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分析策略的跨国研究——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7年度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社会学论文,会长论文,策略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讨论跨国研究的某些用途与二难困境。我认为，对于证实从一国研究所获结果的普遍性和解释的有效性，跨国研究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无法以别的方式确定我们所认为的社会结构规则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特殊的，不只是某一组有限的历史或文化或政治环境的产物。我还认为，对于迫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解释，以便重视一国研究中从未能够揭示的跨国差异和石一致性而言，跨国研究同样是有价值的，或许甚至是更有价值的。
我的论点是，跨国研究为产生、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尤为有用的方法。与任何研究策略一样，跨国研究的形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既表现在时间上又反映于资金上，做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它所引起的需要解释的难题，似乎往往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不过，该研究的潜力是无法估价的，依本人判断，总体而言很少被利用。这几乎不是全新的论点。正如S.罗坎（Stein Rokkan）（1964）很早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做跨国研究必须返回到社会学鼻祖们的优选分析策略，该第略因追求方法论的严密性在社会学中几乎被放弃，但现在由于获得了更强有力方法论工具而能够为人们所重新追求（注：类似地就美国来说，Armer和Grimshaw（1973，pp，xi-xii）指出，美国社会学学会若干早期的会长，尤其是William Graham Sumner、W.I.Thomas、E.A.Ross和Robert E.Park“对其它社会的比较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30年代与50年代之间，这些关注对于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似乎是边缘的；在此他们再次把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会长们用作他们的指标，其表明，就1931年至1950年的20位会长而言，没有一个人主要或实质上是以（跨国）比较工作而知名的。撇开把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兴趣用作美国社会学实际关注之事的指标的有效性这一明显的问题，我同意他们的概括，他们的解释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把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学“向地方观念的转变”看作是对科学地位、资源减少、直接的社会问题（大萧条之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那时美国社会的政治孤立主义的关心综合造成的。从1973年高点上，Armer和Grimshaw看到了60年代产生的跨国研究的强有力的复兴。William Evan（1975）也是如此，并且不仅仅在美国。在迷人的分析中，Evan用文献证明了跨国合作和社会学“国际化”的成长，证实了国际社会学协会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合理地讨论跨国研究的应用和二难困境，要求我首先界定该研究的范围和描述其主要类型。然后，通过细查我最了解的跨国研究的主要部分，说明该研究某些应用和困境，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基本看法同于W·佛姆（William Form 1979）有说服力的观察报告：“大概没有什么领域比跨国比较社会学在具有较少结果的较少数据基础上产生了更多的方法论劝告。”用我的研究作为说明之源，使具体讨论这个问题成为可能。我详细地回顾这项研究，以突现其得失，为其自身的缘故，我所关心的只是部分地涉及研究的实质。我还想从这个具体的例子进行推断，以便做某些更一般的观察。最后，我讨论有关跨国研究实施的某些基本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引入了这样一些研究，其涉及的实质问题与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阐述的问题相当不同，而且应用了十分不同的方法，目的在于看一看我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范围。
跨国研究的类型
跨国研究最广泛的可能的界定是指任何一种超越国界的研究。不过，该界定多少有些含意不清，因为许多有关单一社会的研究在以下意义上讲也含蓄地具有跨国性：这些研究者通过把从其实际研究的国家获知的东西与某些其它国家已知的或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加以比较来解释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宁愿把跨国的这一术语限制在明确比较的研究上，也就是说，该研究系统地利用来自两国或多国可比较的数据。
在把该术语限于明确的比较研究之时，我并不意味着轻视仅仅带有含蓄性比较的研究的重要性。这样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请看一看以A.de.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为开端，外国观察者对美国社会的一系列著名的研究吧。而且也考虑一下对某一国家的挑选特别适合验证一般性主张的研究吧——如KeHey和Klein（1981）用1952年玻利维亚的革命验证他们的理论：“激进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增加，或Chirot和Ragin（1975）以罗马尼亚农民1907年起义验证有关农民起义强度的竞争性解释。最后，再考虑考虑这样一些关键的研究吧，在该研究中，某一国家或国家的地区之所以为研究所选中，恰恰因为它举例说明了更为一般的社会现象。在这方面，Stephen Bunker（1985）的《低度发展的亚马逊》便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不关注这种研究，并非因其不重要，而是由于把它纳入我的视界之内会使“跨国的”范围如此广大如此模糊不清，以致除了那种一心一意聚焦于某一特殊国家的研究外，很难说出什么不是跨国的。
从大的明确比较的研究风格上讲，我进一步区分了四种含义多少有些不同的跨国研究类型。这四种类型是：国家是研究的对象（object）；国家是研究的背景（context）；国家是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以及类型在性质上是跨国的（transnatironal）（注：我并非主张这种分类理论上优于跨国研究的其它分类，而只是认为它比其它的分类能更好地为我的分析目的服务。与Tilly（1984）众所周知的分类相比，我的“作为对象的国家”这一范畴大致上符合他的“个体化比较”；我的“作为背景的国家”这一范畴既包含了他的“普遍化的”，又囊括了其“发现变异比较”（他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研究战略的东西，我却把它视为解释两种不同类型研究发现的尝试）；我的“作为分析单元的国家”这一范畴在他的分类中被忽视了；我的“跨国的”这一范畴比他的“包含性比较”更宽泛一些，因为它仅限于那些把国家视为包含性国际体系之组成部分的研究（关于跨国研究的其它有用的分类，见Hopkims和Wallerstrin 1967；Marsh 1967；Elder 1976；以及Nowak 1977；还见Hill 1962）。）。尽管这四种研究类型彼此只有细微的差别，但它们的目标是可区别的，其理论含意多少也是不同的。我的分析主要适用于第二种类型，在该类型中，国家是研究的背景。
在跨国研究的第一种类型中，亦即在国家是研究的对象类型中，研究者的兴趣主要在所研究的特定国家上：德国如何与美国相比，法国如何与苏联相比，或者印度怎样与巴基斯坦进行比较。如其不然，研究者会对比较这些国家的特殊制度感兴趣：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体制；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教育系统。正如Erik allardt.Wlodzimierz Wesolowski及其合作者（1978）对芬兰与波兰所做的系统比较那样，这样的研究在最佳状态时可导致其适用性远远超出所研究的特定国家的见识广博的解释。不过，使这种研究负有特色的东西是它把主要兴趣放在理解特定国家上。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个人是为了芬兰和波兰的缘故而想要了解这两国的；研究者并非仅仅是因为它们碰巧成为追求某种更一般假设的有用背景而选用它们的。
对比而言，我希望聚焦于这样的跨国研究，在该研究中，借用Erwin Scheuch（1967）恰当的用语来讲，国家就是背景。一个人在这样的研究中主要对检验某些社会制度是如何运行的或某些社会结构层面对人格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样一些研究结果和解释的一般性感兴趣。例如，在Burawoy和Lukacs（1987）对美国机器厂与匈牙利机器厂的比较中，他们的兴趣并不在美国与匈牙利本身，当然也不在这些特殊的机器厂，而是在用这些机器厂举例说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对比效率上。诚然，把国家是对象的研究上与国家是背景的研究区别开来，也许是困难的。当Robin Williams（1985）对美苏关系中的威胁的利用进行研究时，他显然不仅是出于这两国自身的缘故而对它们感兴趣，而且还用此作为核时代的超级大国的例子；没有什么方式能把这两个目的区别开来。不过，把以告诉我们有关所研究的特定国家更多的东西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与主要目的在于以这些国家为调研社会制度运行背景的工具的研究区别开来，一般而言是有用的。我对作为分析策略的跨国研究的探讨将主要集中于国家是背景的研究。
这个范围包括如下种种研究：Theda Skocpol（1979）从相当不同的理论观点对革命的比较分析，Michael Burton和John Higley（1987）对敌对精英在重大政治妥协中借以解决其分歧的条件的分析；Donald Treiman（1977）对工业化世界分层体系的分析；William Form（1976）对工业技术、工人技能水平和工人社会互动质量的综合研究；Janet Chaletz和Anthony Dworkin（1986）对全世界妇女运动意识形态的规模和范围的决定因素的分析；以及我和我的同仁对波兰、日本、美国的社会分层和心理作用的比较研究（Slomczynski、Miller和Kohn，1981；Naoi和Schooler1985）。
另外两种类型的跨国研究并非我在此讨论的中心，把国家是背景的研究与那两种研究区别开来是有用的。在国家是分析的单元的第一种研究类型中，研究者试图确定国家就其本身而言的种种特征之间的关系。在该研究中，一个人不再从名义谈论国家，而是把国家按着一个或多个维度进行分类，如其国民总产值，或教育达到的平均水准，或收入不平等按着某种比例发展的状况。典型的例子是Bornschier和Chase Dunn（1985）对跨国公司对国民经济的渗透与所假定的那些国家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之间关系的分析。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Blumberg和Winch（1972）对社会的复合性与家庭的复合性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Ellis、Lee和 Petersen（1978）对如下假设的验证：成人在社会中受到如何严密的监督与该社会家长对孩子的顺从重视的程度之间有着正关系。
视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主要关注社会制度和过程与国家特性的变异有着怎样的系统关联。这种分析无需把每个国家视为一个同质的统一体，而是象Meyer、Hannan及其同仁（1979）在分析国家发展时所做的那样，去研究国家内在的制度和进程。把国家看作分析单元的研究也无需假设每一国家处于国际真空中。正如Bornschier和 Chase-Dunn（1985，P65）所说：“……我们决不主张民族国家是封闭系统。分析的单元不必是一封闭的系统。当我们对诸个人或学校进行比较时，我们知道，这些单元是相互作用的，是更大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比较研究的分析单元是任何一种利益变化过程已知在其中起作用的单元。”
在把视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研究与把国家作为分析背景的研究进行区别时，我们再一次涉及渐变，而非明显的差别。正如后面将会明白的那样，理解跨国差别的尝试迟早要求一个人寻求把国家作为国家来区别的恰当的维度。实际上，一个人能够证明，国家被作为背景来对待的研究只是走向更为一般分析的小站，而且在该一般分析中国家的中枢性的显著特性成为分析的变量。正如Rokkan（1964）、Rrzeworski和Teune（1970）、Hopkins和Wallerstein （1967）以及Chase-Dunn（1982）全都论证的那样，原则上讲，一个人能够并且应当把国家之间的描述性的差别转变成分析变量。我并不责备这种目的，只是认为在社会学探究的许多领域，在我们准备把“国家”转移为“变量”之前，有许多可以国家被视为背景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
把国家视为分析单元的研究要求：人们能够识别国家间的哪些差别是恰当的分析变量；人们能够在适当的抽象水平上系统提出有意义的假设；人们手头有或有潜力收集来自相当大的国家样本的数据——假如人们曾验证过这样的解释的话。该研究还要求所用数据比从多国数据资料中一般获得的要多得多。我希望从现在起未来10或20年所写的跨国研究论文将会更加集中于那种我今天认为的有理有据的研究。
最后，也有些研究把国家看作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借用研究企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术语来讲（但愿我没有歪曲其术语的使用），我把这叫做跨国研究。I·沃勒斯坦（1974，1980）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Fermando Cardoso和Enzo Falett.（1979）对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的分析是著名的例子。我们正处于跨国研究适当方法论发展的相当的早期阶段（Meyer和Hannan，1979；Chae-Dunn1979；Chaes-Dunn，Pallas和Kentor 1982）。不过，即使现在跨国研究通过下述论证已证明其重要性：我们在所有类型跨国研究中比较的国家并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系统地相互作用的。
我认为所有四种跨国研究类型都是有用的，每一个都对特定的实质问题有用。我集中关注把国家作为背景使用的研究，并非因为我认为这种跨国研究类型比其它研究类型更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因为我以为对于许多社会学问题——我必须承认，尤其是那些我有着最大实质兴趣的问题——来说，该研究类型尤其极大地利用了现有知识。特别是这种研究为充分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每一个国家提供了机会。
确立关系的一般性和一般性的限度
许多跨国研究的讨论（Ragin和Zaret〔1983〕是一个富有思想的例子）都对比两种研究策略——一种寻找统计规律，另一种探求文化或历史差异。我更喜欢这样的区分，它既不是按照研究策略，也非按照方法论偏好，甚至不是按照“跨历史”概括的理论倾向或“深入历史背景的知识”提出的，而是根据对两个基本类型的研究结果——相似与差异——的解释做出的。可以假定，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论偏好或多或少能使其发现跨国的相似点，还可以假定，在一种分析水准上被认为是相似的东西，在更细致的分析水准上却会被认为有种种差异。再有，关键问题是，当你发现相似点与差异时如何解释它们。
发现跨国的相似点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知识的范围。而且，跨国的相似点易于适合社会学解释；但跨国的差异却更难解释。Kazimierz Slomczynski、Joanne Miller和我在我们对美国与波兰的第一个比较分析中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也有点是在范畴上）：
在社会结构与人格的跨国分析在所研究诸国家中得出了近似的研究结果这一范围内，我们的解释会忽略文化、政治、经济中可能有的差异以及特定国家的历史背景，而去论及社会结构的普遍性。但是，当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于国与国不同时，就我们的解释而言，我们必须注意特殊国家的特质（1981 P.740）。
这种公式化的阐述的前半部分断言，当社会结构与人格间的关系在两个或更多国家中相同时，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经验、其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特殊的政治体制，并非解释该关系的重要焦点。该阐述并不宣称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与形成社会结构始终不相干，而是坚持认为作为结果产生的社会结构对人们有着跨国的一贯的影响。应当按照人们怎样感受作为结果产生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在形成该结构的历史或文化过程中寻求对这种影响的解释。坦率地讲，这不会总是最佳的解释策略。表面上的相似可能掩饰了深层的差异；好象需要一元的解释的东西实际可能完全需要种种不同的解释。不过，我认为，凡是我们发现跨国相似点的地方，效率最高的寻求解释的策略便聚焦于被比较国家的结构相似的东西，而不是造成这些社会结构相似的经常背道而驰的历史过程。基本而又非常简单的一点是，社会结构的相似可以由非常不同的历史过程造成，然而却有基本相似的社会和心理后果。
这种公式化阐述的后半部分指导我们按照历史、文化、政治或经济特质解释跨国的差异。Przeworski和Teuue（1970）证明，似乎是跨国差异的东西，假如按照某种更大更多包含范围的解释来思考的话，也许真是法定常规的例证。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也相信发展这种解释是极难的任务。必要的第一步是力图发现在把任何两国区别开来的历史、文化、政治或经济体制的差别中，对于理解我们在其社会结构中发现的或这些社会结构影响人们生活对表现的差别来讲，哪些是恰当的。我绝非主张跨国的差别不能合法地得到解释，恰恰相反，而只是认为对跨国差别的合法解释与其说需要对跨国相似点给予合法解释，不如说需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特点进行明确细致的思考。
最后，跨国的相似点与差异间的区分到此为止，这个问题不会如此简单如此干净利落地对分。然而，思考该问题是有益的。因此，我将从跨国的相似点开始，分别讨论两种类型的跨国研究成果。我以我和我的合作者对美国与波兰及美国与日本进行的比较作为我对跨国相似点与差异的主要例示，在这部分论文中，我的实质关注点是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注：我的关注点并非是人格方面的跨国相似点或差异，而是社会结构与人格关系中的跨国相似点或差异。我并不认为通行的方法对于估价波兰人是否比美国人智力上或多或少更灵活，或日本人的价值自主性是否比美国人或多或少更高，是适当的，我非尊敬的方法专家不同意这种判断。他们相信，如果你为两国典型样本建构同一概念的起确定作用的因素分析模型，不仅使用同样的概念指标，而且还使用旨在两国建立公制测量的同样的参考指标，你就能够进行比较，例如，对美国和波兰成人权威主义的保守主义平均水平进行比较（Schoenberg 1982）。这不仅假定意义严格相等，起确定作用的因素分析确实使我们对问题有着相当的信任，而且还假定人们在回答问题时所使用的参照系严格相等。不过，我怀疑“坚决不同意”在波兰的访谈与美国的访谈中是否具有同样的涵义；波兰科学院的调查专家认为波兰的回答者克服其文化倾向以便对客人即采访者有礼貌是困难的。我们没有天平的零点，也没有平均比较的任何其它基础。然而，这决不妨碍我们精确估价社会分层与权威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波兰、日本来说是否具有同样的征兆以及大体同样强弱。而且我相信，这对于跨国分析无论如何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我所获得的结论决不限于该实质领域。
跨国的相似点
在美国30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和Carmi Schowler与Joanne Miller、Karen A.Miller、Carrie Schoenbach及Ronald Schoenberg合作，集中深入研究了社会分层——对此我意指权力、特权和声望的等级分配——的心理影响（Kohn 1969；Kohn和Schooler 1983）。我们把我们在社会分层与诸如价值观、对自我和他人的取向、认知功能那方面的人格之间发现的一致关系看作大体上是社会分层与特殊工作条件之间紧密关系的产物。较高社会分层地位（其由教育程度、职业身份和工作收入来体现）的人，在工作中享有更多自主的机会，即从事实质上复杂的、免于紧密监督的非高常规化的工作。反过来，职业上自主的经历有助于重视一个人自己及其孩子的自主性，具有自我观和与该价值观相符的社会取向，以及有效发挥智力功能。它甚至有助于寻找机会在闲暇之时进行智力上能动的追求（K、Miller和Kohn 1983）。所有这些不仅对于受雇的男人而且对于受雇妇女都是真实的（J.Miller，Schooler，Kohn和K.Miller 1979；Kohn和Schooler 1983；Kohn，Slomczynski和Sohoenbach 1986）。
有关纵向数据的结构相等的分析甚至能使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工作条件对人格具有因果作用的那部分解释（Kohn和Schooler 1978，1982；Kohn和Schoenbaek 1983）。这些分析表明这些关系是互惠的，即工作条件既影响人格又受其影响。而且，对家务劳动（Schooler、 Kohn、R.Miller和K、Miller 1983）和教育（J.Miller、Kohn和Schooler 1985，1986）的分析表明，自我指导的经历，不仅在工薪职业方面，而且在家务劳动和学校上课中对人们的自我观念、社会取向和认知功能发挥，显然具有影响。这种解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不过，由于缺乏适当的跨国证据，无法知道这种（或其它任何）解释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之外是否也适用。只基于美国数据的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社会分层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工业社会典型的社会分层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否只见于美国，或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或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国家，因为据称该文化对自主有更高的评价。其它国家同仁对我们研究的反响（复查见Kohn和Schooler 1983，第12章），尤其是我们的波兰和日本同仁所做出的有理解力的反响（Slomczynski等1981；Naoi和Schooler 1985），使验证美国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我们解释的有效性成为可能。大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与美国的那些研究结果高度一致，因而大大扩展了解释力。
波兰与美国的比较，尤其是对男人的比较分析在此具有关键性。对于这一点，波兰的研究包含更完整的职业数据。提出这些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有关社会分层与工作条件的联系以及工作条件与人格的联系的美国研究成果具有特殊还是普遍性。这些联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有的，还是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就波兰而论及美国时，我们已发现较高社会分层地位与重视自主性、特有与该价值相符的社会取向——即非独裁的、坦率的取向、具有个人负责的道德标准和对他人的信息（Slomczynski等，1981）——以及智力功能的有效发挥（Slomczynski和Kohn，正在出版）相关联。就波兰而论及美国时，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分层地位与职业自主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惠关系（Slomczynski等1981）。最后，就波兰而言，在可能有的横向数据范围内，我们也展示了职业自主对价值观、社会取向和智力功能发挥的因果作用（Slomczynski等1981；Slomczynski和Kohn正在出版）。某人工作中的自主导致重视其孩子的自主性，更开放的弹性的社会取向和智力功能的有效发挥。某人在工作中缺少自主的机会，导致重视其孩子对外在权威的服从，把社会现实看作敌意的、威胁性的，减少智力灵活性。社会分层对工作条件的作用以及工作条件对人格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波兰与资本主义的美国是极其相似的。
这并非意味着这些过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同样的，而是意指美国的研究成果并不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有可靠证据表明，为美国开发出的解释模式至少适用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当然，美国与波兰两者都是西方社会。这些过程在非西方社会是相近的吗？对于我们对美国的波兰研究成果的解释是否也适用于非西方的工业化社会，日本的研究提供了极佳验证。大体而言，日本的研究结果与美国和波兰的研究结果显然是一致的。社会分层地位与价值观、社会取向、认知功能发挥同样有关，尽管正如在美国和波兰那样，或许程度并非相当一样（Kohn，Naoi，Schoenbach，Schooler和Slomczynski 1987）。职业自主对心理功能的发挥在日本与在西方显然具有类似的作用（Naoi和Schooler 1985）。因此，尽管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尽管日本经济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具有鲜明划分，但社会分层与职业自主的联系，职业自主与人格的联系，在日本与在美国和波兰是非常相似的。美国和波兰的研究结果不限于西方社会。在此，一对一的跨国比较为我们能够验证一系列经验关系及其解释的普遍性又一次提供了巨大的益处。
此外，由于美国、波兰、日本是如此多种多样的社会，因此三个一组的研究提供了如下初步证据：社会分层的心理作用是十分相同的，而且出于非常相同的理由，该作用在所有工业化社会也是十分相同的。坦率地讲，来自任何工业化社会研究的相反证据将会要求修改这个假设或限制其普遍性。而且，该解释只针对现存社会。具有一个解释链条上的这样或那样的环节于其中被打断的工业化社会——一个社会分层体系并不显著的社会；社会分层地位与职业自主机会并非如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甚至是职业自主对人格很少起作用的社会——是否是可能的，我们从该证据中无法说出什么（注：Michael Burawoy（1979，P.13）的警告是恰当的，尽管我们的研究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经验并把它形成普遍经验，社会学便无法设想基本上的不同类型的未来社会；历史被赋予了实现的现在就认识被的目的论。”）。不过，波兰和日本的研究明确告诉我们，在具有明显多样性的社会中——在所有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分层与价值观、社会取向和认知功能发挥是相关的，这基本上是因为更高地位的人们具有更大的工作自主的机会。
不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它都阐明了我的要点：凡是人们发现跨国相似点的地方，解释无需，实际上不应当聚焦于特定历史、文化或每一国家政治、经济环境上，而应集中在所有那些国家共有的社会结构规则上。
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我当然论及所有工业化社会中明显相似的社会结构特征（Treiman 1977）。我想要稍稍扩大这个论点，以表明甚至在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在所比较的所有国家并非“同一”（identical）而只是“相等”（equivalent）的地方，发现同时代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具有跨国的一致关系，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结构的那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国家的特定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按照同时代的社会结构解释这些一致关系也是恰当的。
我此处的说明出自我们对美国、日本和波兰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与人格的分析（Kohn等1987）。对于所有这三个国家而言，我们已使同样的基本观念——社会阶级应当与按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以及对他人劳动力的控制来区别的观念——适合国家的特定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对波兰来说，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是阶级的首要的迫切需要的东西，对生产资料和他人劳动力的控制才是我们有关阶级地位的主要标准）。指导性的假设是，社会阶级具有的对人格关系与社会分层具有的该关系相似。因此，我们假定，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那些在阶级结构中处于更有利地位的人，比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其价值观和取向上有更多的自主性，以及在智力上有更多的灵活性。再一次与我们所认识到的有关社会分层的东西相比，我们进一步的假设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解释主要在于那些处于更有利阶级地位的人所享有的、更大的职业自主的机会。这样，该假设便是从我们一致认为是社会分层的心理作用的东西简单地对社会阶级加以推断；新要素是比分层体系的变化更大的国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两个假设都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所有三个国家都被富有意义地认为具有阶级结构；阶级地位对认知功能的发挥、价值观和取向在所有三国有类似的作用；出于基本同样的理由，即由于阶级地位与职业自主的机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阶级对这方面心理功能的发挥具有影响。因此，可以推知，社会结构始终是由显然不同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并非是解释结构的障碍。
跨国的差异
正如我较早时候所言，凡是事情变得很不确定和更加困难的地方，便需要解释差异。当然，关键仍是老生常谈：如果一致的研究结果不得不根据所研究的国家共有的东西来解释，那么，不一致的结果就必须按照国家——或研究对象——如何不同去说明。不幸的是，在国家或研究对象之间的许多差异中哪些处于研究发现的差异的中心，该老生常谈却没有提供线索。谨慎会促使人说：一个人所持的第一个假设是，不一致的结果不管怎样是方法论的人为产物。正如Bernard Finigter所指出：
当研究者根据差异发生时所尝试的回答解释结果时，在方法上便有莫明其妙的不一致。无法在同样的文化中复制研究结果，通常导致研究者对具有可允许的人为方法的两个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程序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产生疑问。然而，无法在不同的文化中证实同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声称已发现了“文化”差异，并立即发明实质的解释以说明表面上的差异（1977，P155）。
方法问题 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是，分析时所使用的某些概念是否确实是同等的。Stefan Nowak特别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正在不同的背景中研究“同样的现象”？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观察与结论实际并不涉及我们无理归入同一概念范畴的“相当不同的东西”？或者，如果那些概念似乎是不同的，那么它们确实是根据（质或量上理解的）同一变量而不同吗？或我们有关它们之间差异的结论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吗？（1976.P.105，还参见Almend和Verba 1963，pp.57-72；Scheuch 1967，1968；Smelser 1968；Nowak 1977，Marsh1967；以及Armer 1973）。
该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详尽的论述十分需要另写一篇论文。相反，在本文中，我只假定概念相等，进而考虑更例行的方法论差异。
原则上讲，某些研究之间的方法论差异既能产生一致的又能造成不一致的研究结果（Finilter 1977）。而且，当某人不顾研究计划的差异，甚至不顾研究的某些缺陷找出跨国的相似点时，通过方法论差异产生相似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质的相似点甚至不顾方法论的不同而为巩固研究成果争辩。但是，当某人发现跨国的差异时，研究计划的不同点和缺陷会使解释陷入困境——无法确定显而易见的跨国差异是真实的还是人为产生的。
不知道显而易见的跨国差异是否只是方法论的人为产物，会是十分令人困惑的。例如，我所了解的有关社会分层、职业自主和人格在不充分工业化社会相互关系的两个研究，没有一个显示了在充分工业化社会所一致发现的模式，一个研究是台湾成为今天这样的工业化社会之前在该岛实施的（Stephen Olsen 1971），另一个是在秘鲁进行的（Scurrah和Montalvo 1975）。在台湾，社会分层与家长对自主的重视之间的关系与在更工业化社会发现的该类关系基本上是同样的，但职业自主没有导致这种关系。在秘鲁，社会分层与诸如宿命论、信任、忧虑这方面的人格的关联作用同在更工业化社会发现的那些关联作用相似，但职业自主只造成很少一部分这种关联作用。
因此，我们把职业自主对说明社会分层的心理作用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那种解释，应当只限适用于充分工业化的社会吗？或许我们应当，人们会乐于思考该解释为何不适用于部分工业化社会的理由，例如，社会分层与职业自主之间的联系在该社会也许更弱。但是，由于台湾和秘鲁的研究与在工业化社会中所做的研究确实不具可比性（见Kohn和Schooler的讨论1983，pp.293-94），因此，该问题仍是十分不确定的。台湾和秘鲁的研究使我们陷入窘境：它们对该解释适用于部分工业化社会表示怀疑，但又拿不出不适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为了排除研究结果的差异只是方法差异——样本性质的差异、所问问题意义的差异、数据完整性上的差异、衡量的差异——的人为产物这一可能性，一个人就要力图把研究设计成为可比的，确立问与代码回答的语言和概念的同义，建立确实相等的基本概念指标（Scheuch 1968）。Edward Suchman（1964，P.135）很早以前就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收集比较资料的好的设计应当允许人们尽可能多地设想：所观察到的差异不能归因于所用方法的差异”。不幸的是，人们从未确定。最可能的是力图建立损失控制，也就是给予一个人所能给予的无论什么证明：方法论的不可比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解释研究结果的差异。除此之外，它仍是令人痛苦的疑问。
就获得真正跨国可比性的技术问题，尤其是那些涉及访谈和指标建构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仁具有广泛的论述（J.Miller、Slomczynski和Schoenberg 1981；Kohn等1986）。许多其他学者也是如此（尤其见Scheuch 1968；Przeworski和Teune 1970；Armer 1973；Elder 1976； Kueehler 1986）。因此，我并不在此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相反，我假定方法（和概念）具有可比性，并过渡到同样令人困惑的解释跨国差异的实质问题。
跨国差异的实质解释 发现跨国的差异往往要求我们以下列方式缩减解释的范围：限制我们的一般概括，以便把有关的变量或关系或国家类型从更包罗万象的一般概括中排除出去。不过，我们最终想要把不一致的研究结果纳入更为综合的解释，其方法是在既解释了相似点又说明了差异的更一般的水平上对解释重新加以系统阐述。因此，尽管跨国差异的发现因时间和思考的缘故起初会要求我们做出很不彻底的解释，但它能够导致更一般更强有力的解释。
与跨国的差异妥协，便可获得强有力的再解释，但愿我能从我的研究中提供这种再解释的例证。然而相反，在若干年来我一直努力理解但又尚未充分理解的某些差异方面，我只能与你分享两难困境。我不会使你相信发现跨国差异必然导致新的理解，但我肯定将会使你确信，该差异的发现将迫使人们对只在研究一国基础上做出的一般概括产业疑问。举例而言，我使用了我们在美、波、日三国比较时发现的、最令人困惑的跨国的不同之处（Rehn等，1987）。
与我们有关社会分层与其他方面人格关系的一致的研究结果进行充分比较，我们在社会分层与主要基本的自我取向和对他人的取向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了显著的不一致之处——一种幸福与苦恼之感。在美国，较高分层地位减少了苦恼感；在日本，社会分层与苦恼感之间实际没有关系；在波兰，较高分层地位却增加了苦恼感（注：在我们对美国与波兰的最初比较分析中（Slomczynski等，1981），我们提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社会分层在美国与波兰对社会取向的所有层面都有类似的影响，但对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的某些层面却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较高的分层地位与更大的自信和较少的忧虑相关，而在波兰情况则非常相反。
然而，“社会取向”和“自我概念”只是便利的成规，不是取向的根本维度。我和Schooler（Kohn和Schooler 1982；1983，第6章）随后对取向的几个第一类维度做了第二类起确定作用的因素分析，用美国数据证实存在两种根本维度：取向的自主性与对外在权威的屈从，幸福感与苦恼感。取向自主含有这样一些信念：一个人具有对其行动负责的个人能力，社会是如此构造的，以致使自主成为可能。它反映为没有权威主义的保守信仰，具有个人负责的道德标准，对他人的信任，不自我反对，不遵从某人的观念，不是宿命论的。苦恼反映为忧虑，自我反对，缺乏自信，墨守某人的观念和不信任。我们后来表明，这同样两上编度构成了波兰和日本取向的若干方面的基础（Kohn等1987）。波兰和日本模式的某本参数，尤其是第二类与第一类因素之间的关系，与美国模式的那些参数相当类似。在所有这三个国家，社会分层与取向自主性之间有很强的正关系。不过，社会分层与苦恼感之间的关系既不强也没有跨国的一致性：就关联作用而言，美国是-0.18，日本是-0.01，波兰是+0.15。）。这种关联作用的强度在任何国家都不大，但关系方向的不一致却是惊人的。对此社会阶级也类似。在美国，更有优势的社会阶级成员，特别是经理，有更大的幸福感；较少有优势的社会阶级成员，尤其是蓝领工人，有更大的苦恼感。在波兰则正相反，正是经理被弄得更加苦恼，而蓝领工人则有更大的幸福感。在日本，如在美国一样，经理有强烈的幸福感，但正是白领而非蓝领工人是最苦恼的。
分层和阶级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对苦恼感为什么没有跨国性的一致作用？从某一水准上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的分析表明，分层和阶级对心理功能的发挥之所以要紧，主要因为处于更有利地位的人们在工作中有更大的自主的机会。但是，在职业自主与苦恼相互作用的因果模式中，我们发现，尽管职业的自主就美国和日本而言对苦恼感有统计上的重大作用（当然是否定作用），但就波兰来说它却毫无作用。这与职业自主对智力灵活性、价值观和取向的自主性有着跨国的一致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一个人能够把跨国的异处合并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概括：凡是职业自主对心理功能的发挥有跨国性一致作用的地方，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也是如此；凡是职业自主没有一致作用的地方，分层和阶级也没有一致的作用。
不过，从另一水准上讲，问题一直是：职业的自主在波兰为何不象在美国和日本那样减轻苦恼？而且，职业自主对三国中任何一国分层和阶级与苦恼关系的解释，不象它对所有之国分层和阶级与其它方面人格关系的解释那么有效。假定职业的自主就美国而言对苦恼有相当实质的作用，我们便有理由希望社会分层与苦恼比我们实际发现的-0.18具有更高的关联作用。我们当然希望比在日本实际发现的-0.01更高的关联作用。对于波兰来讲，我们应当希望无关系，也就是没有积极的关系。显然，不仅职业的自主涉及对分层和阶级与苦恼关系的解释。职业的自主，因而分层和阶级，对苦恼感的影响与它对价值观、取向的自主、认知功能发挥的影响是一致的这一我的公式化阐述，必须加以修正。
不过，该解释需要小改还是广泛的大改，从手头的证据来看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有理由肯定跨国的差异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人为产物，如对苦恼概念化或衡量的产物。尤其是，跨国的差异不仅见于使用了“高等”概念——苦恼——的分析，而且还见于使用了“初等”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自信和忧虑——的分析（见注释（注：在我们对美国与波兰的最初比较分析中（Slomczynski等，1981），我们提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社会分层在美国与波兰对社会取向的所有层面都有类似的影响，但对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的某些层面却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较高的分层地位与更大的自信和较少的忧虑相关，而在波兰情况则非常相反。
然而，“社会取向”和“自我概念”只是便利的成规，不是取向的根本维度。我和Schooler（Kohn和Schooler 1982；1983，第6章）随后对取向的几个第一类维度做了第二类起确定作用的因素分析，用美国数据证实存在两种根本维度：取向的自主性与对外在权威的屈从，幸福感与苦恼感。取向自主含有这样一些信念：一个人具有对其行动负责的个人能力，社会是如此构造的，以致使自主成为可能。它反映为没有权威主义的保守信仰，具有个人负责的道德标准，对他人的信任，不自我反对，不遵从某人的观念，不是宿命论的。苦恼反映为忧虑，自我反对，缺乏自信，墨守某人的观念和不信任。我们后来表明，这同样两上编度构成了波兰和日本取向的若干方面的基础（Kohn等1987）。波兰和日本模式的某本参数，尤其是第二类与第一类因素之间的关系，与美国模式的那些参数相当类似。在所有这三个国家，社会分层与取向自主性之间有很强的正关系。不过，社会分层与苦恼感之间的关系既不强也没有跨国的一致性：就关联作用而言，美国是-0.18，日本是-0.01，波兰是+0.15。））。该问题是实质的，并非方法论的。
在所有的重新系统地阐述中，基本情况是我们没有忽略这样的基本原则：任何有关跨国差异的解释还必须与跨国的相似点一致。任何解释，要成为有效的，就不得不说明我们为何只为苦恼感而未为价值观、取向的自主或认知功能的发挥找到跨国的不一致之处。解释被如此宽泛地构造出来；以致导致人们期望波兰或日本处于更有地位的人重视其孩子的顺从，也就是具有墨守成规的自我和社会取向，或在智力上不具灵活性，这种解释不可能是有效的。按照社会分层或社会阶级与职业自主之间在波兰或日本比在美国更弱的关系，或根据职业自主对波兰或日本人比对美国人更少具有重要性解释调查结果也毫无意义。
正如我所见的那样，至少有5种可重新阐述我的解释的方式：
最简单的重新阐述往往限制解释的范围，以便排除苦恼感；出于迄今尚未知晓的缘故，确实适用认知功能发挥、价值观、取向自主的解释，似乎并不适用情感领域。直至我们能够发现出一种把跨国的差异与跨国的相似点合并在一起的更一般的解释之前，这种重新阐述仅仅是缩小了我的解释的范围。
第二种重新阐述的类型断定，工作条件借以影响苦恼的心理机制不同于工作条件借以影响认识功能发挥、价值观、取向自主性的心理机制。这种重新阐述也许会或不会强调与我已经强调的工作条件不同的工作条件；它当然会安排工作条件借以影响人格的不同的过程。我的重新阐述是学习一概括模式：人们从其工作经验中学到东西并把这些经验教训应用于非职业的生活领域（Kohn 1985）。某人会论证说，职业自主对苦恼感的不一致的作用，对学习一概括模式是否适用于人格的这一方面提出了疑问。或许，相反，为理解工作对苦恼感的作用，一个人应当使用另外一些心理作用模式——“压力”模式是显而易见的侯补者。这种“压力”模式认为，一些工作条件完全或部分对人格有影响，是因为它们产生了压力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有更长期的、失业的心理后果，如忧虑和苦恼。显然，“压力”是从工作条件到苦恼的似乎有理的联系。但是我认为，有关“压力”模式的证据，甚至只适用于忧虑和苦恼时也很少是令人信服的（Kohn 1985）；而且，为不同方面的人格安置不同的机制，至少是不雅观的。
相关的可能性，即一个我更喜欢的可能性是保留学习一概括模式，但扩大恰当的工作条件的范围。这种重新阐述以美国的调研结果开始。该结果是：除了那些直接牵涉到的职业自主的工作条件外，其它工作条件对苦恼比对其它人格方面更重要（Kohn和Schooler，1982；1983，第6章）。某些这样的工作条件与分层和阶级相关，因而能解释分层和阶级对苦恼的作用，或为何缺乏作用。这种重新阐述的关键之点是假设这些另外的工作条件对苦恼的作用，与那些职业自主的工作条件可以是不一致的，或许比该条件更重要。我们有某种虽然有限但却恰当的、相信这种可能性的证据（Kohn等，1987）。例如，在美国，（如工会合同中的资历规定那样的）工作保护减缓了苦恼。然而，正是那些我们访谈时享受最大工作保护的人们——蓝领工人——也是最苦恼的。蓝领工人之所以被弄得苦恼，是因为他们缺乏职业自主的机会，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是工会成员，享受工作保护。职业自主与工作保护似乎具有抵销作用，这说明了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与苦恼为何甚至在美国也有相对不太大的关系。
就日本而言，我认为，人在相当的时间压力下工作的信念，以及人们在工作中冒险对其控制之外的事情负责的信念，都与苦恼有关。尽管这些发现只反映了苦恼的人们高估了其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倾向，但该工作条件确实增加了苦恼，至少是一个似乎有理的假设。我们的因果模式还表明，不是教育本身，便是与教育相关的工作条件，增加了苦恼。职业自主、教育以及其它与这两者相关的工作条件的抵销作用，会有助于解释分层和阶级在日本对苦恼为什么有如此小的纯作用。
对于波兰来讲，除了与职业自主直接相关的工作条件外，我们缺乏其它工作条件的信息。不过，我确实有这样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信息，它有助于说明就波兰经理们经历的生活条件而言，什么使他们比其他社会阶级成员更苦恼，使其条件与美国和日本经理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发现，波兰经理阶级的一部分，即那些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共产）党成员的经理们，尤其苦恼。虽然就这个调查发现来说非党员经理太少，以致无法最后确定，但我认为，不仅与党员经理相比，而且与任何其他社会阶级党员成员或非党成员相比，非党经理都有显然更多的苦恼，这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以为，它表明，作为波兰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中的非党经理，他们比党员经理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很少中央集权的体制中的经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冒更大的风险。波兰的体制让这些经理对他们既无余地又无资源完成的成就负责。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和日本的体制会导致经理比实际更多地感到生活条件处于其控制之中。
这样，我们的证据表明，不仅职业自主对苦恼确实没有象对其它方面心理功能那样起作用，而且与分层和阶级相关的其它工作条件也会有抵销作用。现在缺乏的是这些其它工作条件的足够信息。
第四种重新阐述的类型更多地考虑了人们获得其职位的过程，以及这些职位对他们的意义。Slomczynski、Miller和Kohn（1981）详细思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发展的含意，认为这种发展导致美国与波兰在结构变动、择业过程和着重于阶级地位的象征意义上出现差异，该差异能够解释社会分层对苦恼在两国为何有不同的关系。这些思索对我来说似乎仍是有理的，它们当然有可能得到验证。同样，一个人能够指出日本与西方之间在工业结构上的差异，尤其日本在经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存在明显划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恰当地说明在日本分层对苦恼为何具有如此小的关系，日本的白领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成员更多地感到苦恼。
最后，一个人甚至能够更加扩大解释的范围，亦即除了那些与工作和职业相关的条件外，还考虑到生活条件。例如，家庭结构或宗教信仰，或城市居民是否主要出身于农村，或“民族文化”上的跨国差异，都会对苦恼感产生影响。不过，关键的问题并非家庭、宗教、农民出身或文化是否解释了波兰人、日本人、美国人苦恼感上的差异，而是这种非职业条件是否有助于说明在波兰、日本、美国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对苦恼感为什么有不同的关系。
我们没有证据检验任何这种解释。每一种类型的重新阐述（并非仅限于排除苦恼的解释范围）都需要不同类型的数据。检验“压力”的阐述需要人们工作中客观工作条件与主观“压力”感之间关系的更多信息，以及工作压力与失业苦恼之间关系的更多信息。类似地，检验任何其它心理作用模式都需要与该阐述直接相关的数据。检验除了与职业自主相关的工作条件外其它工作条件也有助于解释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对苦恼的关系这一假设，将需要我们获得所有这三国有关那些被认为产生苦恼感的工作条件的更充分的信息。检验有关获得教育和职业成就的不同过程解释了分层和阶级对苦恼感为何有不同作用这一假设，将需要又一个另外类型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波兰、日本、美国教育和职业结构变迁在其对特殊的一群波兰、日本、美国工人冲击时所具有的影响的历史信息。最后，检验非工作条件解释了阶级和分层对苦恼为何有跨国的不一致关系这一阐述得相当含混的假设，将需要所有这三国分层和阶级与社会和文化其它分界线相互关联的信息。
无论怎样，在目前可得到的证据的基础上，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对苦恼感为何有跨国的不一致的作用，对此我还没有充分适当的解释。尽管我困惑，但为了弄清我的解释适用何处，在何处不适用，从而对争论的东西加以界定，我还是重视跨国的证据。假如不是针对波兰和日本的调研结果的话，将很少有理由怀疑我的解释正象它明确适用于价值观、取向自主和认知功能那样也适用于苦恼感，尽管该适用也是不充分的。
几点一般的考虑
现在，我能就直至我提供某些具体例证之前我审慎推迟的跨国研究提出一些更一般的问题。提出这些评论主要是针对国家被作为背景来对待的研究的。
1.跨国研究符合谁的利益？这看似乏味的问题包含了严肃的伦理和专业问题范围。跨国研究，正如在臭名昭著的卡米洛（Camelot）事件中那样（Horowitz 1967），在其最坏时期一直被用于为政治压迫服务。它也往往很少戏剧性地成为这样的机制，借此来自富国的学者把较少富裕国家的学者作为数据收集者来利用，以确保信息在别处加工、分析和出版，但对那些收集数据者在培训或专业认识上很少有利（Porbes 1975；Scheuch 1967）。凡是表面现象令人误解的，其都是复杂的问题。当然，跨国研究的历史始终不是完全良性的。
尽管过去有罪和错误，跨国研究现在也不必用来为学术或其它帝国主义服务，我自己的研究再次作为例证。作为历史上有案可查之事，提议波兰与美国比较研究的并非我，而是Wlodzimierz Wesolowski（1975，p.98）。我发现，当他向我建议该研究时，前景是如此有吸引力。他这样做恰恰出于同样的理由：看一看美国的调研结果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该研究是由波兰科学院提供资金和实施的，它认为该问题对波兰社会学和波兰社会具有重要性。美国与波兰和比较之所以扩展到把日本包括进来，是因为Ken’ichi Tominaga及其同仁，以及为这项研究提供资金的日本诸大学和基金会，与美国人和波兰人一样有兴趣想看看这些现象在该非西方社会是否也相似。
今天，当世界许多地方高水平的专业社会学日益兴旺时，真正跨国合作的机会比仅仅几年前要大得多。今天对所有相关者，即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而言，有效合作既是相当可能的又是便利的。跨国研究中所提出理论和政策问题对于所有相关国家的社会学家来说，原则上讲应当是同样重要的。
2.跨国研究显然不同于单个国家社会阶级比较或种族群体比较或性别比较研究吗？我把跨国研究看作是一种比较研究类型。不过，在许多讨论中（例如，见Amer和Grimshaw 1973），“比较研究”这一术语被认为与跨国研究同义，仿佛唯一可能的比较就是国际比较；我把这一点视为国际主义者的傲慢。在另外一些讨论中（例如，Hopkins和Wallerstein 1967），”比较的”一词被更加广泛使用，而“跨国的”则限于我认为是唯一的跨国（Crossnational或transnational）研究类型。此外，还是在另外一些讨论中（例如，Ragin 1982），比较研究被视为这样一种特殊的跨国研究类型，在该类型中“社会”作为解释单元使用（注：Grimshaw（1973）富有创见地详细讨论了把跨国研究与其它比较研究区别开来的问题，特别回顾和概括了Erwin Scheuch和Neil Smelser有关的早期讨论。还见Marsh（1967）和Zelditch（1971）。）。这些多种多样的用法对我而言似乎仿碍了有意义的话语。我认为最好使用“比较的”和“跨国的”这两者的常识意义。
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跨国研究原则上不同于其它比较研究，尽管在实践上，尤其作为解释跨国不一致之处的尝试，它可能是更复杂的。使区别跨国研究与其它类型比较研究具有价值的，是能够做出一系列更广泛的比较：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比较、文化比较，以及社会结构比较。我们在一国做出的任何比较都限于那个特定国家所体现的一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简单地讲，我不能想象任何有关完全在美国做的阶级和分层心理作用的研究，能够与波兰和日本的研究同样大地扩展我们知识的范围和解释力。
3.为什么强调跨国的？而不是强调跨文化的，或跨社会的，或跨体制的？跨国的这一术语难道不该把比它所值得的更大的重要性归因于民族国家吗？我使用跨国的这一术语，主要是因为国家（nation）具有较为明确的含义。跨文化的可意指下列任何东西，它既包括一国内的亚文化比较，如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裔与英裔美国人亚文化比较，又可以指广泛享有类似文化的非常大的国家群的比较，William Goode（1963）对“西方”、阿拉伯伊斯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家庭模式历史变迁的比较分析便是如此。类似地，正如Charles Tilly（1984）有说服力地率证的那样，界定“社会”是什么是极为困难的。此外，跨体制的这一术语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致有很少的研究效用。
我并不认为国家的这一用法必然意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任何重要的东西，就此而言，跨文化的含意也是如此，它意指（或无论如何应当意指）文化是迫切需要解释的东西。而且，通过发现哪些过程超越了国界，哪些过程只是某些特殊国家或特殊类型国家的特性，我们对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性或缺乏重要性有所了解。在选择比较哪些国家时，有时我确实打算比较民族国家；Theda Srocpol（1979）在分析革命时能怎样不同地做呢？当我们论及政府、法律、法规调节的制度时，民族国家必然是决定性的背景。但是，有时我们把国家用作比较文化的方式；假若这洋，我们往往选择具有明显不同文化的国家进行比较，例如，把美国与日本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联邦德与奥地利相比。有时，在把美国、日本与波兰比较时，或假如一个人在对比东西德国政治体制时想要最大限度地缩小文化差异的话，我们的意思是比较政治经济体制。跨国研究是灵活的，它为使某种一般分析框架内多种类型比较成为可能提供了便利。
必须承认，这种灵活性是有高昂代价的：当一个人发现跨国差异时，说明差异的决定性“背景”是国家、文化、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不会是清楚的（Scheuch 1967）。还有，一个人至少能够努力估价这些背景中哪一个与解释特殊的跨国差异在逻辑上可能是相关的。面对许多研究类型，一个人然后能够着手设计新的研究项目，以区分诸背景。
4.严密的跨国分析需要多少国家以及应当怎样选择它们？出于某些目的，尤其是当使用第二手资料确立跨国的一般性时，包括所有可获得相关数据的国家，是称心合意的。因此，A.英克尔斯的开创性论文“工业人”（1960）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下列证明：对一大批国家而言，社会分层与许多方面价值观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民主与工人阶级的权威主义”（1959）一文中论证说，工人阶级在经济问题上比中等阶级是更“自由主义的”，但在公民特权和公民权利上却是非自由主义的。他的这一论证因他是从若干国家整理证据而更加强有力。Donald Treiman（1977）对遍及工业化世界社会分层系统的相似性的综合分析从许多国家有效地利用资料并且也是从历史往事的信息得以丰富的。Janet Chafetz和Anthony Dworkin（1986）对妇女运动意识形态规模和范围的分析，是从使用相当多的国家的数据扩大范围和获得力量的。出于类似的目的，我已搜寻了所有尚存的研究项目，以便确立对工业化社会父母价值观是自主还是遵奉这方面的“普遍性”（Kohn和Schoenbach 1980）。我还在许多国家进行的研究中寻找证据，目的在于对我的解释纲要的这个或那个环节给予跨国的检验（Kohn 1977，1981；Kohn和Schooler 1983，第12章）。再有，在最近《美国社会学杂志》1987年7月号中，Aleiandro Portes和Saskia SassenKoob通过展示以下内容再次证实广泛比较范围的有用性：与所有理论信念相反，经济的“非正式的”、“地下的”部分并非只是第三世界发展的过渡现象，而且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的组成部分。在进行第二次分析时，利用所有可得到有关信息的国家的数据，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正如英克尔斯和Smith在《变成现代的》（1974）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在搜集原始资料时，对于估价跨国家、文化和政治体制范围的研究发现的一致性，那也是相当有益的。同样，Erik Olim Wright及其同仁以非常不同的研究努力方式，在他们的多国社会阶级研究中正在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在许多国家搜集资料是昂贵的、困难的和耗时的。我们很少能够搜集到精确统计分析所需的足够国家的可靠数据。我们不常也无法足够深入地研究许多国家，以便深入细致地比较。分析时所包括的国家越多，我们所获悉的就越多，这并非必须是真实的。所研究的国家数量与所得到的信息量之间通常要有权衡。在这种权衡时，调研者们对国家数量的相对重要性与信息的深度肯定会有不同意见。而且，同样的调研者对于不同的实质问题也会做了出不同的选择。不过，大体而言，我往往选择较少的国家，更多的信息。
我自己优先的策略是精选一小部分为检验理论问题提供了最大杠杆作用的国家。一个人可以从一国研究开始，然后把调研扩展到其它国家，我和我的同仁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用波兰了解美国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用日本了解该成果是否适用于非西方的工业化社会。Theda Skocpol（1979）为研究社会革命的因果选择了法国、俄国和中国，而 Jehn Walten（1984）为比较分析低度发展社会的民族起义则选择了菲律宾、哥伦比亚和肯尼亚，两者挑一，一个可以或象前者或象后者那样选择为检验某种理论假设提供了最大机会的中枢性国家。一个人是从某一国开始，然后扩展至其他诸国，还是以一小批国家开始，似乎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为系统深入研究而精选一小部分国家，为检验社会过程的一般主张提供了最大的杠杆作用。
那么，一个人如何决定比较哪些国家呢？我所知道的唯一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是，跨国研究当它能够解决有争论的解释问题时便是最有用的。其结果是，某一认识阶段的战略比较会是过度谨慎，而在另一阶段又会过度大胆冒险。
例如，在我自己研究的早期，当我仅仅证实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白人中等阶级家长对其孩子的自主性的尊重比那时同一城市白人工人阶级的家长更大时，焦点问题是华盛顿的非典型性。这一在华盛顿的研究发展是这一50年代末相对富裕、经济有保证、主要是非工业的城市的时代和环境特有的吗？或该发现反映了社会分层与家长价值观之间更一般的关系吗？Leonard Pearlin（1971）；Pearlin和Kohn 1966）通过证实意大利都灵——一个比华盛顿较少富裕、经济上更少有保证、具有更少保守的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业城市——社会分层与家长价值观类似的关系解决了这一问题。更为谨慎的地点的选择往往一直是美国的、或讲英语的加拿大的或澳大利亚的工业城市。更为大胆冒险的选择一般总是非西方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城市。依我之见，都灵是既不太谨慎也非太冒险的选择：与华盛顿十分不同时，如果调研结果证明是类似的，我们的知识便有相当的增长，但与华盛顿并非如此不同时，如果调研结果证明是非类似的，我对原因便会彻底的茫然无知。都灵并非能够对我们目的有用的唯一城市；若干其它西欧城市也是适用的。不过，就我们认识的那种状况而言，我并不认为华沙或东京是最适宜的选择。解释非类似的调研结果是太难了。
后来，当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调研结果的一般性具有可靠的证据时，波兰和日本的研究变得特别有用。问题不再是华盛顿的非典型性，而是社会分层、工作条件和心理作用之间的关系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西方社会特有的。在此，我能够选择其它一些也可为我们目的服务的国家：或许是匈牙利而非波兰，或者如果那时在那里做该研究是可能的话，也可以是苏联；此外，可选择的或许是韩国而非日本。情况往往是，没有一个国家对跨国比较是唯一适用的。其它考虑——研究的可行性、潜在合作者的可得性、基金、偶然事件——然后会合理地加入进来。
假如我今天着手新的比较研究的话，思考又会是不同的，这主要因为我现在从波兰和日本的研究中知道了许多东西，从这些研究中引出了新的需要解释的难题。研究另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别的非西方工业化国家现在是有用的。研究较少充分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有用的，我暂且宁可考虑一个具有明显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许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富有成效的比较的可能性并不因一个人知道的更多而缩小，而实际上是增大。
国家的选择总应通过以下询问来决定：比较这些特殊的国家是否将会弄清楚值得跨国研究肯定需要的时间和资源投入的重大理论问题（Galtung 1967，p440）。一个人必须总是询问：如果我发现了跨国的一致性，这一特殊的跨国比较将值得十分冒险地扩大我解释的范围吗？而且如果我发现了差异，这种特殊的跨国比较将会弄清楚决定性的需要解释的难题吗？跨国研究总是一种赌博；凡是报偿相当于冒险的地方，一个人或许也就是在赌博。（注：推论是，假如一个人想要大胆赌博的话，他便会在报偿相当大的地方这么做。一个极佳的例子是由Nancy Olsen（1974）提供的。她不仅把我们美国有关监督严密性与家长对其孩子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范围扩展到台湾，而且还把有关经历严密监督的制度的概括范围从工薪职业扩展到家庭本身。）
5.进行跨国研究的代价是什么？正如我在该论文通篇论证的那样，如果跨国研究的益处是相当大的，那么其代价也是如此。这些代价比大多数研究者认识到的大得多，其大以足以使理性的人在该研究不需要或不成熟时对做这种研究重新加以思考。
获得资金总是成问题的，即使（正如在我自己的研究中那样）从参与研究的国家获得财政资助时也是如此。然而，这仅是最初的，决非最严重的困难。在被认为是困难的研究的全过程中建立持续和发展的合作关系是更成问题的（Hill 1962；Sarapata 1985）。跨国研究的最大益处和最大的难题都出自合作关系。如果好的合作像好的婚姻一样是值得做而又困难的，那么好的跨国合作就类似于这样的跨文化婚姻：尽管配偶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很长时间，在具有相低触的要求和奖赏的不同制度背景下工作；有时护照、签证和邮件传送的可靠性和及时性是相当不确定的，但它都设法成功。况且，好的合作比好的婚姻更可取。更重要的是，没有好的合作，各种类型的跨国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
方法论陷井是好的跨国研究的另一些障碍。我在本文前面论及了这些障碍。努力达到方法、概念和指标的可比性，就难以跨大时间、思想和分析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使用的研究标准上也存在一些争论。有时这些争论变得尖锐而成问题，人们对此极少抱有希望。举一个简单而又生动的例子：我们为什么没有波兰有关与苦恼相关的工作条件的数据的理由是，波兰科学院的调研专家专门负责的调查有他们的客观标准，他们不愿包括没有满足这些标准的工作条件问题。甚至当我们向他们呼吁跨国的可比性会使他们重复美国早期研究的缺陷时，他们并未屈服。他们热心于强力推行他们认为是正当的然而却是不相关的专业标准，这与美国健康教育、福利部和管理与预算署的审批官热心于强力推行他们远非那么正当的要求是一样的。
再有，还有一些更大的难题，即解释问题。特别是当一个人发现跨国差异时，有关所有国家的专门知识便成为基本的——当然是对自己国家具有专门知识的合作者最易获得的知识（参见Kuechler 1986）。不过甚至当这种合作存在时，分享知识、在同一框架内解释，甚至在紧要关头有足够时间在一起有成效地思考事情也是不易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研究为什么应当是跨国的充足理由，一般而言它就不值得努力把它弄成跨国的，从操作上讲，这意味着当某一现象只在一国无法研究时（如诸革命的原因），或当某一现象在一国已得到充分的证实，紧接着的逻辑询问不得不涉及所了解的东西的一般性的限度时，一个人才应做跨国研究。在原则上而很少在实践上讲，如果你有更好更重要的理由相信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在不只一国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更有效的解决的话，那么对不太好探究的问题就值得进行跨国研究。我一直是跨国研究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我不愿误导任何人，使其认为跨国研究的相当大的益处并不用费同样相当大的代价。
6.最后，回到遍及本文的问题：历史在跨国解释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提出该问题时我绝非意指对作为进行跨国研究方法的历史分析的效用产生怀疑。我把跨国研究中历史方法与量化方法相对功过的持续争论看作是针对虚假二分法而发的浪费性的精神错乱（注：方法论争论发生在两个水平上：用于每一国内的分析类型与为比较诸国而使用的分析类型。我在争论的第一部分看不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论什么方法，一个人都使用适合任务的方法。争论的第二部分涉及真正问题，如使用诸国“样本”的意义的性质，把一个人的分析基于一整套现存国家之上时统计验证的有效性，不得不验证有关必要的少数“个案”的复杂互动之困难（见Ragin 1982）。尽管该文献有反量化偏见，但它还是提出了某些有用的警告。）。每一种方法都适合某种研究目的，而不适用于其它目的。正如Jeffery Paige（1975）在他对70个发展中国家农业组织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分析时所证实的那样，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的问题所关心的不是把历史分析作为方法，而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当然，研究特殊规律的解释与研究一般规律的解释的功过仍在争论。在本文的结束部分，我几乎无法公平对待这一复杂问题，但我至少想要指出，分析跨国的相似之处时的问题与分析跨国差异时的问题多少有些不同。
正如我在本文通篇所论证的那样，对跨国相似之处的解释不应集中在每一国家的独特历史经验上。相反一个人要努力发现超越诸国许多历史、文化、经验差异的社会结构的规则性。这甚至在这洋的探究中也是适用的：证据主要是历史的，但分析所追求的并非历史的特性，而是历史的共性——Walten（1984）的《难办的造反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对跨国相似之处的分析的意图是，在寻求更一般的解释原则中形成超越特殊历史经验的概括。简言之，方法可以是历史的，但解释应是社会学的。
当然，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讲，正如任何其它类型的社会学分析一样，跨国分析不能是非历史的，即使许多历史之事在解释中只是含蓄的时候也是如此（Sztonpka 1986）。例如，比较美国与波兰社会分层对人格的影响可假定我们正在比较分享许多西方历史的工业化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经济政治体制的比较，还是不同政治发展水平的比较，有赖于你怎样阅读范围广泛的历史。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即使历史没有被明确地论述到，但历史的思考肯定在那里含蓄地存在。而且，当某人把充分工业化的社会与部分工业化的社会加以比较时，历史问题必然至少是含蓄存在的。然而，在解释跨国的相似之处时，历史无需首先被关注。
相比而言，在解释跨国之差异时，历史思考不能只是含蓄的；历史必须出现在任何解释的最前面。例如，在证实法国、俄国、中国革命因果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后，Skocpol（1979）尤其在革命的后果方面不得不按照独特的历史环境解释差异。相似地，当我发现社会分层和社会阶级在美国、波兰、日本对苦恼感没有同样的影响时，我不得不面向三国各自的发展，以便试图发现可解释不一致的调查结果的东西。不过我坚持认为，甚至在解释跨国差异时，解释不能仅仅在于阐明有关的历史差异。目的并非是仅仅为了历史的缘故而理解历史，而是为了理解更一般的社会过程而应用历史。解必须赋予历史色彩，但社会学的解释，即使是对跨国差异的社会学解释，是典型的超越历史的。
后 记
在《阶级与遵从》的前言中，我宣明信念。“社会科学知识的主旨来自思索、验证、新的思索、新的验证这一过程——用数据验证观念，依据数据发展新观念，做新研究以验证那些观念的持续过程。”（Kohn 1969，p.xii）我借此机会重申我科学信念的这一基本宗旨。我相信，它与本文相关是显而易见的：在思索、验证、再思索的过程中，跨国研究，一旦被恰当地应用，便会提供独特而有价值的证据。没有其它证据对证实社会结构的解释或发现该解释的界限是如此有用的。不管怎么讲，跨国研究对于发挥和检验社会学理论具有至关全局的的重要性。
注释：
④波兰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跨国近似之处的许多深一步的例子。例如，我们发现，在波兰和美国，职业自主不仅影响智力过程，而且对年轻、中年和老年工人也同样如此（J.Miller、Slomczynski、Kohn 1985）。我们进一步发现，在美国和波兰，父母家庭社会分层地位对该家庭的青少年后代的价值观有相当的影响（Kohn等，1986）。家庭的分层地位对父母的职业自主性有影响；每一个父母的职业自主性又影响着该父母的价值观；父母的价值观影响着其子女的价值观。从目前目的上看，这些研究成果是重要的，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该成果展现了跨国证据是如何强化以下论证的：社会分层借以影响价值观、取向、甚至把它们传给下一代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基本上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