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意象中的江南:弹跳词的地域性与审美风格_苏州园林论文

人文主义意象中的江南:弹跳词的地域性与审美风格_苏州园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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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1)06-0107-07

一、弹词与水乡:苏州弹词的地域品格

弹词是中国南方说唱艺术的重要形式。弹词开篇《梅竹》云:“栽梅种竹近深闺,淡淡相交竹与梅。梅在竹边竹作伴,竹在梅边梅奉陪。”这首开篇描写的是竹与梅的相依相伴、款款深情。而弹词与苏州的关系正如词中所云“相亲相近”。苏州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弹词的优雅情怀;弹词的吴依软语也成为苏州的文化标志。两者的结合是那么惬意。苏州自古以来水道纵横,小巷幽幽,桥影叠叠。唐代诗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1]陆广微《吴地记》写苏州“虹桥三百有余”。范成大《吴郡志》中云:“唐白居易诗曰:红栏三百九十桥,本朝杨备诗亦云:画桥四百。吴门桥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图籍所载者,三百五十九桥。”[2]这些桥成为水巷优美的身姿。歌唱水巷生活及其文化生态成为苏州弹词自觉的文化追求。当代弹词名家盛小云演唱的《姑苏水巷》也自豪地唱到家乡的美景:“卖花哎 卖花哎,幽幽水巷巷幽幽。我乘小舟水上游。快桨轻橹拱桥过,碧波清清抖绿绸。一条水巷画一幅,人家尽在画中留。姑嫂刺绣窗前坐,吴依软语轻轻流,一条水巷诗一首。垂钓翁,坐船头。放长线,下鱼钩,鲤鱼上天笑声稠。一条水巷弦一根,书场开张在新楼。琵琶声声脆,金嗓舒歌喉。乡音分外亲,乡情浓如酒。苏州评弹妙无俦。”此外,还有很多开篇如《姑苏好风光》、《我的家乡在苏州》都在吟咏这片灵动的江南土地。

水巷风情背后是物产的丰富与经济的繁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吴中地沃而物伙,其原隰之所育,湖海之所出,不可得而殚名也。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其果则黄柑香硕,郡以充贡。”[3]明代王锜《寓圃杂记》对当时苏州的经济繁盛状况有细致的描写:

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4]

这段话表明,明初苏州曾经战乱,经济萧条。明成化年后,经济复苏,市井繁华,加以鱼米之乡的天然物产,使得苏州呈现出“光彩耀目”的都市景象。在此背景下,“丝竹讴歌”的文艺娱乐自然丰富多彩、灵动异常。具体而言,弹词的水巷风韵体现在以下一方面:

(一)水乡故事

经济之富足、人文之昌盛都使苏州弹词拥有了江南气质,充满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认同性。区别于“燕赵悲歌”,弹词的故事大多充满水乡风情、文人雅趣。弹词中很多经典的故事都发生在苏州,典型者如《玉蜻蜓》,描写了苏州历史上申、张两家轶事。故事以苏州为核心展开叙述。申姓是明清时期苏州大族。而弹词中对申家的风流事体、家族纷争的描写则被视为对申姓的极大侮辱,所以,此书在苏州一度遭禁演:“今吴门申衙前犹禁演《玉蜻蜓》。”[5]后来申贵升之名改成金贵升。

苏州石湖、阊门、南濠、虎丘等都被轻松写进作品,而虎丘成为其中最具文化活力的民间影像。袁中郎写苏州虎丘中秋“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6]可以说,虎丘是苏州民众狂欢之地,文人雅集、百戏汇集,自然成为弹词的绝好题材。弹词中很多男女主人公在此相会、相知。更具风格的是《三笑》,叙述苏州名士唐伯虎游虎丘,遇到无锡华太师之夫人率领众丫鬟到禅寺烧香,而其中一婢秋香无意间的三笑让这位苏州才子心神荡漾,等华夫人返舟启程后,唐伯虎便雇一小舟追之。船家叫杜三官,会唱吴歌,于是唐寅便以一两银子一首歌的价钱让船家唱歌,以便引动秋香出舱听歌。这便是弹间中常常表演的《追舟》。

优美的吴歌随着吴水荡漾,流淌的是苏州水乡的灵动之气,文人的多情和船家的市井幽默又为之平添了不少市井之气。真实的地名与虚构的人物一起构筑了苏州的文化记忆与地域符号。

(二)水乡民俗

苏州的民俗节令在弹词中呈现得十分丰富,其中较具特色的是端午节和中秋节。端午节是传统节令,各地都有活动。对于长江流域而言,端午龙舟活动依托水乡而更加丰富多彩。弹词中很多故事发生于端午节。《义妖传》是清代陈遇乾先生的代表作,描写白蛇与许仙的故事。卷九专门一章描写《端午》:“佳节期逢五月五,见门前户户贴灵符。人人多办蒲葵酒,榴花蓬草满街铺。艾叶为旗招吉庆,菖蒲剑斩妖魔”[7]。许仙因没有去看龙舟而给白蛇喝雄黄酒,致使白蛇显出原形。《玉蜻蜓》中金张氏端午节看龙舟,专门有人为她表演大型的龙舟竞赛活动,吸引了无数百姓观看。其中一个人叫朱四姐,因其扇子上缀有金氏祖传玉蜻蜓而引起金张氏的疑惑,在金张氏追问下才最终有了金氏后代的线索。

又如八月十五中秋节。苏州民俗有“斋月宫”的说法,显然与京城“兔儿爷”的风俗不同。是晚,家家置供桌于月下,案上置香斗,供菱、石榴、柿子、栗子、白果等时令瓜果及月饼,焚香点烛,叫“斋月宫”。此俗在苏杭等地颇为流行。《白蛇传》“中秋”详细描写了苏杭一带的风俗:“一晃已到中秋佳节,苏州本有斋月宫、赏中秋的习俗。许仙到夜里,在后花园桂花厅前地坪上,用三张桌子搭成品字形,上面一副锃亮的锡烛台上,点着手臂粗烫金蜡烛。一只八角形的香斗,当中一根旗杆有五尺高,顶上用金纸包裹,稍下是一只四方形的斗,也用金银纸包贴。四面除点上高香外,还插着几十面五颜六色的三角镂空彩旗。后面供着几只玉盘。一盘是二枝刚起塘的塘藕;一盘是碧绿生青的莲蓬;一盘是深紫色的栗子;一盘橙黄带青的蜜橘;还有长生果、西瓜子、杏仁、胡桃;当中一只大水晶盘里放着一叠叠月饼,上面小、下面大,搭得如宝塔一座。香烟缭绕、烛光辉煌,照得一座小后花园犹如白昼一般。”[8]在瓜果梨桃、月色如水的映衬下,白蛇与许仙相亲相爱,共誓永久。节日成为爱情的最好见证。

“轧神仙”是苏州独有的民俗节令。“轧”为苏州方言,意思为人多拥挤,相当于挤。《义妖传》卷八描写此风俗:

(许仙问)为何今日街坊游人甚闹?二伙云:今乃四月十四吕祖诞期。苏郡乡风名曰轧神仙。一应医卜星相、九流三教并及小本摊场、苏杭杂货,多在彼赶集。……许仙此刻喜洋洋,挨进山门闹异常。众神塑得庄严相,两旁尽是摆雄场。……那一首热闹是茶坊,原来就是说书场。这一首神仙戏法人围绕,做的五鬼搬运法精良。[9]

在节令及日常活动中听弹词成为苏州的民俗景观,颇具市井气息。与其他文化消费方式相比,听书带来的是独特的精神享受。《听书乐》开篇讲到听书的快乐:“世上乐事多多少,听书之乐乐如仙。世俗清雅凭共赏,高尚娱乐最清闲。有兴走向书场去,听书吃茶谈谈心。”[10]苏州书场的听书活动充满了苏州情调。余秋雨《白发苏州》云“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娇……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撩人的听书活动成为市井的大众化享乐方式。比起其他地域的曲艺场所,苏州的书场更加讲究。在书场除了可以听到迷人的故事,还有着无比丰富而细腻的感官享受。茶馆的茶水讲究专门顾挑水工到胥门外河里挑水。元旦时,书场还向老听客赠送元宝茶,把橄榄均匀地剥开,不去核,橄榄呈现“元宝”状,故起名“元宝茶”[11]。饿时可以来一碗“蟹壳黄”馒头,或焖肉面、爆鱼面。书场中当然少不了苏式点心,仅在书场所售美食便足以体现苏州饮食之丰富。《兰舫笔记》云“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12]。这些吃食陪伴听客度过了一段段书场岁月。美味的饮食与苏州弹词互相映衬,充满市井的味道。

(三)市民群像

弹词中大量出现的苏州及周边地域的市民形象充满了江南气息。中国传统文学中向来不重视对庶民市井生活的描写,故事中充满了对帝王将相的宏大叙述。明代中后叶以来,冯梦龙所编《三言二拍》在题材上有所突破,冯氏本人便是江南人士,对江南城镇的市井描写成为其重要的贡献。而《金瓶梅》等长篇世情小说也为市井叙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弹词在对苏州等江南市井生活的描述上可谓更加细致、生动。举凡算命、皂隶、船夫、店家、伙夫、师爷、闲民等可谓无所不包。船户如《大红袍》中的周四,还有前面所引用的《三笑》中的船家都十分传神。算命先生是弹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大红袍》中的陆子文是一算命先生,他出场就遇到了生计问题,没有晚饭吃,但也能苦中取乐:“今夜夜饭唔没,买仔一点面条,路过三阿爹小菜摊,蒙俚照应,送把韭菜拨我。我想非菜下面倒也蛮好,不料家婆眼光勿灵,面全切断,韭菜根根囫囵。要想吃可惜淡而无味,屋里盐也无一粒,酱油也无一滴。只好拿起课筒里三个白铜钿去打酱油。”[13]这些描绘十分市井化。最有特点的算命先生当属《描金凤》中的钱志节。《描金凤》的贡献在于让一位江湖术士当了全书的主人。他嗜酒如命,性格狭促,却能在风雪天救下一位穷书生并把女儿许配给他;钱志节不学无术,从未与科举、朝廷等主流社会打过交道,却阴差阳错地因求雨而成为“国师”受到皇帝的礼遇。在朝堂上拜见皇帝时也与一般文人的恭敬严肃不同,用他小市民式的幽默讽刺当朝,却因可笑而赢得皇帝的喜爱。

另一个典型市民形象是《白蛇传》中的药店小老板许仙。《白蛇传》中有个细节,许仙开始游湖遇雨时,他可惜新鞋,就脱下鞋来抱在身上,赤脚赶路,后来给白秀英主婢付船资,虽然热心知礼,付钱时却手发抖。在苏州时与娘子重逢,还怀疑那高楼房子是否仍是祠堂,还敲敲家具看是否结实,还要求四处观察一下,种种细节,有点可笑,典型地呈现出小商人的性格。弹词中还有一类形象也十分独特,即绍兴师爷。《顾鼎臣》中的朱恒是县衙里的师爷,他仗义执言,辩才可嘉。与杀人凶手在公堂上展开舌战,最终靠缜密的推理把对方驳倒。另外,喜婆、豆腐店老板、衙役等都娓娓道来,活灵活现。这种市井细民的描写在当代苏州作家笔下也十分出彩,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细致描绘了苏州水巷的市民生活,有学者说他有苏州地域文化色彩而区别于福克纳、沈从文的地域文化意识。[14]可以说,从明清以来弹词中的市井细民到当代小说中的小巷民众可谓一脉相承,它们都深刻描绘出了苏州市民一面斤斤计较,一面又苦中作乐的特点。

市井气息的感性呈现当属语言。山温水软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苏州语言温软的风格。清末的《海上花列传》被称为吴语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实,早在《海上花列传》之前,明末清初弹词中就已经出现了吴语的文学作品,至清中叶后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苏白在明代从江南的流行语言成为士大夫的流行语言。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古人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弹词中大量唱本尤其是演出本是用吴语写成的。苏州话善于用押韵句式表达,十分朗朗上口。这些苏州话俗中带雅,念出来又十分好听,充分表现出吴语呢哝的灵动气息与市井风情。

二、曲径通幽:苏州园林与弹词的江南审美风格

“家住江南文墨邦,半村半阁近沧浪。门前尽种垂杨柳,竹叶芭蕉靠粉墙。”此开篇写一隐士的清雅生活。其中“竹叶芭蕉靠粉墙”形象地描绘了江南园林的独特情韵,也写出了隐士的人文气息与生命情怀。此种情怀与苏州园林是相通的。中国园林尤其苏州园林是“标题园”[15],如言志的“拙政园”、“网师园”,抒情的“怡园”,突出园林主人的思想情趣。苏州园林中的“不系舟”,来自李白诗歌“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达文人归隐之意。苏州园林崇尚自然之道,苏舜钦《沧浪亭记》云:“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16]北宋朱长文自撰的《乐圃记》亦云:“虽三事之位,万钟之禄,不足以易吾乐也。”[17]据《吴郡志》记载,苏州园林很多起名曰“隐圃”、“小隐堂”、“中隐堂”、“乐圃”等。苏州名园网师园之“网师”指的就是渔翁,暗含山野渔樵之隐。这些私家园林全部都建在苏州市区,正体现出“大隐隐于市”的文人追求。因此,弹词与苏州园林中的“隐”并非真正隐于深山,而是在城市喧嚣中文人的精神取向。

中国私家园林江南最多,而以苏州园林最负盛名。园林的主人多为退隐的名士文人,或者是与文人有密切关系的儒商。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文化的宁谧后院。明清时期大半进士、状元出自这里,文风鼎盛。周振鹤《苏州风俗》云:“吾吴至六朝文土,好嗜辞赋。二陆撷其英华,明初四才子为盛,清代科举鼎甲,半出苏杭,近代尤多通士。父子以不使子弟读书,引为羞耻。”[18]这里成为中国最富人文色彩的场域,正如包笑天《创影楼回忆录》中所回忆的那样:“苏州那时也太闲了,屈指数之,有数种人,一种是绅士,一种是富家子弟,还有一种是知识分子。”苏州弹词与苏州园林共同用闲情诗意的叙述构筑了江南的心理结构,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北方道德愉悦、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江南本身是南朝文化的产物,在这里,“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获得了一个坚实的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性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均衡:一方面有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有了这种可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使得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了它们的自由。”[19]

苏州园林与弹词形成了互文的审美关系。一方面,弹词很多故事发生在园林之中。男女主人公私会场所多为私家园林。《珍珠塔》中女主人公陈翠娥向书生方卿私赠宝塔以资助其赶考等主场景发生在陈家园林;之后,方卿中举回来大量精彩情节也发生在园林内外。其他诸如《笔生花》、《再生缘》、《描金凤》、《西厢记》、《梅花梦》等也有不少园林的故事。这些园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居住地,而成为情感荡漾、心性呈现的最佳场所。当年轻的少男少女在家长的看管下无法表露心迹时,园林游逛、同林小坐成为他们(她们)舒展自由天性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苏州园林中也经常上演昆曲、弹词。据弹词名家金丽生回忆,他少时,拙政园开夜花园,徐云志和王鹰演出《三笑》,他很早就去挤位子。[20]琵琶声起,声韵悠扬,在园林中听弹词讲述的园林故事、家庭趣事,正所谓梦中之梦、园中之园,感觉似梦似幻而又真切无比。

从深层看,弹词与园林有着相似的构造理念与审美追求。很多人如祁彪佳既是文学家,又是造园名家。在江南文人的意识中,造园之境与创作之术是互通的。苏州园林移步换景、曲径通幽,加之以亭台、石、窗隔离景物,似断非断,气脉内显,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无限的审美享受。苏州弹词浸润了苏州园林之风,或者说,两者共同呈现出江南独特的灵动的人文叙述风格。园林采取比拟和联想的造园手法,依存优美的文学语言,形成丰富蕴藉的审美意境。陈从周先生认为,“不但曲名与园林有关,且曲的意境更与园林互相映衬。有时几乎曲境就是园境。而园境又同曲境。……花厅水阁都是兼做顾曲之所,水激风来,余音绕梁。隅院笙歌,侧耳倾听,此情此景,确令人销魂。”[21]

曲径通幽是园林与弹词共同的艺术叙述方式。此方式来源于江南人的精细追求。扬州人把个园中的山分成春、夏、秋、冬,苏州人把司徒庙里的几株古柏分为“清”、“奇”、“古”、“怪”。晚清时评弹艺术理论家陆瑞廷曾这样评论弹词与园林之石相通的审美风格:“画石五诀,瘦、皱、漏、透、丑也。不知大小书中亦有五诀,苟能透达此五字而实践之,则说书之技已超上乘矣。所谓五字者何?即理、味、趣、细、技五字也。”可以说,弹词的艺术讲究与园林造石相通的。评弹的语言叙述系统是灵活多变的,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叙述视角。如果说书人只用一种叙述方式讲故事,势必使整部书单调平板。正是各种表与白的交替穿插,使叙述方式不断变化,很好地讲述了故事,也很好地塑造了人物,如《玉蜻蜓》、《珍珠塔》等长篇弹词。《玉蜻蜓》“庵堂认母”一节通过几个人物的不同说白,运用私语、嘀咕、对话及说书者的旁白、评述等将主人公元宰与母亲,法华庵尼姑——智贞相认的细致经历娓娓道来,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内心波澜。

苏州园林善于以曲造园,有的地方看似一窗之隔、一水之近,却需要绕个大圈子才能到达。典型者如拙政园的鸳鸯厅。其方圆面积并不大,却用隔的手法打造出“十八曼陀萝花馆”、“三十六鸳鸯馆”及留听阁等。可谓因隔而曲,因曲而韵味十足。又如网师园中的撷秀楼。此楼“深得藏的好处。因为依山傍水,在紧凑玲珑中别具舒展之趣。……我想所以美国取殿春簃而不取撷秀楼,(笔者注:指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仿殿春簃建了一座古典庭院“明轩”)可能他们缺乏喝中国茶,听中国评弹,慢慢品味的习惯,要在几分钟之内就看到景物的好处,殿春簃当然可以入选了。”[22]弹词《描金凤》便采取这种似断似续的曲折写法。典型者如“暖锅为媒”。钱志节是苏州胥门外的一个江湖术士,苏州话叫“笃笤”。他因无钱买酒而与女儿翠姑发生口角,负气离家出走。恰好在路上碰到苏州典当行的老板汪宣,而汪宣早已看上钱志节的独生女翠姑,于是汪宣邀请他到宅中一叙,想当面求亲。整回书就讲一件事即钱志节以暖锅为媒把女儿许配汪宣。但弹词的叙事却九曲十八弯,处处不用直笔,每一个小情节都要婉转叙述。钱志节本已把女儿许配给了书生徐蕙兰,但又碍于汪宣的权势,再加上美酒、美食的诱惑,于是答应把女儿许配汪宣。但此处以“暖锅”为媒,表明他的暧昧态度。形成了似许非许、明许实不许的迂回风格。以上叙述方式与苏州园林一样,曲折回旋,似断又连。

这种延宕的手法在弹词中十分常见,尤其在描写人物复杂情形下的活动与心态时更成为弹词的标志。如《珍珠塔》“下楼”一节中,丫鬟采苹到花园采花,了解到方卿已经高中归来,十分兴奋,于是跑到闺房去向小姐陈翠娥报喜。她不直接说方卿回来了,而是用了多个“他”来代指:直到最后丫鬟才指出“他”即小姐的心上人方卿。接下来还有更延宕的情节。采苹劝小姐下楼去见未婚夫方卿,小姐却一步三廻,顾虑重重。这便是经典的弹词选回《下扶梯》。小姐第一次下楼退缩了,她觉得这样直接去见方卿会违背父亲的教诲:“今朝难见方公子,究竟难将父命违”;后来她再次下楼又止步不前,内心顾虑“今日并非昔日比,以前中表至亲情,此刻松亭联了姻”;后来继续下楼但又止步,内心怨恨方卿“辜负姑爹太薄情,天地间第一个昧良心”。直到第十次下楼仍旧“才下楼坪第十层,站定娇躯又不肯行”。[25]十次徘徊之后才在丫鬟的鼓励下最终走下楼梯。这种手法正如造园之法——曲径通幽。正是曲折蜿蜒使得园林小中见大、情趣盎然。弹词作为“小书”正是以心理的延宕、对话的廻环体现出小书的玲珑剔透、精致可人。

“盆景书”是苏州弹词中的一种。其构思与园林可谓异曲同工。苏州园林中的盆景小巧别致,以少胜多,以简论繁,自成一体。弹词中的“盆景书”指与此类似的一种艺术风格。它不以一个主要情节层层推进,贯穿始终,而是由许多自成段落的细致生动的小关目垒砌而成。[24]盆景书的代表作品是《玉蜻蜓》。其中很多章节并不是一贯而下,而是自成段落的各自呈现。金贵升与沈君卿是一对好友,故事分别写两家的家庭故事并加以延宕,主要包括“金家书”和“沈家书”。其中又各自包括一些不太相关的独立故事,如《关亡》、《问卜》、《看龙船》、《庵堂认母》、《厅堂夺子》、《夺埠头》、《文宣荣归》、《三搜庵堂》等。园林中盆景虽小,却自为乾坤,非能工巧匠不能为之。弹词中的盆景书亦然。一般演员表演它则会显得拖沓、无力。而优秀的表演者会化腐朽为神奇,使这些不太相干的情节别有韵味。蒋月泉表演的《玉蜻蜓》便形成了独特的蒋氏风格。

苏州园林讲究景点之间的搭配与过渡。有主要景点,也有过渡景区;有险景,也有闲景。如狮子林,以“险”出名。其中一堆堆太湖石、层层墙垣常有山势逼人之感。也有很多景点以闲适著称。这与弹词中的“关子书”和“弄堂书”非常相似。两者分别代表长篇弹词叙述的两种风格。在一个长篇中往往包括情节的高潮部分、主要矛盾点即“关子书”,如《三笑》中的《三约牡丹亭》、《点秋香》、《抢亲》、《大闹明伦堂》,《珍珠塔》中《前见姑》、《羞姑》,《玉蜻蜓》中《打巷门》、《厅堂夺子》,《杨乃武》中《三堂会审》,《秦香莲》中《铡美》等;“关子书”往往以情节紧张吸引观众。而“弄堂书”则是两个高潮之间的过渡部分,起衔接情节的作用,如《玉蜻蜓·文宣荣归》。文宣是苏州南濠富商金贵升的书僮。金大娘娘误以为他藏匿主人金贵升,严词逼问。百般无奈之下,文宣蒙冤逃离金家。一路来到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宣投军戚继光部下,在平定倭寇的战斗中屡立奇功,被封为三品参将。而后他荣归故里,于是有了《文宣荣归》。这场戏中,文宣与金家的门公周青见面,周青先把他当做乞丐往外赶,后得知文宣的地位后又十分恭敬。这本已属于全书主要情节之外的小插曲,而在这段插曲之外,还有更小的插曲,即周青与文宣见面之前周青与妻子的一段关于蔬菜的对白。这样的情节与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无关,没有大起大落,却以细致、幽默等描写体现出弹词的精致风格。可以说,没有弄堂书就没有关子书。大的矛盾冲突好写也好演,而过渡性质的连接部分则更能体现作者及演出者的细腻文风、独具匠心。正如园林中主要景点与过渡景区的关系。在园林中,一个小亭、小径、竹林、窗户都可以作为景点间的过渡与点缀,它们本身便有着独特的审美作用。

苏州弹词的创作手法还影响了当代很多江南作家。当代作家陆文夫因创作《小巷人物志》而被称作“陆苏州”,他向传统话本和苏州评弹学习,追求故事性、传奇性,情节紧张,地方色彩浓厚。苏州弹词的创作风格便在文人、艺术家的代代继承中得以发展。

收稿日期: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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