂炭则扼腕叹息，指责战争，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然而所有的诸子百家并未能提出一种济世良方使天下的君主和贤人有所依从，其统一天下的主张，经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的实践证明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
关于鬼谷子的籍贯与隐居地鬼谷的地望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特别是鬼谷的地望就有扶风池阳说、颍川阳城说，我认为后说当为正确。《文选》注《鬼谷子》序曰：“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又《太平御览·礼仪部》引《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往见之……”又王嘉《拾遗记》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尝息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鬼者归也；又云，归者，谷名也。乃请其术，教以干世出俗之辩。”归谷为鬼谷之音相乱。再据《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记载，二人年轻时很贫穷，由上几段材料可以推知，鬼谷子为周人（洛阳人）。家居洛阳的张仪等人，在年轻时因家贫，他们游学的区域当会在洛阳周围地区，不可能远行于扶风池阳之地。可见鬼谷在洛阳附近，阳城（今登封）说较为恰当，且战国时洛阳周围尚覆盖着大片的原始森林，阳城一带更是如此，幽僻之处颇多，适宜于隐士居住。明乎鬼谷子为周人，且隐居于阳城，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推崇圣人，认为圣人，认为圣人优于芸芸众生，无所不能，盖因为他长期受先周乃至夏商正统观念的熏陶，对东周以后，代表圣人的周天子王权旁落的愤恨，以期望有如先周那样的圣人，即圣明的君主出现来扭转时局，重振圣人君临天下时那样恢宏磅礴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屡屡强调君臣关系，以及用谋略之法尽快结束诸侯割据称雄的混乱形势，重新实现天下的统一。鬼谷子的经世致用学说明显优于其他诸子，其价值观也正蕴含于他的学说之中。
二
面对周天子为各强大的诸侯所挟持的局面，鬼谷子深恶痛绝。他目睹了刀光血影中无数百姓生灵涂炭的悲惨场景，所有这一切，深深地激发了他去思考、去探求能改变这一局面的良策。缅怀夏、商和西周时期天子君临天下、诸侯拱围的盛况，鬼谷子的内心深处，急切地呼唤着“圣人”的再现，他对“圣人”寄予了厚望，希望圣人来扭转诸侯纷争的局面。
在《捭阖篇》之首，鬼谷子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普天之下，圣人是芸芸众生的先知，“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即其谓也。这些超越众生的圣人，能把握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其门户。”陶注“门户”云：“即上存亡之门户也。圣人既达物理之终始，知存亡之门户，故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正因为鬼谷子认为圣人比普通百姓有如此高的天赋，所以鬼谷子赞颂圣人说：“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这种“道”就是面对“变化无穷，各有所归”的万事万物，圣人能够“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这就是告诫当时的君主们要像圣人那样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使贤任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规律，才能事事成功。在如何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时，鬼谷子告诫君主们，“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在《忤合篇》中，鬼谷子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阐述，“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传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这就是要君主们像圣人那样遇事“权衡轻重”，把握事物的“会”、“宜”，最后达到成功。
鬼谷子认为，古代教化百姓的圣人，凡做事必循道而行，与道同生共长。因此，古之圣人观察思考问题，无不根据道义，“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反应篇》）鬼谷子之意是要求当时的君主们要如同古代圣贤那样做事时要循道而行，这些道蕴含于“往”、“古”、“彼”之中，告诫当时的君主们要借鉴古代文化和其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取他山之石为国家的政治建设所用。
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圣人有高超的言行，在不同的情况下，圣人能用不同的方法诱导愚者与智者，而达到最终目的。圣人高超的言行，还表现在“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反应篇》）这是说圣人察人之言，绝无失误，如同磁石吸铁针，舌头吸炙骨，与人相处，言辞精妙绝伦，行为超群绝类，其洞察事物的真情，疾如飞矢，异常敏捷。如果统治者能像圣人那样，“已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也就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了。
圣人善于观察事物，当事物出现险情时，鬼谷子认为圣人往往能事先觉察，并进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势，陈述事物发展的道理，运用计谋制定行之有效的计策，使认识事物细致入微，“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他还认识到“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抵巇篇》）他指出了圣人为君待时而动，时隐时现，皆因世事的变化，顺应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超越众生的圣人，其所用的谋略也是不同于愚鲁之人的，圣人用谋略之道隐而不露，而愚人用谋的方法是张扬外露，所谓“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不智者事难。”（《谋篇》）正因为圣人用谋之道极为高明，故鬼谷子在《摩篇》赞颂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他进一步指出那些事无不成，战无不胜的圣人所用的谋略，众人都具备，而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普通人用之不当的缘故，“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他在《决篇》还总结出了圣人作出正确决断的五种方法，“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陶注云：“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决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诚志直者，人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依据陶氏的阐释，圣人对不同的问题往往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最终达到事情的成功。
正因为圣人善于教化百姓，善于发现事物的规律，善于运用谋略，因此，鬼谷子赞美圣人说：“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内修练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本经阴符七术·盛神篇》）而能达到圣人地位的人，只有那些读书明理的士，“士者，通达之，神圣乃能养志。”故圣人以垂拱而治的态度接待有德之士，士人有所建议，则加以审察，所以他的作为能合于实际情况。《本经阴符七术·损兑篇》所说的“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就是指此而言。
鬼谷推崇圣人、赞美圣人的几个方面不外乎圣人超越、优于普通百姓，圣人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善于用计行事善待贤能之人——士。鬼谷子崇拜圣人的价值取向，其产生正是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社会的长期动荡，在他经过审慎思考后，认为时代呼唤着圣人的出现，时代需要圣人来统一天下。可见鬼谷子圣人观的产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其崇拜“圣人”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总趋势。历史发展也证明了鬼谷子的价值取向是正确的，此后出现的秦始皇就是鬼谷子所说的“圣人”，虽然这一圣人并非完美无缺，但鬼谷子赞美圣人的优越之处，秦始皇基本上都具备了，鬼谷子的圣人为贤明君主说是显而易见的。
三
经济基础固然对国家政局的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对于人的因素也不容忽视。鬼谷子在推崇、赞美圣人的同时，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他认为朝廷内部君臣关系的好坏，对社会的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君主重视、爱护臣下，为臣忠于君主，君臣关系融洽，则国泰民安；如果君臣之间相互猜忌，貌合神离，虽然君臣相安的局面能够暂时维持，但用不了多久，君臣之间的矛盾就会白热化，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
在《内巇篇》中，鬼谷子将君臣关系分为两类，“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鬼谷子将君臣分为：远而亲、而相思；近而疏、日进前而不御等两种类型。前者之所以能为君主所亲、所思是因为这些臣下“以道德”、“以党友”、“以财货”“以采色”（艺术）与君主相处，故能深得君主青睐，使君臣关系日渐牢固，陶注云：“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随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间也。”而后者则不能做到这些。对此，鬼谷子进一步指出：“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内揵篇》鬼谷子将君臣关系的“亲”与“疏”归结为亲近者是因为臣下的建议与君主心意暗合，而君主疏远者，是因为他与君主志向不一，其计策没有实际效果，其主张被证明不可行，其行为不得体，所以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当同心一意。如果“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揵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己来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内揵篇》）则是君臣皆荒谬无知，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
对于这种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混乱局面，圣明之人或采取补救措施使政权得以维系，或取而代之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抵巇篇》云：“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对于这种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局面鬼谷子认为圣明之人必以法治之，“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也就是说对于昏暗的君主，为臣特别是贤明的大臣，或者在其可挽救之时，补救他使其改正错误或在其无可救药时推翻其反动政权。如五帝时期，虽然天下动荡，但仍可救治，乃“抵而塞之。”而在三王时代，天下分崩离析，治而无补，则“抵而得之。”春秋之时，“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即采取措施遏止这种混乱则是上策。
身处乱世的大臣，要深明背向之理，这是鬼谷子对为臣之道所持的看法，他告诫为臣者要深明事理，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切不可被愚忠所迷惑，要审时度势，择贤明的君主而事奉。“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忤合篇》）陶注云：“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诸侯，驱置忤合之地，然后设法变化而转移之，众心既从，乃求其真主，而与之合也。”所言甚明。鬼谷子还举出了“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由是观之，鬼谷子是告诫贤臣要择贤君而事，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即其谓也。
鬼谷子所论述的君臣关系，其目的是要达到君臣之间融洽相处，君信臣，臣信君。他所强调的乱世之时的大臣要择贤君而事的观点，实际是针对战国时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言的，他要求贤明的人不要冥顽不化，而要选择贤明的君主而事，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否则只能是助纣为虐。他的主张，战国时期许多士人基本上也是循之而行。那些重用人才的贤主，国家因此而强盛，那些昏暗之主即使有一两个贤明大臣辅佐，但最终没有逃脱国家覆亡的结局。
鬼谷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也是进步的，要求人们抛弃那些愚昧的君主，为天下的统一而事奉贤明的君主。他的这一价值取向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如当时的四君子广纳贤士，吕不韦集众贤撰著《吕氏春秋》，诸国变法措施的实施，主持者大都来自其他诸侯国，这在鬼谷子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对君臣关系提出的见解，也正反映了他的价值取向的进步之处。
四
古往今来，谋略深深蕴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家利用谋略之术击败自己的政敌，使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日益牢固。军事家用谋略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卫国家的安全。商人用谋略之术，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获得丰厚的利润。谋略之术在《鬼谷子》一书中论述得颇为全面。
鬼谷子在《捭阖篇》中将谋略分为阳谋和阴谋两种，“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阳谋与阴谋所达到的结果也不相同，凡阳谋“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而阴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既然谋略分为阳谋与阴谋两类，对于他人的谋略就应持审慎的态度，对于他人提出的计谋是否可行，一定要仔细观察来探讨其可行与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然后看其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志，来确定自己是否信守，“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告诫人们当计谋与自己的见解相同时才决定加以信守。计谋获得成功的方法有两种，其一要对对方了如指掌，即“捭之者，料其情也。”使计谋获得成功；其二与对方结为同心，“阖之者，结其诚也。”使计谋获得成功。而在使用这两种方法时都要注意观察对方，权衡轻重，测度对方使用计谋的程度如何，“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即是言此。因此鬼谷子总结到：“捭阖者，天地之道。……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阖篇》）
大凡行权谋之术者，结好于此方可能会得罪于彼方，对此鬼谷子建议人们要行忤合之术来达到目的，所谓“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此后，他的学生苏秦、张仪运用反忤之术，行合纵、连横之法，使反忤之术得到了发扬光大。因此，鬼谷子说：“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忤合篇》）这就是反忤之术在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个人都可运用，其关键在于是否恰当、合适。
鬼谷子在《捭阖篇》中指出：“捭阖者，天地之道也。”即捭阖是计谋的最大法则。而为他人筹划计谋，鬼谷子又认为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其计谋，他在《谋篇》中说：“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叁以立焉，以生奇奇。”这样制定出来的奇计，“奇不知其所拥，姑于古之所从。”鬼谷子还强调众人同心共谋，荣辱与共，其关系就会亲密，反之，无论好事坏事，其关系都会疏远。“故相益则亲，相损者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类一也，”就是关于如何使同人关系亲近应注意的法则。
在制定计谋时，鬼谷子认为计谋要顺应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了大的谋略就可以制定出具体详细的实施计策，“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谋篇》）在运用计谋时，鬼谷子认为：“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谋篇》）这才是劝说他人保全自己的谋略之道。面对世上变化万端的事物，鬼谷子强调，凡为计谋者必须快速敏捷，出奇计，《本经阴符七术·转圆篇》曰：“转圆，法猛兽。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而通心术。”“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转化者，所以观计谋。”这也就是圣明之人制定谋略的高明之处。
《鬼谷子》一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是谈计谋的具体运用，他所谈的计谋，“盖出战国诸人之表。”（宋高似孙语）他的学生苏秦、张仪用其谋略之术，在战国诸侯割据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纵横捭阖，甚而佩六国之相印，堪称为一时之奇。鬼谷子的权谋之术，不过是让那些贤明的君臣有所借鉴，用之而达到天下的统一，他的权谋之术的实用性也是一目了然的，权谋术所反映的价值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