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青年幸福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思想论文,青年论文,幸福论文,恽代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幸福，作为人的目的和权利，具有恒久而又常新的意义。凡属代表历史前进的一切社会变革活动，无不以人的幸福为宗旨，并把它载入活动的纲领。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理论家和青年运动领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以《光华学报》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批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他的思想不仅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而且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从学生时代开始，恽代英就将“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作为自己奋斗的人生目标，并以此为动力进行不懈的努力，将自己的“小我”幸福与广大人民的“大我”幸福紧密联系起来，为帮助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推动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如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对恽代英的相关幸福思想进行研究探讨，对于引导当代青年追求人生幸福之生活，探寻人生幸福之真谛，培育科学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青年认知幸福之起点：“不得无谓之虚荣” 幸福是个复杂而深刻的多元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它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的迫切需要得以满足或部分满足时极度快乐的个体心理体验，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幸福，理解幸福人生的原理，才能真正感到幸福。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常常把幸福与人的寿、富、贵等因素联系起来，用封建的道德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完全剥夺了劳动人民享受幸福的权利，使人们认为幸福遥不可及。为了倡导青年正确认识幸福，恽代英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君权神授”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出：“彼既富且贵，夺天下人之脂膏以自享，虑天下人群起而诘之，则假宗教以立说。曰人生于天，各有其分，而分各不同，我生而富贵者也，汝等生而贫贱者也，生而富贵则不能为人夺，生而贫贱，则不能夺于人。不能夺而欲夺焉，则是逆天之命，所谓乱分也，所谓不安分也，所谓希冀非分也”[1]。在《论信仰》中，他坚决反对封建统治者将孔孟之道当作教义来愚弄人民，并从信、爱、智的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树立了几千年的“圣贤”偶像提出了有力挑战。恽代英认为，盲目信仰“不过引导吾人于迷惑愚妄之境地。使吾人倒行逆施，自绝于进化之门，不为有益，但有害耳”[2]。他提倡青年要积极思考，“扬弃”地学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信圣人而不疑，即终不能知不能为”，这是“自阻进步之法”[3]。 20世纪初，伴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民族危难日趋深重，广大民众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甚至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难以保障。面对民不聊生、动荡无序的社会境况，恽代英引导青年既要正确认识幸福，更要正确看待物质需要，不要铺张浪费。他指出：“今人有为不得无益之衣饰，不得无谓之虚荣，而感其苦者，此等之苦，皆求者之自取也”，“皆以求而不得之故，而所以求而不得者，则以所求过奢故也”[4]。恽代英大学毕业后，先后就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等职，无论职务或地位有什么变化，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资助革命和帮助他人。他经常说，我们吃的米是农民种出来的，穿的衣服、住的房子、用的纸张是工人制出来的，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很多很大，怎么能不去努力帮助别人呢?这就是恽代英之所以有钱不图享受，专门助人为乐的原因。 为了帮助青年正确看待物质需要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恽代英对产生不幸福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从人与衣食住行关系这一浅层次着手，指出：“大抵非极端明白，极端淡泊之人，于衣食住等有密切关系之事物中，不能不觉有所谓苦乐”，并表示“诚不能期人人为以箪瓢屡空不改其乐之颜回，肘见踵决歌声如出金石之原宪，故于此等为生存关系而感觉苦乐之人，不能加以苛议”[5]。但现实中的多数人毕竟不是颜回与原宪，他们关心更多的仍然是生存问题。恽代英认为，如果真是为生存关系而感觉痛苦和快乐，那么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的法则就更容易明白了，人们也就不会认为世事可厌了。既然世事不可厌，那么为什么天下许多人又以为人生多苦呢?即是“吾意一方面扫除社会间一切不平均不合当之事，一方面打破个人一切过分之欲望，于是人间而天堂矣，何苦之有”[6]。 二、青年体验幸福之源泉：“心灵的愉快” 物质需要是人的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这种需要在得到实现或部分实现时所产生的物质幸福，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具有迫切性和重大价值，但是人的需要和幸福是全面的、多样的、复杂的、历史的，生存的需要满足了，发展的需要就摆在了第一位。物质的需要满足了，精神的需要就摆在了第一位。恽代英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就较早地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幸福与物质幸福、物质享受等同起来，更不能把幸福仅仅归结为物质幸福。他指出：“所谓有幸福的生活，并不仅指衣、食、住的享受；比衣、食、住的享受更重要的，便是心灵的愉快”[7]。在物质幸福基本得到保障之后，青年应当积极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幸福的实现。倘若缺乏高尚的精神追求，满足于低层次的物质幸福，缺乏高层次的精神幸福，就会造成精神空虚，丧失高尚的精神生活，甚至使人滑向堕落的道德深渊。 一方面，恽代英对知识的渴求就是一种充满文化快乐的幸福生活体验，一种追求知识的精神幸福。在少年时代，他就目睹了遍地狼烟、满目疮痍的祖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广读各类书籍，每天都坚持写作、译文，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学说来武装自己。1913年，他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一班，其后进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专科学习。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五年求学期间，除按照哲学专业课程的要求，阅读了从《周易》到经书、子书、伦理、哲学史和印度哲学等书籍外，还把自己的宿舍取名为“读万卷书斋”，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教育、卫生，还是化学、无线电的书籍，佛教、基督教的经典，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用文字表达思想，用笔尖书写人生，并以此为乐。1914年10月，年仅19岁的恽代英便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发表首篇学术论文《义务论》，这篇否定帝国主义、憎恨战争、向往大同世界的论文一发表，立即被南洋出版的《舆论》转载，引起国人瞩目，成为“投稿之一新纪元”[8]。据不完全统计，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和工作期间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他不把物质利益作为人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而是把学习思考作为人生之乐趣，在研习写作中领略“此笔奇境”“仿佛若仙助者”的幸福体验。 另一方面，恽代英的幸福体验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学术研究上，而是将读书学习赋予了爱国、救国、建国等新的时代内涵。1918年7月，中华大学校长陈时正式聘任恽代英为中学部主任(即校长)。从此，恽代英开始为“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而奋斗。1919年1月，他对中华大学中学部的教育教学进行全面改革，提出要培养为社会造福、为民众谋利、振兴国家的“刚锐”青年。他明确规定训练之最高理想是“勤敬”，分“活动”(活泼、劳动、向上、勇敢、博爱、知时)和“切实”(守规、纯洁、诚实、精密、恒久、谦和)两项，以期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形成“利导人类可陶冶的本能……使各种本能合当发达，社会由之改进”[9]。五四运动时期，恽代英在领导青年参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广泛号召青年“欲求实在有裨于国，只有各发天良用国货，注意国事，为国家做事”[10]。同时，他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期间，严厉批判了青年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错误主张，提出了青年的四个“合当的求学目标”：“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要知道社会需要甚么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要知道甚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甚么需要，到甚么样的程度；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那一种的需要。”“求学而不顾社会需要，若非求学不成，便是成而无益于社会。否则亦是只在不急要不必要的方面，供给了社会，而社会上急需必要的需要，仍然得不着相当的供给”[11]。从这个角度而言，恽代英是把对幸福的体验建立在物质欲望满足之外的，特别强调青年对幸福的感受体现在内心需求和责任实现上，从而真正体验心灵愉悦之情，快乐幸福之感。 总之，重视精神幸福是恽代英青年幸福思想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他用自己一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证明了精神幸福是最高级、最高尚的幸福。只有不断地追求精神幸福，才能自觉地开创属于自己、属于人类的幸福生活。 三、青年创造幸福之路径：“惟有力行” 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的劳动实践中，人的真性情得以舒展，人的本质力量得以释放，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情感得以愉悦，正是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劳动过程中，人们创造幸福。创造性的劳动不仅是人获得物质幸福的必由之路，也是人获得精神幸福的必然条件，是获得幸福的根本路径和首要方法。这样的富有创造力的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2]，这种劳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幸福。一方面，通过劳动，人们不仅为自己的生存创造出美好环境，也在享用自己创造的物质成果的过程中，体验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人们不仅提高了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获得了稳定的价值属性，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从而产生一种生理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幸福感。 1.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去改造自己，在树立人生崇高信仰的过程中来创造人生幸福 恽代英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次表示“欲立人者，不可不先己立”[13]，要改造社会必须先要改造自身。他在中华大学读书期间，就反对坐而论道，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认为只有将读书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了解到“近代社会的实际情形”、“革命的主义与政策之真正意义”[14]，才能找到自身与社会需要的差距，从而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恽代英不仅特别强调对社会进行考察，还身体力行。创书社、建工厂、主办平民教育社和乡村学校等，广泛和社会接触，与工人农民交朋友。最为可贵的是，恽代英敢于否定“旧我”，对自己过去所受的错误思潮影响毫不讳忌，严于剖析，自我批判。他热烈追求各种新思想，但又不迷信、不盲从，全都要放在实践中检验，从而在取舍中，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终生信仰的“光明之灯”，也照亮了其人生的幸福道路。 2.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在不断探索爱国、救国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创造幸福 青年恽代英特别注重“行”，反对空谈，反对无休止的争辩，提倡“力行”。在《力行救国论》一文中，他指出：“吾意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不力行，则能力不能切实而增长；不力行，不能有明确之责任心；不力行，不能有容异己者之量；不力行，不能感化他人而联络同志”[15]，青年要摒弃光说不做的恶习，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才能救国，否则就不能“为国家社会效丝毫之力”。在声援五四运动中，恽代英始终带领着广大青年斗争在革命的最前沿，高举“劳工神圣”的旗帜，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沿街发传单、做演讲，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用自己英勇果敢的爱国行动探索着改造社会的真理，发挥着先锋桥梁作用，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去，使青年看到了实现幸福生活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恽代英也是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恽代英与林育南等便在黄冈初步尝试宣传发动农民，认为他们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党的“一大”后不久，恽代英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16]。“二七”惨案后，恽代英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农村，组织青年“以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唤醒农民自觉养成反抗地主、军阀、官僚、乡绅之勇气，并训练其团结为宗旨”的暑假农民运动委员会[17]，与青年一道深入农民之中，宣传革命思想，使广大农民逐渐接受了党的革命主张，认识到创造幸福生活的正确方向，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3.十分理解、关心、热爱青年，用实际行动去影响青年投身到创造幸福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 1917年，恽代英创办了武汉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该社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他经常利用假期带领社友登蛇山、游黄鹤楼，历青山、谌家矶等地，或步行、或登山、或荡舟，“茗谈”国事，抒发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讨论改良社会和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引导青年为国家和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和邓中夏等一起创办了《中国青年》并主持该刊的编辑工作，他发表论文与通讯200余篇，指导全国革命青年，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和现状，指明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洪流，成为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恽代英并非用空泛的说教，而是将革命道理用青年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告诉青年“与其从理论的书籍入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入手”，对有志青年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做最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是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参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是有收入时至少捐出十分之一做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18]。对青年密切关心的学习、工作、爱情、婚姻、生活等问题，恽代英都热情回复，答疑解惑，想方设法解决青年的实际困难。当时，恽代英在青年中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正如郭沫若所言：“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9]。 四、青年传递幸福之基石：“牺牲小幸福以求大幸福” 任何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个人的幸福并不能独存，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幸福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包含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是对立统一的，“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20]，“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21]。恽代英在拟“人生目的”的纲目时曾表示，“人畏死而求生，则必须牺牲小幸福以求大幸福，即为自利而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22]。 1.实现社会“大幸福”，个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 思想道德是人的立世之本，也是正确幸福观的人性根基。追求幸福最为重要的就是立德做人。恽代英认为国家要强盛就必须振兴中国社会事业，必须加强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性修养。只有每一个人在从事社会事业中从“公德”、“公心”、“诚心”、“谦虚”、“礼貌”等八个方面修身养性，陶冶品行和涵养道德，才能改变社会风俗，增强中国国力，培育社会善势力，这是“救国之唯一方法”[23]。在互助社成立之初，恽代英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格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与学识相比，品德是排在第一位的。只有学识没有品德，那些学识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在互助社内部，恽代英曾目睹一些青年沉湎于吃喝嫖赌的腐朽生活，就备感郁结和愤怒。他提出“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智，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要求青年做到“仁爱、恕、忍、互助”[24]，通过“兴办通俗讲演团、通俗学校、通俗图书馆、公共游戏场”和“兴办公共卫生、修筑道路桥梁、贫民乞丐处理、赈济事业”等[25]，帮助青年在服务社会中不断加强自身品德修养，博得全国广大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许多青年纷纷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2.要注重培育“善势力”，倡导与人为善的社会风貌 自古以来，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以行善为美、以行善为乐既是个人追求幸福的目标，更是青年实现人生幸福的应有之义。恽代英指出：“凡为自身谋幸福者，自然趋而为善”，即“人类为自身之幸福而为善”，可以通过培养“善势力”来“使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26]。他认为人们善的观念的由来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反复经验的结果；二是心理同情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吾人善之观念，乃由吾人祖先之遗传，社会之习惯，自身之扛经验，与心理同情之作用相混合而产生之物也”[27]。可见，“善”的价值取向就是自身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恽代英认为：“所谓善者，即吾人幸福即吾人最大幸福之所托”[28]。正是在这种高尚道德情操的指引下，他坚持不懈地自助助人，每天粗茶淡饭，只求果腹，省下的薪金用于缴纳党费或是投入到他创办的书社，因此，许多朋友都称赞他像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恽代英在草拟的《互励文》中就指出：“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29]，提出了“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是非标准，希望引导青年通过改造社会、自律助人来不断培养“善势力”，增强“善观念”。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恽代英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善”是人生最大幸福的依托，人们在寻求自身幸福的过程中自然就会行善。所以，通过培养“善势力”来“使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则道德进化之处多，退化之处少”[30]，从而营造社会善良的幸福氛围，是大有所为，大可作为的。 3.要有“牺牲小我幸福”的奉献精神 恽代英始终认为“杀身成仁”是青年的权利不是责任，从自利出发最终达到为国家社会牺牲的大利，实际要表达的是从个人幸福出发最终达到为国家、为社会牺牲的社会幸福的统一。他还认为“爱国总要克己，人须舍得牺牲个人利益才能救国”。1919年5月19日，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在文字中抒发“救国须力行”的感慨：“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31]。在豪情壮志的激励下，恽代英迅速成长，在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青年工作，将毕生精力和生命全部献给了党和壮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36岁。在狱中，他留下气壮山河的一首七绝来表达自己不畏牺牲的心境：“浪迹江湖忆旧游，古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32]。这充分表现了他为实现人类“大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豪情壮志。 五、启示 综上所述，尽管恽代英并没有对幸福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其幸福思想散见于他大量的论文著作和革命实践中，但是他把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正确认知幸福、充分体验幸福、努力创造幸福和自觉传递幸福四个方面中。这四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蕴含人生哲理的幸福思想。恽代英青年幸福思想，体现了他追求幸福生活、积极向上的昂扬精神和为国牺牲的崇高境界，宛如浩瀚大海中的一盏航灯，对当代青年树立科学正确的幸福观，激励青年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幸福事业之中，具有重要的启示： 1.坚定理想信念是青年认知幸福的基本前提 恽代英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一生的理想信念决定了他的幸福追求，是他坚持革命斗争的原动力。“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广大青年要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更加主动地加强马列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大力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历史优秀传统融入时代发展精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土壤正确认识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基本国情，系统运用科学理论，在努力成长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幸福道路上，不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培养爱国情怀是青年体验幸福的不竭动力 从响应五四运动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运动，恽代英在探索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为最终目标的革命道路中，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和任务，都做了深入科学的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一切最基础的原动力就是爱国主义。爱国是一种感情，更是一种责任。广大青年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把我国历史的血脉源流融入到改革开放的现实国情中，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构建爱国主义新平台，开拓爱国主义新空间，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让爱国理念入眼、入耳、入心，潜移默化地强化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积极投身于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洪流中，用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青春正能量。 3.勤于社会实践是青年创造幸福的重要途径 恽代英领导的五四运动，为知识青年开创了结合社会、结合工农的好传统，正是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中恽代英不断书写着追求幸福人生的光辉篇章。当代青年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实践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深入田间地头、基层一线，受教育、得锻炼、长才干，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时刻牢记尊重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要树立为民服务的“大气魄”，拥有爱岗敬业的“高姿态”，练就干事创业的“真功夫”，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中不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贡献青春力量。 4.锤炼道德品质是青年传递幸福的根本保障 国无德不立，人无德不信。恽代英作为当代青年道德学习的楷模和典范，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将争取民族独立富强、追求自由民主进步的幸福思想传递给广大青年，彰显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本质，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蕴。广大青年要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自觉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梦，将个人的幸福融入人民的幸福，尽情迸发青春的活力，尽情挥洒青春的智慧，尽情展示青春的价值。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牢固树立崇尚劳动、崇尚奋斗、崇尚奉献的人生观和追求真、善、美的幸福观，在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大熔炉中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实现人生幸福的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