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燕[1]2010年在《父权社会下的吉特鲁德和七巧之比较》文中研究指明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1885——1930)在英国文学史上颇具盛名,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都关注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女性心理都有独特的见解和描述。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儿子与情人》和《金锁记》也都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但很少有研究者对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吉特鲁德和曹七巧进行对比分析。两位女主人公属于文化传统不同的西方和东方国家,但她们的精神实质却有许多相似,本文关注到两位女主人公的诸多共同之处,对比分析在父权社会里两位女主人公人性的扭曲,探索两位女性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偏执变态的母亲的转变过程的不同民族文化烙印,揭示父权社会的罪恶,并对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进行历史和政治上的思考。本文首先剖析父权制社会对两位女性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揭示父权制社会的不幸的婚姻是造成她们人性扭曲、人格变态的元凶,接着对吉特鲁德和曹七巧这两位女主人公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偏执变态的母亲的转变进行对比和分析,展示她们身上体现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烙印。吉特鲁德和曹七巧都进行过反抗,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她们都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但是他们的人性的扭曲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烙印。吉特鲁德偏执地自恋的同时,对儿子的灵魂进行控制,七巧疯狂地虐待他人、变态地占有金钱,两位女主人公的人性扭曲背负不同民族文化烙印有叁个主要原因：一是两位女主人公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二是劳伦斯和张爱玲具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叁是劳伦斯和张爱玲持有不同的女性观。吉特鲁德和七巧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必须以妇女解放程度为尺度,两性的平等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人格和精神上的,女性必须自尊自立、培养健康独立的人格。吉特鲁德和七巧是不同文化传统里的两个艺术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里她们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女性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只有打破父权制社会结构,解决女性问题,促进两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取得平等的地位,培养女性健康独立的人格,实现两性的平等和谐,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道路,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孙凯[2]2005年在《对比分析吉特鲁德和七巧的变态反叛意识》文中研究指明通过对劳伦斯和张爱玲的代表作《儿子与情人》和《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吉特鲁德和七巧由于婚姻不幸,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了变态的母亲的描述,对比分析她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反叛意识。
孙凯[3]2002年在《不幸婚姻下的吉特鲁德和七巧》文中提出戴·赫·劳伦斯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张爱玲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位。他们对于20世纪早期各自所属社会都有细致的观察，对于男女婚恋，尤其是女性心理都有独特的见解。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儿子和情人》与《金锁记》也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很少有人对两部小说中有着诸多共同点的女主人公吉特鲁德和七巧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注意到这两位女性都因为不幸婚姻而由天真浪漫的少女变成了变态的母亲，因而探讨造成这种转变的外因和内因，进而对比分析她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反叛意识。 作者首先对劳伦斯和张爱玲的整体创作进行了对比，分析比较他们在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婚姻和生活经历、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以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方面的异同点。接着对吉特鲁德和七巧进行了具体的对比分析：1)不幸婚姻对女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天真浪漫的少女变成了变态的母亲；2)人的反叛意识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吉特鲁德和七巧的言行则反过来体现了各自的反叛意识。3)人的转变是有原因的，而家庭不和、婚姻不幸对吉特鲁德和七巧造成的伤害是导致她们变态的主要内因；社会中男性权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变更以及金钱势力是导致她们变态的外在原因。内外交困逼迫她们奋起反叛，由于受到女性惯有的爱慕虚容、胆小怕事而内心深处和男性一样有强烈的占有和支配欲等等弱点的局限，她们反叛失败，也因此走向变态。她们的变态使她们失去了女人善良仁慈的本性而使周围的亲人受到无辜的伤害；无辜的受害者又成为了新的悲剧的制造者。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和解决她们所面临的社会和个人问题，我们必将面临更多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女人是社会的一半，家庭问题是女性问题的核心，女性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八硕士学位论文 w MASTER’S TIifSIS 的核心，只有减少不幸婚烟家庭的出现，才能有利于彻底根治社会问题。作为 不同国度的两位作家，穷伦斯和张爱玲尽管难逃其历史的局限性，但都能对不 幸婚姻下变态的女性行为意识及其影响进行深刻的揭示和分析。劳伦斯和张爱 玲在各自小说中所反映的一些针对妇女的丑恶现象在ZI世纪的今天仍旧存 在，因此，展示问题的存在并尝试揭示问题的成因对避免和减少女性问题有着 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陈娟[4]2011年在《张爱玲与英国文学》文中提出论文主要对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创作关系进行深入系统探讨。上编综合论从整体性视角察看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基本轮廓,分析张爱玲阅读接受英国文学的客观背景,与英国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共鸣及所可能受到的实际影响。下编作家论对张爱玲与英国作家进行个案解读,思辨其中或隐或显的相通之处,追溯张爱玲在对英国文学创造性接受中的吸收、借鉴与转化痕迹。其目的是力图从张爱玲与英国文学的关系中理出一个大致明晰的头绪,又同时保持张爱玲与每个英国作家的完整性,并揭示出单个作家与复杂的英国文学集合体之间的丰富关系。上编综合论的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以生命与情感为主线,对张爱玲的创作历程进行概述,分析其中的发展流变,粗略勾勒张爱玲不同创作时期与域外文学的关系以及张爱玲对生命与情感的自我体验在她对英国文学阅读接受中的作用。第二章从张爱玲的家庭环境、求学教育经历及当时的社会时代氛围等客观背景方面追溯张爱玲的英国情缘,并对张爱玲笔下的英国形象及张爱玲所阅读和接触的英国作家作品进行梳理探讨。第叁章从主观方面探看张爱玲对英国文学的选择取向。英国文学中理性旁观的叙述角度、城市生活的题材内容,以及幻灭感让张爱玲产生共鸣,并由这种契合相通进一步拉近了与英国文学的距离。其中,幻灭感是使张爱玲与英国作家之间产生强烈共鸣的关键因素,对张爱玲生命意识的生长也发生着重要作用。第四章从总体角度探寻张爱玲从英国文学中所可能受到的实际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婚姻观、人性透视及反讽艺术叁个方面,彰显出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不尽相同之处,但张爱玲在吸收借鉴过程中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变通与融合。在英国文学总体影响的大背景下,张爱玲与她所喜好阅读的不同英国作家之间又呈现出丰富的关系,其中既有精神体悟、故事内容方面的影响,也有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层面的借鉴以及共鸣相通之处,下编作家论主要以此而展开：第五章主要探讨张爱玲与萧伯纳的创作关系。张爱玲对萧伯纳的接受,不仅来自他们经历的相近,文学梦的相同,也因为在萧伯纳作品里,张爱玲找到了让自己心灵与之共鸣的东西：她欣赏和喜爱萧伯纳戏剧中那份理性的智慧、平明的态度与反讽的艺术,萧伯纳对女性的关注和对女性生命力的表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加深了张爱玲的已有认知。但张爱玲并不是机械照搬,无论在理性之思、平明态度,还是反讽艺术及具体作品的借鉴上,都渗入了个人的体验感悟,并以敏慧的艺术感受进行创造性转化。第六章主要探讨张爱玲与赫胥黎的创作关系。赫胥黎对张爱玲影响最深的表现在人生的怀疑和探问上,赫胥黎的怀疑主义不仅加深了张爱玲对历史、社会、文明的不确定认知,也同时加深了她对个体生命的思索,这种思想共鸣让张爱玲把赫胥黎视为自己喜爱的一个作家,不过随后又因不同的感念体悟而觉得有距离,二者在怀疑的导向层面上存在差异。此外,赫胥黎文本中的阴冷书写和物化手法也强化了张爱玲的艺术感知,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第七章主要围绕短篇小说艺术手法及异域他者形象探讨张爱玲与毛姆的创作关系。如果说张爱玲对毛姆讲故事手法的肯定让她在创作中同样注重小说的故事性,那么相比之下,张爱玲更注重故事画面背后思想内容的启悟,而在对反讽艺术手法的借鉴上,同时注重内容意义的深化,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艺术手法较毛姆更显内蕴。在异域他者形象塑造上,既有对毛姆作品的敏感捕捉,又同时因融入了张爱玲一以贯之的对个体卑微生命存在的感念体悟,而显得更具有通达眼光,张爱玲将毛姆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冲突问题引向了更深一步的思考。第八章主要探讨威尔斯的悲观性预言和想象,以及关于人类生命自然演进的《世界史纲》对张爱玲的影响。威尔斯对张爱玲思想上的影响表现在威尔斯悲观性预言和想象在激发和加深张爱玲个人生活经验感悟的基础上,引发了张爱玲对人类文明毁灭之景象下个体生命的渺茫感受,落脚点是个体生存的有限性,而威尔斯关于人类生命自然演化的《世界史纲》也在一定层面上强化了张爱玲对生命前世来生之虚空的认知,使张爱玲对生命的体认更为深重。第九章主要探讨张爱玲与劳伦斯的创作关系。张爱玲从劳伦斯那里所接受的重要影响表现在用富涵多重内蕴的象征意象切入对人物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描写,以此表征现代人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劳伦斯的生命意识也给了张爱玲很多体悟,在具体的人物形象上也有吸收。但张爱玲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无论在对人物心理情绪空间的表征、月亮意象等表现手法的运用,还是在文本影响的具体处理上,张爱玲都作出了融入自己艺术及生活感思的重新诠释。在结语部分,就张爱玲对英国文学的接受特征、价值成就及论题所带来的感悟进行了阐释说明。
何永贤[5]2006年在《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丑的揭示》文中研究说明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女作家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在上海出生，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随风而去，她的一生既清纯又繁复，既热闹又荒凉。张爱玲早熟早慧，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她有着独特的以丑为美的艺术感情。文章分析了其小说滋生女性丑的社会文化心理，女性丑的审视以及揭示了女性丑的文化意义。 从张爱玲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女性丑的精神源头，同时也能洞悉她其实将丑作为了美的底子，她不赞成唯美派，她认为唯美的缺点并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于是她将丑作为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和视角。然后揭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的冷酷与阴暗和来自自身的女奴意识使原本就不完美但也不坏的女性天性变得畸形、丑恶、疯狂。同时我们透过男性中心话语的层层掩饰，察觉到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的生存实相，我们似乎可以听见女人在痛苦中的哀吟和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穿越时空的恐吓之声。 张爱玲的作品解构了女性神话，以人性欲望的悲剧和女性异化的丑，论述了丑在作品中的种种表象。把对女性观察的眼光凝聚在女性个体人生、人物的内心深处，用凄艳的笔调，诡异的意象，苍茫无际的时空体验，对爱情婚姻生活进行描写，展现了洋场社会里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纠葛，揭示了“爱的死亡，美的毁灭”的悲剧。这种对洋场社会生活的认识，对独特强烈的意象世界的建构，对人生的绝妙观照，表达了她对生命中女性丑的感受，不回避生活中的女性丑态：女儿不再总是温柔纯洁，妻子并非为爱守护家庭、母亲不再总是神圣慈爱。这些由各种原因产生的女儿性、妻性、母性扭曲的丑是张爱玲对女性异化的全面描写，把女性内心血淋淋的面貌暴露于外，该凄怆的内在意义透过具体象征而得到突显，将其内在意象作了某种程度的承传与深化，确证了她那杰出的艺术才华。同时，揭示了女性丑的文化意义。先是揭示这些女性丑的描写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意义，并深刻认识到作品中女性丑的美学价值和肯定了张爱玲自成一格的阴性书写在文学主题上的开创意义。
陈娟[6]2011年在《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张爱玲研究可谓"显学",学界从各个角度进行探析解读,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份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虽然有关注,也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文章陆续发表,但从总体上看,仍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主要就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探讨,认为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过程经历了四类情形,即只言片语的即兴式发挥、概而言之的宏观分析、作品的具体研究、"落到实处"的研究情形等。通过这样概括和梳理,以期更好地推动当前张爱玲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张爱玲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 父权社会下的吉特鲁德和七巧之比较[D]. 解燕. 安徽大学. 2010
[2]. 对比分析吉特鲁德和七巧的变态反叛意识[J]. 孙凯.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不幸婚姻下的吉特鲁德和七巧[D]. 孙凯.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4]. 张爱玲与英国文学[D]. 陈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 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丑的揭示[D]. 何永贤. 延边大学. 2006
[6]. 张爱玲与外国文学研究述评[J]. 陈娟. 理论月刊.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