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政治斗争论文,时期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共两党历来处于中国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的中心。两党相互关系与政治斗争，乃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斗争最集中和最明显的表现，构建了中国现代政治史的核心内容。国共两党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既是历史长期运行的沉淀，也是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显露。本文旨在研讨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政争的实质、动因以及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国共两党政争历史缘起久远，而又因客观形势发展变化时张时弛，表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模式，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与政治斗争的主旋律。而中国现代政治斗争，实质上表现为各阶级围绕政治统治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它是实现各阶级特定利益的根本手段。其中，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则又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推动了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双生子”于近代中国诞生以来，围绕争夺阶级统治权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各自阶级政党的相互关系和政治斗争，并且贯穿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始终。亦即是说，国共两党政争的实质，就是争夺阶级统治权。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两党就已形成了反映政党阶级特性的关于实现本阶级统治权的政治思想。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前后，一直主张并致力于“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和“五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革命。共产党则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同时申明以“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和“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纲领[①]。政治目标的不同，标明了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本质区别。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运行，阶级统治权问题突出表现为两党政治角逐的焦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阶级统治权思想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民权不再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把以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发展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纲领[②]；共产党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中，表明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政治主张[③]。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及其他种种限制，改组后的国民党阶级构成仍然很复杂。不仅老右派留于党内，而且又形成了新右派。这就表明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仍然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基础，国共两党在哪个阶级及其政党处在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上，就必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和斗争。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一系列斗争及后果，已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应当指出的是，国共两党这一回合的政治斗争，由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甚至有的还停留在表象认识阶段，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理论未能很好地加以理解、研究，片面地将领导权与独立性对立起来，在斗争中就难免有失偏颇，出现错误，致使同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④]。
十年严重武装对峙时期，蒋介石集团建立起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统治的新军阀政权，国民党亦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对全国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共产党则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过程中，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使局部地区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性质政权的确立，表明了国共两党的对峙已经达到十分尖锐化的程度。因而维持旧政权或夺取与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就构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国共两党为此展开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全方位的角逐，而军事上的“围剿”与反“围剿”则成为两党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这是共同的民族利益和相对一致的特定政治目标所使然。但这次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并包含各抗日阶级的合作。这一特点决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以国共两党争夺政治领导权和两军军事摩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虽然两党合作关系在团结抗战的共同民族利益制约下得以保持下来，但由于这些矛盾并未根本解决，两党间必将孕育着规模更大的较量、程度更激烈的斗争。
战后，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斗争迅速地由服从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两党在建国国体上的对立与冲突，构成了国共双方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政治力量决战的斗争主题，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最终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独裁统治，则是这场决战的历史性结论。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以“建国”为核心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忽明忽暗，张弛不定，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命运与前途的战略决战。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谈中有打，打中有谈，时战时和，似战似和，两党的策略斗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谈”与“打”，皆是国共两党为着实现各自的建国方针。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又展开了“戡乱建国”与“倒蒋建国”的激烈斗争，并具体体现在两党最后的战略决战之中。结果，国民党“戡乱建国”化为一场春梦，其在大陆的反动独裁统治被彻底推翻，以致造成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和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国家与民族陷于长期割裂的局面。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夺阶级统治权，并且这些政治斗争又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斗争最集中和最明显的表现。
二
导致国共两党间张弛不定的政治斗争的动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的根源，也因国共双方各自境况的不同；既有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也有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行，是国共两党政争的基因。
近代中国，外受列强的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产生，即是为着要解决这两大主要矛盾。在两党关系中，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是围绕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进行的历史实践。为此，国共双方均在不断探索。其中，最为成功的探索莫过于两党的合作。这种合作，既是对双方力量的互补，共同实现历史的主题，也是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一条根本策略，即集合一切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均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进程，深化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题。而两次分裂以及合作中时紧时松的政治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延缓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程。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加剧及解决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反之，国共关系的发展演进，又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矛盾的运行变迁。
第二，国共两党根本政治目标的差异和阶级利益的对立，是双方政争的根本动因。
作为不同阶级类型的政党，国共双方均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意志和集中体现各自阶级最终政治要求，凝聚成员向心力并指导其政治斗争规范的根本政治目标，借此达到维护或实现各自阶级根本利益的目的。这是国共两党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双方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在实践中的反映。国共两党的分裂与斗争，从根本上说均是源于双方根本政治目标和阶级利益的差别与对立。从国共两党历史上的合作来看，即使双方为实现现实的共同目标而结成合作阵线，但双方根本政治目标的差异和阶级利益的对立依然存在，并不时表露出来，双方合作中的斗争即是最好的写照。从两次分裂来看，自大革命失败后已经质变了的国民党的根本政治目标，是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实行“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⑤]，巩固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借以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以及国民党的私利。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目标则是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然后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在根本政治目标和阶级利益上的本质差异和对立，最终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的方式，方能获得彻底的解决。
第三，国共两党双方角色地位的转换，也是双方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几乎所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相对立的政治派别、阶级、阶层均参加了这场革命，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在实践中最大限度体现本身政治能量的政党是国共两党。从主体对客体作用的角度来看，国共两党在革命进程中的角色以及定位，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从客体对主体要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变化又不断地在运行中对国共两党的角色地位施以筛选，国共两党角色地位的转换即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角色地位的转换并非一时就可完成。国共两种政治实体一方面在并行的轨道上运行，一方面又日益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这两种政治实体间的矛盾冲突变为不可避免，尤其当这种矛盾冲突上升到角色地位转换的程度时，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亦将随之激化。
早在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种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前，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最为革命的力量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在实践中奠定了其民主革命的主角地位。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推进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无产阶级的崛起，这种主角地位的转换即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即表明民主革命舞台上主角地位开始发生转换。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则更是国共双方角色地位转换过程中的激烈反映。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便在于理论上的角色地位转换已成必然，而现实中的角色地位转换一时又相当困难。这主要在于在国共两党双方实力的对比中，国民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共产党则处于劣势，并且国民党根本不愿自动让出主角地位而退出政治舞台。这样便必然表现为：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进程急切需要角色地位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这种转换在现实中一时又十分困难。这种革命进程中的矛盾，显现在现实政治舞台上，就具体表现为国共两党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统治权而展开的张弛不定的政治斗争。
第四，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阵线的重组，亦是影响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即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斗争格局。出于不同的政治战略，他们在对待中国革命及国共关系上的立场、态度也根本不同，并不断地影响着国共关系的演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与苏联，从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独立斗争的政治战略出发，积极帮助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而帝国主义则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蓄意分化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出现了严重失误，给中共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更因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与斗争日益加剧，结果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十年严重武装对峙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扶持和援助下，不断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并对共产党展开了各个领域的残酷“围剿”。而共产党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错误影响，曾过多地强调两个政权的截然对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中国抗口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国际阵线开始了重新的组合。这就给国共两党的政治角逐增添了外部的复杂因素。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出发，对国共双方开始时推行一条“扶蒋联共”的“弹性”对华政策，以图让中国拖住日本的主要力量。而苏联尤其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免遭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危险，也极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其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却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身上。抗战后期，美国为了在战后控制中国，遏制苏联，又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这就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战后，国际阵线发生了重大的重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建立起来。美苏两国由大战中的盟友逐渐变成战后全球战略的对手，均相应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影响、制约着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美国为在远东遏制苏联，极图扶持一个强大、巩固和统一的亲美的中国政府，以使中国成为亚洲和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在美国看来，中共力量的发展无异于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展”。为此，美国一方面极力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又以“调处”国共关系为幌子，企图诱迫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调处”失败后，即全力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苏联则采取“扶蒋抑共”的对华政策，一方面高度警惕着美国对远东的渗透，并试图在中国培植一个对苏友好的中立政府，遂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又不愿过多去刺激美国，以维持“雅尔塔体系”，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保持自己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苏联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策略势必影响到其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即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更因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苏联更加坚定其“扶蒋抑共”政策。但为了遏制美国在远东的渗透与抢运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大批物资财产，苏联亦曾对中共争夺东北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的这种政策和态度，使美蒋有恃无恐，并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制造国共分裂增加了政治砝码，这不啻是助长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反动气焰。可见，国际关系的变动和国际阵线的重组，严重影响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规模、烈度。
三
在中国政局演换过程中，国共两党是起主要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是影响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两党的政争，曾使中国政局急剧变动、转换。国共两党间关系色彩的浓淡、情感的亲疏、互动力的强弱，决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底色、四季的温差、螺旋的走向，而且还深深影响着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命运，并进一步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⑥]。未几，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又指出：“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⑦]。亦即是说，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对立、荣辱与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局的形成、演进，并且国共两党政争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变动、转换。
国共两党之所以起着决定作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原因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理论上讲，主要是与旧中国的阶级状况、阶级形态密切联系的。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和革命状况均呈现出十分特殊和复杂的特点。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阶级状况，决定着这一社会中各党派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异常强劲的政治力量，而中间阶级、阶层政治力量则显得十分软弱，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会随着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力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而发生政治分野。因而，中间阶级、阶层就不足以左右中国政局，决定中国的命运。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出于自身的阶级特点、状况及势力，无论是联合还是对立，都足以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实践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其次，国共两党组织较为严密、强固。国共两党由于性质的不同和阶级利益的差别，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信仰、政治主张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以此作为全党的行动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斗争中，两党都建立了健全的组织系统，并实行垂直领导，以求上下级组织间的统一，保证各自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切实地贯彻实施。同时，双方党员数量众多，遍布社会各个领域。虽然国共两党各自的实际地位和相互关系不时发生变动，但二者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最大的两大政党地位。所有这一切在中国政局演换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次，国共两党在不同范围内均处于执政地位及社会影响都较大。国民党曾是人们一面熟悉的旗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在20年代后期以来，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直掌握着全国性政权，并对外代表中国政府，发挥着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发挥的权力作用。共产党虽诞生较晚，但由于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性最坚决，组织发展也很快，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在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在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也是其他任何革命政党所不能做到的。在不同范围内，国共两党均处于执政地位，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或局部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实践中，国共两党无论是两次合作，还是两次分裂，都充分证明了两党在中国政局中的决定作用。两党的政治斗争则构成了中国政局演变的主轴，充斥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性、反复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并进一步突破地域的相对独立性，影响到亚太、世界的政治关系格局。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均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对于两党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合作的凝聚力超过了斗争的耗散力，中国政局相对地朝着平缓的方向发展。但两次严重的分峙，都曾使国家、民族和人民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中国政局也因之急剧变动、转换。第一次国共合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锻炼了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唤醒了多灾多难的国民。而第一次分裂，则使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残酷的摧残，两党十年严重武装对抗、内战，自损国力，结果招致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灾难，中国政局也从此突破了地域的相对独立性，与世界政治格局交织在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在共同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再度携手，并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首次完全彻底的胜利，树立了中国国际新形象，提高了国际地位，也因此在后来的世界国际政治关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后，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由合作走向分裂，中国政局亦再度陷入动荡之中。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扶持、援助下，顽固地坚持内战、分裂、独裁政策，使战后和平建国的契机失之交臂，国共两党政治斗争迅速发展为有美国家前途、命运抉择的战略决战。在这场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并缔造了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国家获得了新生，中国政局也从此进入稳定、和平、发展的政治轨道。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和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致使海峡两岸造成长期的分峙。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两党关系走向，仍将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之，今天重新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应该如何去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②《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第1月。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64、3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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