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决心论文,情况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出必信 勿谓言之不预也
美军于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朝鲜战局逆转。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战场变化。不到10天，从军事观点上看，即从双方态势和力量对比来观察，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已无大困难。正如战后美国披露的材料证明。9月下旬，美军“不是因为不想进攻， 也不是由于敌人的压力，而是由于缺少充足的食物、燃料以及弹药”〔1〕， 只有从政治上考虑认为用武力统一北朝鲜有损于美国利益时，美军才不会越过“三八线”
上述披露的材料还证明，美国在9月的第三周（18日至24日）， 作出了兵分两路（陆上和在元山港登陆）“入侵北朝鲜”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决定”〔2〕。这即是由杜鲁门批准，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的形式，在9月27日下达给麦克阿瑟的指示。 其中明确说：“你们的军事目的是毁灭北朝鲜武装力量”，但“部队绝对不要越过朝满或朝苏边界”，还指示在邻近中朝、苏朝边境地带要使用南朝鲜军队。〔3〕
同一天，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快讯，援引“负有责任的情报官”的话说，麦克阿瑟将军已被授权“为了歼灭正在逃窜的北朝鲜军队这一军事目的而让联合国军队进入北朝鲜”，“越过边界这一决定，可能已经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国务卿艾奇逊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各友好国家对外政策负责人也可能商议了这一问题”。
除美联社的报道外，9月28日， 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被提问后回答说，他不能公开表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军队是否要越过“三八线”。
实际上，在美军于9月28日占领汉城后， 我国已得到明确无误的情报：美军要过“三八线”（见周恩来1950年10月24日在政协会议上的报告）。通过各种信息，毛泽东断定美军越过“三八线”已势在必行。
在中国近邻的友好国家面临严重危难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除早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外，针对美国即将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决定由周恩来出面，在9月30日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 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此前8天，9月22日，我国已用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形式，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方面，正如数十年来朝鲜人民站在中国人民方面一样，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阴谋”。这一声明，向美国传递了明确无误的信息。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通过他向美国政府转达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毛泽东通过上述方式，一再警告美国要悬崖勒马，不要越过“三八线”，倘一意孤行，定要武力占领朝鲜北部，那中国必然作出相应的举措，勿谓言之不预也。
美国统治集团人物出于他们的思维定式和对东方人的偏见，再加上被战地表面现象迷惑而头脑发昏，竟然对来自中国方面的信息和警告，听而不闻，不屑一顾。
“五角大楼非常担心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北京。由于联合国军正在推进，如果仅是中国参战，似乎轻易就可抵挡，所以，这种来自中国的干涉极不可能发生。”〔4〕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9月4日声称：“我们不应对大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恫吓过分惊恐。”后又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时他对潘尼迦转达的信息，认为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并非表示“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5〕
美国人还认为：“由于早期的威胁并未付诸实施，而且还由于认为中国人如果真的那样当真的话，就不会把他们的意图暴露出来，因而周的警告未对麦克阿瑟的命令产生影响。”〔6〕
“杜鲁门总统觉得中国的这种威胁很可能是企图对联合国进行讹诈。”〔7〕
10月7日，当地时间3时14分，美军骑兵第1 师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12小时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统一”朝鲜的提案。这同杜鲁门总统在6月27日宣布要各国随同美国出兵朝鲜12 小时后，联合国才通过他宣布的内容的作法，如出一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是言必信，行必果。
彭德怀回顾这段决策过程时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8〕
10月1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毛泽东定下的出兵朝鲜的决心开始付诸实施：10月8日， 他下令彭德怀率领志愿军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向朝鲜境内迅速出动。同一天又致电我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首相：“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自主决策 争取外援
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定下后，他即在党内、国内和国际间，展开一系列活动。
在国际方面，除向美国连续发送信息外，10月2日致电斯大林， 告诉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出兵入朝，同时提出请苏联供应武器。10月2日、4日高岗、彭德怀应召来北京，经过4日、5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出兵的决心在会上达成共识，作出了出兵的决定。这时苏联仍未复电同意供应武器。
10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军委作战室主持会议， 到会的有朱德、陈云、彭德怀、林彪、高岗、聂荣臻、杨尚昆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同志。首先由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然后就出兵的准备事项、出兵后美国可能同我国进入战争状态、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动作和我们的对策措施等，作了讨论和部署。
当时我军最大的弱点：一是空军尚在初建时期，二是武器旧，弹药无后继保障，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和大炮。因此，毛泽东特派周恩来赴莫斯科，请斯大林予以支援。
不过，苏联是否支援空军和武器，对毛泽东出兵的决心并无决定性的影响。
彭德怀参与了10月4日以后的出兵决策过程， 他生前的谈话记录和遗墨中，有以下佐证材料。
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彭德怀为准备会议发言稿，2 月8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提到抗美援朝问题时说：“毛主席第一次征求意见，我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后派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以出厂价格五折支援，但苏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帐，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否则，我们将来再想打，就无口可借了’，这几句话，使我最后坚定了下来。”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在彭德怀7 月24 日的亲笔手记中， 当叙述到1950年10月，他同高岗到沈阳召集第13兵团干部开会，传达中央出兵决定时写道：
“会议结束后，有好几个同志到我处来谈话说，高主席（高是东北行政区主席）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我说，这不能分东北和西北，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后能否巩固和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美国不仅把军队摆在鸭绿江南岸，威胁东北，而且把军队摆在台湾威胁华东，如果他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我们现在不要怕打烂，要有打烂后再建的精神，准备长期战争，准备打烂。我们把美帝国主义拖住，使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迅速建设，最后必然是美帝削弱，苏联强大。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就会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朝鲜我们打不赢怎么办呢？我以毛主席的话答复了，那是我们打输了，可是美国欠了债，我们准备好了时，就可以随时打过鸭绿江，如果让美国军队占了北朝鲜，我们又没有出兵，那时再打过去，世界舆论会责备我们发动战争。现在美国发动了战争，他输了理。他们又问，美国打到东北来了怎么办？我说，那当然不好，破坏了我们东北，应当尽力阻止它在北朝鲜大山区。万一打得不好，被美国打过鸭绿江，那我们更有理，准备把美国长期拖在中国，削弱它，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的，对亚、非、拉丁美洲民族运动，对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当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将赢得国际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那也是值得的。他们也就不再提问题而告别了。”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一不怕打不赢被赶回来；二不怕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三不依赖于苏联的空军和武器。横下一条心，定要同越过“三八线”的美国军队较量一番，充分体现了伟大战略统帅的非凡气魄、胆略和独立自主精神。
周恩来秘密访苏的使命
受毛泽东派遣，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 其使命是陈述中共中央出兵的决策，并商请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供应武器。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定去莫斯科。因是两党协商，周恩来要以会谈协商姿态出面，避免使斯大林感到我们把单方面决定强加于人，甚至误解我们是“拖人下水”，故在首先陈述了我国出兵的理由、必要性和利弊，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乃至最不利的可能情况外，同时也申述了倘不出兵的后果和利弊，求得两党中央达成共识。
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答应供应武器，但未明确是否收钱。毛泽东于10月13日致电周恩来要他就此向苏方交涉，最好能用租借方式。但精明的斯大林只同意用贷款方式。贷款要偿还，还要计利息。
尽管如此，彭德怀对苏联供应的武器的作用曾给予较高评价。 1952年12月24日，他在一次全军性会议上， 讲到朝鲜战局时说：“目前战线稳定，是斗争中取得的，即一边打仗，一边稳下的。原因是我们装备改善了。我军出国时1个师的炮还顶不上美军的1个营。现我们每师有300多门炮了，又有榴弹炮。工事改善，战斗经验的丰富，是这三个条件稳定下来的，以装备改善为主。”
志愿军战士有句顺口溜：“中国的人，朝鲜的地，苏联的旧武器。”苏联供应的陆军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旧品。战士们对1891/30式步枪很不欢迎，感到还不如国产步枪灵光。但苏式冲锋枪、 重机枪、37高射炮、762野炮很受部队欢迎。
苏联供应的米格15飞机，当时是先进的新武器，但苏联却趁机把他们退役换装的一批米格9式飞机推销给中国。米格9性能落后，作战半径只有70公里，油耗大，无法投入朝鲜战场，空军对此意见纷纷，后经周恩来报毛泽东后向苏联提出更换。斯大林同意再给360架米格15， 不另外加价收钱。但接着他们的生意经又来了，通过空军顾问说，他们还有库存的一批米格9的发动机，闲置无用，可否由中国买下， 我们考虑米格9可用作训练，也可打台湾的活塞式飞机，为了友谊就同意买下了。
总之，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向我们提供的军火，从一支步枪、一粒子弹到飞机上的每一只副油箱，都是要中国付钱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欠苏联军火款额高达30亿元人民币，直到60年代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才全部还清。
中国出兵前后的斯大林
斯大林是谨慎的。前苏联一位军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写道：“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9〕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避免由此引发世界大战，无疑是正确的，符合苏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这是他在1952年4 月对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讲的。印度大使把这话转告给了美国。〔10〕
美国非常关注苏联的动向。美军在仁川登陆后，9月18日， 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纽约时报》驻联合国记者汉密尔顿报道说：“战争开始后，苏联的举动谨慎多了，这使许多代表确信，克里姆林宫现在不要战争。至少不要一场苏军必须介入的战争。”
9月初，苏联一架轰炸机， 在朝鲜东海岸东北的公海上训练飞行时，被美军战斗机击落。苏联就此向美国提出抗议。美国说，那是联合国的飞机，“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美国代表还就此事向联合国汇报说，是苏联飞机先开火后，才被击落的。“那一次，成功湖（当时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所在地——编者注）‘最为关注的’‘是苏联的行动似乎表明它无意利用这次轰炸机被击落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也许由于苏联的温和，麦克阿瑟的胆气更壮了。”〔11〕
10月8日，美军两架F80式战斗机对海参崴以南60公里处的一个苏军飞机场掠地飞行并扫射，苏联防空系统无任何反应，听任美机飞走。苏联在9日向美国提出抗议。美国仍以是联合国飞机为借口， 拒绝接受抗议。美国的态度“是十分蛮横的”，但“斯大林似乎甘愿忍辱负重，没有向联合国提交照会”。〔12〕
美军向平壤急速推进，维辛斯基于10月1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同苏联恢复战时合作关系，他保证苏联会对美国作出“迁就”。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向南进攻之际，苏联驻日本东京代表团于1951年1月2日向美国代表讲：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13〕
苏联一方面向美国频繁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对中国也努力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退守“三八线”上。1950年12月，斯大林给毛泽东来电， 肯定彭德怀的战役指挥是正确的， 还主动提出增给2000辆汽车。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后，美军退到“三七线”上。我后方供应线延伸到700公里以上，供应极为困难。 斯大林同意由驻中国境内的两个歼击机师于1951年1月10日起出动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 掩护后方交通线。苏方为避免飞行员被俘，空中战区避免接近东西海岸，又由于航程半径短，不能夜航，实际掩护效果很有限。
第四次战役开始后，由于我第一线部队连续三次战役未得补充，后续兵团要4月才能开到，供应极度困难。彭德怀于1951年2月21日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急待解决的诸项问题，并同苏联总顾问商谈，请他们派空军入朝掩护后方交通，苏顾问不同意。彭德怀大发雷霆。事后，彭德怀就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讲了准备轮番作战，也提到因无空军掩护，供应困难情况。斯大林3月3日回电，同意苏联两个空军师进驻朝境，条件是中国空军也进驻，并位于苏空军的前方。由于美军空军占压倒优势，我朝境机场被美军飞机破坏，始终难于投入使用。中、苏、朝空军无法进驻，直到停战。
驻鸭绿江北几个苏军高射炮团，经斯大林批准，也推进到朝境铁路线上，以中国少数民族志愿军名义对外。就此而言，斯大林也可以对中国说，苏联也是出了“志愿军”的。
注释：
〔1〕〔2〕〔3〕〔6〕〔7〕《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二卷， 美国詹姆斯·F·施纳贝尔著，中文版第211、191、197、198、215页。
〔4〕〔5〕《抉择与分歧》，美国爱德华W·马丁著， 中文版第205页。
〔8〕彭德怀1955年2月11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
〔9〕《胜利与悲剧》，苏联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 中文版第二卷第541页。
〔10〕〔13〕《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华庆昭著，第234、222页。
〔11〕〔12〕《朝鲜战争内幕》，美国I·F ·斯通著， 中文版第131、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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