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第二届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学术领域。 1998年8月6日至8月20日， “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80位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大陆学者50人，台湾学者6人，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匈牙利、 俄罗斯、德国、以色列学者24人。著名学者宿白、张忠培、秋山进午、尼尔森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充分肯定了本届会议的重要意义。
在15天的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就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系统地参观考察了赤峰地区和辽宁西部的朝阳、锦州地区有关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契丹——辽文化和蒙古——满族文化的大量文物标本和名胜古迹。
会议收到有关专著1部（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论文专集2辑（《北方民族文化》1998年第3期、第4期）和52篇论文。所有这些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文化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当今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的不同观点和前沿境界。这里择其要者，略作概述：
关于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格局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指出：1.西辽河地区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的原生地之一；2.本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化之际，农业现象不明显，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很可能是渔猎文化，而不是农业文化；3.中国是两个玉文化的起源地，一个是良渚文化，另有红山文化，从渊源上说，又以红山文化为早；4.本区同时还是产生青铜文明的原生区域；5.西辽河地区是原生的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发源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6.西辽河流域地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端，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之际，这里独立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又独立地进入文明时代，独立地产生青铜文明，独立地产生农业和游牧两种文明，对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极为重要；7.在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殷商文化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
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薛志强在《西辽河地区的古代文化与中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指出：西辽河地区是连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属于北方生态敏感区域的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国北方文化区的重心所在。近万年以来，这里的古文化发展可以大体上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与后起的游牧文化两种类型。此间，曾经出现过四次文化发展高潮。分别代表这四次文化高潮的古代文化是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契丹——辽文化。综观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古文化发展，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古国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方国，为中华国家形成的原生形态，其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中华国家5000年文化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中华礼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夏家店上层文化代表的北方游牧方国和契丹帝国，是中华国家发展的续生形态。
辽宁省考古所郭大顺认为，辽西属于东北渔猎文化区，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魏营子文化等，都是在大幅度地吸收了中原地区古文化先进因素，而不断形成和发展了自身地区特色的。不过，辽西文化区又处于东北区面向中原地区的前沿，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最先与中原农耕地相接触，也最先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徐光冀和朱延平对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意见，他们指出：综观辽西古文化发展特点，一是始终保持着本区自身的文化特质，而不像以往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南来北往的文化交错带，因此，辽西区每个阶段所显现出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自身发展的结果；二是将东北亚流行筒形罐的地域视作一大板块的话，其中的辽西区则往往在发展水平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三是辽西区在很多情况下一直是多种文化并存，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齐头并进，争相发展，从而往往使辽西古文化区的文化面貌变得错综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认为，在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有一段时间上和内涵上的空白，应当有一个相当于龙山时代的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地土著文化，而它的空足三足器是由山东跨海而来。他指出，关于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属性的对应关系，要十分注意其复杂性，在研究中应持积极而谨慎态度。
东北师范大学詹子庆在大会发言中，就早期聚落结构和聚落研究问题、文明起源研究中涉及到的文明标志和文明形式问题、跨地区的综合研究问题和关于农业文化、畜牧业文明起源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美国丹佛大学尼尔森指出，在探讨农业起源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她还具体介绍了寻找裁培作物的痕迹和驯化动物实证材料的一些新的先进方法和手段。
关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许多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当时中国南北各地古文化序列中最为先进的古文化之一。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冶铜现象，以围沟圈护的早期方城也已出现，城乡分化已经发生。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特征的宗教礼仪性活动极为盛行、各社会群团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由此而导致的统一宗教神权之争，成为社会的基本问题，社会开始发生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转变。
台北故宫博物院杨美莉在发言中详尽地论证了存在于红山诸文化中的细石器传统问题。他认为，磨制石器代表农业经济的实践，细石器则是欧亚草原渔猎或游牧民族所特有。红山文化中普遍存在上述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石质工具，说明此一地区在完全属于游牧经济时代之前，是一种农业、畜牧、狩猎的混合型经济。赤峰师专叶沐耕指出，文献记载：“太皞”的本义是至大之王。“王”是文明形态，考古证明，唯有红山文化以龙纪，故太皞氏之族可与红山文化对应。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存在于北方地区的一种重要文化遗存。目前所知，这种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其中，以西辽河地区为分布中心者，是药王庙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杨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药王庙类型城址发现与探索》一文中回顾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分析了药王庙类型遗址的结构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的复杂的多层次社会结构构架。杨虎指出，至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燕北地区已处于早期文明阶段。
从1994年至1995年，赤峰市北方文化研究中心、赤峰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与美国匹斯堡大学人类学系吉迪，共同对阴河两岸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调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认识成果。王惠德、薛志强、刘景岚、吉迪等在向会议提交的题为《阴河中下游石城的调查与研究》的报告中，从“阴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发现”、“阴河中下游古代遗存概况”、“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石城的营造风格和分布规律”、“石城的初步研究”六个方面，详尽地介绍了这一重要成果。
关于北方地区早期游牧文明，薛志强认为，由阴河一带的夏家店下层城堡带与秦汉长城遗址大体重合这一现象分析，这种带有长城雏形性质的城堡带出现的背景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对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乌恩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北方青铜文化的界定、北方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乌恩认为，在中国北方，至迟在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 世纪）已进入铁器时代，因此，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族遗存视为青铜文化是不妥的。赤峰市政协苏赫在《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一文中，对《史记》所载匈奴人的“瓯脱”的含义、社会功用及其源流演变作了探讨。他指出，匈奴的“瓯脱”，与后来契丹、蒙古的斡鲁朵，实是同非金属事异指。究其故，乃代迁音转所致。
匈牙利艺术科学大学巴尔迪宣讲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及其在东欧历史上的最后时期的几个问题》，他考证了匈牙利人远祖匈奴人离开中国北方草原西迁东欧的具体路线和时间，充分肯定了古代匈奴人离开中国北方故国，在东欧创建新的国家，从而为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功绩。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回顾了东北系铜剑的发现和研究历史，指出东北系铜剑的起源应当在辽东、辽南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辽西传播。辽宁省博物馆徐秉琨在发言中论述了慕容鲜卑及其创建的“三燕”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分析了“三燕”文化的内涵。辽宁省博物馆王绵厚的论文是《浅谈中国北方长城及长城学的文化价值》，他详尽地分析了长城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上围绕着长城地带出现的民族上的、文化上的交融，指出了长城的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四平师范学院赵永春在《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发展序列及其继承问题和中国古代北方统一对全国大统一的作用问题。俄罗斯列宁格勒文物研究所科瓦列夫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游牧民族》一文中，论述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从东到西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着重论述了这些文化遗存分别属于东胡、林胡、楼烦、白羊、柔然等古代民族。
关于契丹——辽朝以来的北方文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徐萍芳以《关于契丹——辽朝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为题，对当前契丹——辽朝考古发表了系统的见解。他强调指出：1.当前辽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分期和分区；2.应当高度重视契丹早期考古，探索契丹文化的早期发展面貌；3.辽代城市考古，应当从辽代城市的功能上来区分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功能来深化研究工作；4.辽墓考古要把契丹墓和汉人墓严格区分，分别进行分期研究；5.辽代佛教考古是辽代考古的一个基本内容，要在其中注重文化史、科技史的发展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宣化辽代张氏家族壁画墓群，是近年以来我国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会上，宣化辽墓发掘的主持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郑绍宗利用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详尽地介绍了这一重要成果。辽宁省考古所李宇峰在《建国以来辽宁地区辽墓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已经发现的纪年辽墓，并对未纪年辽墓进行了分期，同时还对辽代显、乾二陵的位置进行了探讨。巴林右旗博物馆计连成向大会介绍了近期辽代庆陵几座重要的契丹皇族陪葬墓中发现的契丹考古新成果，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内蒙古考古所塔拉在会上介绍了1997年内蒙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航空考古中心在内蒙东部的赤峰地区和中部元上都一带利用50个飞行小时，拍摄到4000余张航空考古照片的重要成果。
赤峰师专田广林在向大会提交的《契丹礼俗专论》一书中，对契丹民族的祭祀、婚姻、丧葬、捺钵、衣饰、发式、饮食、舆仗、游艺、乐舞等各种礼俗的源流演化、社会功用、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契丹国家研究》一文中认为， 从契丹始兴至西辽灭亡， 近900年间，契丹国家经历了产生、 初步发展和发展成熟这样三个历史阶段，并相应地经历了三种发展形态。古八部时期，是契丹国家的产生时期，其国家发展处于古国形态。大贺氏至遥辇氏时期，是契丹国家的初步发展时期，其国家发展表现为汗国形态。契丹建辽以后，其国家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表现为帝国形态。黑龙江社科院孟广耀在《辽代东北亚各国关系述论》中，把当时东北亚地区出现的辽朝、北宋、西夏、高丽和日本并存的政治格局称为“五国三方”，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相互关系。赤峰师专任爱君在《说契丹“岁岁作楼居”》一文中指出：所谓“楼居”，是南北朝以后，中原地区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称呼，“楼居”即是契丹国家中的特殊存在，也是北方民族的共有特征。肖爱民在《辽代的重阳节》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辽朝移植重阳节这一中原传统节日进入北方草原地带的情况，并且探讨了菊花酒的制作方法。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在《契丹族源传说源于回鹘论》中指出，契丹人关于青牛白马会于二水合流处的木叶山的祖神传说来源于回鹘。赤峰师专杨福瑞就奚族和契丹族的来源及其早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两个民族不同的命运结局。曹显征在《辽代的书禁政策》一文中，分析了辽代实行书禁的社会原因及其正、负社会效应。
关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文化传播，詹子庆指出：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前221年秦统一中国，2000年间， 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相继崛起，另一方面呈现出中原文明和周边部族文明的群星璀璨。分析中原文化和西辽河古文化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往往是双向传播，互为影响。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田广金在大会发言中，从环境考古的角度，考察了环岱海地区史前聚落遗址发展演化规律以及当时北方地区文化传播的流向问题。韩国全北大学宋银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辽河流域古文化和朝鲜半岛古文化所创造石器在年代学、类型学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先进的文化成果向朝鲜半岛传播所产生的进步意义。韩国全南大学林永珍在《马韩形成期与中国北方之关系》一文中，则系统地讨论青铜时代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地区的文化传播问题。日本同志社大学中村润子在《关于日本初期马文化的源流》一文中，就马具的传入问题，探讨了围绕着日本早期马文化展开的文化传播情况。日本佛教大学门田诚一就角抵问题，分析了古代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问题。
总之，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重要的学术会议，它的举行，对于推动当前北方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