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试论文,西学论文,科举论文,福建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其对科举试题的冲激，以及士人的反应，值得注意与研究。本文拟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李之藻赴福建主持乡试出的“天文”试题为例，探讨利玛窦传入西学对该次科举的冲激，以及士人的后续回响。
李之藻，字振之，号我存，浙江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会试第六，殿试二甲第五。礼部观政，授工部主事。①对他的生平研究，以方豪《李之藻研究》最为人称道，两度提到万历三十一年他与翰林院编修陈之龙赴福建主持乡试。②龚缨晏、马琼介绍李之藻生平新史料，福建乡试为他仕宦活动一项重要事迹。③郑诚在补正李之藻家世与生平事迹时，在茅维辑《皇明策衡》中找出福建乡试策问“天文”试题，认为它与主程司文皆出自李之藻，似受利玛窦西学影响，还对与试士子黄鸣乔等人有影响，郑怀魁与李之藻因此试题而交往。此外，还提到利玛窦认为那是一道数学题，显示利玛窦知道此事。④在郑诚研究李之藻福建乡试与西学关联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利玛窦传入西学在策略上对李之藻乡试“天文”策论之冲激，以及士人的后续回应。
由于中西自然知识传统迥然不同，加上科举考试有其长远传统，利玛窦传入的西学是一项前所未见的另类学术，不可能直接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为了探讨利玛窦传入西学对李之藻福建乡试策论试题的影响，首先有必要厘清西学传入前，传统自然知识与科举试题间的关系，过去研究触及科举试题与传统自然知识的关系。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认为理学主导下的教育与考试关注儒家典籍，排除科学与自然哲学。⑤相对地，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研究明清科举考试中的自然知识，特别是在策问试题中，科学或格致学与科举的关系。⑥对艾尔曼认为科举考策问对明代自然学的发展有贡献，李弘祺则较为审慎，持保留的态度。⑦另一方面，艾尔曼认为明代科举策问试题要求士子采考据方式回答，或为清代考证学的来源。⑧由于利玛窦借格物穷理或格致学之名来传入西学，⑨加之他有意识地引入西学及其根据，⑩因此，明末中西两种学识传统遭遇时，涉及其背后的根据或考据的问题。尽管艾尔曼将自然学与科举考试关系的重点落在格致学，不论明清科举考试策问试题涉及的内容，“虽然没有把历史看作学术研究关注的重心，但要考生从历史的角度对试题予以回答。”(11)这点适用于李之藻福建乡试策问试题，似乎可从此角度来分析李之藻福建乡试“天文”试题。
由于这道“天文”试题是首次出现西学与科举试题间的关联，因此引起笔者的兴趣，接着追问下列问题：利玛窦对中国学术与科举有何认识?面对中西两种自然知识传统的遭遇，他采取什么策略传入西学，又是如何影响李之藻?明代禁止私习天文，何以李之藻能出一道天文试题?在什么历史情境下，利玛窦为李之藻带来什么冲激，使他会在福建乡试中出道与西学有关的天文策问试题?过去是否分析那道试题的要旨为何?他出题的目的为何?这一试题与自然知识考据有何关系?过去是否对该题主司程文加以分析?此次乡试的天文策问试题对西学的推展起了什么实质的反应?为什么《皇明策衡》收录的天文试题，利玛窦认为那是一道数学题?在参与乡试的部分士子以外，该试题还有何影响与反应?这一事件在西学传播上，以及西学与科举的关系上有何重要的历史意义?
万历三十一年秋，李之藻赴闽主持乡试，被认为是首位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一道与西学有关试题的主试官。然而笔者分析那道“天文”试题，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字明确提到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12)即使“相应的策对呈文则有西学痕迹”，(13)还是谈不上他出题来测验士子们是否了解西学。因此我们另辟蹊径来了解李之藻福建乡试所出策论题的历史背景，以及此事对士人产生的影响。
在明末中西自然知识传统的遭遇与冲撞中，身为先驱者的利玛窦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注意到中国自然知识不像西方科学有其原理、公设或假说方面的依据，因而由他传入的西学，包括世界地图在内，直接或潜在地挑战中国传统自然知识，起始了对中国传统自然知识辨的问题。就像顾颉刚质疑许多中国古代史记载缺乏证据，因而撰写《古史辨》，在中西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知识传统的遭遇与冲撞中，面对其间的差异，迟早会产生哪种自然知识更有依据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知识辨或自然知识考据。
笔者发现：利玛窦关切科举考试，并认为传统自然知识存在颇多错误。为吸引士人学习西学，他采取一种较隐晦的策略，在世界地图中以西方自然知识来考据传统自然知识，吸引李之藻学习与刊刻《坤舆万国全图》，成为李之藻赴福建主持乡试出天文策问试题的历史背景。由于策问要考生采考据方式从历史的角度回答，虽然李之藻出的天文试题中没有一个字明白地提到西学，其中却隐含着以西学来考据传统自然知识，吸引士子追问，而后再当面详细说明。这一策略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尽管那只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尝试，可是却意外地引起户部郎中郑怀魁的兴趣，在发榜后造访李之藻。李之藻出示测天仪器，当场进行实测，改变郑怀魁原先对西学存疑的态度。而后李之藻赴张秋任都水司郎中。万历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调处州知州，李之藻遭到降职待补，有更多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书稿。三十五年，李之藻到处州拜访，郑怀魁乃将刊刻之事交由丽水知县樊良枢。质言之，利玛窦激发李之藻福建乡试出题，其中蕴含的西学又激发郑怀魁后续反应，这段曲折的历史成为17世纪初首件西学与科举间关系的重要案例，也是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
二、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隐晦策略与其在自然知识考据上的蕴义
在中国传教史回忆录中，利玛窦注意中国学术尊崇孔子，长于伦理学，以及科举考试。南昌期间，利玛窦在府城内邻近府台官署处购得一屋，使他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目睹万人参与乡试的盛况。(14)南京时期，在自然知识方面，他与士人有不少互动，使他认为中国传统自然知识有许多错误。(15)他将诸多西方自然知识纳入《山海坤舆全图》中，但是那时他似乎尚未将西方自然知识与科举关联在一起。
利玛窦获准居留北京，吸引朝臣与士人至其居处参访。万历二十九年夏，在初次拜访利玛窦时，李之藻看到屋内挂置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请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始知自己早年所绘舆地图，(16)不知西方世界地理与其中有关宇宙、自然哲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乃向利玛窦学习世界地图中的地理与自然知识。过去对利玛窦世界地图虽有不少研究，(17)似乎尚未从跨文化知识传播观点来看《坤舆万国全图》吸引中国士人的策略，其在自然知识考据上的蕴义，以及对李之藻的冲激。
带利玛窦入肇庆的罗明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地理，参考罗洪先《广舆图》，采用计里画方的表达方式，绘制一本《中国地图集》，以拉丁文标示图中的名称。(18)利玛窦做反向的事，他尝试将西方地理知识引入中国。他可能看过罗明坚绘制的中国地图，见过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的世界地图，(19)在不同时期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中，加入一些不同于西方世界地图的看法或自然知识，使它们与欧洲当时的世界地图有异，(20)也与中国地图制法迥然不同。
由于他没有机会在华建立制度性的教育机构，除了私下教授极少数士人以外，利玛窦的另一策略就是在世界地图中纳入许多自然知识来吸引士人。在《山海坤舆全图》中，利玛窦可能已开始发展出一个跨文化与跨学科领域的策略，将宇宙、天文、历算与自然哲学等自然知识纳入其中。可惜的是，此图似已失佚。因此，我们的焦点就落在现存《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从他老师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两部著作《沙氏天球论评释》(21)与《天地仪说》(22)中，撷取部分内容零散地纳入其中，除了地球表面的诸大洲、海及各国所在的经纬度数的地理知识以外，还有相当丰富的宇宙、天文、历法与自然哲学等知识在内。它们反映利玛窦的策略，借此吸引中国士人注意西方自然知识。兹将图中关键要点分析于下。
他引述《元史》来显示中国地表所测各地昼夜长短不一，并反映较中国古人，元人在地理疆域上是最远的，提出的说法却有其方法上的根据。比起元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自更远的远西，何况在《坤舆万国全图》中还有一些更清楚的方法或理论的依据。
《元史》云：“日出为昼，日入为夜……”此所云地中，盖指中国之中而言，然论昼夜长短，各处不同，则其法固有据矣。缘自古测景无如元人之远者，故能发古人所未发耳。录此案考。(23)
这段引文将图中地理知识以外的特色与考据相关联，在自然知识考据方面具有两点蕴义。
首先，利玛窦引入西方自然知识直接或潜在地挑战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例如，在另一段文字说明中，他以地圆说挑战传统地方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24)其次，利玛窦一方面借历史文献《元史》来支持他是来自远西的耶稣会士，有一些更清楚的经验或理论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在根据上又可能挑战中国典籍或历史文献中的传统自然知识，提供明显的对照。
在明末中西自然知识传统的遭遇与冲撞中，身为先驱者的利玛窦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注意到中国自然知识不像西方科学有其原理、公设或假说方面的依据，因而在他传入包括世界地图在内的西学中，直接或潜在地挑战中国传统自然知识，起始了对中国传统自然知识考据的问题。(25)质言之，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表达他运用西方自然知识来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讯息。
学者注意《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地圆说、九重天水晶球体系与四元行说等，焦点在其科学内容，(26)似乎尚未注意前述策略在自然知识考据方面的蕴义。笔者发现，利玛窦采取一种较为隐晦的策略，未明白表达其在自然知识考据方面潜藏的蕴义。一旦世界地图引起士人兴趣，向利玛窦追问与学习时，他俟机向他(们)表明图中自然知识在考据方面的蕴义，李之藻就属于这类深感兴趣的追问者。根据利玛窦记载：
李我存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当余初抵北京时，彼正任工部高职，并为一极具才智之博士。少年时曾绘一中国全图，图上有十五省，颇精确，以为天下尽在于此。及见吾人之《山海舆地全图》，始恍然知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彼智慧极高，故对吾人所言地之广、地为圆形、地有两极、天为九重，以及太阳与其他星辰远较地球为大等真理，与他人所难于信从者，均易于领会。于是乃与吾人密契无间，遇公务不羁身时，即渴欲研究是项科学。(27)
当时李之藻为营缮司主事，用工部资源协助刊刻更新的世界地图。万历二十九年秋印制较前更大的世界地图，取名《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坤舆万国全图》期间，李之藻继续向利玛窦学习相关自然知识。在丁先生《沙氏天球论评释》与《天地仪说》中，他选择难度较高的《天地仪说》学习。三十一年七月，奉命前往福建主持乡试，暂停向利玛窦的学习。返京后不久，升工部都水司郎中，赴张秋治水。直到三十三年京察降职待补，专注于《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完成该书，由处州知州郑怀魁协助出版。从学习与刊刻世界地图，到出版《浑盖通宪图说》的过程中，福建乡试的策论题在其间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值得分析探究。我们先分析福建乡试的策论题，而后再处理其策略影响到《浑盖通宪图说》的出版。
三、李之藻福建乡试“天文”试题与其策略
明代禁止私习天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不在禁止范围内，因此科举考试可出天文试题。李之藻初会利玛窦，见《山海舆地全图》时，已知中国地理知识不如西方，缺乏利玛窦世界地图中有关宇宙、自然哲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知识的依据，因此他努力学习西学。主持福建乡试时，他将利玛窦的策略延伸到策论试题及试后说明，使西学与科举产生关联。
(一)明代禁止私习天文，为何李之藻仍可出天文试题
万历三十一年七月，诏“命编修陈之龙、工部员外郎李之藻往福建……各主考……主乡试事。”(28)显示在此以前，李之藻已升员外郎，官从五品。借着主持乡试之便，李之藻出了一道“天文”类策论题。
明代禁止私习天文，为何李之藻却可以出“天文”类试题?根据《大明律释义》，禁止私家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
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
释义曰：……天文日月星辰之属，谶即古谶纬之书，皆即天文而预言世道治乱休咎之事也，此皆所谓应禁之书也。……私习天文，则知推步测验之法，未免妄言祸福，故亦杖一百。赏告者诱之使告，则人不敢收藏私习也。(29)
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只短暂在位十个月，他知道国业创建不易，任命杨荣、杨寓、杨溥三人辅政，积极推动有利国政的措施。在天象方面，他期望臣子们学习，因此臣子们不在禁止学习天文的范围内。
仁庙一日语杨士奇等：“见夜来星象否?”士奇等对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对曰：“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上曰：“此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国家大臣与国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历祥异赋赐群臣。(30)
依此类推，科举考试出天文方面的题目也不在禁止凡人私习天文的范围之内。
(二)利玛窦对李之藻试题的影响
万历年间，利玛窦入华传教，曾教少数士人学习西方自然知识。目前所知，其中较有名的有韶州期间瞿汝夔，他追随利玛窦学习并翻译丁先生《几何原本评论》首卷。(31)南京期间，有瞿汝夔、李心斋的两名学生，以及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人，学习天文学与四元行论等自然科学知识。(32)北京期间，则有李之藻、李应试、徐光启等人。(33)其中瞿汝夔未取得功名。王肯堂是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利玛窦在南京居留时，他已致仕。李应试是致仕的锦衣卫官吏。(34)李之藻福建乡试后次年，徐光启中进士。因此，到万历三十一年七月为止，在追随利玛窦学习西学的士人或官员中，只有李之藻有机会主持乡试，出科考试题。
李之藻在赴福建主持乡试期间，暂停他随利玛窦的学习。在中国传教史回忆录书稿中，利玛窦提到李之藻被派赴福建主持乡试，还知道他出了一道数学试题，反映出向利玛窦学到了什么，显示李之藻曾告知利玛窦他所出的那道考题的内容与策略。
Il Lingozuon fu mandato l' anno passato a esser superintendente dell' essame de' licentiati della provincia di Fochien,dove sono i più famosi letterati della Cina.E fra gli altri temi the diede per componere,fu uno di cose di mattematica,nel quale dava mostra di quello che aveva imparato.(35)
去年李我存受命前往福建省主持乡试，该省在中国出了许多极具名望的士人。除了其他试题，他出了一道数学试题，显示了他〔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36)
在亚里士多德学科分类中，天文学属于数学的一支，与自然哲学存在界域的不同，(37)16世纪、17世纪出现一些跨越二者间界域的努力。(38)对利玛窦而言，天文学仍是数学的一支，因此他认为李之藻出了一道数学试题。
(三)李之藻“天文”试题与主司程文及其策略
李之藻如何在其主持福建乡试的试题中反映利玛窦所述“他出了一道数学试题，显示了他〔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呢?笔者追问其背后的策略，发现李之藻虽学习西方自然知识，但将此隐藏在心中，表面上顺着原先策论试题要求士子根据历史典籍采考据方式回答，以一种较隐晦方式来呈现他习得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内容在自然知识考据方面的蕴义，在结语中略微透露出他对士子学习西学的期望。
1.“天文”试题与其策略
根据《皇明策衡》，李之藻“天文”策论试题约有290字，(39)其要旨值得注意与分析。
首先，依照儒士天地人三才的理念，人居于天地之中，通晓天文地理。因此提到许多与试题有关的天文、历算与地理之典籍或历史文献，如《尚书·尧典》敬授天时传统，(40)《尚书·禹贡》地理传统，(41)源自《诗经·小雅》地理上的疆理，(42)《易经》天道等等。从他学习过《坤舆万国全图》中西方自然知识来看，觉得传统典籍或历史文献中的诸说有些混淆，要求士子们说个大概。
问：敬授者稽天，疆理者条地，士戴堪而履舆，通天地人而曰儒，不当诿云分外。岁月日辰，必有其故，广轮沿革，今古兼资，经术经世，于此窥一班焉。他不具论，《易》之于天道则备矣。九州岛之迹之具于《禹贡》也，而士不尝闻乎?六籍之绪，众说之淆，天文地理将不胜穷，则载籍有余，师第一一能为折衷，而巫韦、章亥不足诧也，姑为我言其略。(43)
引文中的巫韦或指韦昭注“巫，主接神”。(44)章亥指大章与竖亥，根据《淮南子》，“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其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其十五步”，(45)两人分别受大禹之命，以量地宽。
其次，天文、历算与地理等传统自然知识的兴起，包括禁止私习天文，《大统历》沿用与改进元《授时历》，以及《大明一统志》沿袭《大元一统志》等所做的改进。但从他学习《坤舆万国全图》西方自然知识来看，天文、历算、地理等传统自然知识存在许多可商榷与订正之处。
且夫历算奚起，地胜奚扢?司天之家，孰师心而启千古之聩?舆地之学，孰授简而储一代之典?夫灾祥，私习有禁，而《大统历》以前民用汉，地形阨塞，不在诸侯王。今《一统志》，铅椠常物，统纪条贯，可得闻欤。说者谓：历诚精然，第据觚算，至诚备顾，秖撷菁华。吾欲引经术之微，课历算之奥渺，寻经济之实，砭《统志》之膏肓，意其间多可商订者。(46)
最后，基于《坤舆万国全图》西方自然知识，他期待闽士能够“窥平子之宪，操子云之缇”，学习西学，使自然知识能精益求精，以至于不朽。
令益精益备，蔚为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窥平子之宪，操子云之缇，夫闽殆有人矣。(47)
引文中“平子之宪”指张衡天文著作《灵宪》；(48)“子云之缇〔鞮〕”比喻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49)中通西方语言者。根据《礼记》，中原与四方各族言语、嗜欲不同，四方有通中原语言、嗜欲之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50)《方言》是一本非汉词语的语言学著作，为方言地理学先驱作品。“窥平子之宪，操子云之缇”，就是希望与试闽士未来能有既知西方语言，又通西方天文历法、地理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试题或许为了考察与试者是否“博物洽闻”，(51)其中却无一字明确提到西学。
2.李之藻“自撰”的主司程文与其策略
乡试后公布一篇未署名的“天文”试题主司程文。从内容来看，郑诚判断它出自李之藻之手。(52)从策略的观点来看，笔者认为它沿袭“天文”试题的策略，提供更详细的内容来吸引士子学习西学。
首先，主司程文从天地的关联来看，要了解地理，得先认识岁月日辰之故，才不会落入臆而不据。
国于天地大经有二：钦天授时，则稽圜象；逖览遐控，则审方舆。……然而专经之外，他未暇及。清台之象，职方之籍，占毕者未习覩焉。如是而越重黎之局，咀历志之精，亡乃臆而不据乎哉?……将岁月日辰之故，断可识矣!(53)
其次，从经书传统来看，穷天地始自穷经。然诸说纷纭，敷衍牵合，要穷经又得穷天地。(54)接着，略述中国传统论天述地后，将焦点落在历法上，指出在《授时历》基础上的《大统历》是从古至明末最为密合的历法。
夫天无穷也，而星回斗振，吾可坐观焉。……地无垠也，而山坟土训，吾可卧游焉。……然而玄象之事，阅岁积久乃定，故浑象遗阙，洛下首覃经营，地动无传，平子实开神巧。他如月行迟疾，日道盈缩，五星顺逆，亦皆
自刘洪、刘焯、张子信之冥悟，而遂开千古未发之秘。顾未有如今日之《大统历》者，法本《授时》……其算较古最密，大挠复起，而无以易也。(55)
关于地理方面的建置与图览，从《周官》对邦域，经过应劭《汉书·地理志》中的域外，加上西晋挚虞撰《族姓昭穆》记载天下士族血缘的谱牒，到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绘《海内华夷图》、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中国以《禹贡》九州岛为首，域外则依《汉书》区分，详考古今郡县方国之变迁。《大明一统志》沿袭《大元一统志》体例，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地理为主，书末记载当时所知的邻近地区和国家。(56)
接着回到从地表圭影等来看历算，涉及冬至在二十八星宿上的变动与新旧算法的差异。落实在日食上，北方的幽州(或称燕州)与朔州(汉置于今日内蒙古，唐改为今山西朔州市)，南方闽(福建)广(两广)不但有里差，还有日食时刻差。“而旧称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东西千里差半刻，则幽、朔、闽、广各异焉!”(57)事实上，幽、朔、闽、广在日晷长短的差异，不是算法有误，而是所在地的差异造成的。这好比唐代一行发现：“日晷差，冬夏至不同，南北亦异，而先儒一以里数齐之，丧其事实。”于是他“因修《大衍图》，更为《覆矩图》，自丹穴以暨幽都之地，凡为图二十四，以考日蚀之分数，知夜漏之短长。”(58)主司程文进而希望将其延伸到域外，甚至一览坤舆。(59)从明末当时的后见之明来看，过去杜预混淆闰率，李淳风不悟岁差等等，难求历志的精进，因西学传入，到万历时却是千载难逢、不可失的机会，(60)因此最后以有志于张衡《灵宪》测天，以及扬雄《方言》探地，来回应考题对闽士之期待。
生不敏，其于窥张衡之宪，测步天倪；操子云之缇，探奇地纪，夫亦窃有志焉，未敢曰：“不吾以也。”(61)
简言之，受利玛窦传授西学的冲激，李之藻出了一个范围很大的试题，希望考生从经史典籍中采考据方式列举六经天文、史书历志、地理疆域，论述其中得失，展现其对经世事务的认识与理解。最终目的在于诱导学子学习西学，根据西学来考据传统典籍中的相关知识。
在主司程文公布后，在福州的郑怀魁对此试题有兴趣，打听一下与试士子的反应。五年后，他在《浑盖通宪图说序》反映：“始李工部振之试闽癸卯士，以历志发策，士言人人殊。”(62)换句话说，李之藻以“历志发策”，士子们的回答都不一样。相对于试题与主司程文中的隐晦方式，当士子来请教李之藻，他以西学天度之经纬配合地球经纬当面详细说明后，让与试者转为佩服。“比振之为说天经纬，以地经纬合之，士无不人人诵服者。”(63)李之藻不但向利玛窦学习西学内容，也学会以其来考据传统自然知识，以及在试题中先吸引士子，而后再当面详细说明的隐晦策略。因此，在“天文”试题与主司程文中隐含着以西学来考据传统自然知识，先吸引士人而后再当面详细说明的策略，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
四、李之藻对郑怀魁在西学上的影响
李之藻出的试题与主司程文吸引户部郎中郑怀魁前来拜访，想了解李之藻在历法方面的功力。两人的结识改变了郑怀魁先前对利玛窦传入西学与西器的看法。
郑怀魁字辂思，别号心葵，福建龙溪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观政兵曹。(64)翌年选户部主事。(65)二十六年擢员外郎，(66)二十七年升郎中。(67)因太仓虚竭，不足支应九边钱粮所需，而太子东宫婚礼所需珠宝甚急，与之冲突，挂冠而去。尚书居间调和，与假三年，准他归乡养病。(68)基于家用，以及弟妹成家所需，在母亲督促下，期满后回京候补。三十一年春，补户部河南司郎中，旋征署本科。(69)此时利玛窦居留北京，两人在京师有段重叠时间。起初他对利玛窦传入的西器与西学持疑惑态度。在李之藻赴闽主持乡试，两人结识和交往后，改变了他对西学的态度，也为他日后参与刊刻《浑盖通宪图说》留下伏笔。
(一)郑怀魁对传统自然知识的认识
在利玛窦居留北京前，郑怀魁早年努力举业，多少涉猎注疏中的传统自然知识。关于传统星占，以彗星为例，有两种说法。《淮南子》以阴阳变化或物类相感，将生物现象与星象关联在一起。“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70)另一认为君王朝政不当，使地表人事活动引发的五行相沴之气升达行星附近，干预行星运行，产生彗孛星变。在二者之中，后者是主流的看法。(71)郑怀魁有首诗，表达彗星示警，反映他熟悉中国政治、伦理与彗星出没间的关系。(72)万历二十五年十月，他卧病在床，借此闲暇阅读《九章算术》，并写下《九章算术小引》。(73)
万历丁酉之阳月，卧病斋头，劳生多暇，聊稽古方田、粟米、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句股、衰分之旧参诸法，实删取其要而论之，敢告执繇得以览焉。若夫极其术之所至，用以体国经野，迎日占天，运筹算胜，计事材物，函三为一，此有进乎技者也。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则大易志之矣。
当时他似乎尚未接触西学，只知中国传统《九章算术》。他删取《九章算术》要点，或已失佚。此外他还有首诗《刻漏》，反映他对传统定时器物的粗略认识。(74)
(二)郑怀魁对利玛窦传入西学的疑惑
万历二十八年底，利玛窦入觐万历皇帝，送上一批礼物，其中自鸣钟受到皇帝喜爱，为了维护与保养它们，利玛窦等人获准居留北京，使北京大小官员开始接触到异文化的奇器和书籍。
三十一年春，郑怀魁补户部河南司郎中，旋掌大司农籍牍出入。他通过礼部了解利玛窦来自何方。
万历壬寅之岁，大西方贡使利玛窦在京师，已贡上其铜琴、候时钟暨图象、书籍凡若干种。荐绅先生多从怀方氏询访其所自来，盖彼国学道人也。其为道人，与佛老多同出而异名。(75)
《利玛窦资料》未提郑怀魁，他也不在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中。(76)加上郑怀魁认为利玛窦是道人，与佛道“同出而异名”，不像曾与利玛窦往来者，因此笔者判断两人似乎未有往来。然而他知道利玛窦传入天文历法、算学、音韵与宇宙等一些西学，认为天文历法与回回历差不多，音韵不同，数学方面比勾股“简易直捷”，对九章算法有所帮助。
天文历数之学，率与回回历不异。所云天地之际经纬各周九万里，幻冥不可考而原也。至声音反切，其入中国已久，释典所不翻者，以彼方语读近之。乃句股算术，差为简易直捷，足可备九章之助。(77)
整体而言，郑怀魁认为天下之大，每件事物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看法。士人或君子对其所不知的西方知识，应存而不论。他采取较审慎的态度，对于质疑的或相信的，都持着疑惑的态度。当时他像是一位偏向博物型的杂家，因此将其所记称为《大西方杂语序》。
夫天下大矣，何物不有，彼亦自一方之说。君子于所不知者，则存而不论。其疑之者与其信之者，皆惑也。作大西方杂语序。(78)
这篇序撰写时间应在万历三十一年秋以前。李之藻于该年秋到福建主持乡试，随后两人因试题而结识，李之藻为他示范仪器与说明，改变了他对西学的看法。
(三)乡试后在西学上受李之藻的影响
在福建乡试前，李之藻与郑怀魁虽同为京官，似未交往。乡试后，李之藻展示西方仪器，影响郑怀魁对西学的看法。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者远超过上榜者，为了防范落第者闯入闹事，惯例在发榜日关闭贡院，并在门口安置荆棘。乡试结束后，九月初一，郑怀魁前往拜访李之藻，李之藻为他出示一些测量的仪器，并进行一些观测与说明。
时已撤棘，予造访振之，胸中岂有成历耶?既示予测晷器，如汉铜鉴，上刻辰度灿然，是日为季秋月朔，于闽省测得日躔某宿某度，至今可覆说也。(79)
李之藻使用的仪器是利玛窦教他制作的西方星盘。李之藻的说明，让郑怀魁知道那是利玛窦传入的。
盖本西方仪象，昼考景、夜验星，率视地去极近远为侯。利氏来宾之岁，其法遂东。(80)
郑怀魁与利玛窦在京师有段重叠期，但未注意他传入的自鸣钟。与李之藻交往后，才从他那儿听到此事。“吾友钱塘李振之称西方仪象是有候辰之钟，时旋其下，钟鸣其上，屡叹为神物而未之见。”(81)这也反映先前郑怀魁对西学未采取积极的态度。
福建乡试后，郑怀魁获得李之藻展示西方测量仪器与说明，或许激发他对实测的兴趣。因户部工作繁重，直到降调处州知州后，他才有时间与机会展开实测。以浙江丽水地区缙云县仙都鼎湖峰的鼎湖石为例，中国南部祭祀与朝拜轩辕黄帝的黄帝祠宇就建于此，今日知道鼎湖石高170.8米。万历三十五年，在赴京考核途中，他与三弟爵魁经过鼎湖峰，以勾股测量鼎湖石，得到的结果与前人不同。
若其石之高下，此可以算术得，非可以目力断也，而古今罕能明之何哉!《周髀》云：“仰矩以知高，其求之之法，高者为股，距者为句，仰者为弦，则肤寸莫能遁矣。”予以上计，偕弟爵行过仙都，命设矩重差，隔岸仰射，矩内外绳直适均，就其下步之，正得周尺五百，如诸家所度高若干尺，或少或多，皆妄也。(82)
综言之，受到李之藻影响，郑怀魁明显地改变了他先前对西学的存疑态度。
五、李之藻、郑怀魁交往与出版《浑盖通宪图说》
万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受降职处分，郑诚已有所介绍。(83)本节旨在进一步分析、论述他与郑怀魁两人同受降职处分，却为两人提供进一步交往的机会。前者降职与冠带闲住，固然让李之藻难堪困扰，不过三年待补容许他有更多时间完成西学译作《浑盖通宪图说》。后者降知处州知州，使他可利用当地资源帮助李之藻出版《浑盖通宪图说》。
(一)李之藻乡试后到乙巳京察的遭遇
李之藻从二十六年进士到三十五年知开州，他的仕途与工部关联密切。二十六年授工部营缮司主事。翌年管节慎库。明嘉靖初年，为加强工部四司的财政监管而设立节慎库，主管从轮差郎中、员外郎，到专职主事，变动不一。(84)万历年间，由工部“四司轮差主事一年”。(85)依此，李之藻于二十七年轮任，一年后回归工部营缮司主事，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前，他已升员外郎。
三十一年秋福建乡试后，李之藻由从五品的营缮司员外郎擢升为正五品的都水司郎中。(86)至于他到“济宁管河”，似乎不够精准。明代北河都水分司驻张秋镇。“南河都水分司初驻夏镇，后驻济宁州……隆庆三年，裁南河分司，归并宁夏分司带管。”(87)根据利玛窦记载，李之藻在福建乡试后回北京，不久就调往山东。
Ritornando,fu alzato a un altro offitio nella provincial di Sciantone,e così lasciò molte massaritie del suo palazzo ai Nostri,dipartendosi con segnali di molto amore.(88)
回来〔北京后〕不久，他就被派往山东省任另一官职，因而将许多家具送给我们，在众人〔不舍的〕关爱中离别。(89)
李之藻乘舟离京由大运河赴张秋任水部郎中。张秋本名涨湫，位于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口，为山东阳谷县东与东阿之西的一镇，地势低洼，黄河泛滥，此地常受水灾之苦。明景泰年间，御史徐有贞驻张秋治水。弘治年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导水筑堤，使张秋从明中叶到清初免于水患一个半世纪，确保张秋繁荣与成长。李之藻任职期间，未见灾变记录。(90)
从李之藻前任萧桩到后四任的谢肇淛，六位中有四位是万历二十年进士。相较之下，二十六年进士李之藻仕途尚称顺利。(91)从三十一年冬负责“张秋管河道，时河上清宴，留心教养，得民者甚深”。(92)他在张秋测得该地纬度“三十五半”，安置地平日晷，并立铭刻纪念，撰《张秋地平日晷铭》。(93)
万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从正五品郎中降为从五品。金尼阁译介利玛窦中国札记，三处提到李之藻被贬。一个理由是“由于他生活放荡不羁，被认为有失官箴，便被贬官而回到他的本省”。(94)另一为“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他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过分沉缅于玩棋，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达三年之久”。(95)第三处提到“李我存从他过去所担任的较低官职”，(96)被调任开州知州。(97)另一方面，金尼阁认为他京察后，回浙江三年。(98)中译《利玛窦全集》记载他被贬为“常驻张秋的黄河视察员”。(99)然而德礼贤注释《利玛窦资料》中，未见利玛窦对李之藻贬职提出理由，也未见降低职位的记载。(100)
根据《大明会典》，万历年间京官考察不称职者分四类，给予不同程度的处分。“年老、有疾者致仕。贪者为民。不谨者冠带闲住。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俱降一级，调外任。”(101)李之藻似被归入行为“不谨”或“浮躁浅露”，因而降一级为从五品，并遭冠带闲住处分。直到万历三十六年冬，他才获补从五品官职的开州知州。(102)或许不知京察未记下对他冠带闲住的处分，嘉庆《开州志》记载他以工部郎中谪任知州：“李之藻，仁和人，进士，工部郎中谪任。”(103)“李之藻，号我存，仁和人，进士，万历间以工部郎谪知州事。”(104)
关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遭贬，基于黄承玄《安平志》，康熙九年(1670)张秋通判林芃与寿张县主簿马之骦在重新纂修《张秋志》时，似本于慎行为李之藻作去思碑记，提出相当不同的看法，认为李之藻遭人中伤。“阖镇士民，方望久莅兹土，而沦浃其泽，乃甫周年，竟左迁，盖有中之者。去之日，攀援莫及，众请于东阿于相国文，志去思云。”(105)东阿于相国指于慎行，字可远，山东平阴县东阿镇(今济南东阿县杨柳乡)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左侍郎，万历十七年七月，升礼部尚书。翌年起，多次疏请万历早立太子以定国本，遭神宗斥责。十九年九月，辞官归里。三十五年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重新起用，长途跋涉，十二月卒于京师。于慎行为人忠厚正直，为落难者仗义执言。李之藻任张秋郎中期间，他赋闲于家。三十三年八月，他为李之藻作去思碑记，指出：
(张秋)猥名财薮，不幸而又益其疾。中贵人之豺狼颠越，有俛首受而已。公号奉玺书，事事河上，而暇即问井闬，恻然搜所不便而爬梳之，着为额，使不得易。未尝曰吾民社外吏，不敢越局也……公以坎壈去……而兹乡绅士贾以暨眉老髻童，于于蠕蠕，异口而骈心若此。此可见公道之在人心，不容一毫假借……公独坦然谢过，引以为当。……万历己巳仲秋吉日，东阿于慎行谨记。(106)
康熙八九年左右，马之骦在显惠庙门外河岸上，发现这一倾倒的去思碑，将其录下。当时重修《艺文志》已镌刻好，乃附在《名宦传》李之藻内容之后。(107)此外，在《市南子》中，李光元有篇文章肯定李之藻在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任内的表现。(108)
关于上述两种差异极大的评论，笔者认为，李之藻在张秋任内可能不懂为官之道，加上他对西学的偏好，使他未融入当时的官场，而为人借机中伤。乙巳京察为他上了一课。在补开州知州，走马上任后不久，他就先下手为强，利用西学算法来查账，震惊开州官场。(109)这一举动或可解读为对先前京察暗亏后的过度反应。
(二)处州出版《浑盖通宪图说》
京察后，李之藻投入更多时间来精通与完成《浑盖通宪图说》。明末历法失测。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朔日食失测，时任河南按察司佥事的邢云路，上疏请改正历元诸法。邢云路，字士登，北直隶安肃人。万历八年进士。因熟悉历法，行取钦天监，提督钦天监监事。二十八年刊刻《古今律历考》。(110)由于他在复兴传统历法上的努力，引起李之藻注意，曾经北上拜访他，谈论中历至深夜，在传统中国历法的问题获得启发后，归而撰书。“然闻振之过北地邢士登先生，与语中历，夜深意会，归述其书。”(111)李之藻向郑怀魁叙述这段经历，郑怀魁乃将此事纳入序中。
在《浑盖通宪图说自序》末，李之藻记载着“万历强圉叶洽之岁，日躔在轸，仁和李之藻振之甫书于栝苍洞天”。(112)“栝苍洞天”指处州，栝苍为海内十大洞天之一。万历丁未秋分，李之藻于处州写这篇序，时间上同于樊良枢《锲浑盖通宪图说跋》，其末署有“万历疆圉协洽之岁，日躔在轸，豫章樊良枢致虚甫譔并书”，(113)显示此书于三十五年秋分刊刻完成。早在数月前李之藻携书稿来到处州。其中许多图表，刊刻所费不赀，在冠带闲住情况下，只得仰赖有官职朋友的赞助，藉官方资源帮忙出版。福建乡试以来，对他从事西学最热心的就是处州知州郑怀魁。因此他到处州府城丽水，将书稿交付郑怀魁，请他帮忙出版。郑怀魁利用其职权，交丽水知县樊良枢负责校阅与刊刻。刊刻期间，郑怀魁陪李之藻游白云山、石门洞瀑布。白云山位于丽水北方，因山间白云涌出而得名。那天刚好是山上的庙在迎藏经活动，因此郑怀魁就约了李之藻一同登山。(114)两人还同游栝苍山石门洞瀑布，李之藻请他评此瀑布，郑怀魁觉得它不如浙江温州雁荡山龙湫瀑布，但胜过雨崖瀑布。(115)李之藻还应郑怀魁之请，于栝苍山上完成一个地平日晷。郑怀魁还为此撰《栝苍地平日晷题词》。“栝苍平晷石仪，李工部振之所著定也。……既刻《浑盖通宪》，传之大都，乃复刊兹石，知必垂之后，是历学渊博。”(116)并在其他文章中介绍此事：
振之作栝苍地平日晷，寘坐啸轩之南，石方椭如几案。画错织当景，经纬以距表近远，为室中，为二分，昼刻成列变斜规赤道而平揆之，制最精玄。尝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山国乃能晨夜。”(117)
六、结语
入华耶稣会士为落实本地化，采取借助儒学来传播教义后，注意儒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关注如何通过科举来传播西学。譬如，1683年南怀仁在疏请康熙皇帝刊刻颁布《穷理学》一书时，希望康熙能将此书纳入科举考试题材中，却遭到不利的批示，使该书未能刊刻问世。(118)事实上，南怀仁不是首位看到科举对传播西学具重要性的耶稣会士。80年前，利玛窦已注意这一问题，他采取隐晦策略，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天文、历算与自然哲学等自然知识的图文，吸引李之藻追问其中的自然知识，当面再进一步说明。李之藻受命福建乡试，在策论上出了一道“天文”试题，借此将其对利玛窦传入西学的策略蕴含于试题及其说明之中，其历史意义值得注意与分析。
本文将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向前延伸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李之藻处理西学与科举的首件案例不但验证了他从利玛窦处学到了自然知识考据的蕴义，还使它与另一种形态的考据在此事件上发生关联。明代科举策问试题要求士子举历史数据采考据方式回答，它与西学引发传统自然知识考据看来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利玛窦引发中国传统自然知识考据问题，也注意中国科举考试，因身为外国传教士，不具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因此只能通过受其影响且担任主试官的京官友人，才能使两种不同形态的考据，也就是西学引发的自然知识考据与科举策问试题要求士子采考据方式回答，二者通过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的试题而关联。
李之藻从利玛窦处学会的不只是西方自然知识，和以其为依据来参照传统自然知识，他在试题中以一种较隐晦方式来处理这两部分。他还从利玛窦那里学会如何吸引士子学习西学，将此隐藏在结语中略微透露出他对福建士子学习西学的期望。当士子们有兴趣追问时，他才当面提供详细的说明来引导士子进一步学习。郑怀魁《浑盖通宪图说序》中反映乡试后士子们对试题的看法，以及李之藻解说后士子们的反应。
李之藻受利玛窦影响出了一个策论题，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西学，却旨在吸引与试者学习西学，但从表面来看，那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尝试而已。这道策论试题有点像是姜太公钓鱼，愿意追问者上钩。通过李之藻对试题的说明，吸引少数与试的学生，(119)但是也意外地吸引郑怀魁成为追问者中身份与地位最高的。李之藻福建乡试的试题，引起郑怀魁的兴趣，亲自拜访，李之藻为他示范仪器，进行观察，吸引郑怀魁改变先前对西学的存疑态度，进而最后协助李之藻出版《浑盖通宪图说》。如果没有郑怀魁对试题的兴趣，前述福建乡试中西学与科举的关系恐怕难以彰显。缺乏这一事例来彰显李之藻的策略，我们也就无法从李之藻来回推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的隐晦策略。
郑怀魁向李之藻学习西学，这可能是17世纪初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一个案例。先前笔者曾探讨李之藻在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就任开州知府时，以其所学西学影响当地举人王英明与贡生王嗣虞两位士人放弃举业，追随他学习西洋历体知识。(120)如今发现先前郑怀魁已向李之藻学习西学，他在郑怀魁身上已有推广西学的经验，有助于日后他在开州教导王英明与王嗣虞学习西学。
利玛窦吸引士人学习西学的策略，其成功处在于士人不但学习，还会将其所学加以笔记、推演与出版。《坤舆万国全图》中诸多自然知识源自丁先生《沙氏天球论评释》与《天地仪说》，李之藻选择《天地仪说》，在此方向持续向利玛窦学习，最后完成《浑盖通宪图说》，由郑怀魁赞助出版。而另一本《沙氏天球论评释》的部分则译为《乾坤体义》，李之藻虽参与卷下部分，但是该书出版时间亦是他在丁巳京察后降职待补时期，因此也得仰仗御史毕懋康赞助刊刻，那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故事。(121)
本文获得郑诚提供数据，以及两位匿名评审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95—196页。
②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195页。
③龚缨晏、马琼：《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④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郑诚：《星盘手册与乡试策论——有关李之藻著述的新史料》第4节《乡试考题中的“天文”策》，论文发表于“第七届青年科学技术史学术研讨会”，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11月20—22日。
⑤William T.de Bary,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ch.1.
⑥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ch.9.
⑦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中国书院》2003年第5辑。
⑧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451ff.
⑨徐光台：《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格物穷理》，《清华学报》(新竹)第新28卷第1期，1998年3月；徐光台：《藉“格物穷理”之名：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收入《理性主义及其限度》(哈佛燕京学术系列第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5—212页。
⑩Kuang-Tai Hsu,“Matteo Ricci's Impact on 17[th]-Century Evidential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ural Knowledge,”paper presented in the “The Legacy of Matteo Ricci,and Late Chosǒn Korea:Korea-Italy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Matteo Ricci's Death,”sponsored by 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Seoul and Scienc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9 September2010 at Seminar Room,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1)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潘玮琳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6页。
(12)茅维辑：《皇明策衡》卷21，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152册，第269—271页。
(13)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676页。
(14)Fonti Ricciane，vol.1，pp.36-50；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26-4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第21—32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44页。
(15)Fonti Ricciane，vol.2，pp.49-51；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325-326；《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297—298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47—348页。
(16)方豪：《李之藻研究》，第21页。
(17)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1—5页。
(18)Michele Ruggieri，Atlante della Cina，Roma：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1993 facsimile edition.笔者感谢Vera Dorofeeva-Lichtmann惠赠此书。
(19)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4页。
(20)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与欧洲当时世界地图的一些差异，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5—9页。
(21)Christopher Clavius,In sphaeram Ioannis de Sacro Bosco commentarivs,Romae:Ex officina Dominici Basae,1581.
(22)Christopher Clavius,Astrolabium,Romae:Impensis Bartholomei Grassi.Ex Typographia Gabiana,1593.
(23)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24)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65页。
(25)Kuang-Tai Hsu,“Matteo Ricci' s Impact on 17[th]-Century Evidential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ural Knowledge.”
(26)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87—89页。
(27)引自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9页。可参考Fonti Ricciane，vol.2，p.168；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397；《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370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2页。
(28)《明神宗实录》卷386，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7258—7259页。
(29)应槚：《大明律释义》卷12《礼律·仪制·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史部，第863册，第91页。
(30)王鏊：《震泽长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689页。
(31)Fonti Ricciane，vol.1，pp.297-298；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3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第206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7页。
(32)Fonti Ricciane，vol.2，pp.52-54；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327-329；《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299—301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0—352页。
(33)Fonti Ricciane，vol.2，pp.169-178，262，356-361；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397-399，434，476-478；《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370—371、415、458—459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1—434、472—473、516—518页。
(34)Fonti Ricciane，vol.2，p.26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414页。金尼阁译本未提他是锦衣卫官吏。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43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72页。
(35)Fonti Ricciane，vol.2，p.312.郑诚引这段引文的后半，注意到《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漏译。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659页。
(36)这是笔者的翻译。中译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内容在这段相当不同，显示它译自Louis J.Gallangher英译本，源自金尼阁拉丁文本，而不是利玛窦意大利文稿经德礼贤注释后的Fonti Ricciane。请参考 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454；《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436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92页。相较之下，利玛窦本人的数据反映他对李之藻的看法，不但直接且较可靠。相对地，金尼阁从利玛窦意大利文稿译为拉丁文时，加入一些补充与诠释。
(37)Aristotle,Physics,193b25-194a11,in Jonathan Barnes,ed.,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vol.1,p.331; James A.Weisheipl,O.P.“The Nature,Scope,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in David C.Lindberg,ed.,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461-482.
(38)Robert S.Westman,“The Astronomer's Ro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History of Science,1980,vol.18,pp.104-147.
(39)《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40)参见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2《尧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4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第132页ff。
(42)参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3《小雅·信南山》，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第825页，“我强我理，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
(43)《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44)韦昭注：《国语韦昭注》，台北：艺文出版社，1968年。
(45)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1页。
(46)《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47)《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48)张衡：《灵宪》，板桥：艺文印书馆，1966年。
(49)扬雄撰，郭璞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5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2《王制》，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第399页。
(51)郑诚：《星盘手册与乡试策论——有关李之藻著述的新史料》第4节《乡试考题中的“天文”策》。
(52)“《皇明策衡》选辑乡会试主司程文，多不属名。是则策对凡两千余言，以经星东行(‘非黄道渐西也’)解释岁差，倡议参伍‘九执婆罗门者流’，谓‘旧称’异地所见日食时刻有差等语，似受西学影响，可能是李之藻本人所拟。”(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第660页。笔者以为，前引策对很可能经过李之藻修改，甚或全为李氏本人所拟，置于中试举子名下刻入试录)
(53)《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54)《皇明策衡》卷21，第269页。
(55)《皇明策衡》卷21，第270页。
(56)《皇明策衡》卷21，第270页。
(57)《皇明策衡》卷21，第270页。
(58)《旧唐书》卷35《天文志·日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7页。
(59)《皇明策衡》卷21，第270—271页。
(60)《皇明策衡》卷21，第271页。
(61)《皇明策衡》卷21，第271页。
(62)郑怀魁：《浑盖通宪图说序》，收入氏著《葵圃存集》卷14，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万历刊本，第8b页。
(63)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浑盖通宪图说序》，第8b页。
(64)郑爵魁：《行略》，收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3a页；《万历乙未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刊本，第83a页。(以下简称《序齿录》)
(65)郑爵魁：《行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3a—b页；《序齿录》，第83a页。
(66)郑爵魁：《行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4a页；《序齿录》，第83a页。
(67)郑爵魁：《行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4a页；《序齿录》，第83a页。
(68)郑爵魁：《行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4a—5a页；《序齿录》，第83a页。
(69)郑爵魁：《行略》，郑怀魁：《葵圃存集》，第5a页。
(70)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175—176页。
(71)徐光台：《异象与常象：明万历年间西方彗星见解对士人的冲激》，《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532—534页。
(72)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星变志警》，第4a页。
(73)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九章算术小引》，第13a—14a页。
(74)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刻漏》，第3b—4a页。
(75)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大西方杂语序》，第8a页。《周礼》记载：“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怀方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第882页)
(76)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286—316页。
(77)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大西方杂语序》，第8a页。
(78)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大西方杂语序》，第8a—8b页。
(79)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浑盖通宪图说序》，第8b页。
(80)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浑盖通宪图说序》，第8b页。
(81)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9《五行更漏志》，第18b—19a页。
(82)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0《测鼎湖石书事》，第20b—21a页。
(83)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661—662页。
(84)翟志强：《明代节慎库初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6期。
(85)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1，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78册，第401页。
(86)六部各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大明会典》卷10，第194—195页。
(87)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卷25之一，景印文渊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31页。
(88)Fonti Ricciane，vol.2，p.312.根据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译有所不同，见Louis J.Galla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454.
(89)这段是笔者的翻译。《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自Louis J.Gallangher英译本，而不是德礼贤注释Fonti Ricciane。《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436页；《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93页。
(90)黄承玄创辑，林芃重修，马之骦补编：《张秋志》卷3《河渠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九年刻本，第18a页ff；卷4《纪变志》，第5b—6a页。以下简称康熙《张秋志》。亦见林芃修，马之骦纂：《张秋志》卷3《河渠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39—53页；卷4《纪变志》，第53—59页。以下简称康熙《张秋志》手抄本。
(91)谢肇淛《北河纪》记载他的前任为张甲征，《山东通志》中则为萧椿，再前一任才是张甲征。(谢肇淛：《北河纪》卷5《河臣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6册，第15a页；《山东通志》卷25之一，第533页；康熙《张秋志》卷5《职官志·名宦传》，第4b—5a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第61页)
(92)康熙《张秋志》卷5《职官志·名宦传》，第22b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第70—71页。
(93)李之藻：《张秋地平日晷铭》，康熙《张秋志》卷12《艺文志四·象纬》，第1a—2a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卷12，第160页；《山东通志》卷35之十，第506—507页。
(94)Louis J.Gallan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39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3页。
(95)Louis J.Gallan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45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93页。
(96)Louis J.Gallan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537；《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84页。
(97)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97页。
(98)Louis J.Gallangher，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537；《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84页。
(99)《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第521页。
(100)Fonti Ricciane，vol.2，pp.312，472.
(101)《大明会典》卷13，第240—241页。
(102)《大明会典》卷10，第195页。
(103)李符清修，沈乐善纂：《开州志》卷4《职官·官师》，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一年刻本，第16a页。
(104)李符清修，沈乐善纂：《开州志》卷4《职官·官师》，第50a页。
(105)康熙《张秋志》卷5《职官志·名宦传》，第22b—23a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卷5，第70—71页。
(106)康熙《张秋志》卷5《职官志·名宦传》，第23a—b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卷5，第71页。
(107)康熙《张秋志》卷5《职官志·名宦传》，第23a页；康熙《张秋志》手抄本卷5，第71页。
(108)李光元撰，吴士元辑：《市南子》制敕卷5《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李之藻》，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105册，第457页。
(109)祁德昌总修，陈兆麟纂修：《河北省开州志》卷4《选举·职官·宦迹》，《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1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576—577页。
(110)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明万历二十八年延安知府徐安刊本。
(111)郑怀魁：《葵圃存集》卷14《浑盖通宪图说序》，第9b页。
(112)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自序》，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第3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722页。
(113)樊良枢：《锲浑盖通宪图说跋》，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第3册，第1727页。
(114)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6《新话三》，第4a页。
(115)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6《新话三》，第4a—4b页。
(116)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0《栝苍地平日晷题词》，第22b—23b页。
(117)郑怀魁：《葵圃存集》卷26《新话三》，第4b页。
(118)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
(119)郑诚：《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清华学报》(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660页，注45。
(120)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际王英明〈历体略〉的三阶段发展》，《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26卷第1期，2008年。
(121)Kuang-Tai Hsu,“The Development and Publication of the Qingkun tiyi by Matteo Ricci,Bi Maokan and Li Zhizao,”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in East Asia,July 25-29,2011,Hefei,China；徐光台：《明末耶释争议中未获利玛窦与李之藻认可的〈乾坤体义〉》，论文发表于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举办的“大航海时代的中外贸易与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11年11月3—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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