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事件”与传播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州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5685(2006)06-0051-05
何谓“定州事件”？2005年6月11日凌晨四点半，河北省定州市南部绳油村外一块荒地上，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窝棚里的村民发动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6月13日晚，定州市电视台晚播报一则消息称：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市长郭振光二人的职务。6月18日，新华社发出专电，报道包括组织者在内的2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截止到7月20日，这一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等主要案犯全部抓获。12月15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等相关被告人。
对于“定州事件”，尽管媒体报道力度不弱，但其实际受关注度有限，此外，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在传播控制方面存在明显失误。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定州事件”为分析蓝本，考察在当前信息来源渠道日益拓宽的传播环境下，应当如何更新传播观念、转换传播模式，以改进传播控制、促进“善治”。
“定州事件”的受关注度有限
“定州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力度不弱。自6月13日《新京报》以《数百人持猎枪钩刀袭击定州村民夺6命》为题率先进行报道以来，6月15日《华盛顿邮报》A12版(国际版)的头条即为《Chinese Peasants Attacked in Land Dispute》；6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王克勤等的长篇报道《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此外，新华社、凤凰卫视、《三联生活周刊》、《民主与法制周刊》等也有所报道；《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东方网等也刊发了相关评论。尽管如此，“定州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其实有限。2006年1月—3月，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了一次较小规模的“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受关注度调查，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方便调查，同时为了强调样本对网络的熟悉程度和使用便利程度，笔者选取的调查样本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2004级新闻学硕士生班(66人)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4级硕士生班(45人)。前者回收有效问卷48份；后者回收有效问卷30份。参与调查的78名调查对象并无一人来自河北定州，都拥有自己的电脑、几乎每天上网、获取信息非常便利，其中62人更表示自己非常“关注时事新闻”。部分相关调查结果如下所示。
(1)关于“您是否知晓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本题设置了“是”、“否”两个选项。共有40人表示“知晓”，知晓度仅为51.3％。
(2)对于表示“知晓”的调查对象，进一步调查了“您对这一事件的了解程度”。本题设置了4个选项——“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较多细节”、“对事件的具体事实比较了解”、“只简单了解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仅知道有这一事件而已”。
对此，有4人表示“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较多细节”，占10.0％；有3人表示“对事件的具体事实比较了解”；有28人表示“只简单了解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占70.0％；有5人表示“仅知道有这一事件而已”，占12.5％。(见图一)
“定州事件”是2005年舆论监督的典型个案，为何受关注度有限？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关注”。由于信息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讯息，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状态，对特定人提供的有用的知识”①，因此人们对信息关注度的高低一般与信息对己功能效用的大小呈正比例关系。在当今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海量资讯时刻涌现、社会生活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尤是如此，人们往往只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如在上述调查中，有关“定州事件”的信息与参与调查的78位调查对象的切身利益的相关度低，因而他们所表现的关注度也相应地不高。由于样本选择等方面存在局限，这些调查数据可能有所不足，但亦可一叶知秋：“定州事件”的受关注度有限。
“定州事件”中传播控制失误
“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对抗”②。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其实无法避免，对正处于社会转型关口的中国而言尤是如此。在此意义上，传播战略作为社会管理工程中重要因素更应得到重视；因为作为管理手段，传播越有效，越有利于采取正确的决定来解决社会冲突问题。“定州事件”因征地纠纷而引起，最终政府和村民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导致局面不可控制的因素众多，如征地补偿款不透明埋下祸根、有关部门施加重压反而使矛盾升级等，其中传播控制方面存在的失误也不容忽视。以2005年6月11日的村民遭袭为分界，前后两个阶段的失误表现有所不同。
一是在此之前，未对征地纠纷进行“平衡报道”。如2004年11月17日，《定州日报》头条报道涉及到征地纠纷，开篇即是：“几天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继续对绳油村部分不清真相村民在灰场非法聚集表示愤慨，纷纷声讨个别别有用心者的不法行为”。报道中着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语，阐明定州电厂的建设意义，村民的声音湮没不闻，报道呈现明显的“一边倒”的倾向，连形式上的“平衡”也未达到。2004年7月，《河北青年报》也对定州征地纠纷进行报道。该报道援引了国华定州电厂2004年4月5日向当地村民发放的《关于灰场建设征地费用有关情况的说明》、采访定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等人，指出征地纠纷起因是由于绳油村村民不同意每亩地1.5万元的补偿款。但对于该则报道，2005年6月14日，时任定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任振焦对《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表示，“此前的北京某家报纸(注：指《新京报》)的报道是失实的，对党和人民极不负责任的。其中引用《河北青年报》的报道也是以讹传讹，诱导群众”③。
总之，在2005年6月11日之前的相关报道中，村民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久而久之，导致了他们对当地政府和媒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如《新京报》记者事后在“采访日记”中回忆，6月12号在绳油村现场，村民用“一种陌生和不屑的眼神”盯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他说些什么，因为“以前来了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就是昨天刚打完时还来了好几个”，不过尽管“我们一遍遍的说，嘴皮子都磨破了，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屁大的一个字登出来”④。“失语”状态促使村民开始“自救”行动。如当地村民牛占中为“留下一点证据”而购买了一台松下摄像机，在6月11日，他冒险拍下一段袭击场面的录像。通过某种渠道，不到4天，这段录像就被传至《华盛顿邮报》，并被放在该报网页上。虽然6月15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比较偏颇，但以这段录像为佐证，该报成功地完成了对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俨然成为“定州事件”国际舆论的惟一信源，致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6月22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播出的《直击6.11定州村民被袭案》中，也多次引用这段录像，触目惊心。
二是在此之后，消极防御、阻挠干涉媒体的采访。《新京报》的记者6月12日在绳油村采访时即被盯上，在定州市人民医院里差点“被抓”，连夜赶赴保定将所有的图片和稿件传回北京后，才发现“全身的衣服均已湿透”；次日早晨便遭到定州市宣传部负责人的痛骂。6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也赶赴定州，晚11点时虽“正在绳油村外”，但“村口到处是警察，他进不到村里”，在村民的帮助下终于进村采访，最终乔装改扮、历尽艰险才“逃离”该村。尽管如此，综观两报记者发出的相关报道，仍然很好地贯彻了“平衡”的理念，背景与解释也分寸得当，有利于平息事态、稳定局势。当地相关部门还对到定州实地采访的凤凰卫视曾子墨一行百般阻挠，甚至扣留，最后发展到搜身的地步，在他们离开之时还警告“如果不是国新办来电，今天没有你们台长来接，你们是不可能这样离开的”⑤。
与当地相关部门明显滞后的传播观念相比，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其实相当迅捷有力。6月11日当天，保定市已成立了专案小组，由市政法委书记亲任组长，介入协调和调查此案。6月12日，新任代理市长前往定州市人民医院看望了在袭击事件中受伤的绳油村村民，并表示必须要将该案件彻查到底，严惩凶手。6月13日晚9时50分，定州市电视台新闻播报一则消息称：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市长郭振光二人的职务。6月14日上午，新上任的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刘宝玲到绳油村看望了袭击事件中死者的家属，并送交3万元慰问金和2万元安葬费，还向村民们发放了100多张个人的名片，表示村民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和他沟通。6月15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派出法医对定州袭击事件中的死者进行验尸，定州市委市政府也承诺出资为村民收割小麦。不过由于对媒体的消极防御，这些业已及时实施的补救措施不能尽为人知。如6月15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提及该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一位省政府的发言人，但此发言人称“迄今为止，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尚不能就此事发表任何消息”，因此“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就该事件发表评论”，所以这则报道就“顺势”未对任何补救措施进行报道⑥。此外，阻挠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一事，经《有报天天读》主持人杨锦麟之口，造就了另外一条轰动性的负面新闻。
更新传播观念、转换传播模式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具有社会的政治化、政治的中心化、政治的放大化三点结构性特征，整个管理制度的传播机制是垂直状态的组织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还有不少政府管理部门未能转换组织传播的工作方式。在上述所分析的“定州事件”传播控制失误，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关部门就试图以组织传播取代大众传播，直到局面一度不可收拾之时，在信息传播方面仍然只是消极应对、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在信息链中始终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为此，相关部门应当吸取“定州事件”的教训，与时俱进地更新传播观念，使信息从组织传播走向大众传播、由垂直流动转为横向流动。
首先，垂直状态的组织传播不能有效解决冲突问题。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曾言：“信息的垂直流动，往往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⑦。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为了“免受剥削”，更多地是为了维护个人既得利益。2005年6月22日，新组成的定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处理“6.11”案件指导思想提纲》中就指出：绳油村问题之所以由小拖大、由大拖难、由难拖乱，“表面上是由征地引起的，实质上是个别人挖空心思寻求个人利益，处理重大问题不公正、不公开引起的”。
其次，水平状态的大众传播能促使形成负反馈机制。“负反馈”是指反馈信息与原信息起相反的作用，从而使总输入减小、系统目标偏离减小，有益于系统的稳定。组织传播中也存在反馈，但往往更多的是“正反馈”，反馈信息与原信息起相同的作用，从而使总输入增大、系统目标偏离，加剧系统的不稳定。在“定州事件”中，村民起初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的诉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对立不满情绪才日益高涨，才被迫采取进京上访、搭建窝棚等举动。
在当前日益开放的传播环境下，传播观念进行上述更新不仅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冲突的解决。一方面，在愈开放的传播环境中，绝大多数公众愈倾向于以利益的相关度而非信息的敏感度为选择标准，对所能接触的“信息”进行过滤。因此在信息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认为公开报道“定州事件”一类的信息会影响社会稳定，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杞人忧天而已。另一方面，公正平衡地报道此类信息，有利于形成促使矛盾转化的双向反馈通道，从而消解激烈的冲突，保障部分公众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
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更新传播观念对于促进“善治”也有所裨益。“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政治学者俞可平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法治(rule of law)、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accountability)、回应(responsiveness)、有效(effectiveness)、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稳定(stability)、廉洁(cleanness)、公正(justice)是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在更新传播观念的基础上，促使转变传播模式从垂直状态的组织传播向水平状态的大众传播进行转换，才有利于使社会管理趋向“善治”⑧。
这是因为“善治”的基本构成要素与信息的充分交流息息相关。如“合法性”，它是指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一般而言，合法性越大，善治的程度越高。因此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公民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如果缺乏信息的充分交流，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将是难以协调的，“定州事件”就是例证，征地纠纷中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恶性暴力事件。如“透明性”，它要求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法律条款、政策制定、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并要求这些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媒体为公民所知，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没有信息的充分公开，建设“透明性”只是空中楼阁。惟有更新传播观念，转换传播模式，才能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社会利益集团的有序化和个人行为的理性化有赖于“善治”，而良好的传播环境则是实施“善治”的前提条件。吸取“定州事件”教训，有关部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更新传播观念，放宽传播控制。
注释：
①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②[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远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王克勤、乔国栋《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5-06-20“要闻”版。
④刘炳路《定州6.11袭击事件采访日记》，来源于：http://www.xici.net/b107967/d28236135.htm。
⑤曾子墨《劫后定州目击》,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4599695489826816/20050704/578717.shtml。
⑥Philip P.Pan,Chinese Peasants Attacked in Land Dispute,Washington Post,2005-06-1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6/14/AR2005061401542.html。
⑦[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⑧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