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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03年亚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书》2003年4月18日出版
过去几年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发展中成员国(DMCS)面临了全球的经济衰退和疲软的外部需求。这种形势促使了许多成员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货币及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和防止进一步的经济衰退。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发展中成员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并显示出，小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状况和发展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需要建立起不尽相同的政策体系。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负担已成为人们担忧的一个原因，处于这种情况的国家现在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争取实现财政统一。
财政指标和危机后的政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普遍大于对亚洲其他小地区的影响。这次危机直接打击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此外，这两个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美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使它们特别易受过去两年来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而对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的需求的减少也损害了这两个小地区的出口，因为它们非常依赖这些产品。
这次危机以及为了应对它而推出的政策形成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府的财政状况的重要分水岭，东南亚的财政平衡比东亚的出现了更明显的恶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地区的政府收入急剧缩小，同时却需要更大的支出以支持银行部门和恢复银行部门的名誉、满足对社会保障网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继续偿还外债。随着本币大幅度贬值，用本币偿还外债的数额大大地增加了。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或有财政负债则变成了实际负债。
在东亚，有些国家财政结余逐渐减少，而有些国家却卉始出现赤字。也许，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出现在中国香港。其预算在1997年之前几乎都有盈余，但是由于199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香港在1997年取得了相当于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5%的盈余，然而在1998年却出现了相当于当年GDP的1.8%的赤字，据估计，在2002财政年度(FY)会出现相当于当年GDP的5.5%的赤字，因为资产价格的下跌继续消耗政府的金库，而疲软的经济状况又加剧了政府税收收入的下降。中国台北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徘徊在相当于同期GDP的1%左右，但是在2002年已上升到相当于当年GDP的3%的水平。中国的赤字从1995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上升到2002年相当于当年GDP的3%。韩国的预算也从1997年的盈余下降到1999年的赤字，但该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从2000年起使国家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危机发生前长期保持财政盈余。1994年，菲律宾由于采纳了更多邻国所实行的保守财政政策，因此在2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了财政盈余的成绩。但是，这四国的预算在1998年都跌入赤字，而且从那以后预算一直都是赤字。新加坡在2001年出现中度赤字，这是1987年以来的第一次。
东亚及东南亚政府都积极地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固定或实际汇率制度缩小了货币政策的适用范围，因此这两个国家在利用财政政策方面有其特别之处。为了提高政府支出，鼓励私人投资与消费，它们实行了好几套的重大激励政策，体现出了范围广泛的各种首创精神。就连传统上抵制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的新加坡也实行了好几套的重大激励政策以对2001年出现的经济下降做出反应。虽然这些激励政策为这两个国家注入了动力，但是也使其财政赤字更加严重。
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台北，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经常费用的增长一般都超过了资本支出。自从1997年以来，有好几个国家用于福利及社会保障开支的经常费用出现了特别显著的增长（见图1）。例如，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和支持经济转型，中国的福利及社会保障的支出从1996年仅占总支出的0.2%猛升至2002年的6%。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快速增长的失业率的一种反应，因为许多国有企业被日益激烈的竞争逼到了破产的边缘，改革也逐渐把福利义务从工作单位转移到政府身上。由于正在出现城市贫困群体，“最低生活补助”的支出在1998-2002年间增加了23倍，达到5.542亿美元。
图1 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增加的份额
注：中国与韩国的资料为1996年与1999年的资料；新加坡的资料为1998年与2000年的资料。
资料来源：立洲开发银行(ADB)统计数据库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在税收方面，东亚及东南亚政府为了复苏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而实行了蔽税和税收鼓励政策。相应地，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税收增长从1997年到2001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因为其中有若干国家的痉济活动仍然在减少（自1994年税收改革以来，中国改进了税收，因此尽管最近降低了公司的收入税，税收的增长速度还是加快了。）与1990年到1996年15.3%的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香港的实际收入总额从1997年到2002平均每年急剧下降了11.3%。1997年之后出现的财政收入下降是由于对资产税收的严重依赖、资产市场的不景气以及实行了反周期性的财政措施造成的。泰国为新企业、家庭采购和股票上市交易提供减税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新加坡2002年的财政预算提出，调低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对金融部门的税收鼓励力度以及进一步对某些服务性公司的研发支出实行减税。马来西亚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率，降低了一些中间货物的进口税，调整了投资减免税以及推出了免税期政策，这些措施连同疲软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作为GDP一部分的税收收入从1997年到2000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2000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税收已有所增加，但是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大多数南亚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维持了稳步增长，所以来自缓慢增长的预算压力并不是影响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因素。此外，由于税收的不力以及政府在节支方面的无能（或不情愿），因此持续的财政赤字一直是南亚国家的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使得进一步实行财政扩张的余地变得微乎其微。结果，大多数南亚国家的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没有实行财政扩张，它们作为GDP份额的收支也保持相对稳定。然而，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近年来促使了一些政府对其财政政策进行了适度的调整（见以下财政统一这一节）。在2001年和2002年之间，斯里兰卡政府的赤字由相当于10.9%的GDP减少到9%，这主要是通过缩减开支取得的。孟加拉国政府通过重新强调管理创新、严密监控和监督增加了税收收入。
几个经济转型的亚洲国家面临着影响它们财政状况的基础结构性问题。蒙古、柬埔寨和老挝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每年都出现重大的政府财政赤字。经济转型、尤其是关闭无效率的国营企业以及失去大量的外国援助给蒙古带来许多财政的挑战，而政治动荡和死气沉沉的经济运作情况却成了柬埔寨和老挝出现财政困难的原因。
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影响中亚国家(CARS)的财政状况的主要因素。经济转型的最初阶段往往伴随着财政平衡的不断恶化。这是由于私有化和企业重组需要增加失业津贴、养老金以及其他形式的福利支出的缘故。在一些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了当前总支出的30%以上（蒙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000年蒙古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了政府总支出的24.6%。）与此同时，来自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下降了，而来自新兴的私人部门的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却很缓慢（见图2）。
图2 中亚的税收收入很低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数据库系统
由于税收收入不断减少而与经济转型相关的支出不断增加，大多数中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然而，自从1999年以来，尽管全球经济出现了下滑趋势，中亚国家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好转，经济发展步入了健康的轨道，这使它们减少了财政赤字，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经济转型最初阶段的巨大困难之后，一些中亚国家近些年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最高增长率的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政府支出不是用于刺激需求，而是主要集中在长远的事项上，例如提供基础设施。有些中亚国家也利用改善的经济状况来改革其财政体系，实施财政统一。然而，由于GDP的快速增长，现在，这些国家用占GDP的百分率来计算的总支出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高水平支出相比已有所下降。
财政状况最严峻的国家也许是太平洋国家，它们仍然面对着有限的经济基础，仍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援，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仍然很脆弱，在财政金融管理方面仍然有种种困难。有些太平洋国家最近还遭受到政治动荡、种族冲突和国内骚乱的影响，其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很低。因此，其中有许多国家持续出现财政赤字。
公共部门较大和中央政府的支出占了GDP的巨大份额这两点是许多太平洋国家的特点，因此这些国家对这些开支的变化高度敏感，许多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税收收入能力仍然很脆弱，政府的支出过度依赖国外援助。对国外资助的过度依赖降低了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因为政府支出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国外援助。国外援助往往不像税收收入那样稳定和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导致了不稳定的财政平衡。
如果援助款不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就会非常紧张，正如发生在马绍尔群岛上的情况一样，在那，政府和整个国家都非常依赖“自由联合条约”中美国提供的各项资金款项。马绍尔群岛政府大量举债，但是公共投资却不能产生出预期的收益，而且公共部门变得过于庞大而低效。这些再加上美国援助的按比例减少导致了发生于1996年和1997年的那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从那以后，该国的经济一直很疲软。同样，在美国削减了按照“自由联合条约”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的资金后，除2000年外，该国的经济增长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非常疲软。自从1999年以来，该国经济增长的恢复一直被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驱动，该政策之所以可能实施是因为该国从“自由联合条约”中得到的资金突然增加了。
发展中亚洲面对的财政挑战
用增加政府债务来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的做法可能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还可能会危及财政的可持续性，并阻碍经济的运作。在过去几年里，大多数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的债务与GDP的比率都上升了。快速的债务增长会排挤掉私人投资，抑制私人消费，使各种资源从实现发展目标转向他用，限制对人力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且给实施货币政策带来各种困难。债务与GDP的高比率也往往会使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降低。对于遭受持续财政赤字和沉重债务之苦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减少赤字和偿还债务是至关重要的。
在大多数东亚国家中，总体的债务与GDP的比率仍然是适中的，但是在最近几年里，这个比率已大大上升了，这与财政赤字的扩大或出现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各国政府还要面对增加的种种或有负债。中国政府把扶持国有企业的重担转移给国有银行部门。不良贷款可能会因此而累积起来，它可能会威胁到财政的可持续性，并且妨碍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本国货币急剧贬值、国内实际利率调高、政府税收收入降低以及金融危机引起的出口下降等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外债偿还的规模和负担两方面都急剧扩大。财政扩张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和债务累积的增加。
南亚有几个国家由于持续的财政赤字而背负起沉重的债务，例如印度在2001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负债合起来增加到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72.6%。一些南亚国家可以获得外来资金，因此缓解了国内信用的压力，减少了赤字筹资以及因此排挤掉私人投资的可能性。但是对外来资金的过分依赖是要冒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冲击的风险的。
强劲的经济增长减轻了中亚各国的财政压力；政府的外债下降了，这符合政府限制借款和偿还未付国外债务的意图。尽管如此，中亚各国仍然面对着重大的债务负担，比如塔吉克斯坦的政府外债在2002年超过了当年GDP的87%。
在太平洋国家，控制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减少外债仍然是主要的挑战。其中有些国家的高额赤字和负债已经对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威胁，而且引起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库克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政府负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无法支撑下去的水平，导致了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瑙鲁几乎没有什么筹资选择权来应对其持续的预算赤字。缺乏足够的抵押资产、地方无偿债能力或者没有未来的收入来源大大地削弱了政府获得新资金的能力。一些太平洋国家现在面临着无力支付公共部门工资和公用事业账单的困境。
债台高筑可能会变为恶性循环（见表1）。不断增加的债务给许多国家的支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因为债务增加了，相应地就要支付较多的债务利息，结果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债务水平、更大的利率压力、更大的预算赤字和更多的债务。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总收入的近20%被用来偿还利息；2000年，印度和斯里兰卡当年收入的30%以上也同样被用来偿还利息。2001年11月，有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得不和巴黎俱乐部成员国重新安排偿还双边债务的日期。为了降低债务水平，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取得大量的基本预算结余，或许必须卖掉一些资产。
表1 外债、中央政府债务和利息支付款 单位：百分比
－得不到该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开发指标，可查阅：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世界开发信息，全球开发资金，可查阅：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全球开发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3年3月；国际金融学会，可查阅：www.iif.com。
公共支出的增加和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可能会限制私人部门可获得的贷款，导致更高的利率，而且会排挤私人投资。运用宏观经济模型来摸拟一些国家的经济表明，由于私人投资者对贷款的需求在金融危机过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东亚及东南亚，排挤私人投资的影响并不大，这些小地区的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超额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持续下去，债务累积最终会妨碍私人投资。在南亚，摸拟的结果表明，高额的公共支出已经导致了对私人投资的排挤。在太平洋国家，公共部门庞大并且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遏制了私人部门的发展。大量的援款也许已经抬高了汇率，阻碍了出口增长，削弱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加的债务也会限制货币政策的选择权，因为对政府外债的不同看法会影响金融市场的走势和利率。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可靠性，为了避免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作为惟一责任的、负担过重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
财政统一
持续的赤字和债务的不断增加也许显示出了结构性问题，它们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实现财政统一。实际上，为了应对财政不平衡，许多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已经实行或者正在打算实行这样的措施，而且这些国家最近推出的政府预算报告书大多数立誓要降低赤字。
随着东亚及东南亚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各国的注意力似乎正在从刺激短期需求转向财政统一。中国政府推出了控制预算赤字的各项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征税力度以减少逃税，严格对企业和高收入群的各种审计程序。另外，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和未经批准的开支的监管力度。中国香港2003财政年度的预算制定出在2006财政年度之前恢复预算平衡的目标。新预算中提出的措施包括出售公共资产、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冻结录用新公职人员以及增收离境税、工资税、利润税和财产税。在泰国，用于特别方案的开支将被削减。政府还考虑把增值税(VAT)率从7%提高到10%。为了抵消因减少所得税而出现的税收收入损失，新加坡打算把商品和服务税率从3%提高到4%。马来西亚政府打算通过遏制业务开支的增长和缩小非核心发展项目的规模在2005年之前平衡政府预算。印度尼西亚一直在逐渐减少燃料补贴。
有几个南亚国家的政府也正在处理财政方面的问题。印度管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特别工作组建议，对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其中包括取消一系列免税政策，提高最低应税所得以及精简税收结构。各州政府的财政赤字总和大致等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此中央政府和一些州政府也协商出笼了一个中期财政改革方案。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份财务责任与债务限制条例的草案，这份草案要求，政府在2007年6月底之前消除财政赤字，并在2012年6月底前把未偿还的政府债务从当前相当于GDP的90%左右降至60%。斯里兰卡2002年的财政预算强调了财政统一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斯里兰卡政府为了精简税务管理以及扩大税基而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变革。尼泊尔政府于2002年6月批准了一项优先考虑发展支出和放弃次要优先项目的立即行动计划。
中亚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减轻了财政压力，其中有些国家利用了这种形势来实施改善本国财政状况的各项积极的措施。例如，2002年哈萨克斯坦制定了一项新的税收法规，设计出了监控纳税大户的各项措施，并且为纳税人和纳税申报设立了一个电子登记系统。征税工作以及税收管理的改善有助于税收收入达到预算的目标。阿塞拜疆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缩减隐性的能源补贴和提高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会计责任。吉尔吉斯斯坦2002年取消了许多项增值税(VAT)免税，统一了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了零售销售税率，提高了非农业用地税和能源关税，启动改革和加强关税管理的措施，并且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单位来监控纳税大户和对他们征税。
财政统一对大西洋国家来说一直是一个困难而严重的问题。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及债务，斐济2003年的预算提出，要增加国内消费税率和关税率，把增值税率从10%提高到12.5%，并且要减少资本支出。马绍尔群岛在1996年财政危机之后实施了一项公共部门改革方案，从1995年到2000年之间削减了大约35%的文职人员。巴布亚新几内亚2003年的预算亦显示，要采取各种措施来促使改进其财政状况，其中特别提到，要增加公司税率和强调改善税收遵从。该国亦削减了某些方面的支出。
西萨摩亚宣布，要在2003财政年度进行大量的税收改革，其中包括增加增值税、减少货物进口关税以及增加国内消费税率和汽车税。西萨摩亚政府进一步努力把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这些国有企业耗尽了公共资金。所罗门2003年的预算提出，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工资总额，具体做法是：削减文职人员，解雇费由捐款人支付，一切资本采购都要接受中央投标委员会纪律的约束。同样地，汤加2003年的预算亦提出，要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薪。
尽管已经做出了这些努力，太平洋国家仍然需要进行重大的财政改革，这些改革由于这么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迫切了，即它们往往过分地依赖与贸易有关的税收收入，而这些收入很可能会因为预期的关税减少而出现下降。它们的政府筹资也过多地依赖援助款，这一情况连同私营企业的低水平发展一起继续提出了财政挑战。当高额债务负担持续存在时，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景就依然很脆弱。
既然财政赤字和负债水平低的国家对支出的优先权可以行使更多的选择权，并且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生产部门，所以财政统一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财政紧缩也许会导致产出的短期缩减。然而，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表明，在出现大量的财政不平衡和高额的政府负债时，财政统一可以导致更高的产量增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赤字和负债的减少会导致更低的利率，增强私营部门的信心，因此会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这样一来，被持续的财政赤字和高额的负债所困扰的国家也许就能够从财政统一中受益，不管是从短期的观点来看，还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均是如此。
想通过实行财政统一来消除财政赤字和负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眼下就有好几个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的方法，其中包括提高税收、缩减开支、国内借款、国外借款、获得外来援助、出售公共资产或者印刷纸币。每种方法都有局限，都要承担风险。大量的国内借款可能会提高实际利率，减少私营部门所能获得的贷款，并且会排挤私人投资。如果实际利率超过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国内债务可能就会迅速增长。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往往还不够发达，无法提供必要的资金。虽然国外借款可以缓解短期内的资金拮据，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债务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问题或者货币问题。虽然财政赤字可以由国外援助款提供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来源并非总能获得，也并非总是可靠的。出售公共资产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筹资来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刷纸币）会造成通货膨胀和抑制私人消费。当通货膨胀非常高时，由于经济活动减少了，所以来自通货膨胀的税收收入就会下降。通货膨胀的筹资也会产生出一些不确定因素，扭曲价格，并且导致经济低效率。
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为国家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这些困难也表明，可持续的财政统一最好是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改进征税工作和减少开支来实现。然而，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来筹资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它需要应付行政困难、经济成本和政治阻力。尽管有这么一些困难，但是为了给本国的财政状况带来持续的改善，持续出现财政赤字而且债务与GDP的比率很高的那些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也许需要认真地考虑增加税收与减少开支的各种措施。
在税收收入方面，大多数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需要改进征税工作，改善税务管理，提高税收遵从和减少逃税。这些发展中成员国拥有的作为GDP份额的税收收入往往明显地低于工业国，通常达不到GDP的20%；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合作开发组织成员国的税收收入却超过了GDP的30%。南亚各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特别低，在2001年平均占GDP的8%左右（见图3）。
图3 东亚和中亚征税的改进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库系统
发展中国家对直接赋税依赖程度低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管理税收和征税有困难，尤其是在征收所得税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从农业获得的国民收入比发达国家占更大的份额。没有对农业收入进行有效的征税，多数出自农业部门的收入未被征税。同样，自谋职业者的收入和非正式城市部门的大部分收入仍然未被征税。此外，识字人口比率低以及税务管理的水平差也造成了直接赋税的低效率。
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的税收收入对GDP的比率较低带来了重大的宏观经济后果。税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低限制了税收收入担当自动稳定因素的能力。税收收入对GDP的比率低也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的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了扩大税基，许多发展中成员国推行了增值税，并且减少对贸易税的依赖。然而，尽管经常拥有最高的边际税率，但是它们从直接税，比如所得税和公司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份额仍然往往很低。许多国家仍有通过扩大征税来进一步拓宽税基的余地。
在支出方面，为了给低效率的国营企业投资提供资金或者为了弥补它们的经营亏损而调拨资金通常会耗竭公共资金。逐渐停止补贴或私有化可能会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公共消费
——主要由公共部门的工资总额构成——占了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国政府总支出的巨大份额。把政府消费压缩到最低限度可能是另一种选择。有些发展中成员国的预算过程往往是随意的，它们的计算机能力低下，公共会计责任淡薄。在税务管理上也有很多的能力限制，为逃税漏税提供了可能性。改进预算编制、过程和方法是改善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的另一种途径。
结论
不同国家和不同小地区之间的财政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对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逐渐增加是比较新的现象。但是在整个20世纪如年代期间，许多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太平洋国家的支出增长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导致了持续的预算赤字和高额负债。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情况在中亚国家已开始出现好转，因为支出的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增长更加趋于一致；南亚和太平洋国家也正在努力改善其财政状况。
财政统一对于减少政府债务、完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实施以及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中成员国在面对经济衰退时，由于财政状况很糟糕，因此几乎没有可以进一步进行财政扩张的余地。持续的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务的逐渐增加可能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利率的提高以及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减少，结果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复苏已确定，因此这些国家已经把注意力从刺激国内需求转移到财政统一上。这些积极的努力连同经济增长一起也许能解决这两个小地区的财政不平衡问题。经济成效的提高有助于中亚国家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南亚国家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太平洋发展中成员国能否解决持续而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取决于它们为克服政治障碍和经济障碍而做出的持续的努力。
货币政策实质上是短期需求管理的工具，与之相比，财政政策涉及了更多的问题，它既会影响短期的经济成效，也会影响长期的经济成效。财政政策通过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纠正市场失效以及提供公共财物来促进长期的经济成效。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帮助调动资金、促进资本形成、发展技术、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开发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健全的财政政策与稳固的经济成效相伴相随，谨慎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取得稳固的经济成效，并且让政府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来实行需求管理和平安度过不利的国际环境。反过来，稳固的经济成效和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许多财政问题。这些关系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广义的经济框架内考虑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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