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浩然及其作品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面镜子论文,评价论文,作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浩然进入自传体长篇小说创作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进行总结。这种总结更多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浩然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尤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二是浩然及其作品在今天的价值。
其结果恐怕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超越狭隘的自私立场，追求客观真理，二是从狭隘自私的党派利益出发，从政治需要或阶级需要出发臧否和品评。
说起“文革”影响，首先浩然是如何自我总结的呢？他说：“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打算。”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艺界刮起一股风，对我这个人，对我的创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时，我意识到，有必要站出来，自己把自己说清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而且要当作家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萌生了搞文学的理想，而且越往文学这一行靠拢，干起来的决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我闯进文学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时，我由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加入协会组织，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胜利的法宝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经济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文革’结束时，在国内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许我参加会议。……外国人更不让我见面，有的外宾坚持要见我，我们的同志对人家心怀诡计地解释：‘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连字都不会写。他这个人能说善讲，他的书都是别人替他记录，替他写的。’于是，北美一家报纸在头条发新闻，红字标题：‘一个谜揭开了，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多产作家，连字都不会写！’这种谣言，让我十分伤心，这暴露了他们对‘翻身农民’从骨子里流露的蔑视和轻视！”
“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糟蹋我。当前中国文坛野草杂生，妓女、土匪充斥书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写旧中国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脚缠足等等‘破烂货’的展览，而对我写的反映建国后农民运动、群众斗争的作品则恨之入骨，不仅大动肝火，还‘以势压人’地对我大加讨伐。对于这号所谓作家、实际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
“我当时对我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共产党不犯错误，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我会充分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被戏弄，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
“这就是我的状态！”
“我不被社会所理解，我被文艺界某些人有意地歪曲了，在文艺界制造了我的虚幻影像，至今未能‘平反’和洗清。”
“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的‘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生活开始，从深入生活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解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上百篇文章谈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实践体验。在彼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歪门邪道，没有顺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使《虹南作战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变成无声无色，最后销声匿迹，使群众对正确东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来，在那段历史上，我起过正确作用，不应该认为有罪过。”（《名家》月刊1999年第6期， 李世琦《浩然答本刊记者问》）
其次，人们对浩然强烈反应。 这种反应分两个波次。 第一阶段是1994年，浩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出齐了。此前还有《艳阳天》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作者从1970年12月动笔，历经几度春秋陆续写完的，共分四部，二百余万字。 第一、 二部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部曾在1976年6 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过了近20年后， 在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金光大道》全四部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幅灿烂辉煌的农村史画卷全面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名家》1999年第6期，赵润然《浩然应该不后悔》）。
《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而三、四部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这至少说明浩然不是完全肯定，也还相当肯定《金光大道》。
时隔20年后，《金光大道》重新出版所引起否定比肯定多得多。
张德祥对这些否定进行了梳理，归纳了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金光大道》的写作时期，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时期；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艾青《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见《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0月29日）。另一种说法是，“曾被钉上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作者理直气壮，说三道四，令人费解。”“今天翻旧帐，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因‘高大全’超凡脱俗完美绝顶，而今读者的胃口，又过于挑剔，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经很难招徕看客”。（叔绥人《关于“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对话》，见《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4期）。 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种空洞和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也不至于在那个灭绝人性的‘文革’时代，充满豪情地去表现什么农民的伟大、正确，而应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和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否则，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部《金光大道》绝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杨扬《痴迷与失误》，见《文汇报》1994年11月13日）。
张德祥认为：“纵观这几种说法，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简单化’的思维方法，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是‘政治标准惟一’，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用政治标准作为惟一标准来批评作品，从政治上为作品定性，这在‘文革’时期以及‘十七年’中普遍流行，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狭隘的、机械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因此，文学进入‘新时期’，历史毅然抛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违背艺术规律的方法，抛弃了这种‘政治决定论’。但历史进步却是艰难的，虽然已经进入了90年代，这种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牢不可破，还根深蒂固，还企图用这种方法来为作品‘判刑’。但是，历史毕竟发展了、进步了，90年代毕竟不是50、60、70年代了，这种陈旧的、庸俗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文艺争鸣》双月刊1995 年第4期）
熊元义在把握9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倾向时，进一步地指出：“在一些自诩思想解放的人身上，可以发现他们或隐或显地都拖着一根陈旧的尾巴，这就是他们仍然操着‘政治标准惟一’这个‘左’的武器在讨伐对手。”“1995年刚刚过去四分之三，就有人对95文艺论争进行了总结，认为在1995年空前活路的争论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基本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无论是鼎鼎大名的著名人物，还是初出茅庐的无名青年，每一方都是平等的，始终局限在学术思想领域之内。然而，作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参与者的我，其感受却不是这样。我在这些文艺论争中（有些问题和争论是’94的延续）都感受到了超出学术思想范围的‘刺’”。“时隔20年之后，《金光大道》重新出现，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其中，有些说法耐人寻味……我们回顾1995年文艺界的几场较大的文艺论争，大致可以看出，在文艺批评中，尽管有些人声言要竭力回避政治，但是他们的批判或捍卫仍然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对于动摇他们的地位的批判者，他们是不惜从政治上进行讨伐的，甚至以他们的政治标准为惟一的衡量尺度。看来，思想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文艺报》1996年1月19日）
第二阶段是浩然自传体长篇小说引起相当强烈反响。
1998年9月20日， 《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文革回忆录》为新闻由头，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 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 ）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 ）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一石激起千层浪。浩然的这些“新观念”，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引起了至今仍然没有迹象停歇的反应。
焦国标在1998年第6 期《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浩然说，‘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某种路子写。’干了错事，因为出于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谅么？他就从而没有错么？”
吴跃农在与上文几乎同一时间里四处投稿《浩然不后悔什么》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批驳观点：（1）《环球时报》发表的《浩然访谈录》， “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2 ）“《环球时报》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 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3）“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4）“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不是浩然描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 元增长至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5 ）“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执地坚持着他对当年不后悔的光荣和梦想，奇怪的是他竟然还真的能够不后悔地占据在《北京文学》主编位置上（还担任着北京市作协主席）。
章明在1999年4月3日天津《今晚报》副刊发表文章《浩然的确是个“奇迹”》。其主要观点是：“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路子写。’这句话我最多只能相信一半。”理由是，“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由广州、海南去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子》，究竟是歌颂谁的？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内心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是‘奇迹’，也就只好承认他是‘奇迹’了。”“提起《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作品，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行推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广大农村变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场……”
刘德友在1999年6月11 日《南方周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浩然事件的议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20余年，彻底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诫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袁良骏在1999年8月25 日的《中华读书报》以《“奇迹”浩然面面观》为题尖锐地指出：“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这种‘勇气’，从屈原到鲁迅，没人有过；而今而后，也未必再有。浩然很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其实“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一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他的《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小说，虽然手法比较稚嫩，内容上也不无‘左’的痕迹，但总地说来，含香带露，充满了朴素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并很快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浩然是一名京东农村的穷孩子，他只读过三年半小学。从这样一名‘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确乎有一点旧俄作家高尔基的味道，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会、由读者评说。即使你真是一个‘奇迹’，让你自己一张扬就变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点‘奇迹’也没有了。”“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贡献’呢？”“浩然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指出：“（刊登）关于对浩然褒贬的杂文，各报刊已有一年多了，现在炒得更厉害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他的反映17年农村生活的作品；二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政治问题’。”他谈了自己的看法：“（1 ）作品问题。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是对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否定，他们把反映互助合作的作品与后来我们党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混为一谈。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共产风、一平二调等一些脱离了生产力实际水平，是我们党探索的路上出现的问题，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组合作化。正是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脱离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调整为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产生形式。这个正是在当年互助合作化基础上的调整。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家庭联产承包，绝不等同于互助合作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互助合作化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它是我们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一种探索，它是带领农民都富裕起来，绝不是要把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互助合作化巩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它彻底粉碎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这种粉碎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要搞的。我们的互助合作化运动正是为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方式也正是在当年我们搞互助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与解放前即互助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在农民的土地是属集体所有，这正是当年互助合作化的功劳。他们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实际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主持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党17年的工作已有了科学而准确的评价和结论。（2）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以及他自己的认识是做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市全体作家代表大会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他们攻击浩然当北京市作协主席是极左，这是否定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名家》双月刊1999年第6 期《管桦对“争议浩然”现象的一点看法》）
如果说管桦是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那么一些文学批评家则从艺术上对浩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并作了适当的肯定。
赵润明在1999年《名家》第6期杂志上对浩然给予了理解。
赵润明说：“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艳阳天》第一卷， 1966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艳阳天》最后一卷。《艳阳天》的问世， 很快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喜爱。新闻界文艺界发表了大量评价《艳阳天》的文章，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从1965年1 月号《北京文艺》发表的王主玉写的《评长篇小说〈艳阳天〉》开始，到1976 年第4期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发表的嘉陵写的《我看〈艳阳天〉》为止，各地报刊发表了130多篇赞美这部作品的文章（准确数字待查）， 加之极大的小说发行量，这对当时浩然在社会上、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留下的很高的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艳阳天》最后卷出版的1966年 5月，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历史便借这位当时只有34岁的青年作家之手，给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画上了一个句号。文革的烈火很快由小到大，由上到下，作家们在劫难逃……作为文学界，也不可能一扫而光，很多作家也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打倒斗臭的。他幸运地比较平安顺利地度过了那场灾难。”“……在那种时代背景下，那种政治气候下，浩然并没有做出改变他本质的事情，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土地的儿子，是一个用文字组成作品的作家。在文革结束后，有关组织对他的审查就已证明，浩然在文革中是没有干什么坏事的。浩然的整个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基本上是走在艳阳天下的金光大道。是没有什么值得悔恨和报怨的。”
张德祥说：“我之所以再次谈论浩然，因为在我看来，浩然本质上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农民’作家。说浩然是一个作家，因为40余年来，他笔耕不辍，以写作安身立命，以小说闻名于世，文学成为他生命的最高追求，成为他生命价值的体现。只要不是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虽然写于不同时期，但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农民文化中那种传统人格精神——人要活得正直、正气乃至正义的人格价值的追求。”“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创造出阿Q或陈奂生一类农民形象， 因为连‘中间人物”都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浩然毕竟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农民形象。作家不仅创造了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些被时代推出来的新的农民形象，而且创造了弯弯绕、秦富、‘滚刀肉’、马老四等种种农民形象，作为艺术形象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应当承认，浩然所创造的那些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我认为，可以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以最高的艺术标准评价作家与作品，但不能超历史与超时代地苛求作家。就农民形象创造的丰富性与丰满性而言，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与浩然相匹的。”“浩然的文学创作与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他是时代的产儿。对浩然的评价，一方面需要就事论事，就文学而文学地研究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得失，另一方面，又必须把他放在当代社会历史、甚至放到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其来龙去脉。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在当代历史机制中浮沉的表现。”“从40年代到60年代，农民价值理想与文学观念对历史发生了巨大作用，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主人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工农兵’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工人与士兵大多是刚刚换上工作服或军装的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赵树理、马烽、康濯、周立波、柳青、李準、梁斌等等作家对农民的描写，可以说再现了农民的斗争史与创业史，再现了农民身上那种人格精神与道德理想，《红旗谱》与《创业史》最具代表性。浩然不过是一个后来者，是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却也是把这一文学传统推到了最后‘高度’的后来者。浩然的文思与文气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与文学背景中形成的。现在，历史作了新的选择，文学也作了新的选择。农民文化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甚至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但是，历史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失去了作为小说的艺术价值。”“《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中充溢着创世的理想与激情，而《苍生》则显得忧郁与沉重。这三部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清楚地表现出浩然的道德价值观，这种坚执的道德价值观念成就了浩然，也限制了浩然，惟其如此，浩然才是浩然，他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规定性，尽管浩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把一种文化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后无来者。”“总之，浩然是农民文化母体孕育出来的作家，是他的人生经历、精神血脉与特定历史时代相结合或相碰撞的产物，与其说他选择了时代，不如说时代选择了他。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任人评说。泥土被踩来踩去，它总有芳香的气息。”（《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
陈侗在1999年《芙蓉》双月刊第6 期上以《发自左边的声音——为浩然辩护》说：“浏览了一下那些批判文章就能发现，浩然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那重新浮出水面的左的面孔。这个面孔要是早十年露出来，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只限于文人之间的饶舌。”“……要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内部技巧之争，要么是文学之外的道德之争……因为那些批判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真正谈过浩然的小说，哪怕是像中学语文课堂式的分析也没有做过。如果说这些文章的确没有忘记点出浩然‘不后悔’的那些作品，那么，除了将这些作品简单地扫进‘三突出”，任何政治式的结论都够不上分析的水平。”“《艳阳天》如果不便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至少也是建国以来最值得被20世纪文学批评——其中也包括‘三突出’模式——加以分析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它的文学价值在当时被政治忽略和掩盖了。对《艳阳天》的批评配不上《艳阳天》，电影《艳阳天》配不上小说《艳阳天》，就连对电影的评论也配不上电影，惟一配得上的可能是画家方增先为《艳阳天》画的插图。”“但对《艳阳天》的评价和认识却因为这部作品产生于（而不是被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出现了批评的缺席。有人认为《艳阳天》与‘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不谋而合’，这说明这样的指证并没有犯常识性错误，因为《艳阳天》的出版（1964）的确比样板戏早了许多年。”“同样，如果浩然不为自己‘翻案’，他也不会引来如此多的‘正义的声音’。相反，人们有朝一日可能会怀念他，就像张扬所说的，把《金光大道》作为木乃伊、作为文物纪念。”可叹地是“一个曾经一心一意以体验农村和反映农村生活为写作目的作家，晚年能够冒险为自己申辩，所需要的勇气非一般人能具备……他之所以说出自己是个‘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正表明他放弃了中国文人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向局限性展开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也都像一切乐观和自信的作家所表现的那样，充满着骄傲。”“浩然毫不犹豫地将《金光大道》摆在了《艳阳天》之上。因为在《金光大道》里，浩然所尝试的已经不再是像《艳阳天》那样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写作，他更想写的是一部‘长河小说’。这是一种并不能为中国读者广为泛接受的体裁……《金光大道》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整体地展现了本世纪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就像后来的《西沙儿女》一样，浩然所作的无疑是文体上的一场冒险……”“我要说的是，自我童年读《艳阳天》始，我就在跳跃式地寻找一些能够命名我的初生的性意识得到满足的段落和情节。在那个时候，《艳阳天》是惟一的一部隐含着爱情主题的小说，因此对于萧长春、焦淑红、马立本之间的三角关系，我的理解将是您无法接受的：性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欲望是《艳阳天》的主题，只不过这个主题被政治巧妙地包裹起来了。”“（雷达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浩然短篇小说集序言中这样写道）现在有一种错觉，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文艺紧密从属于政治，似乎那时的一切作品都与公式化、概念化有不解之缘……应该说，那时的好作品也体现着强烈的美感艺术感染力。需要辨别的只是：它是什么样的美和艺术，它与时代的政治意识、社会心理、审美情趣有何种关系。”“善良的人们真诚地希望，另一个浩然应当是一个随风起舞的演员，能够卸下包袱重新投入到业已改变的社会现实中。但是，浩然偏偏就不这样想，他已经看到，他当年作为‘农民的忠实代言人’的想法无法围绕着土地而实施，那种内在的情欲已变成赤裸裸的占有和争夺，此时能做的、能够不愧对自己的，大概就只剩下回忆了。”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浩然及其作品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凸现起不同的色彩，全面肯定与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是站不住脚的，谁也不敢声明绝对正确。既然谁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那么浩然及其作品就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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