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洲：“和平崛起”与外交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亚洲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在和平地崛起，中国必须和平地崛起，没有和平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和平也没有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与“新思维外交”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之源头可以追溯到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
从90年代后半期逐渐形成并仍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与时俱进”的思维，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是“内（政）外（交）结合”的思维，它既注意到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又注意到国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既体现时代性又富于创造性。
至于中国的“新思维外交”的全面实施，则是同新世纪、即21世纪一起开始的。
在21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中国外交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2001年3月在海南举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鳌会议”；5月在上海主办了APEC领导人会议；11月在泰国东盟峰会时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之内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了WTO，完成了漫长而曲折的“入世”谈判过程。此外，就在同一年，中国“申奥”取得成功。
其后，在2002年、2003年，中国在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与日本、韩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中国积极推动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上述一系列动向反映了中国“新思维外交”的第一个特点，这就是对多边外交从消极转向积极，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冷淡转向负责。
中国“新思维外交”的第二个表现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中国做出迅速的反应，明确表示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各国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线上，同时在反恐斗争中加强同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大大地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
笔者理解中国的“新思维外交”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在外交姿态上，表现出理性、灵活、务实、细致、谦虚和建设性的姿态。
在外交风格上，表现出“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努力树立既“决不当头”又“有所作为”的国家形象。
在外交方针上，强调外交要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特别重视经济外交，并且充分考虑到国内稳定与对外关系稳定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平崛起”需要将外交新思维推向新的高度
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为了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一个大国的崛起，为此不能不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崛起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二是如何正确应对当今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三是如何正确引导伴随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民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是防止由于自身发展而引起的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的膨胀。总之，对于中国的崛起，外部世界需要一个认识中国、适应中国的过程，中国自身也需要一个实事求是地认识自我和适应过程。
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从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凡是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伴随战争的崛起。由此可见，大国的崛起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非“水到渠成”那样简单。正如日本的一位评论家所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它的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乃至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心、戒心、嫉妒甚至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至少有三点不同：其一，当今世界军事武器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毁灭整个人类世界且绰绰有余的地步，因此今后任何大国依靠战争实现自身崛起的道路已经走不通，换句话说，一个和平的世界不仅是中国崛起的需要，而且永远是中国所要追求的目标。其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要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当今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的人口总和才不过七亿左右，这些国家是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实现工业化的，而一个其人口接近所有主要工业国人口总和两倍的、统一的中国，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必然带来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新问题乃至各种不确定因素。其三，正是因为中国崛起的规模之大、问题之新，我们应该对中国崛起过程的困难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持冷静、客观、理性的估计，要更加认识到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和平的保证是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的。
具有悠久的东方文明传统的中国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列强崛起过程的、“和平崛起”的新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课题，也是属于世界的课题；它不仅要求我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也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它不仅要求我们发扬科学技术的创新精神，而且也要求我们继续虚心地从世界各国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虚心地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它必然要求我们进行外交上的创新，以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好地维护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新思维”的脱颖而出应该说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需要、历史的使命。
外交新思维之中的“对日新思维”
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然而，中国的外交新思维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崛起而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还要“睦邻、安邻、富邻”，与邻近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以实现整个亚洲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亚洲的和平崛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战结束以来，在亚洲首先是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我们高度评价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并希望日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期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本继续的和平发展，能带动整个亚洲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为给亚洲落后于欧美的漫长历史打上句号而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推进对日外交是中国实行“和平崛起”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相信，已经延续了数年的、由众多学者、外交官以及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参与的有关对日外交的思考过程，即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将借力于“和平崛起”外交战略的研究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所提倡的“对日新思维”是整个外交新思维、特别是“对亚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以“对日新思维”来增进“对亚新思维”；又以“对亚新思维”来推动“对日新思维”。从长远看，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亚洲地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反过来说，加快亚洲合作、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也是推动中日关系的重要动力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当然，中国的“对日新思维”需要日本的“对华新思维”来呼应；中国重视对日外交需要日本重视对华外交来配合。当前，特别是能源问题、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东亚地区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合作等问题正在成为对中日两国“新思维外交”的重要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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