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主义”述评———种酝酿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工业社会论文,述评论文,思潮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工业社会主义”是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为理论主题，从时代变换的宏观视角探讨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未来。其基本理论主张是：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自己的极限，两者都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以后工业社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范式。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发展的质的变化引入社会主义，力图在新科技革命造成的工业社会危机中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总体来讲，这种思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更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这种思潮提出的一些关于重新审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价值和解放等等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乏独到之处。当然，由于其倡导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局限，其中一些见解和结论是非科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种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科技革命日益发展的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一、后工业社会主义对“工业社会主义”的否定
后工业社会主义对“工业社会主义”否定的前提是对后工业社会制度取向的确定，即后工业社会应该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发展和延续，还是超越目前两大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立的社会，或者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后工业社会主义者明确指出，这种由科技革命发展导致的后工业社会在社会制度取向上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既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延续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当然，新型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工业社会主义，而是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具有新的内容和价值的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结合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明确指出原苏联等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不再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力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符合后工业时代的需要，所以对工业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
后工业社会主义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适合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否定的是整个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工厂化生产为主要形式的物质文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以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为基本的价值目标。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为了服务于高效益的工业化生产。而从进步的内容来看，全人类的价值观，保护人权，保护自己环境使之免受工业、技术扩张后果的危害，消除“工业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上升到首要地位。而“工业社会主义”未能摆脱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那些观念的重负，不惜任何代价地扩大物质利益。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使人类自身的异化不断加深。
俄罗斯学者叶莲娜·萨马尔斯卡娅在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4期上指出了“工业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特征：1.信仰工业进步，把工业进步理解为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贫困、失业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增加都被看作是走向普遍物质富裕和充分就业的道路；2.把无产阶级看作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3.承认国家在组织与调控生产和分配、实行涉及广大社会阶层的保护主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欧洲，形成许多“福利国家”，在苏联，也曾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体制；4.相信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并同它相对立的特殊社会形态。总之，尽管西方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对立，但这种对立的后面却掩盖着巨大的共同之处，“甚至在整个苏联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也可以说存在着类似的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工业型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工业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虽然都否定资本主义，但是都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基础紧密相连。”（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 期。）
随着科技进步和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来临，工业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形态都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生产不断增长的观点受到挑战。这种观点认为，一切服从于生产，生产是无止境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然而，随着工业进步，它却与人的生活利益之间出现了突出的矛盾。工业的进步对地球生存本身和地球上的人类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必须以质量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考虑、对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利用，而不是以数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存在的必要的新形式。
第二，工业社会主义关于传统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受到挑战。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新的生产只需要人数不多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而大多数的工人只能从事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既不可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社会统一性，也不可能获得领导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和代表者的观点已经过时。
第三，工业社会主义能够取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观点也受到挑战。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的消失。新的科技革命不是一般的科技革命，而是包括整个人类再生产过程的革命。它将加速劳动过程的民主化，削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监督，提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将最终使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发生质变，彻底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工业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消灭雇佣劳动基础上的，雇佣劳动的消失也就使工业社会主义过时。由资本主义向后工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过渡是非线性的过程，并非要经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后工业社会主义者A·B·布兹加林这样讲：“我们应当放弃这样的公式：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统一的、 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过程。 ”（注：A·B·布兹加林：《社会主义：危机的教训》，译载《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结构性失业对工业社会主义的挑战。结构性失业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造成巨大影响，也对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严峻的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失业成为大规模的现象，成为整个工业社会的真正灾难。工业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无能为力。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工人之间重新分配的方法，只是一种治标之策，无法治本。福利国家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无法解决问题。前苏联实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也不能维持下去。
第五，工业社会主义政治的官僚主义制度也受到了挑战。在各个工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关系不是作为自己的经济、政治生活的主人的人们的自愿与自由的联合，而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极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果，是国家对人们的剥削和压迫，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而后工业社会需要广泛推行政治和社会管理非集中化和非官僚化，使人们能够自己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和价值。工业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则与此格格不入。
总之，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认为，传统的工业社会主义自身无法解决上述挑战带来的问题，“后工业社会的临近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则。它使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进步是人类走向物质丰富和普遍幸福的道路、关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仰成为问题。”“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得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二、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
后工业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观点散见于一些关注后工业社会发展走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文章著述中，在目前也缺乏突出的理论代表人物。再有，人们对“后工业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不尽一致。有的人认为可以把所有关注和研究后工业社会问题的理论都归结为后工业社会主义，这就包括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诸流派：有的人认为后工业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上述流派的新兴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自己的理论理论特征和独到之处。本文取后一种解释，因为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理论目标是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的。大体上归纳起来，后工业社会主义包括以下基本理论观点：
（一）消除工业社会的异化， 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创造条件
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一致认为，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尖锐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济领域中的工业资本主义市场模式和原苏联官僚主义的工业社会主义模式都已经过时。在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道路上，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创造性劳动，这就必须克服工业文明造成的劳动主体的异化状态，克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把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放在首位。这样在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必须使自己的社会成为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人联合体，实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自觉控制，使劳动摆脱其异化形式，变为人的创造性的内在需要”。（注：A·B·布兹加林：《社会主义：危机的教训》，译载《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俄罗斯学者萨马尔斯卡娅认为，在工业时代，社会问题可以归结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确定了把从资本下解放出来的任务。而在后工业时代，由于“产品文明”的终结是重要标志，工业时代必需的体力劳动大大减少，社会主义的特征应该是勒菲弗尔所说的“闲暇文明”或者是“空闲时间文明”。而科技革命的发展已经使人的物质需求不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自动化和信息化也正在消除资本和雇佣劳动对抗的关系，因此，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把人从工业文明的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波兰的沙夫指出，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的劳动，而且要把劳动理解为于社会有益的就业的问题”（注：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他强调，未来社会主义应该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
俄罗斯的布兹加林则把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人的解放要求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结合起来，认为这个目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为此他提出了实现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目标的要求和途径：1.后工业社会主义的进步，在于它使社会成为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程度，这也就是社会在内容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2.社会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社会创造能力，为此应当千方百计支持任何形式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应当努力克服人的异化，应当致力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3.为消除一切形式的异化而斗争。在经济领域，既反对私有化，也反对官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反对剥削，促进对全部经济生活的民主控制和计划管理；在社会政治领域，坚决彻底地为民主而斗争，促进一切形式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努力实现全体民众的自由联合：在社会文化领域，反对极权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也反对基于市场经济的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4.促进人的社会创造性的积累和利用。布兹加林还认为：后工业社会主义“是非线性地取消异化关系的时期，它将随着在经济生活中全民核算与控制、民主调节与实行计划管理的发展而逐渐取代市场关系与官僚主义指挥。这一过程是后经典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化，各种异化形式将与共产主义因素混合存在，逐渐消亡”（注：参见《走向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第157—158页。）。
（二）实行物质生产和人类整体生活有机统一、 自觉行为和自由活动密切结合的经济组织形式
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各种保障。在这种社会中，在有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不会对社会的或自然的基本平衡构成威胁，或危害人类的基本价值权利。经济生产是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的，它不单纯是物质生产，而且还包括人类生活的安全和和谐、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自由和创造等一系列内容，以社会的整体需要为核心是后工业社会主义的首要标志。
首先，经济生产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这个人类生活的基石。这个观点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一致。“自然界——这就是今后生产应当不断地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和质量。”（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 1期。）而工业时代是鼓励生产的抽象增长：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单纯为了增加资本的利润、规模和运动速度；在工业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单纯为了增加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二者都是在抽象的统治下转动着生产和消费的齿轮。虽然工业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市场抽象的追求质量价值，但还没有达到包括整个自然界的程度。它否定的仅仅是市场抽象，揭露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受制于抽象物的规律，但具体劳动和具体产品的质量价值追求还是处于第二位的。而后工业时代的新社会主义应“展开对市场经济与质量的绝对命令的最佳结合的寻求，寻求那包括人类生活、劳动、自然界在内的价值群。”（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西班牙政治学教授、 新技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曼努埃尔·卡斯物尔斯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后工业社会主义一定要使人类生产和自然协调起来。他指出：“按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物质进步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这样做能够消除两个方面之间的史前的对立，一方面是人类几千年来屈服于敌对的自然，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社会的复仇——它从生产力能够遵循其内在逻辑发展的那一时刻开始毁灭它自己的生存基础，即毁灭它的客观环境。科学地认识宇宙间的相互作用链，战胜必然王国，承袭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的价值，所有这些过程都将为确保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的一切行动领域都能重视基本的生态平衡而创造前提条件。”（注：参见卡斯特尔斯《历史的开始》，译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
其次，后工业社会主义认为，物质生产不应该是盲目的自发的行为，也不是由绝对的市场规律来完全决定。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越来越成为从类自觉的创造性的行为，受人类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支配，是一种自觉和自由密切结合的创造劳动。由科技发展导致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劳动应该是创造性的，不是谋生性的。这种主张与马克思关于“劳动成为从类生活第一需要”的观点一致。如沙夫指出，今天威胁人类的，是不正确的组织人际关系、实行消费主义和把自然界当作剥削对象的结果。为了克服新科技革命发展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社会应当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社会经济在某些集体性原则之上运行，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是改变经济制度。在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保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但是为了保证劳动者不再受资本和市场的奴役，保证社会经济按照全人类的整体需要运行，社会必须对经济进行自觉的控制。市场“不是虚构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市场，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将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它们是市场的控制者、计划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的管理中心”。“在我看来，处于当前的世界局势之下，我们正走向社会机制的不可避免的改变。这条道路将把我们引向一个什么样制度？我想，是在引向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是重新理解了的社会主义。”（注：沙夫：《我的20世纪》，载[俄]《自由思想》1994年，第4 期。）沙夫也曾经在《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一文中讲到：未来社会“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这一点已被日益加速的当代工业革命所指明。”（注：参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97页。）“这将引起劳动的性质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劳动逐渐消亡，社会要为那些被自动化和计算机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这些劳动者从事的是产生社会公益的新式劳动。当然，计划并不是“被错误理解的计划”，也不是那种控制国家经济并试图全面干预整个经济生活的垄断力量。计划是建立在掌握和了解社会各种需求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广泛前景基础上的计划。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全球化和共享使这种计划完全可能。沙夫肯定地讲到：“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从技术的角度看，实行经济计划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我们坚信，在向未来前进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正在更加符合实际并趋于完善。这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个极其重要的启示。”（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三）建立适应人类整体生活和集体经济的、 非官僚化的自由民主政治
后工业社会主义认为，工业社会主义关于民主、国家等政治范畴在后工业社会仍然具有意义，只是不能象现实国家那样在实践中把它们推向极端。虽然各种各样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治方案已经过时，但“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管理方面现代情况的思考在现代仍然具有理性潜力。”（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这种“现代思考”包括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这种思想预测了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实践形式。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在未来社会，国家将失去其阶级统治性质，而变成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权不应该是代议制的民主制，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直接的自我管理，这将导致国家作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机关的消亡。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思想对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管理形式有很大的启发，遗憾的是列宁在实践中感到在一个大国的条件下人民自我管理形式的政权将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在自己提出的“无产阶级专家”体系中引入了一个新角色——党，赋予党以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领导地位。这样，他就为把苏维埃变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这条道路在后来俄罗斯历史中成了现实。后工业社会主义需要国家，但不是这种极权统治的国家，而是对社会进行自觉管理、保证人在生活整体需要得到满足的非官僚极权化的国家。在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会消亡，也不会没有必要。“经验表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只有幻想家才认为政权可以不需要国家存在。”（注：《未来的社会主义》，1994年，第111页。） 国家正是适应人类整体生活和集体经济需要的政治制度。
后工业社会主义的政治也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工业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否定也是正确的。在这种代议制民主里，公民被置于千篇一律的选民地位，国家决定根据机械计算选票结果通过，它所推行的“共同意志”与具体公民的意愿格格不入，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如果用自我管理的机构补充它，就有可能建立自由和自觉相统一的政治管理。
布兹加林提出了建立后工业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各种权利的几点结论，这包括：1.彻底地捍卫普遍的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极权官僚主义是千万当今社会主义危机的基本原因，因此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发展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使之变为普通公民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我管理，逐步实现国家的消亡；2.必须克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家强权倾向。为避免极权官僚主义政权的出现，应积极支持劳动人民的各种自我组织形式；3.应当积极维护社会主义的各种萌芽，如对经济的自觉控制，集体主义，互相帮助，克服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异化的其他各种途径及社会公正、平等、无私等。
在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对政治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时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沙夫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社会阶级（首先是工业阶级）逐渐消亡，有可能产生新的有产阶级（它掌握着信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等组成的新阶级有可能依靠部分官僚体制和旧的有产阶级的残余变为统治阶级，从而有出现社会斗争的危险并由此导致权力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新型共产法西斯制度。
（四）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
由于后工业社会劳动性质发生变化，原来工业社会主义的主体——无产阶级——逐渐失去了它的传统地位。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认为，劳动曾经是无产阶级追求在生产、政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但是它们理解和依赖的劳动只是工业社会的劳动，甚至仅仅是体力劳动。而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劳动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劳动一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创造性的劳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已经促使劳动由传统性质向创造性质转变。再有，传统工人阶级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是雇佣劳动和劳资关系，而在后工业社会，这种关系逐渐消亡，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社会任务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即不再是使劳动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使人类从工业社会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在后工业社会，社会主义需要新的实现主体。
萨马尔斯卡娅认为，只有“精英劳动”才能成为社会主导者发挥作用的基础。劳动者的基本群众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他所从事的是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既不可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同一性，也不可能获得领导社会的使命。”（注：萨马尔斯卡娅：《从工业社会主义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布兹加林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在今天，是最大程度地经受异化之苦并有能力从事联合起来的创造性劳动的人。”（注：《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 第156 页。）由此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实现主体不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工程师、教师、医生等“下层”知识分子及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社会积极性的工人。他们不是要求重新分配财富，而是要求实现劳动解放，保证其创造性。传统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从事大规模积极社会革命的能力，决定当今社会面貌的是从事后工业社会创造性劳动的人，工业社会中作为机器附属物的雇佣工人的劳动已经过时。必须放弃依靠穷人搞社会主义的想法，依靠经济上、社会上被压迫的穷人是旧社会主义的特点。
那么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怎样产生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培养和联合新型的人。改造那些来自原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这就要求努力使专业工人及下层知识分子由从事经济斗争提高到为消除一切异化、实现人及劳动的解放而奋斗；二，联合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人。布兹加林认为，首先要使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工会运动、生态运动等）的代表人物联合起来，使一切意识到不能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污染河流而应当消除产生异化的基础的人联合起来。沙夫指出：“我们必须扩大基础，以便把新社会运动的活动者包容起来（如革命的宗教运动，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必须倾听登上社会转变舞台的新生力量的观点，重视他们关于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行动的看法。”（注：参见《沙夫论新左派的必要性》，载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9月20日。）由此可见， 后工业社会主义者结合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也正努力为他们支持的新左派扩大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后工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大体上说，后工业社会主义来源于西方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关于“工业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宏观划分起了主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取向具有重要的作用；生态社会主义是后工业社会主义最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它们的许多具体观点和主张都是一致的，但二者的理论出发点和侧重点却有很大区别。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对后工业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影响。
（一）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当代西方社会，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急剧变化。这迫切需要及时研究这些变化所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并预测它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便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其中的“技术统治论”还是“科技未来主义”，都对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技术统治论”的共同主张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社会的统治权应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科技阶层即科技精英或企业家手中。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极限的认识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实现主体的认识具有启迪作用。如加尔布雷思的“技术结构阶层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起最重要作用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到了现代社会，生产技术专门知识取代了过去的土地和资本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样社会权力就将逐步转向“技术结构阶层”，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就会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他在这里提出了产生新质社会制度的可能。在未来社会，社会的冲突不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冲突；新社会的人的品质和追求目标也发生了变化；技术结构阶层是一个由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统一的决策集团，集团成员的收入主要是薪水与奖金，而不是股息；他们谋求生产的稳定与增长而不是谋取最大利润。他倡导实行权力均等化的“新社会主义”，而实现这一社会革新主要依靠科学教育。这些见解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反对“物质中心主义”、倡导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具有认识上的导向作用。
明确提出和界定“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是丹尼尔·贝尔。他把人在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是依据不同的中轴建立起来的。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意图是同自然界竞争，土地是资源，地主和军人拥有统治权。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机器是资源，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人物。而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科技专家之所以拥有权力，全凭他们受的专业教育与技术专长。（注：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些见解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反对人类象在前工业社会那样再把自然界当作盲目征服的对象，否定象在工业社会那样再把经济增长当作唯一的追求目标，具有直接的启示。
尽管“技术统治论”者根据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提出上述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但是他们把对现实社会的解释仅仅建立在技术统治的基础之上，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他们在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变化时感到无能为力时，于是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从多方面考察社会。这样，技术统治论就演变为“科技未来主义”。贝尔首先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他放弃了单从技术统治解释社会的方法，把政治、文化历史、精神价值等因素加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以多维的系统方法取代了原来的单维技术决定论。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出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系统的分裂，它们各自围绕自身的中轴运转，彼此冲突。在技术经济领域，一切由效益原则主宰，谋求最大利润：在政治领域围绕“平等原则”运转；在文化领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自我满足”与“自我表现”，这与经济领域中的高效益原则相互冲突，也与政治原则冲突。这样资本主义就面临着持久的文化危机。于是贝尔预言，最终社会制度的区别将不在于结构而在于社会精神气质。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精神是社会化而不是经济化，最大利润的原则服从于社会和团体的利益。（注：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再有，80年代法国的施赖贝尔出版了《世界面临挑战》一书，指出信息社会是一个走向世界大同的社会，是一个按“指数曲线”发展的社会，摆脱了经济停滞的现象，没有能源危机，是一个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实现的是“智力就业”而不是“体力就业”，个人的全部才能都能够充分就业。人类将进入平等的大同世界。这种思想对后工业社会主义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使其能够直接将后工业社会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甚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
后工业社会主义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解放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关，诸如列斐弗尔、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的理论。马尔库塞曾经区分“现存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虽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使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但不会带来人的解放，人仍然受控制、奴役和压抑，人同自身、人同人、人同自然相异化；而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主义”中，人同自然、社会，人与他人和自己本质的异化得到克服，处于一种统一的、和谐的关系之中，人性得以恢复和发展，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注：参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马尔库塞的这一社会区分方法和后工业社会主义区分“工业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主义”具有显明的借鉴意义。
弗洛姆的理论也是如此，他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在这种未来社会中，人始终占中心地位，是最高的价值，人是目的，“任何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实践都必须依据它们是否有益于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标准加以检验”（注：《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14 页。）人最终摆脱了经济决定论，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这种思想直接被后工业社会主义吸收。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和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过去的“独裁、压制和非人性”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倡导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也同样具有这种理论倾向。例如，波兰的沙夫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把人作为出发点，应该从热爱人和对人的非人化、贬低、不幸的忧伤意识开始；弗兰尼茨基把人的自由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认为不应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发展和扩大人的自由。
（三）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生态运动和绿色运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的独立存在只是90年代的事情。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士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使生态运动的政治性色彩越加浓厚，在理论上形成了“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其基本理论主旨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构建未来社会蓝图。这种理论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已经代替了经济危机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将由生态环境的有限承受能力与工业的无限生产能力之间矛盾引起，应该是消除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由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主张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即一种新型的需要和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分散的、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建立起一个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相结合的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新兴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直接吸收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和主张。后工业社会主义关于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工业文明终结的具体见解没有超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范畴。二者不同的地方是：生态社会主义是从生态危机问题出发建构理论，而后工业社会主义是从科技革命导致整个社会时代发生质的变化这一结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因此，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理论立意较为宏观，它不仅关注生态问题，还更多关注“后工业文明”中的社会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的人的解放和自由、新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等等重要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仅是刚刚提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此外，生态社会主义着重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而后工业社会主义着重对“工业社会主义”进行否定。
总之，后工业社会主义从科技革命发展的角度重新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在工业社会的危机中理解社会主义的新的必然性，把后工业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并且从人类整体生活的需要出发，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独到的诠释。它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否定的某些见解是深刻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这种思潮把科技进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否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推动作用，把工业社会主义（包括现实社会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等同，否定工业社会主义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否定；把人的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尽管正确，但没有正确理解和处理目的和手段、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没有超出抽象人道主义的范围。它对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中的某些观点也是不科学的。目前，对这种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思潮，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进一步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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