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领导权：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领导权论文,可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1-0048-13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鲁迅，1926年，《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0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革命性的组织，成立于1930年，其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从事无产阶级的艺术创造”。但艺术却不是他们唯一、甚至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是呈献给阶级斗争，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呈献给“人类彻底的解放”①。因此，他们的政治目标与共产党人是一致的。但这并非纯属巧合。冯雪峰从1928年11月到1933年末一直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左联’，自然是我们党直接领导和支持的”②。虽然江西和其他各地迅速蔓延的实际斗争决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然而，由当时上海作家领导的“游击战”③，对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权力斗争的局面有着更为牵制性的影响。他们在文学、艺术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线展开斗争。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严酷的审查制度，他们还是成功地通过写作影响了很大一批读者。即使他们没有为共产党引进新的成员，也至少为它赢得了同情，并且扫清了任何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阻碍。
左联的斗争逐渐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政府和无党派自由人士的信心，激发了革命精神，并唤起了大众对苏联的赞赏。鲁迅是其中最勇敢的战斗者，最辛辣的批评者，最强大的论战者以及最多产、最积极的报刊撰稿者。尽管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鲁迅仍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他曾一度担任中国文学的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内与同时代的任何学者都可能一样博学。他精通日文和德文，并在西方文学知识上有很深的造诣。鲁迅在他的文章和小说中引进了中国散文的一种新风格——简洁有力，思想高度凝练，但又驰骋浪漫想象，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激动人心。这种杂文风格有力地证明了白话未必就是松散无力、低级下流和无病呻吟的。鲁迅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他用这份威望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把他的才能、学识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他所认为绝对正确的事情上。他死后被共产党塑造为“圣人”，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这样评价他：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④
可以想象，那些在共产主义中国急于表明自己忠于“最正确”的党的路线的文学史家，由于毛的指示而赋予了鲁迅一切英雄的品格。例如，王瑶和刘绶松就夸大了鲁迅在左联的领导权的重要性⑤。实际上，左联的领导权是分裂的。作为杰出的作家和献身的斗士，鲁迅享有其他同路人作家所没有的尊重，但他没有领导任何政党，没有推行任何规章，也没有发布任何教条。以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为代价，鲁迅显然并不谋求个人的权力或地位，然而他甘愿让自己的名声服务于共产党。其他那些死守教条又不择手段的人在取得左联的实际权力后，采取了一些举措，像鲁迅这样出于个人主义而同情革命的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上海所谓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每天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甚至组织被摧毁的危险。他们不得不利用“同路人”来掩护其公开活动，这时，鲁迅响亮的名字就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鲁迅自己虽不怕暗杀，但他能够继续在上海安全生活，也说明国民党当局即使看似多么愚蠢，也能够分清同路人和共产党的区别。而1931年在上海被捕并遭处决的五个左翼作家全都是积极煽动和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员⑥。鲁迅依然在反抗，无所畏惧地活着，并且给共产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直到他在1936年因病去世时，王明做了这样的评价：
当中国共产党经费万分困难时，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将自己辛苦著作得到的酬金借赠给共产党；当中国共产党有些同志被反动探捕追求甚急时，鲁迅曾不顾一切危险而设法保障这些革命战士的安全。如瞿秋白同志曾得鲁迅之助而在上海能隐匿数月之久。⑦
因此，鲁迅不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也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与幸存的象征。其中最真实的证据是：“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⑧除了所宣称的完全认同的远大目标，鲁迅并没有参加党的定期例会，而且他和党员的交往也是个人的、随意的，他也并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活动和密谋。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和共产党之间的误解和分歧就不可避免，而且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王瑶和刘绶松的书中，对鲁迅着墨甚多，尽管这些叙述并不完全正确，而对于党组织支持的其他领导层却避而不谈。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并不在毛的掌控之下。既然他们不能把左联的成就归功于毛，那么还有比把功劳归于被毛给予最高评价的人更好的办法么？
鲁迅与左联领导层的合作曾经有段时期是融洽的，这不仅是因为鲁迅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热情，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和瞿秋白、冯雪峰之间的私人友谊，以及冯雪峰顺应老人的机敏得体。但自从这两人奔赴当时的红色首都瑞金后(冯雪峰于1933年12月抵达，瞿秋白则是在1934年1月或2月)⑨，左联的两个领导层便开始疏远了。事实似乎已显而易见——并不是单单靠留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就能继续与敏感多疑的鲁迅维持良好关系的。
鲁迅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过他也仍然葆有一个艺术家的品格。即使在与共产党有了多年的联系以后，他也丝毫没有丧失一个艺术家对于独立作为或独立不作为的敏感、习性和气质。鲁迅的革命视野并没有让他和革命者融洽相处。鲁迅身为作家和人的个性气质，他的痛苦、坚韧，在论战中着魔般的愉悦和捍卫立场的勇气，这些早已为其论战与讽刺文章的读者们所熟知。也正是这些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固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难以相处的合作者。他擅长揭露旧中国社会的无耻和伪善，因而常常陷于绝望的境地，而这种绝望无疑源于他对人性的黑暗思想。不过，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已经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而他从进化论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使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这种信心把他从悲观绝望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同时他也从未成为埃里克·霍弗所定义的“狂热分子”⑩。在任何权威命令面前，他都能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良知说话。但他的理想主义或许有点儿太过真诚，太过信实，也太过纯粹，以至于无法成为任何政党的优秀一员。鲁迅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但对人的不信任使他陷入无尽的孤独中，这种由个人主义带来的孤独感迫使他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但对于鲁迅来说这并不容易。他是切斯拉夫·米沃什所谓的“被隔离的知识分子”(11)的典型，而这类人往往渴望“属于大众”。
遗憾的是，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力量太过微弱，未能发起任何可以让鲁迅参与其中的群众运动。鲁迅自己也不会像后来的闻一多及所谓的民主派领导人那样，强迫自己加入那种“拥挤不堪、面红耳赤、高声嘶喊、挥舞棍棒、游行示威”(12)的群众集会。鲁迅更擅长用自己唯一有力的武器进行战斗，这武器就是他在深夜的卧室中创作出来的那些冷酷犀利、一针见血的杂文以及生硬累赘的德语或日语译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瞿秋白和冯雪峰离开以后，左联中的党员作家与同路人增强并没有消释了鲁迅的孤独感。他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尽管并不乏经常性的放松聚会和电影娱乐(如他日记中所示)(13)，却并没有让他从原初的忧郁心情中振作起来，也没有让他消除对或明或暗的敌人的心理防备，更没有让他从自己作品中流露的“被迫害妄想症”中解脱出来。
鲁迅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他从自编文集和报刊写稿中得到充足的费用。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勤苦写作和缺乏睡眠使他的慢性肺结核病严重恶化，这对他的情绪似乎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至于1935年当他和左联的关系濒临破裂时，他的心情已经非常低落。因此，当1936年那场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发生时，鲁迅对一些“战友”的怒火彻底爆发。鲁迅领导了一批从左联中分离出来的革命作家，这标志着他和老战友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长期压抑在鲁迅心里的不满最终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同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
所以，当刘绶松写道：“于是在鲁迅的领导之下，一九三六年初自动结束了左联的活动……”(14)他对鲁迅在左联领导权的过高强调是毫无根据的。尽管鲁迅的领导是左联成立的主要因素，而且支持它至少有三年的时间，但他并不赞成左联的解散或重组。事实上，当共产党转变政策要求左联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重组时，鲁迅就已经对它失去兴趣、大失所望了。当党的工作者迫切希望从这一新孕育的无关乎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中看到成果时，鲁迅也从未完全配合。鲁迅的倔强和威望，使得那位左联先前的领导者处境非常尴尬。
鲁迅或许是被共产主义的本性迷惑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鲁迅并不善变，他也没有预见到统一战线政策会为疲惫不堪的共产党带来唯一喘息复苏的机会，使它得以再起、重组、扩大，直至最后胜利。然而无奈的是，鲁迅对共产党一直抱有信心。他现在持有异议，或许是认为党本身没错，而只是某些党的委员错了。他自己选择战友，为信念而战，但党却维护了其权威并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尽管统一战线在文艺工作者之间，并且在西安事变后的国民党和在野的共产党之间最终产生了影响，但分别由赞成党的作家和鲁迅支持的其他作家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却在由阶级斗争旗帜联合起来的作家之间造成了裂隙。这次论争的影响及私人冲突在中国大陆1955年和1957年的“肃反”运动中依然可见。当时胡风、冯雪峰、徐懋庸的名字是等同于背叛变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党活动的。他们在1936年的事迹或罪行已被当时党内正统路线及其阐释者重新评判。而阐释者或指控者之一，正是在1936年的论争中坚决维护正统路线的周扬。
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也许决不会告诉你鲁迅在左联后期以及两个口号论争中不快乐的处境与真相。自鲁迅去世以来，毛泽东授予其“英雄”的地位。除非毛自己重蹈斯大林死后被重新评价的覆辙，否则这种地位不会发生改变。鲁迅依然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最正确”的英雄。
1949年以后，胡适博士或许是唯一一个对鲁迅在当时的政治迫害中可能遭受的命运做出推测的历史学家。这场政治运动是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在对胡适的非难中达到高潮。出于个人目的以及学术兴趣，胡博士对这一系列事件始终保持密切关注。由于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对俞平伯著作的擅自称许，大量攻击的矛头便指向了这一官方文艺机关。致命的大错还在于，被称为理论家、诗人的胡风这时展开了对党控制文艺的大环境的批评，并要求言论和思想的更大自由(15)。很快，中国大陆便掀起了一股强烈反对的潮流，对胡风从各个方面加以谴责。1955年数月间，《新华月报》文摘版出现了大量痛斥胡适和胡风的文章(16)。就像对胡适博士一样，胡风也分享了“头号敌人”的称号。因此，胡适研究了胡风事件，并把自己总结的调查结果写在一封信中，发表于台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
例如胡风一案，我搜了许多材料，才明白这个我从没有见过的湖北乡下人，原来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忠实信徒，他打的仗可以说是为这个运动的文学方面出死力打的仗。所以胡风夹在“清算胡适”的大举里，做了个殉道者，不是偶然的。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1935年9月12日，九四六～九四八页)，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17)
胡风是极少数出于道德勇气而反对毛泽东文艺教条的人。对于毛的文艺教条，他轻蔑地称为“图腾”(18)。胡风的出名，是因为他长期与那些被其称为“新贵”和“官僚”的主管思想改造的政治委员们在主要原则问题上进行论争。假使他自1949年以来便谨慎维持的沉默没有被打破，那么1955年的厄运也不会降临到他头上。“《文艺报》事件”曾被一位《祖国》周刊的作者称为“圈套”，而胡风愚蠢地陷进去了。他不顾一切提交给中共当局一份“三十万言书”，批评了中国大陆存在的所有文学与意识形态现象。因此，他不仅被指控为在意识形态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是服务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当然后一项罪名并没有十足的证据。直到胡风事件被提交最高人民法院时，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郭沫若任主席)所呈递的胡风履历才使此前默默无闻的胡风广为人知(19)。他没有被“砍头”(胡博士在信中明显夸张了)，但是剥夺生命也并不是共产党惩治“人民敌人”的最高处罚。
奇怪的是，作为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冯雪峰并没有加入到落井下石、棒打“落水狗”(20)的乱民队伍中。他没有像党所期望的那样，以正确路线捍卫者的姿态站起来驳斥胡风的异端邪说，而只是在中国文联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不长的发言。其心情是怀旧而非愤怒的。他回忆了胡风在左联的岁月：
胡风混进革命阵营里面来，是在1933年左右，那时他参加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我也在上海，但我并没有看出他的虚伪来。后来我离开了上海，于1936年夏初回上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胡风显然已经在从事革命文艺内部的分裂活动了。……
胡风不仅要离间鲁迅先生和周扬、夏衍等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想离间鲁迅先生和我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员。(21)
尽管这些话在我们看来很有趣，但却没有使当权者满意。在1957年，当冯雪峰自己因《红楼梦》事件受到牵连而成为清洗运动的受害者时，由于他对胡风没有表现出更敌对的态度而被其中一个论敌高兴地抓住了把柄：
前年批判胡风思想的时候，大家希望雪峰写文章，他自己也觉得不写不好；他搜集了很多材料，研究来，研究去，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始终感到难以下笔。(22)
从左联一名活跃的党员一跃而成为文学界的掌权者，发生在周扬身上的这种现象的确不同寻常。但他似乎记性更佳。周扬的说法虽然证明了胡风的罪行，却并没有使冯雪峰处于一种更好的境地：
冯雪峰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经常发生矛盾……他在1936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钦差大臣姿态出现，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以极恶劣的宗派打击……(23)
《人民日报》则叙述得更为详细：
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他不信任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却把正在反对党的胡风一度拉入党内。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动，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起了分裂作用。(24)
从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共代言人是承认左联在1936年出现过分裂的，并指出这次分裂是源于胡风的叛变，并在冯雪峰的影响下得以扩大。让笔者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指责中鲁迅的地位依然未受任何侵犯(25)，胡博士对此也感到惊讶。胡风和冯雪峰确实与当时上海的负责干部存在分歧，但若没有鲁迅的支持、鼓励和“领导”，他们成功的机会将小得多，而且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在曾经紧密联合的左翼作家中造成如此创伤，以至于这一伤口多年后仍继续腐烂恶化。1936年出现在左联内部的分裂险些瓦解了为推动共产党政策和意识形态而建立的文学战线。很明显，鲁迅正是爆发这场危机的“元凶”。
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始于1928年12月，但他那时并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是一名中共党员(26)。从鲁迅日记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的亲密关系：
7月19日(1929年)同雪峰、柔石……及广平(鲁迅夫人)出街饮冰。
7月20日 雪峰来，假以稿费卅。
8月15日 夜雪峰来并还泉卅。
鲁迅可能看出冯雪峰正急需用钱，他尽力帮助他。这里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
10月12日(1929年)夜译《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毕。
10月13日 下午寄雪峰信并《艺术论》译稿一份。
10月14日 付雪峰校对费五十。
10月15日 午后得雪峰信并还泉五十……夜仍以泉交雪峰。这里还有另一条记录，显示了鲁迅对这位年轻人的关爱。
1月25日(1933年)。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27)
在《回忆鲁迅》与《论文集》(第1卷)中，冯雪峰详细描述了与鲁迅两个人像同志一样一起工作的情形。鲁迅夫人对这个她称为冯先生的人也有相关记述：他拿左联出版物的每一个琐碎细节来麻烦鲁迅，让他按照指定好的题目写作，并且决不让步，直到这位老人妥协，还剥夺了鲁迅非常需要的睡眠和休息时间。但是鲁迅喜欢他，也不反对这样的做事方式(28)。
冯雪峰离开上海去瑞金，似乎给鲁迅的生活留下了一种孤苦与寂寞。这种寂寞感直到1934年与1935年间，才被他与胡风之间开始发展的友谊所填补。同冯雪峰一样，胡风也非常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左翼文学运动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冯雪峰不同的是，胡风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的负责干部控制下的左联当时正急于寻求外界帮助，然而，和一般的同路人作家相比，胡风受到的对待要恶劣许多。郭沫若早在日本就与胡风相识，在1936年他把胡风描述成一个“是很聪明而又有些霸气的青年”(29)。胡风的这些特质或许可以解释他尽管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且在左联备受排挤的情况下，为何依然能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性。胡风与周扬的不和或许在1935年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中就已埋下伏笔，到了1936年这已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事了(30)。而胡风也确实为自己在左联的不受欢迎和性格缺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尽管胡风被许多左联作家疏远，但他却从鲁迅的同情和支持中得到了安慰(31)。鲁迅在1933年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提到胡风的名字，1934年的日记中也不超过十次，但却留下两条有关胡风的有趣记录。一条是鲁迅把自己的一面镜子转赠给胡风的妻子(10月25日)，另一条是鲁迅在12月18日亲自前往梁园豫菜馆定菜。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记录胡风夫妇并没有前来赴宴。(鲁迅曾在17日给胡风夫妇写信，显然，当时在信中发出了邀请。)在1935年，鲁迅与胡风“师徒”(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的“弟子”或“大弟子”)(32)之间的信函来往就相当频繁了。但胡博士信中提到，鲁迅文集中只收有四封通信，其余的恐怕已永远散失。但这四封信里却显露出二人之间牢固的信任，以及鲁迅怎样向这位密友轻易吐露了自己对左联中的党领导层的愤怒与不满。而这种情绪，是鲁迅在公开写作中一直刻意压抑的。
胡博士认为，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足以让他被杀。笔者摘录了其中最重要的两段如下：
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围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33)
相比于三郎，我们更关心元帅的真实身份。三郎(萧军的笔名，译者注)可能只是又一个志愿加入左联的青年作家；而元帅却是左联中掌握实权的人物。他是周扬还是夏衍？(据冯雪峰所说，胡风想在鲁迅和这些人之间制造隔阂。)抑或是其他什么人？至于“忏悔者”，指的是那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坦白罪状的作家。关于他们是可以了解更多的。在给胡风的第二封信(1935年6月28日)中，鲁迅也对这个元帅表示了不满：
……我觉得现在以袭击敌人为第一火，但此说似颇孤立。大约只要有几个人倒掉，文坛也统一了……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想不到危险的，但一看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34)
鲁迅的另一位密友是杨霁云，他是鲁迅《集外集》的编者，也与鲁迅夫人合编过《鲁迅书简》。在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也有过类似情绪的流露，摘录如下：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1934年12月12日)(35)[实际日期应为12月18日，译者注]
绍伯是左翼戏剧家田汉的笔名(36)，他用这个化名写了一篇杂谈，感慨“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他以鲁迅和杨邨人的文章出现在同一期杂志上为例(而这正是最切中要害的地方)，来说明中国人的“调和”心态。杨邨人是一个脱党分子，也是那些希望能够超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自称“第三种人”的作家中的一员。鲁迅极其憎恶这个人，并说要“嘘”他(37)。但鲁迅却向恰好也发表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的同一杂志投稿，这难道不意味着他对叛徒和敌人的调和吗？至少在笔者看来，田汉的文章虽语带讽刺却相当温和。一个胸襟开阔的人对这样毫无意义的文章本应一笑置之，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也应该对此完全忽视。但鲁迅并不是这两种人，这件事让他陷入震怒。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在讨论了《阿Q》舞台剧的改编意见之后，他对此事予以强烈谴责：
……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38)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与其平和自然的私人通信相比，鲁迅发表的公开信通常有非常高的高度和更强烈的修辞效果意识。这封信是寄给《戏》周刊的，巧合的是，化名绍伯的田汉恰好就是《戏》周刊的编辑之一。其实鲁迅早就知道绍伯是谁，但直到把这封信收入其新编文集之前，他也没有揭露出这个“捣鬼者”的真实身份。在这封公开信发表一个月后，他才在文集的“附记”中道出事情的全部原委，并解释自己为何会向《戏》周刊的编者表示抗议。
在所有导致鲁迅和左联中实权人物分裂的不愉快事情中，田汉从“背后插刀”的行为只是这些细微冲突的一部分。如被指控的那样，胡风是怎样利用鲁迅的弱点扩大分裂，挑拨离间，还有待考证。但从鲁迅的书信和杂文中可以看出他对外界刺激病态般的敏感，并将其放大为一种刺痛，而满怀仇恨施以更凶猛的反击。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敌意并接受挑战。如果对手是像陈源、梁实秋这样的“绅士”(39)，或者是像杨邨人这样的“第三种人”，又或者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敌人”，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鲁迅也会毫不迟疑地参与进来，予以回击。但像田汉这样来自同一阵营的战友的嘲弄则不同，鲁迅不得不维持自己阵营的团结一致。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击垮“敌人”不仅来自个人复仇的满足感，而且也出于更高的道德目标。鲁迅的私敌也是革命的公敌。但即使鲁迅对同一营垒中战友的憎恶和鄙视是超于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也不能寻求复仇。因为这会使他被看成一种任性、乖戾的人，而鲁迅希望人们对他保持高度的尊敬。痛苦自然会消耗人的精力，刻意在公众前压抑自己的愤怒又无疑给鲁迅精神上造成了双重的痛苦。
作为左联的一个领导者，鲁迅有时肯定是痛苦的。与创作散文诗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的时期相比，鲁迅一种被孤独所包围的痛苦感越发沉重了。在那时，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位坚定的斗士，他用自己的方式向任何单独或联合起来的敌人掷出了投枪(40)。尽管没有社会信息，他能够看见自己最为深重的孤独，探究并揭露更多人性的真相。但是，在团队精神或对冒犯的容忍未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之前，这位“落伍者”却不得不加入到左联的队伍中。而对“像绍伯这样的人”生气，依旧只是鲁迅的本性。
笔者仅感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留下记录显示，他的生活因为革命者的新经历而变得更加丰富。他可能也没有像他可能所做的那样，去弄清一个艺术家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像在个人与组织之间有内在的冲突一样，也有必要的相互依赖。他没有让自己的愤怒、困惑与失望得到升华，没有让压抑的情绪转化为新的创作动力。他也没有从紧张的情绪中，从自己阵营感受到的敌意中，所“横站”的必然性中，从精力的荒废感中，让自己获益。而这些，原本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更智慧的人，可以让他写出更伟大的作品。然而，对革命的高度热情使他未能看到革命的某一方面。对鲁迅来说，幸或不幸，他没有活得够长来为之作证，或为之反抗。他去世时是一个牢骚满腹、绝不宽恕、心胸狭隘的人，是共产主义最忠诚的英雄。这是一个极坏的案例，卓越的艺术天赋就这样最愚蠢地浪费掉了。
鲁迅身后留下的大量书信对他的传记作者来说无疑是件幸事。这些书信揭示了他在左联不快乐的处境，却也暴露了他的脆弱：他是多么需要一个可以让他倾诉苦闷的同情的聆听者。如果把这些信和其他作品结合起来读，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人的清晰画像——敏感的神经埋藏在严厉的外表下，温柔的心跳动在“最硬的骨头”近旁。在他写给萧军、萧红夫妇的一些信中，充满着一种特别的温暖、坦率，以及一种活泼有趣的天真、幽默。他给自己的青年朋友，给这些刚从东北(满洲)流亡的作家指出在上海这个陌生大都会的生存之路，取笑他们的名字，还用活泼雅致的便签邀请他们“赴宴”。
萧红以她非常女性化的感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亲切的鲁迅形象，她细腻地描述鲁迅的家庭、聚会、工作习惯以及病痛等(41)。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深深打动了笔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辛酸，还因为其中蕴藏我们可以想到的深意——鲁迅最亲近的人，最容易带给他伤痛。那是在1936年，鲁迅当时正病重(本文第二节将讨论)。他7岁的儿子从他的病房中搜集了一大堆空着的黄色小药瓶，向他的玩伴们展览并炫耀：“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42)
萧红于1942年在香港去世。而她的丈夫萧军，则在1948年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成为胡风和冯雪峰的先例。当时，萧军在哈尔滨主编一份由共产党赞助的报纸，对中苏两党都有毫不客气的批评(43)。但在三十年代，萧军夫妇似乎都没有直接卷入上海的那场文学论争。当然，鲁迅也对他们吐露了很多内心想法：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有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1934年12月6日)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舔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1935年4月23日)
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现在也有人在必要时，说我“好起来了”，但这是谣言，我倒坏了些了。(1935年4月28日)(44)
辱骂信的指证很有趣，但笔者在《鲁迅全集》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除了这封信，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及。这或许是因为鲁迅在黑暗的森林中包扎好伤口又重新“举起了投枪”的缘故(45)。虽然他在给徐懋庸的很重要的公开信中也提到了类似情况的发生，但这两个连续发生的事件也将一直是个谜。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明确说出鲁迅所暗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个事实是，他们都很不愉快。
总之，寒心，独自舔干伤口，感到精力不足，对元帅和战友的愤懑，郁积的怒气，对那些言行举止本应更明智、更尊重的人的困惑，以及对自己所属团体日益增加的不满——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鲁迅与左联在1934年后期与整个1935年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如果他没有在1936年打破沉默，对他所憎恶的战友予以反击的话，鲁迅很可能会把这些意味深长的满身创伤和满腹牢骚悄无声息地带到坟墓里去。这就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于关心阅读当年左翼文学的每一个人来说，看似巩固的左联团体当时的分裂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鲁迅去世时是一位斗士，但命运的讽刺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却把日渐衰微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和那些以前终究属于自己营垒中的人做斗争。就其遭受伤害的原因来看，鲁迅自己恐怕对他所领导的分裂运动也难以说清楚。笔者不知道历史是否会为他辩护，但毛泽东和中共的学者会。实际上，他们已经明确宣布，鲁迅的一言一行绝对正确。
注释：
①“左联的理论纲领”，《萌芽月刊》第四期；摘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55-156页。
②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0页。
③该词出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参见其《中国的战歌》，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69-9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
⑤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在理论和批判问题上，王瑶大量借用了胡风和冯雪峰的观点，而刘绶松则主要借用冯雪峰的。这两本书中充满了很多现在不能被共产党所容忍的“邪说”，或许这就是称书名为“稿”的原因吧。的确，要紧跟党的路线不是件容易的事。(夏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书中的“现在”即此时期。编者注。)
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141-142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第285-305页。
⑦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188页，转引自《救国时报》(巴黎)。
⑧⑨冯雪峰：《回忆鲁迅》，第53页，第141页。
⑩[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纽约：哈珀出版社，1951年版。
(11)[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被奴役的心灵》，纽约：古典书局，1955年版，第7页。参见鲁迅1932年《自选集》自序：“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鲁迅全集》(第5卷)，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版，第50-51页。(此版本本文以下简称《全集》，其他文章里缩写为LH的指的是北京1957年版。)
(12)切斯拉夫·米沃什：《被奴役的心灵》，第8页。
(13)《鲁迅日记》(依原稿手迹影印)，两函二十四册，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鲁迅每天都写日记，但除了那些为公开发表而记的随笔(例如，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中“马上日记”)外，他的日记都是简短的片段似的琐碎，大都没有文学价值。他甚至都不在乎句子的完整性，而只是匆匆记下天气、购买的书、信札往来、会面的人等。和许广平编的鲁迅私人书信(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46年)相比，他几乎从不在日记中披露心迹。
(1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第231页。
(15)简言之，尽管此事不完全可信，但对于事件的大致情况，可简要参考赵聪在《祖国》周刊(香港)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共文艺大整肃》第9卷第3期(1955年1月17日)；《胡风爆炸的火花》，第10卷第12期(1955年6月20日)。
(16)例如，在六月号中，大约有50篇文章是关注胡适的，有16篇是关注胡风及其集团的。在七月号中，批判胡适的文章减少到20篇，而攻击胡风本人及其集团的文章则分别达到60篇和40篇。
(17)《胡适博士给雷震的一封信》，《自由中国》第14卷第8期，1956年4月16日。
(18)“图腾”、“新贵”和“官僚”这些字眼出现在后来作为其罪证而出版的胡风私人书信中。见《新华月报》1955年6月，第2-37页。
(19)见1955年6月《新华月报》，第39页。
(20)“打落水狗”出自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49-259页。
(21)《一些胡风反革命活动的事实》，载《文艺报》第12期，1955年6月30日。
(22)《文学茶室》，载《文艺报》第21期，1957年9月1日。也可参见林默涵在8月6日的发言，部分刊登于《文艺报》第20期，1957年8月18日。
(23)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载《文艺报》第5期，1958年3月11日。赵聪在《祖国周刊》(香港)上发表的《胡风爆炸的火花》(第10卷第12期，1955年6月20日)中说：“左联的实权人物是代表共产党的总书记周扬。”对于这点，我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24)引自《文艺报》第21期，1957年9月1日。
(25)许广平在评论丁玲和冯雪峰时说：“让我气愤的是，如今仍然有一些人利用鲁迅的名字攻击周扬同志……仍旧有人把这些事情归因于鲁迅。那些右派分子纷纷暗示如果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鲁迅所支持的，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的麻烦了。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意思。”(载于《文艺报》1957年第20期)如此看来，似乎在1957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谣传和种种猜测了。
(26)《党给以鲁迅力量》，冯雪峰《论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44页。
(27)按照中国习俗，除夕夜意味着一家人的团圆，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会被邀请到家中聚餐。
(28)《鲁迅与青年们》，见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附录，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00-101页。
(29)《蒐苗的检阅》，转引自杨晋豪：《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版，第315页。
(30)双方关于“典型”论争的文章见于胡风《密云期风习小记》，汉口：海燕书店，1938年版。据《中国文学年鉴：1936年度》第231-257页记载：当时《小说家》杂志的19个作家对胡风与周扬之间的不和都心知肚明，他们在席间闲谈时，有人甚至提出，为了避免被怀疑与胡风有所牵连，他们的《小说家》应拒绝刊登胡风的任何投稿。不过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31)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中，许广平也提到了一个从日本回来的X先生。这位X先生尽管在左联中不受欢迎，鲁迅却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附录，第102页)这个X先生除了胡风别无他人，据《胡风评论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版，第76页)载，他于1933年被日本驱逐出境。
(32)用胡风自己的话说，“自鲁迅先生死后，有些小报常常阴险地说我是鲁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胡风评论集》，第141页。)这个绰号似乎为大众所普遍接受。
(33)《鲁迅书简》第四封，第946-948页。
(34)《鲁迅书简》第二封，第944页。从鲁迅日记来看，这封信的日期应该是6月29日而不是6月28日。
(35)《鲁迅书简》，第695页。“叭儿狗”是鲁迅所喜欢的用词，专门用来称呼那些谄媚政府的人。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49-259页)中第一次使用这个词，随后在其《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8-149页)和《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21-232页)中也出现过。
(36)《且介亭杂文·附记》(1934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15页。
(37)《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1933年)，《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21-232页。
(38)《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8-149页。
(39)陈源(原名陈西滢，1895-)，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可能是由于鲁迅对他的谩骂攻击而广为人知。尤见鲁迅的《华盖集》(1925年)，《鲁迅全集》第三卷。梁实秋(1902-)，新月社的投稿者，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曾与左派在文学理论上多次论战。鲁迅对梁实秋的攻击比对陈源更甚。见其对梁实秋批评文章的回应：《“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02-226页。
(40)《这样的战士》，见《野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25-527页。
(41)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著《回忆鲁迅先生》。鲁迅曾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1935)作序。关于萧红的生平及作品，可参考由神父善秉仁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一千五百种》中“作者小传”部分，北平：天主教普爱堂出版社，1948年版，第7页。
(42)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第49页。
(4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第244-247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第221-225页。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广受读者好评，埃德加·斯诺在介绍这本小说的英译本(纽约：史密斯和德雷尔，1942)时提到了萧军的生平，他1908年生于中国东北，1934年来到上海。在《鲁迅书信》中可以找到54封鲁迅与萧军夫妇的通信。
(44)《鲁迅书简》，第775、807、809页。
(45)据胡风《忆东平》(《胡风评论集》，第75页)一文回忆，在1932年，青年作家丘东平出于意气，联合其他几个作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鲁迅对中间作家的“妥协态度”。这封信最终发表在《文学月报》上，同年丘东平还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12月，鲁迅给《文学月报》的编辑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叫《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他认为某先生发表的一首革命诗充满了辱骂和恐吓色彩，这样的坏文学是不利于革命目标的。在这封信的最末尾，鲁迅却另有所指，他说：“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7—48页)鲁迅所谓“我们的作者”是指《文学月报》的两位左联编辑姚篷子和周扬，那时周扬被称为周起应，见善秉仁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第109页。到了1935年，尽管鲁迅仍对1932年发生的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最大的问题却在于《文学月报》并没有这么长的生命力，它和左联出版的大部分刊物一样迅速夭折。在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年鉴：1935年度》中没有出现《文学月报》的字样，那时可能已经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