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麽些蛮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南诏论文,唐代论文,关系论文,麽些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3)02-0125-04
据樊绰《蛮书》等文献记载，唐代麽些蛮主要分布在泸水、麽些江流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双含、至松外以东等地。即为东起今四川凉山州安宁河，西至今云南维西县澜沧江等地区，其中以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最多，南曾到云南宾川县。
唐代麽些分布的地区正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其地势上既有铁桥之险，又有盐池之利，所以必定成为三强逐鹿中心，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说：“西川、蒙诏、吐蕃争强，麽些介于三大势力之间，且其势微弱，已成为攘夺之疆场。”[1]麽些部落在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与三强的关系因他们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的彼此消长而转移，与他们或和或战，或附属或游离。其间，既因战争多次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也有友好交流的一面，如联姻等。战争虽然对生产力有破坏性，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流动，战争也打破了一些传统封闭的区域，使许多偏僻的地区活跃了起来。
（一）麽些蛮与吐蕃的关系
吐蕃在7世纪中期崛起于青藏高原，史称其“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而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吐蕃的崛起，对纳西族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吐蕃在7世纪60年代后，随着北部、东部军事活动取得巨大胜利，挥师东南，把势力扩展到了洱海地区和四川盐源一带，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并“西洱河诸蛮”，包括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皆附吐蕃。
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公元703年（唐长安三年）松赞干布的曾孙赞普都松芒保结（器弩悉弄）亲率大军“至绛域，攻下共地”，次年“赞普入治蛮，即死于其地。……以后统治绛地，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绛”是藏族对纳西族的称呼，绛域即为纳西人地区，在滇西北丽江一带。[4]可见当时的丽江属其治下。都松芒保结的儿子赤德祖赞绰号美髯公有数位妃子，“绛母赤尊”是其中之一。“绛母”意为纳西女（纳西美），“赤尊”意为王妃，因此他娶了—位纳西妃子。王妃生下一个相貌出众的王子，名“绛曹拉乌”，“绛曹”意为纳西后裔、甥、侄。“拉乌”意为神童，因长的特别俊秀故得此名。[5]
当时唐王朝为了打击和消除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积极扶植南诏以御吐蕃。但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南诏败唐鲜于仲通后，诏主阁罗凤附吐蕃，被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同时吐蕃为了管理“麽些蛮”等部落，在金沙江边铁桥城（今丽江巨甸北）设神川都督府，辖区基本上包括了麽些分布的区域。
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东部麽些部落居住的地区，为了争夺盐源、盐井，吐蕃也曾多次与唐王朝交战。先是吐蕃占领了盐井，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嶲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池，杀获万人。”[6]至德二年，绛州等地复为吐蕃所攻占。
而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一部《姜岭大战》描写的是姜国（丽江）与岭国（吐蕃）围绕盐海而发生战争的神话故事。史诗虽属神话形式，却也折射出了历史的影子。因为从有关史籍来看，昆明城即今四川盐源（包括盐池），三国以来为“摩沙夷”所有，唐天宝末年（约公元765年）为吐蕃所占，至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才被南诏收复。吐蕃占领盐井近40年。可见史诗正是以唐代姜人（麽些）与岭人（吐蕃）争夺盐池为背景的。盐源既为古代纳西族“摩沙夷”的祖居老巢，且盐池利益重大，为争夺之麽些与吐蕃发生战争不是没有可能的。
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唐与吐蕃会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划定疆界，“……结赞请出羝羊，镒出犬及羊，乃子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文日：唐有天下，恹奄禹迹……坚盟从约。今国家（指唐王朝）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风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谓、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麽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7]可见，唐与吐蕃当时以大渡河为界，麽些之地属吐蕃，这已清楚记录在案。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月，剑南节度使韦皋联合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梦冲等与吐蕃大战于嶲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清海，腊城二节度，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悉多杨朱，斩首二千余级。[8]从此，吐蕃在这一带势力大衰，韦皋“数年间，尽复嶲州之境”。但在这种情况下，麽些与吐蕃的关系仍然比较密切。
《旧唐书·南诏传》记述有这么一件事：贞元七年（公元791年），韦皋听说南诏异牟寻有归唐之意，便派暗使来南诏，途经“麽些蛮”地界，其魁主密告吐蕃，唐使一到南诏，吐蕃就知道了，便诘问异牟寻，异牟寻遮掩说“无他谋”，不得不把唐使交送吐蕃。
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春，唐、南诏大破吐蕃兵，“获甲二万首”。“吐蕃昆明城（按昆明复被吐蕃占领）管麽些蛮”千余户降于唐。次年“嶲嵩州经略使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麽些蛮三部落主苴那时，率兵四团攻昆明、诺济城”。[9]此时，麽些兵已为唐效力，充当“马前卒”，参加唐王朝收复被吐蕃占据的昆明、诺济城战争，而“昆明城之麽些亦与吐蕃断绝。”
（二）麽些蛮与南诏的关系
唐代麽些蛮与南诏的关系，虽有曲折，但比起吐蕃来，更显得紧密而且长久。
宾居之越析诏，是唐代纳西族建立的政权。《蛮书·六诏》曰：“越析，一诏也，亦谓之麽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一日程。”
南诏平五诏后，面对的是“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所畏忌”的越析诏。据《蛮书》、《滇考》、《滇史》所载，恰好那时越析诏发生了异变：诏主波冲之妻与豪酋张寻求有私情，被波冲发觉，张寻求怕被杀，便先下手谋害了波冲。南诏王皮罗阁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用借刀杀人之策，先报唐剑南节度使王昱，献计让王昱巡视至姚州（今姚安），传令张寻求来见，数其罪状，把他杀了。此后部落无主，未费一兵一卒便将越析诏归入南诏。波冲侄子于赠不服，带传家宝铎鞘北渡金沙江，与部落首领杨堕重整兵马，以图恢复。后来阁罗凤出征，击败杨堕，于赠投泸水而死，越析诏亡。南诏把越析诏的名号转送给了丽江，颇有弥补往事的意味，从这亦可看出麽些与南诏关系之一斑。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大破吐蕃于铁桥之后，彻底改变了滇西北的政治格局。吐蕃的势力在云南已成强弩之末，麽些部落不再依附于吐蕃，南诏成为了云南的统治者，统一了全境。
南诏在破铁桥之后，大概因为麽些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唐王朝南诏、吐蕃之间的力量对比，所以对他们采取了迁移人口，分而治之的措施，把万余户麽些部落从铁桥、昆明（今盐源）一带迁到了滇中，借此来消弱其力量。《蛮书》卷四曰：“麽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又卷六拓东城载：“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大破西戎（吐蕃），迁施、顺、麽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
贞元十六年，“吐蕃大臣以岁在辰，兵宜出，谋袭南诏，阅众治道，将以十日围嶲州，……吐蕃引众五万自暴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自诺济城攻嶲州，异牟寻畏东蛮、麽些蛮难测，惧为吐蕃向导，欲先击之，皋报：‘嶲州实往来道，杆蔽数州，虏百计窥之，故严兵以守，屯壁相望，粮械处处有之，东蛮庸敢怀贰乎？’异牟寻乃檄东、麽些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9]可见，南诏对麽些犹存戒备心理。而“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而当时居住于今丽江坝内的麽些蛮，据《木氏宦谱》所记，唐玄宗开元时，三甸总管阳音都谷就已“服南诏”，天宝中，阁罗凤反唐，攻陷嶲州时，阳音都谷任先锋，因俘虏唐朝西泸令郑回有功，被升授总督元帅，其子都谷刺具，在天宝十年南诏于西洱河大败唐兵的故事中，“从征有功”而“继父职”。泄露南诏云南王异牟寻内附、犹结吐蕃秘密的是普蒙普王一代。西可刺土一代在唐懿宗咸通四年时，在南诏攻陷交趾的战事中“有功”，被封为越析诏武勋公。
唐代麽些还与南诏有姻缘关系，《蛮书》卷四记载：“麽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有一例：在丽江古城北13公里的玉龙山麓玉龙村，有唐代建筑北岳庙，庙里塑纳西保护神“三朵（或三多）”，其旁并塑二妃，大妃是藏族，二妃便是白族，这也是唐代丽江麽些与南诏通婚的佐证。
塑着三朵神的北岳庙，是异牟寻于公元780年封玉龙山为北岳后于公元784-785年所建的。明嘉靖时丽江土知府木公《重修北岳庙记》碑言：“岳自大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迁羊苴咩城，改元上元，明年始封玉龙山为北岳也。”庙为三进院，主轴线排列有山门、垂花厅、厢房、鼎亭、大殿、后殿，建筑面积739平方米，大殿通高10米。庙后至今仍有建庙时所植的古柏树，已逾千年，犹苍翠高挺。
在南诏与唐王朝的某些交往活动中，也有麽些蛮参与。贞元十六年（公元808年）正月，南诏寻阁劝率队朝觐唐皇，白居易写了速写式的《蛮子朝》一诗，诗中说：“蛮子朝，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嶲州道路遥，入界先经蜀川过，蜀将收功先表贺，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连蕃，六诏星居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笑含中使迎蛮子，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偎伽……。”在精彩的实景描写中，点出了南诏使团的“导从”者是头插一双弯弯雉羽的“摩挲”即麽些人。由麽些充当南诏使团的“导从”，可能是麽些地处唐边境，接受内地文化的人较多之故。[10]
唐时期，麽些蛮处于唐王朝、吐蕃和南诏三强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往往要权衡利害而考虑向背。而麽些之地，初为吐蕃所并，从贞元十年铁桥之战后到唐亡共103年时间内，又一直处在南诏的统治下，其间或和或战，都深受三强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影响，但正如古老的东巴经所说的，纳西族是“砸不烂的种族，砍不死的种族”，自古以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自立于民族之林。无论吐蕃与南诏是为了政治上的剥削还是军事上的征服，他们都打破了闭塞的状态。方国瑜认为：“自唐初，麽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之冲突与融合，亦可想而之；今日麽些文化，受西川传入汉文化之影响甚大，而南诏，吐蕃之文化亦当有影响，又麽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麽些也）。”[1]由此可见，这几百年的冲突，攘夺，虽然使生产力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但也促进了三者经济文化的交流，按社会趋势来说，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