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1]2001年在《风险投资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它主要潜藏在持续恶化的银行呆帐中，而国有企业亏损则是呆帐形成的主要根源。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其根本目的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债转股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走出困境。本文从债转股的实际运作出发，介绍了风险投资的操作与机制，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及债转股的基本操作，讨论了在债转股工作中风险投资的应用方法，以及存在问题的相关建议与对策。
詹磊[2]2009年在《试论政策性债转股的法律构架与制度完善》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中国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中坚力量,再次受到国人的关注。1999年开始实施的政策性债转权制度是我国处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优化企业管理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所讨论的债转股是专指依国家政策要求和安排,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形成的债权,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媒介,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持有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国有企业的股权并限期退出的制度安排,尽可能多的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回收的经济活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股东债权出资作出的原则性规定,使政策性债转股具备了法律上的合法性。本文的第一章,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入手,结合国际上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经验,对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进行了阐述,同时结合债转股十年来的实践分析了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第二章,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债转股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对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作用,对债转股的政策属性和法律属性作了探讨,明确了债转股中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分析了债权与股权的区别以明确债权与转为股权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当前债转股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冲突的现状提出债转股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第叁章,从债权出资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公司法上的资本叁原则理论以及债权出资的合理性,通过对债权与股权区别的法律分析,明确了债权转化为股权的法律基础以及在实施中存在的风险,分析了债转股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作用。本文的第四章,对完善债转股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对防范信用道德风险、完善债转股退出制度、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提出债转股企业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并对债权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提出了法律建议,以期通过以上建议的提出对完善我国政策性债转股制度有所裨益。
韩良[3]2004年在《金融不良资产估价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企业价值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企业产权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为工具,以指导我国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具体实践为目的,对金融不良资产的估价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具体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金融资产估价理论、企业价值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对全文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对金融不良资产的估价环境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对我国现阶段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制度设计进行了阐述和制度性缺陷进行了分析后,运用信息经济学、企业产权理论提出了建立金融不良资产估价研究的具体制度环境。第叁部分,包括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叁章以企业价值理论、企业破产理论、实物期权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金融不良资产的估价理论和方法。本文提出了金融不良资产的价值是由金融不良资产的基础价值和金融不良资产的期权价值两部分组成的估价理论。针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基础价值的估价问题,第四章提出了评估金融不良资产基础价值的模拟清算价格法,在对该方法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后,对模拟清算法的评估原理和评估程序进行了研究和设计;对于金融不良资产的期权价值问题,第五章在对实物期权及实物期权定价的基本原理进行阐述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不良资产期权价值理论和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对金融不良资产估价的重点疑难问题——债转股,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本章对债权转股权的定价及转股比例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债转股企业的选择确定了标准,并且给出了债权转股权的定价和转股比例的计算方法。文章的最后,对金融不良资产的估价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需要进一步解决和研究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麦兆强[4]2002年在《我国国企改革中的债转股问题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和国企效益低下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牵动中国改革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全局性问题，两者又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我国政府为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化解金融风险，于1999年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债转股作为运作的突破口。然而，经过两年的实践，却发现与理想效果相差甚远。 本文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采用逐层深入的方法，通过回顾国企改革二十多年的历史，针对国企的现状及成因，结合债转股的特点，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两方面阐述了债转股的必要性和作用，详细分析了造成目前进展缓慢的原因和债转股运作的难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促进债转股运作的几点措施。
李玉平[5]2003年在《资本经营会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经营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应运而生。资本经营与商品经营相比具有许多差异，而传统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主要与商品经营相适应的，故必然受到资本经营全方位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构建资本经营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是社会实践为会计研究提出的又一崭新课题。本文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大量中外会计及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料及实践素材，经过由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过程，对资本经营会计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全文包括资本经营概论、资本经营会计核算研究、资本经营会计控制研究、资本经营会计政策研究和资本经营专题会计研究共五章。这五章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中，资本经营会计核算研究和资本经营会计控制研究探讨的是资本经营会计的两种基本职能，属于基本理论问题；资本经营会计政策研究和资本经营专题会计研究探讨的是会计方法的选择和个别资本经营方式的会计问题，属于具体实务。基本理论问题来自对实践中诸多具体问题的归纳抽象，具体实务问题以探索的理论为指导，二者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每章的具体内容摘要如下：1．资本经营概论。关于会计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尚有争议，但笔者赞同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其理论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某一对象的会计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这一特定对象。资本经营会计的对象是资本经营活动中的价值运动，研究其会计问题，首先应对资本经营活动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因此，本文开篇首先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经营的一些基本概念、具体方式、市场条件、制度要求等相关问题。2．资本经营会计核算研究。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会计最原始的职能，因此是本文研究的首要问题。我国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主要是在商品经营条件下逐渐成熟和完善的，不能满足资本经营活动的要求，它在会计假定、会计计量、会计确认、会计处理基础、会计报告等多个方面受到资本经营活动的冲击和挑战。由量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在资本经营发展初期，会计核算模式的变革处在个别方面改变的量变时期，那么，在资本经营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会计核算模式应进行质的转变，即由单纯商品经营条件下的会计核算模式转变为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共存条件下的会计核算模式。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会计核算模式的转变也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也要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首先进行会计理念上的转变，树立资本经营会计新理念，如资本保值和增值观、资本成本观、会计产权观、现金流量观、出资者会计观、相关性会计观等。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经营会计对象、目标、假设、原则等基本概念进行研究。同时，从理论上比较成熟、实践上比较可行的方面作为切入点，进行会计方法上的转变和完善，如权益成本核算、资本保值增值核算、现金流量核算等都是资本经营之所需，又是目前可以操作的核算内容。3．资本经营会计控制研究。会计控制是会计的另一种基本职能，经济越发展，会<WP=8>计的控制职能越重要，正如我国着名会计学家于玉林教授所指出：“会计具有管理职能，经济越发展，越需要会计对经济活动中的资金运动进行管理…”。资本经营与传统的商品经营相比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经营形式，因此，资本经营更需要会计控制，而资本经营活动与商品经营活动的差异性，也决定了资本经营会计控制与传统的会计控制不同。传统的会计控制是企业经营者对其内部生产经营过程的控制，其特点是单一会计控制主体和会计控制的内部性。资本经营活动导致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决定了资本经营会计控制的特点是双元会计控制主体和外部性。而且，作为资本经营会计控制的双元主体——出资者和经营者，是利益相关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因此，资本经营会计控制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使经营者的会计控制目标尽量与出资者的目标一致。基于这一点，本文重点论述了出资者的会计控制。4．资本经营会计政策研究。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同会计政策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资本经营是企业的重大经营战略，资本经营会计中的政策选择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应在充分了解和遵守国家有关法规的基础上，从企业总体战略目标角度进行科学的会计政策选择。本章对企业合并、外币折算、商誉和合并会计报表等几个比较重要的会计政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普遍实现会计信息管制的今天，会计政策的选择首先是国家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在国家会计法规置留的空间范围内。而且，资本经营从宏观角度讲是国家利用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资本经营是一个微观问题，也是一个宏观问题，国家也应通过会计政策机制调控资本经营活动。5．资本经营专题会计研究。资本经营有多种具体方式，如企业兼并、收购、托管、租赁、分立、重组等，而且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除了探索它们共同的会计规律外，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李玉萍[6]2007年在《广义财务结构论》文中研究指明自科斯等人的企业理论提出以来,极大地丰富了对企业的认识,开阔了企业研究的视野。财务理论也不例外。财务逐渐从单纯的价值或资金的关注角度,进入以财务关系为主体的研究视野。本论文的基本思路就是从财务关系分析入手,研究广义的财务结构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决定要素、选择模式和演进路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是由价格协调的。在这个体系里,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上执行“选择”最大化其效用或最小化生产成本的行为。生产者与供应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是通过市场价格发生联系的,市场价格的出现出清了市场,使得供给等于需求。在市场中,每一方都拥有关于价格和交易机会的完全信息。在这样的场景里,企业财务就是要“廓清”占有资源的价值,用最少的资源成本产出最大的收益,并实现最大的资本增值。企业的主要财务活动为筹资、投资、分配及营运资金管理。由于不同的筹资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及营运资金结构,对收益进而股东权益产生影响,因此,筹资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及营运资金结构对收益和股东权益的影响机制以及结构设计,成了传统财务理论的核心内容。传统财务理论的上述主张,是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定相联系的,即:交易被假定为随时有机会的,是无障碍的,并且交易是“顺畅”的、“瞬时完成”以及无“摩擦”的,没有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为零;局中人除了对资本或收益的价值关注外,并没有其他的目标或“嗜好”;“人”在新古典经济中已经量化为效用函数,本身没有其他特质,因此,“人”是透明的,可度量的,并不作为经济的主要变量;相关利益者(如政府、社会等)更多是基于一种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样的场景显然并不完全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首先,交易机会并不是随时存在,并完全掌握在企业手中。如企业所需资源总是稀缺的、有限的,尤其是当企业所需资源在总资源规模中占有相当比例的时候。因此,交易需要预作安排,建立战略协作关系在企业中就非常重要。其次,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尤其是股权投资,不再单纯为财务投资(投入资金以取得资本及收益回报),投资者更多是基于其战略考虑(如通过股权投资实现控制企业资源、渠道、技术等等),因此,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在企业股权设定中司空见惯。因此,投资者与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关系不容忽视。再次,企业“经理人”不是“透明”的,他也有其利益,也会投机和偷懒,因此,“经理人”激励是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内容。第四,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不仅是企业本身努力,还需要政府、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建立合适的稳定合作关系,显然比单纯的竞争行为,能取得更多的利益。可见,在现代经济中,广泛的基于合作关系的价值增长,远比单纯的基于竞争的价值增长来得重要。反映在财务中,就是要建立、调整和维护各种财务关系。因此,探索财务关系的内涵、因素、决定机理等,分析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是现代财务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广义的财务结构是以财务关系为基本内核,通过厘清财务关系的类型,并进行适当配置形成的结构。一般地,有财务战略结构、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治理结构和相关者利益结构四种类型。在传统财务理论中未予考虑的产权、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等,在新的研究对象下,均作为重要的研究变量,进入了财务的研究范畴。本文的结构分为叁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是广义财务结构的理论框架,包括导论和第一章至第四章,讨论广义财务结构产生的背景,基于财务关系的财务理论基础,广义财务结构分析框架,财务结构决定的要素分析和广义财务结构的决定理论;第二部分是案例分析,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运用前述财务结构的有关理论,分别从财务结构的横切面与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案例考察;第叁部分是问题拓展与启示,包括第七章,从国家层面,讨论国家广义财务结构问题。第一章“寻找新的基础”。本章根据当前经济的实际,分析了以本金、价值、资金、产权流等作为财务研究起点的局限,提出了以财务关系作为财务研究起点的观点;决定财务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机制;由于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机制的特点,财务关系形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财务关系配置,具有一定的机能,形成了特定的广义财务结构;主要的财务结构类型包括财务战略结构、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治理结构和相关者利益结构;研究财务结构对企业“实绩”的影响是现代财务理论的重要内容。这里,“实绩”包括企业的生产规模、成本与收益与配比及生产的可持续性、稳定性。企业财务结构是企业制度结构的有机部分。第二章“财务结构分析框架”。本章首先建立了关于财务关系的一般模型,并简要分析了产权配置、契约机制与交易成本对财务关系的影响;基于财务关系模型,分析了几种基本的财务关系;提出了广义财务结构的内涵,基本类型;分析了影响财务结构的外部机制;提出了衡量财务结构“实绩”的初步标准。第叁章“产权、契约机制、交易成本与财务结构”。本章着重从界定产权的固有困难、交易成本的计量障碍及契约的不完全性角度,分析了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机制对财务结构的影响。在产权方面,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的配置是解决产权固有困难的有关手段;在交易成本方面,将交易成本内在化是解决交易成本度量难题的“金钥匙”;在契约机制方面,重新谈判是解决契约机制不完全的有效途径。第四章“财务结构的决定理论”。本章主要分类概括了有关财务战略结构、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治理结构和相关者利益结构的决定模型,并就财务结构决定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第五章“财务资本结构重整—国有企业债务重组案例”。本章运用前述财务结构的一般理论,重点对国有企业解困期这一时间片断,分析了国有企业财务结构的重整动因、重整的主要思路和重整效果。核心是债务重组,涉及债权人财务关系调整,主要是债务重组的权力结构设计、契约机制设计。并对重组中难点和解决方案提出了初步意见。最后评价了财务结构重整的效果。第六章“财务结构变迁和演化—石化行业的案例”。本章从最能反映我国企业财务结构演进特征的石化行业入手,分析了石化行业各个阶段的经济背景,财务结构特征,当时财务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诱发财务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以及财务结构变迁后的效果。石化行业的演进路途,证明了以财务关系为起点的财务结构,是以价值和资金为起点的财务结构的合理延伸及逻辑发展,是价值和资金为起点的财务结构的更高阶段。第七章“国家财务结构—财务结构的拓展”。在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对世界资源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利用世界资源规模达到空间规模的经济环境下,以国家为整体,通盘策划、逐步实现合理有效的整体企业的财务结构,是提高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能力的重要保障。本章从国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财务结构的主要内容,实现方式及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1、初步构建了以财务关系为起点与核心,以财务关系配置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广义财务结构理论框架。以策略博弈和合作博弈为理论假设,建立了财务关系的统一模型,并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成果,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实际,提出了财务关系内在要素:产权、交易成本与契约机制。从几种基本的财务关系类型及产权、交易成本和契约机制的安排特点出发,分析财务关系的配置结构、核心因素、效率计量及主要问题解决方式,构建了模型统一、逻辑一致、历史继起的广义财务结构理论体系。2、以财务关系的特征为根据,以“实绩”(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获得企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分析财务关系配置的效率,提出了财务战略结构、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治理结构和相关者利益结构四种主要财务结构类型。财务战略结构从影响企业发展核心资源的横向与纵向控制为着眼点,分析企业对核心资源的横向与纵向控制边界与结构。横向控制是将有相同或相仿特性的核心资源整合在一起,以实现“实绩”最大化。纵向控制是将有着生产相关性的核心资源(如专用性投资资产)通过企业形式内部化其交易,降低交易成本;财务资本结构是投资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与其他投资者)与企业的控制权结构,核心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的配置。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资源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在企业科层间的配置结构,目的是通过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的配置,使投资者与“经理人”的目标趋同,进而激励“经理人”按投资者目标行事;相关者利益结构是指利益相关者(主要指政府、潜在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在整体社会福利上的协作与促进结构。3、充分运用现代企业理论,深入分析产权界定固有困难、交易成本度量难题、契约不完全情况下对财务关系和财务结构的影响,并提出解决原则和方案。提出了产权界定困难下,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赋予同一主体,是财务结构设计法门;交易成本度量难题下,交易内部化,是财务结构设计的有效途径;契约不完全下,预设重新谈判机制,是财务结构的设计的有效手段。4、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为基础,以我国国有企业叁年解困期为时间片断,首次从广义财务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财务结构的重整动因、重整的主要思路和重整效果。核心是债务重组,涉及债权人财务关系调整,主要是债务重组的权力结构设计、契约机制设计。对重组中难点和解决方案提出了初步意见。最后评价了财务结构重整的效果。5、以石化行业发展路程为对象,首次以财务关系结构调整为主要着力点,勾勒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结构演进轨迹。提出了以财务关系为核心的广义财务结构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以价值和资金为核心的财务结构的逻辑延伸和拓展。6、提出了国家财务结构的观点。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财务结构筹划、实施与发展,是广义财务结构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要求。面临当前世界资源紧张,能源已经成为世界产业的核心的新形势,世界各国均加大了政府对资源争夺和能源开拓的战略规划和整合力度。我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体,应未雨绸缪,加快国家财务结构体系的建设。
张仕伟[7]201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长久以来,我国的不良资产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为主,不良贷款的类型、规模、成因、处置政策和手段对金融不良资产市场的影响极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受宏观经济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监管因素以及银行自身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宏观经济环境是重要因素,社会信用环境和监管因素是约束机制,而对银行贷款的发放严格审核可谓是控制不良贷款产生的源头。贷款资金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如果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或者处置时出现减损,不仅会侵占可供放贷的资金,更会直接侵害银行赖以生存的根基。商业银行主要风险点是信用风险,笔者在参与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的催收业务过程中,发现银行在授信前对借款人在资质审核、抵押物评估等方面都已经做足了风险防控,但是仍然出现大量逾期贷款,由此进入对于这些不良资产的处置阶段,或打包出售,或寻找律师事务所催收。实践中,即便诉讼获得胜诉,但是如果面对借款人日益恶化的经营状况,抵押财产本身价值、流通和变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法律体系也并不完善,面对司法实践中各类债权、资产转让类案件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适用问题往往让法官和律师手足无措。所以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实际仍然需要创新手段和模式,健全法律体系,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较好地统一。故而本文主要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概念和模式入手,全文共计两万余字,分成四个部分对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阐述不良资产的概念和分类,总体概括介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随后开始分析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原因以及危害性,探讨不良资产处置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叙述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几种模式,主要列举了诉讼追偿模式、资产重组模式、债转股模式、多样化出售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模式五种常用模式,从中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现存的主要问题;第叁部分通过对比介绍几个不良资产处置经验比较丰富的国家的具体情况,总结其处置模式的优缺点,提出对我国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启示,思考法律制度对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价值、影响及社会效果等问题;第四部分针对以上分析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具体措施,包括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司法环境建设、加大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拓宽民间资本进入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渠道、强化银行自身对不良资产的防范以及提升自主处置能力和创新处置手段等。
王小芳[8]2012年在《财务困境公司融资拯救的商事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对陷入财务困境中公司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财务困境是指公司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以达到濒临破产的状态。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不但影响公司本身的正常运营，而且关系到广大股东的经济利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重大。因此，对有继续营运价值的公司，及时采取有效的融资，鼓励甚至帮助其尽快摆脱财务困境，恢复运营，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对财务困境公司的融资制度涉及较少，更没有系统的规定，但对困境公司的融资法律制度研究有利于尽快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困境。财务困境公司可行的融资方式主要有DIP融资、预重整制度、债转股、股权结构调整再融资、高级管理层收购、发行新股、发行债券等。在商事法律制度的框架内，《破产法》主要规制DIP融资制度和预重整制度。通过优先担保权的设定，实现财务困境公司的DIP融资，在我国新的《破产法》中占据重要地位。预重整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财务困境公司赢得有利的融资时机，取得融资方式安排的主动权。在《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内，债转股是财务困境公司取得融资的主要途径。解决债转股的债权出资的合法性问题、债权出资的比例限制问题以及债转股后股权的退出机制，是债转股这一融资方式发挥作用的法律保障。另外，股权结构调整再融资、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激励中管理层收购也是财务困境公司取得有效融资的重要途径，可以激励原有股东再注资，吸引新的股东投资进入。在《证券法》的范畴内，主要是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为财务困境公司融资提供更加便捷的资本市场通道。
霍培红[9]2012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下金融环境变迁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文中指出2010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在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和国际环境不明朗的形势下，在央行为抑制通胀而采取“超高存款准备金率加长期实际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背景中，企业的生存状况成为经济界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而企业的投资和融资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财务管理决策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同时企业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壮大的，这些制度环境影响着企业各个方面的活动，而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活动的投融资活动不仅受到一系列的制度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它们本身的决策过程就是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的运行过程。因此，本文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结合我国的金融环境变迁，以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研究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本文首先选择金融体系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作为金融环境变迁的背景，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我国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及其对企业投融资动机的影响。然后描述了在金融体系改革的前提下，我国的政策制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其次，在论述了我国金融环境变迁的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我国特殊的经济转轨时期下企业投融资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这为我们准确认知企业投融资现状进而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和提升我国政府管理和调节企业投融资行为奠定了基础。最后，针对当前我国企业投融资行为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规范和改进我国企业自身投融资行为的建议以及优化金融环境的政策建议。一是从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两个方面来规范和改进我国企业自身投融资行为。二是结合博弈论的观点，从优化金融环境的角度出发，旨在提升我国政府管理能力和调节力度，来规范政府的自身行为。具体做法是建立重复博弈机制、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参考文献：
[1]. 风险投资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中的应用研究[D]. 刘剑. 湖南大学. 2001
[2]. 试论政策性债转股的法律构架与制度完善[D]. 詹磊. 华东政法大学. 2009
[3]. 金融不良资产估价问题研究[D]. 韩良. 天津大学. 2004
[4]. 我国国企改革中的债转股问题探讨[D]. 麦兆强. 暨南大学. 2002
[5]. 资本经营会计研究[D]. 李玉平. 山东农业大学. 2003
[6]. 广义财务结构论[D]. 李玉萍.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7].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 张仕伟. 西南政法大学. 2017
[8]. 财务困境公司融资拯救的商事法律制度研究[D]. 王小芳. 湖南大学. 2012
[9]. 新制度经济学下金融环境变迁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D]. 霍培红. 河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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