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道混合造像的一些图像志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像论文,中国论文,佛道论文,图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05）03—0005—05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丁明夷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注意到了道教图像的来源问题，不论它的产生是由于佛教与道教经文的互动还是佛教图像对道教类型的影响，这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丁先生在尔后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调查，并列出了其图像年表及其图像志，但他没有解决图像来源问题。其后，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在Artibus Asiae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道教使用了佛教的图像志，当他们于公元2世纪至3世纪在江苏孔望山凿造大型人物造像时对佛教图像进行了改造以适合于自身的目的。因此，这些早期的石刻事实上不是佛教图像而是道教图像，这也指出了一种方式，即“中国人接受了佛教——佛教因素与道教艺术结合”。佛教图像志因素与中国本土主题神像（尤其是西王母）混合的进程甚至更早一些已经开始，在公元2 世纪的东汉器物和纪念性图像上已有明显表现。[1] 公元5世纪及以后， 在相当丰富的一些造像碑上我们就看到了信徒们制作的佛教与道教相混合的图像。
丁明夷的年表依据于18件现存的石刻及2件原物已不存的拓片。这些石刻中有9件出自陕西省的博物馆或寺院，一件在东京，一件在美国（见图7）， 其余出自中国其他各地。遗憾的是，丁先生的文章没有包括其他20例作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以他的结论为基础，去讨论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所藏的一些更多数量的小型石刻，这些石刻全部是1908年和1910年间由劳福尔（Berthold Laufer）从陕西省购得。
对这种石刻图像的辨认通常是依据其铭文和图像志。但是中国宗教信徒心目中佛教与道教信仰的显然相混，导致铭文中同时出现这两种宗教。丁先生提供了下列例证：在一件公元424年的造像碑上我们发现同时有佛教与道教图像；在一件公元548年的造像碑上写道：“造大道、如来三圣像”，在一件公元557 年的造像碑上有“佛道二尊像”，在一件公元562年的造像碑上有“敬造释迦、太上老君、 诸尊菩萨石像”。在另一件洛阳附近出土的隋代造像碑（公元582年）上我们发现有“佛道民范匡谨敬造石老君一区”[2]。其他一些6世纪后期的佛教造像碑仅仅提到佛陀。与其相似的是，6世纪后期及以后道教徒自称道民， 虽然也有部分信徒如范匡谨对自己使用双重称谓。[3] 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道教造像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北方民众心中两种宗教的结合，这一点将在下面看到。然而，似乎确实十分清楚的是，这种结合的根源并不是石像的凿造工匠所致，它们是历史的，而不是艺术史的。
关于中国早期宗教尤其是5世纪至6世纪中道教与佛教在教义与经文方面的混合，已有许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4] 此处作一简要回顾。
作为外来的与非中华文明的佛教被东汉时期的道教所汲取。公元65年，一位道教统治者在现为河北省境内的彭城建立了一个佛教僧人的社区。公元166年， 汉桓帝同时供奉佛陀与黄老，黄老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道教哲学圣人老子与神话黄帝的结合形式。[5] 创于公元2世纪中期的、张道陵领导的天师道是道教的第一个宗派，它有教义和经文，它的主神是老君，即老子的神化形式。它和另外一个称之为五斗米道的宗派迅速传播，然而我们没有它们的图像。我们确实有巫鸿讨论过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此处再次提出），他考证它们是采用佛教外观的道教图像。道教被正式提升为与佛教相等的宗教是在北魏（公元386年至公元534年）开国时两位皇帝统治时期。公元409年，明元帝继位，他“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在公元424年陕西的一块北魏造像碑上，我们可以见到表现这种公平方式的艺术中的一种平行并联。该碑有二龛，道像位于左、佛像位于右。下部的众供养人以香炉为中心分列两边。右边有一男子，左边有一道女及其他男子。[6] 这两种宗教就这样被同等对待。
有趣的是，正是在公元424年道士寇谦之得到皇帝重用，为天师道首领， 统率众道教徒。尔后，陶弘景（公元452年至公元536年）构建了一个道教的神仙谱系，它包括了天师道之老子神化的两种形式——老君与太上老君。公元514年， 陶弘景通过联合灵宝派与上清派更多宗派制造了一个综合的道教学说。[7]
六朝时期曾有两次灭佛行动，即公元444年至446年北魏太武帝与公元574年至577年北周武帝的灭佛。尔后，至隋代（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三种宗派（儒教此时亦包括在内）被同等看待：佛教是日、道教是月、儒教是五星。[8]
虔诚的佛教徒与道教徒确实为谁更高而唇枪舌剑，但是他们的教义之战颇为有趣地都提供了适用于所有信徒的解脱与新生的西方天堂。这一点早已为荷兰学者许里和（Zürcher）所指出：“正如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我们也许被一个事实所妨碍，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能够仅仅在极高的层次上观察佛教与道教，即这种‘职业的’宗教和他们在两座金字塔顶端撰写的经文。我们或许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在低层次上这两个金字塔的塔体融合为一个差异较少的世俗宗教，在极其基础的部分这两个系统很大程度上消散，成为一个通俗信仰与实践的模糊的群块。……这两种教义是‘源自一根树干的两个分枝’。”[9]
此处所讨论的供养者们所造的石造像碑，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在流行精神中合为一体的这两种宗教的融合。这首先表现在碑文中，然后表现在其图像志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结合为我们理解许里和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描述提供了具体的证据。
在流行精神中佛教与道教混合的另一个因素，是老子化胡及老子思想以佛教学说回到中国的这种信仰。源自汉代的这种有趣观念后被王浮发扬，据传他约在公元300年左右写有《老子化胡经》。[10] 对某些道教徒来说，佛陀与老子同为一人，所以彼此的图像可以互代，世俗的信徒不仅不能辨别两种教义的区别，他们还不能分清两教的神灵。丁明夷所谈到的除了公元424年魏文朗造像碑外， 另一例是一块同样有道教形象的公元557年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该碑右下角为一天尊，左下角为一佛像。碑文为“建立佛道二尊像”。丁明夷指出，此二像的区别仅仅在于手势不同，天尊的手势为冥想状，佛像的手势为左手作施无畏印、右手与愿印。[11] 其他两尊人物有着相同的头光、头饰、长袍与莲花座。
道像的凿造者们自由地借鉴佛像。这些特征与设计包括主神龛，有时还在龛楣绕以龙；包括莲花座；包括火焰式杏仁形装饰背光，有时表明有火焰纹；两位胁侍者；龛上方的飞天；座旁的护法狮以及供养人。同时还使用了佛教造像碑碑文的标准格式。当时陕西的碑文格式如下：“某年号某年某月某日，佛弟子某某为某人造石像一区”。陕西道教徒也如法炮制：“某年某月某日，道民某某为某人造石像（或四面石碑）一区”。当然也有一些道教特征，这包括一种特殊的冠式、官服式道袍、长须、右手所持类似扇子之物（丁明夷考证为麈尾，或者后来称之为符）、中央人物的三足挟轼。[12]
从河南邓县出土的一座重要的4世纪砖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官服的样式（图1）。墓中图像戴有顶上略微突出的高冠、长袍及贴身内衣。这与道像的服饰非常相似。
这时我们再看美国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的陕西藏品。这些雕刻提供了两种图像志异文融合以及道教借鉴佛教铭文的充分证据。费尔德博物馆中有42件5世纪至11世纪的道教造像。其中25件已展出。值得注意的是，丁明夷讨论过的20例中有9例亦同出陕西。
我们从一件道像开始（图2）。它有两个年代，即公元414年和公元564年，从风格上看前者更可取。铭文中没说主神的身份，他被刻画为一位长髯的士大夫形象，其左右各一侍者，三人均着中式服饰，持麈尾，为道教特征。然而，图3 却清楚地显示为一尊佛像，唇上之髭告诉我们他是释迦牟尼。他头有肉髻，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左手持不明物。其袈裟为一般佛像所着无翻领的简单僧衣和一根中式长袍的带子。
图4造像现为美国私人所藏。自从喜龙仁（Sirén）发表之后就被损坏了。[13] 铭文现已大部不存，原纪年相当于公元521年。道像装束。主像右手手持麈尾（或扇），左手触右袖或触右脚。然而，龛上方的图像主题来自早期汉代艺术：右边的日中有金乌、左边的月中有蟾蜍，两者间的龛楣为二交龙。这种主题的结合在早期中国艺术中出现，据我们所知，是长沙马王堆1号与3号西汉墓的帛画（分别为公元前165年与公元前168年）。龙、日与月，在后来汉代的墓葬艺术中频繁出现，它们与升仙之路相联系。[14] 此碑的铭文仅仅提到造石像，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其主像是作为老子神化的老君或太上老君，而非佛像。
我们现在转向风格的一种变化，所以有些东西必须在图像志之外论及风格。第一组为图2、图3与图4，显现为一条线，尖角的风格，即公元500年之后北魏龙门石窟的平行的有规律的尖角风格。图6显示为一种更加厚重的、更具三度空间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北朝后期尤其是北齐（公元550年至公元577年）和北周（公元557 年至公元581年）所有。袈裟此时宽大下垂并呈曲线，脸面宽阔，表情柔和， 弥勒菩萨的微笑消失。图像志的变化也很明显。日、月与交龙消失，龙从前面移到顶端，从而形成盖于顶部的一种拱形。它们不再相交，现在表现的是天顶。以三足挟轼（凭几）以及随意站立的形象出现。W.Liebenthal指出，公元5世纪的佛像类似一位中国的圣贤。[15] 他的文章中未附插图，但他有可能看到此处讨论的图像。当然，如图10那样的公元8世纪的原始天尊是完美的高贵样式，含蓄而具高度的礼性特征，如同古典经典所描述的孔子形象。
图5作于公元550年，刻有麈尾、道像的长袍和凭几，但是铭文却说是佛教徒所造的佛像一区。佛教的印记如下：三像各有杏仁状头光、主像在莲花座上为印度式坐姿、座两边的狮子、像座基部有香炉。这类图像确定为许里和与巫鸿所说的流行精神中的佛陀、老君和（或）太上老君的合一体。显然，此件石像的买主及凿刻者都没有被两种宗教类型的图像异文融合所困扰，而当今的图像学者却为这种异文融合如此苦恼。我们必须接受它们就是这些图像，及试图理解为何它们就是那种方式。
然而，图6显示了图像志这面硬币的另一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称作是佛像。6世纪的佛像都是束系袈裟的宽带下垂至双足。如菩萨，这些侍从者站立于莲花座上，各有杏仁状背光。双狮护侍一个香炉，这些都是佛像的特有时尚。然而，此件石像的主像的右手持有如意杖，头戴球根状的高冠，石像背后的铭文说此为一位道教徒为其先祖及父母所造的太上老君像。年代相当于公元564年， 如意杖纯粹为一件中国物品。关于图5、图6的其他分析见A.Pontynen的论文。[16]
图7的年代相当于公元610年，从表面上看无疑是道教，然而其铭文却无疑为佛教。铭文称，佛弟子周文明造此像为其死去的祖母早升佛教的西天及家族兴盛。这是一种中国信仰的真实性，可追溯至商代（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50年），即对先祖的满足与关照将会给活着的子孙带来好运，它绝没有随着佛教的到来而消失。周文明希望其在西天里幸福的祖母将会尽中国的责任，为其子孙带来福利，表达一个希望的铭文记录在一个中国本土神像上，而此像一直被当作与佛一样。图8 是中国不同的流行宗教汇合的最好例证。
7世纪后期，当道教徒最终认识到佛陀与老子不同从而完全与佛教分离时，佛道造像也分道扬镳。这种变化明显见于艺术中，对于图8和图10，再也没人会误认为是佛像。
图9的铭文告诉我们该像是元始天尊，它的形象的出现不早于隋（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这个名称早在道教经文如葛洪（公元283年至公元343年）的《抱朴子》和上清教的经文中已经出现，上清教的经文在近年来才开始被西方学者研究。喜龙仁和劳福尔（Laufer）都将隋以前的道像考证为元始天尊，这可能是错误的。一些公元581年前的铭文都未提到元始天尊，而只有老君、太上老君或天尊。[17]
十分清楚，这段早期的道像看起来都很相似。图8和图10的铭文都告知是元始天尊，但是它们的图像志却与本文所举的更早的道像相同。我们可以将佛教与道教特征和铭文的这种融合归因为流行精神中两种宗教的融合。然而我们如何解释道教众神的图像志没有差别，尤其是同时代的佛教诸像是各不相同的呢？老君、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在道教徒心中也是同一的吗？道教徒们各个教派的不同没有致使其造像有别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指望刚刚起步的道教经典研究，艺术史的方法不能单独将其解决。
图10
从图8的铭文得知它作于公元665年。主像为元始天尊，两边为供养人夫妇。供养人为王法信，乞愿全家平安，亡者托生西方安乐国，对虔诚的道教徒而言即指昆仑山。[18] 元始天尊左手扶凭几，右手持麈尾，座下有二狮相护。没有背光或头光。石像略弯曲形成一个不充分的龛。王法信夫妇站立在两边的小台座上，如同天人一般左右相侍。
图9与它同作于公元665年，相比而言，图9 是一尊中国式佛像而非一尊印度式佛像。碑首为龙，下有一单尊小坐佛龛。两主龛上有二飞天。主龛的三尊像为一佛二菩萨。道教的凭几在此出现。坐佛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现已模糊的发愿文列出造像者家庭成员姓名。
从图10中可以看出中国圣贤的理想图像。此像可能是元始天尊。它头戴唐代小官帽，表情慈祥，蓄有长髯。其座上搭有台布，右手扶凭几。上举的左手现已失去。背后残剩有背光。铭文的年代相当于公元709年。
图9与图10显示，佛像与道像之间最终有清楚的区别， 但是某些道像特征仍然出现在佛像上，以及道像仍然有佛像的背光。
中国雕刻家制作道像从适当借鉴佛像开始，又以理想的中国式圣贤形象的形式为基点而运用佛像。这样他们发明了被道教徒公认的表现道教神像的图像志，这个神像即老君、太上老君或元始天尊。工匠们没有发明一个各神像各具特色的系统，他们以一种形式表现所有道像。与此同时，此时的道教处在宗教形成时期（与哲学相对），道教的学说、道士与道观都处在某种程度的新生阶段，这些本土图像相当清楚地表现了这个时期流行精神中的早期佛教与道教的结合与融合。最终，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虔诚的佛教徒们制作了无数确凿无疑的佛像，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将佛像与道像相混淆。
［收稿时间］2005—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