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年度报告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过不平凡的2009年，我们迎来充满希望的2010年。过去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教育事业也取得巨大成就。伴随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我国教育新的阶段性特征越发凸显，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亟待分析与破解。教育研究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重要理论进展，并对教育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本报告依据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献，对2009年度我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述评。
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教育改革任务的艰巨性。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教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针对教育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专家学者们积极建言献策，以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近年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提法时时见诸媒体，不仅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积极倡导，被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而且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有学者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努力方向和总体性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坚持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在当前条件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加和保障教育投入，创新和完善教育制度安排，优化和提升教育运行质量。[1]还有学者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办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同时让受教育者个人满意的教育。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兼顾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2]
(二)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必由之路，在现阶段，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有学者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有效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教育新体制。因此，建立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参与办学，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是教育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必然选择。[3]还有学者认为，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政府与学校关系重建的基本路径。一种健康的政府与学校关系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完善与创新。[4]
为使人人在受完全的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受公平的、有质量的、适合的、终身的教育，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学有所教提供制度保障。有学者指出，首先，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加强省级人民政府对区域内教育的统筹管理，理顺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关系，以现代学校制度推进学校特色发展；其次，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构建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教育的新体制；再次，进一步深化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建立健全公共教育财政制度，不断强化政府对公共教育的保障责任，健全和完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5]
城乡教育二元结构问题一直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一个原因所在。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进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为此，有学者指出，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明确政府职责，完善户籍、学籍管理制度；其次，要改革教育投入制度，明确经费保障责任，完善经费管理机制，明确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受教育问题的教育投入责任，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应覆盖整个教育体系；再次，要改革人事制度，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和教育质量问责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强化教育督导中的“督政”环节，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把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官员施政约束的评价体系。[6]
(三)教育改革的方法与路径
教育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及进程。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政策相继出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体系。其中党和国家若干重大政策文件奠定了我国教育政策的基础，明确了教育发展的方向，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教育政策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7]
有学者指出，教育改革要避免基于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的逻辑、立场与单向度思维方式，以免教育改革因“钟摆式”动荡而陷入困境。[8]教育咨询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实现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有学者提出，建立教育政策咨询委员会，以有效发挥教育咨询在教育决策中的作用，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决策程序与机制。[9]
当代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进和保守两种改革倾向。激进改革主张采用颠覆性手段来实现改革目的；保守改革秉持教育发展的常态路线，主张平稳革新。有学者分析指出，根源于“有限理性”的渐进改革适合植根于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教育改革现实，具有激进和保守两种改革倾向不可比拟、不能超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渐进改革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改革；改革的力度是改革创新为主、继承传统为辅，以扬为主、以弃为辅；改革的路线是循序而改，改中有变，变必有果。[10]
二、教育公平的重点和实施策略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保障公民公平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是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2009年，伴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特别是针对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专家学者就教育公平的重点和实施策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基础
接受公平教育是法律赋予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每个人的一生命运息息相关。学有所教，就是人人受公平的教育。[11]有学者就教育结果公平的定义提出，就结果而言，教育公平的本质并不是需要每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完全的平等，而是将教育无法控制的那部分变量排除之后，只考虑教育系统自身的变量对学习成绩所造成的影响是平等的。教育结果公平作为一个量化的指标，不仅可以评价教育结果本身，还可以对教育起点、教育过程进行评价和衡量，作为一个结果指标检验教育起点和教育过程实施的效果。[12]有研究发现：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单单体现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承载着促进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故国家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教育平等，创造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社会公平。[13]
(二)教育公平的重点：城乡教育一体化、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促进教育公平，我国在教育公平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有学者使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数据测算中国的教育基尼系数发现：中国的教育平等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教育基尼系数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教育不平等程度无论在区域之间，还是在区域内部都得到了改善。[14]但不容回避的是，教育差距仍不同程度存在。首先是东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和流动，是推动当前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向更高层次的公平和均衡发展迈进的关键。[15]其次是区域内城乡教育差距。有学者分析了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机制，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有利于克服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弊端，使均衡化的公共教育服务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16]城乡教育结束分割发展状态逐步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目标。统筹的基本目标是缩小城乡教育结果的差距，统筹的责任主体在县级政府，同时，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有效监测城乡教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17]
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进程中，政府负主要责任，应以发展促进公平，以制度建设保障公平，以规范管理维护公平，其根本手段和方法是科学统筹。具体措施应着力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农村学生受公平教育；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促进中西部学生受公平教育；促进职业学校学生受公平教育；缩小校际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缩小群体差距教好每一名学生；建立促进教育公平的长效机制。[18]
(三)教育公平的途径：科学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教育差异较大，迫切需要开展区域教育研究。调研显示，中小学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了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19]为实现公共教育财政资源在地区间更有效和更公平的分配，政府应在教育财政资助设计中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对于地方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在接收到财政资助后所可能具有的财政反应。[20]有学者指出，对区域教育改革模式的探索是区域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2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点领域，故需明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整体目标，制定国家办学标准，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督导评估力度，建立教育监测体系。[22]
三、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方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必须“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科学大师钱学森一直非常关心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他去世后，“钱学森之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教育研究的时代课题。
(一)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夯实基础
基础教育要注重特色发展，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夯实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在初步实现均衡发展之后，下一步发展的路径应是“特色发展、文化育人”。要让教育更多地适合不同学生的需求，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当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地实现个性化发展的时候，钱学森期待的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教育就到来了。[23]
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学者认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学生社会生活实践，优化课程结构，适度减少学科课程比重，增加科学、艺术、社会与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比例。保证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自主权和选择空间，积极稳步推进初中阶段的综合课程、高中阶段的选修课程建设，构建有利于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4]
借助思维科学研究的成果，注重人的思维的全面和辩证发展。有学者介绍了钱学森的有关主张，一是改变只注重知识传授和知识积累的传统教育方式，尽早引入抽象思维的教育。二是学会运用形象思维去解决抽象思维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认知发展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形象思维常常能弥补抽象思维的不足和局限，二者的结合与互补，才是创新之道。三是纠正学科分割与疏离的弊端，做到整体思维、专博结合。四是坚持学术民主，激活“集体思维”。[25]
(二)创新高等教育，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观念决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这是教育的基本逻辑。有学者指出，大学人才培养观念的更新，一是回归大学的观念理性，坚持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二是守护大学的理想主义，培养有社会担当精神的人；三是按人才成长规律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26]
高等教育要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有学者指出，要着力推进素质教育，注重理论教学，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能力、职业拓展能力，注重提升人才培养的复合性、国际性和创造性，改革人才评价模式，激发师生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27]有学者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教学活动的基本特点为：教学活动的研究取向、教学活动的独立取向及教学活动的实践取向。因而，大学教学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自由；构建加强基础、重视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形成课堂学习的讨论、研习之风；提高实践教学的研究性。[28]
(三)注重特殊人才培养，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重视儿童早期潜能开发。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对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测试、培育和跟踪研究，及早发现、合理开发儿童的潜能，为儿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9]有学者提出，为促进超常人才健康成长，需要实施“双超常教育”。“双超常教育”以“又好又快”为指导方针，以“健全人格+才能出众”为努力目标，以“智力与非智力、左脑与右脑、学业与心理、显能与潜能、加速与加深的和谐互动教育”为结构要素，以兼顾天赋儿童和特殊才能儿童为基本原则。[30]
搭建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通道。各级各类学校要采取特殊政策和有效措施，积极支持优秀学生、尖子学生、特长学生的培养。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贯通，家长、社会和学校相互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创设民主和谐的育人环境，形成创新人才快速成长的有效机制。[31]
形成创新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强重点学科、创新平台、重点科研基地和实验室建设，对特种专业人才进行特殊培养和指导。开发特需人才职业潜能，制订特需人才职业生涯规划，保证国家急需的特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32]
四、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我国也产生了影响，也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的发展受到挑战。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积极应对，促进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加快高等教育改革
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造成了深刻影响，但同时也蕴含着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利因素。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教育经费、毕业生就业、招生、师资队伍、专业结构、课程改革等方面产生了影响，但并非全是负面影响，要善于发现、把握和利用机遇。通过这次危机，可以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开辟西部、农村、基层的就业通道；促进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培养适应就业市场的应用型人才。[33]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我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地位的一次契机。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背景下，高等教育应积极争取国家投入；应在政策上加大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积极调整和优化教学和科研结构，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34]面对金融危机，高等学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应更趋于理性。[35]
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防范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思路。[36]还有学者指出，应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构建我国学生贷款的“反周期供给机制”，以满足学生的贷款需求，促进学生贷款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37]
(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职业教育面临着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机遇。有学者指出，应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市场为主导改革和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根据市场需求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38]职业院校要积极应对产业升级和变革，对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做出战略调整，提升职业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使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发展而且适度超前发展。[39]还有学者指出，应积极创办县域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中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推行城市与农村对口支援、合作办学，充分盘活大中城市的职教资源，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券制度，通过多种措施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40]
(三)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针对就业压力日益严峻与大学生创业意识薄弱现象，有学者提出，加强高校创业教育，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是从根源上解决就业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此，应加强创业教育师资培养，建立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以立体创业教育观指引创业教育发展。[41]也有学者提出，应开设各种类型的创业课程，增加创业实践机会，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学校期间进行自主创业；高校创业教育应该重视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培养大学的创业精神，形成学生更积极的自我认识。[42]
还有学者指出，化解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冲击，应从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入手，设计战略性就业调控政策，[43]高校应积极调整专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就业的个性化指导，提升学生就业能力。[44]
(四)加强诚信教育，培育大学生的健全人格
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意义上的信用危机，更是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危机。有学者提出，诚信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教育引导。大学要主动承担起诚信教育的责任，全面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积极探索加强大学诚信教育的理念、机制、手段与方法，不断增强大学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诚信内化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与品格。[45]也有学者指出，应通过金融危机促使高等学校反思，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46]并引导学生理性对待金融危机的影响，变压力为动力，塑造健全人格。[47]
五、德育研究视野的新拓展
在新时期新阶段，伴随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学者们从社会、文化等视角对德育的机制、内容、方法与方法论等进行了探讨，德育与生活、德育与文化、德育的价值引导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一)确立德育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来自文化层面的焦虑和困惑愈来愈显著。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因此，有必要叩问文化路向，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追索文化传统，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辨析多元文化的碰撞，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揭示文化殖民的压力，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问题。[48]有学者指出，文化传统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深刻的预制性功能，这种文化传统的预制性可从根源性、特殊性和生存性的角度去理解。[49]也有学者指出，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道德教育改革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对道德教育改革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历史与现实则是对道德教育改革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50]有学者针对社会上盛行的网络文化现象指出，应加强网络监管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网络建设，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开辟未成年人专用网站，以提高未成年人德育的实效性。[51]
(二)走出功利主义的误区
厘清当前德育的认识误区，解析从根本上制约学校德育深入发展的因素，是德育走出困境的前提。对此，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校德育存在着“学校中心论”、“专门德育论”和“即时效果论”三大认识误区。面对经济社会的变迁，应树立以“合力德育论”、“生活德育论”和“长效德育论”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新的德育观。[52]
有学者通过分析“狼来了”道德故事原型的价值逻辑，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广泛社会生活领域中人们责任心和道德感缺失的心理根源，指出以“狼来了”为原型的道德故事所蕴涵的价值逻辑是典型功利主义的。基于对日常道德生活经验的分析，应重申道德行为的利他性。教育必须把唤醒和培育人们的同情心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义务感和道德良知作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加以追求。[53]
还有学者指出，要实现价值自觉的目标，应明确道德价值与学生心灵衔接的机制，以学生的自然性为出发点，在明确道德价值与人的自然性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加深学生的价值自觉，从而培育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和个性，同时给学生带来成功的喜悦和学习的乐趣。[54]
(三)培育“有精神”的德性与“和谐心灵”的人
从道德教育哲学层面反思德育问题，有学者认为，“从实体出发”与“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不同伦理观，历史地形成了基于“精神”或基于“理性”的两种道德教育哲学。“伦理”—“道德”对立，“理”—“道”分离，“德”—“得”脱节，是现代道德教育中的三大“精神”问题。中国道德教育要走出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误区与困境，必须建构“回归精神的道德教育”，尊重和维护伦理道德的精神生态，形成道德教育的“精神生态体系”。[55]而面对“理性”对“精神”的僭越，现代道德教育必须捍卫与蓬勃精神，从而真正培育“‘有精神’的德性”和“‘有精神’的人”。[56]
构建和谐的社会风气，需要追求公平的经济制度德性，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变革行政制度德性，建构公共行政道德；变革文化制度，引导大众文化走向德性之善；合理规范个人权利，赋予适当的道德生活空间。[57]还应促成制度德育与生活德育的融通，让制度充满道德性与教化性，使德育在生活中进行，生活在德育中提升。[58]
六、探寻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高等教育与国家核心利益休戚相关，大学对国家发展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这一新的历史使命，意味着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打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设计的视野。
(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内涵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时期，提出和推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唯一选择，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59]关于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包括高端性、关注度与话语权、独特性；二是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包括重视度、依存度。[60]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具体应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规模指标：毛入学率达到普及化(50％)或处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二是质量指标：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专业和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成果。三是结构指标：高校类型齐全，区域布局合理，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四是投入指标：形成多元化经费投入体系。五是观念指标：具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61]
(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任务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着力建设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保障体系，基本路径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创新教育科学理念，强化高等教育研究。[62]理念创新是改革的先导，有学者回顾了60年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演进历程，指出从历史与现实中把握未来是探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理念体系的先决条件。[63]
二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强区域高等教育。有学者参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把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学术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或是多科性、单科性的院校。强调高等学校的定位、特色发展都要围绕提高质量这个中心任务，加强各种类型高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64]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要坚持服务国家、民族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的关键；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使命和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坚持国际化战略。[65]而新建本科院校在建设发展中，则应强调重点加强应用学科建设，兼顾基础学科建设；学科研究要为专业建设服务；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重硬件建设，更要重软件建设。[66]
三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有学者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人才培养模式运作逻辑上的缺陷有关，解决的办法需从人才培养的价值和技术、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活动与体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入手。[67]
(三)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绩效评价体系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日益完善，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复杂，揭示高等教育发展客观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高等教育发展层次指数、平衡指数、开放指数、需求率、发展的实益率和结构指数等新概念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可以较清晰地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状态。[68]同时，大众化和民主化必然带来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结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应该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市场和高校自身的力量，建立良好的高等教育评价范式，努力实现价值协调。[69]作为大学评价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大学排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当前大学排名普遍存在的静态排名有一定的局限性，故应对静态大学排名方法进行改进，使用纳入态势的大学排名的动态模型。[70]而以高校利用办学资源实现其职能的效益为评价标准的高校绩效评价方法，则是对高校资源利用状况的一种客观反映，旨在促使高校在努力争取资源投入的同时，重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71]
七、发展学前教育的意义与举措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发展学前教育成为国家重视、社会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也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
(一)学前教育是奠基性事业，具有极高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价值
有学者指出，学前教育关系到儿童健康、社会性、情感和认知等领域的长期发展，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优质的学前教育不仅对幼儿及其家庭有利，更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既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节约公共行政、司法、医疗和福利开支，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72]还有学者分析指出，除了能体现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发展的宏观价值，学前教育的微观价值则体现在认知、培养道德、陶冶情操、保育身体等幼儿个体发展的显性价值和在园所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幼儿个体的社会化、主体化、个性化三个方面的隐性价值。[73]
(二)普及与发展学前教育
目前，学前教育发展现状与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学前教育不仅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成为当前我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民生重大需求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有学者指出，学前教育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普及率最低的阶段，3-6岁儿童入园率在40％左右，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率，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74]有学者具体提出，实施“9+1计划”，普及学前一年义务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比较好的地区率先进行学前一年义务教育的试点，取得一定的经验后逐步推广。到2012年，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学前一年义务教育。[75]
也有学者认为，普及学前教育和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系统是两个不同概念，学前教育的普及规模和程度应与国家的文化传统、民众偏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普及学前教育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在财力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考虑和确定学前教育发展的优先目标，优先在农村尤其是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农村普及免费的学前一年教育，在发达地区，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率先探索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系统的方法和途径。[76]
(三)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健全学前教育发展的保障措施
学者指出，要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解决上幼儿园难和上幼儿园贵的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公共财政支撑、多渠道投入相结合的学前教育发展机制。建立和完善对城乡困难弱势群体的扶助机制。发挥学前教育的教育补偿功能。[77]应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通过立法，明确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在社会生活以及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发展方针、政府责任等基本问题，制订国家标准，使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办学行为有法可依，促进学前教育发展与管理更加科学和规范。[78]
还有学者强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重点支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通过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及完善而有效的政策举措，吸引社会多方面的投入，加大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79]把农村学前教育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范畴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提高学前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学者建议学前教师统一纳入国家教师资质管理系统，保障其与中小学教师享有同等的权利。切实提高学前教师的待遇，保障其工资与义务教育教师相同。提高学前师资的学历起点。[80]
八、课程教学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课程与教学改革始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2009年，课程改革的理想与现实、教学论学科的发展走向成为研究热点，关注学生的整体性发展成为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共同主题。
(一)课程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以往，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实践者对理想的课程是否认同、是否误读，而忽视了这种认同或者误读如何对待教学的可能性。有学者提出，实施理想的课程必须尊重实践的教学可能性。因此，要发掘课程与教学之间相向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张力趋向，探索它们之间的中间区域，使课程与教学改革行走在理想的课程与教学的可能性之间。[81]有学者认为，课程改革预设目标是课程改革措施和行动展开的依据。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准确提出改革目标，完善目标预设机制，以提高改革目标的质量，促进改革目标的实现。[82]也有学者认为，课程的弹性化追求从本质上需要学校及教师有权确定适合各自变革的具体进程，因此提出要以“可能性”、“操作性”、“匹配性”这三个标准作为主要指标，确立课程改革的“可行变革区”。[83]
有学者指出，课程改革提出来的新理念只有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理解并且转化为相应的教学行动，才能获得真实的改革成效，[84]因而要重视教师在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关键性作用。注重价值观引领下的教育理念与专业精神的不断重构与塑造，这是对教师的专业成长的定向；注重基于广泛学习的专业和非专业知识的不断拓展，这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根基；注重在反思学校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教育智慧的不断提升，这是教师走向卓越和优异的催化剂。[85]
(二)教学论的学科发展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移植、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创新三个阶段。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科还存在着对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对信息技术的影响研究不多，教学论的应用、普及和中国化不够等问题。[86]需要基于研究现状，探寻未来研究走向，对教学论思想和流派作深度研究；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上，促进教学论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匹配，加强系统、有深度、有广度的本土建构性研究，加强研究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强调多元化方法的应用，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87]
中国教学论学科实现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超越。有学者提出，以20世纪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作为教学论未来走向的立足点，由教学论“中国化”走向“中国式”教学论，从历史性、逻辑性、实践性和境界性四个层面推动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是提升教学论学术尊严和实现教学论学科价值的重要途径。[88]也有学者提出，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实践指向，集中体现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教与学方式变革与教学策略的构建，有效教学及其评价标准研究，以及教育技术手段的发展与应用等方面。目前，中国教学论学科正处在一个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关键转折点，必须走出传统范式，真正切入理论的原点和实践的原点，实现学科本身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89]
(三)课程与教学要关注学生的整体性发展
以学生为主体，以重视精神文化的学习为前提，引导学生主动连接经验世界和精神文化世界，促进学生主动发展，这是当代课程的根本属性。有学者指出，当代课程是基于学生的主体性而在预设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基本教材的基础上动态生成的，用以引导学生能动学习、主动发展的方向。教学则应是在一定培养目标指引下，教师和学生以课程为指南而进行的教与学双边互动的育人活动。[90]有学者指出，观照人的生命整体，促进人的整体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从人学立场关注人的整体性存在，把三维目标当做思考课程与教学目标的一条重要原则，从人性角度确认知识门类对人的整体性发展的重要价值，并在教育教学实践层面关注作为整体人的体验学习，便成为深化课程改革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91]
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和弘扬是课程教学改革的追求。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主体教学实践中存在着有效性低的问题，教学论界亦缺乏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主体教学有效性进行研究是主体教学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9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以生命活动的名义否弃了真正的生命活动，因而失去了学习者生命活动的支持。为此，必须突破旧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寻求新的根本性突破，即从研究怎样教到研究怎样不教，或曰实现从“仿生”到“靠生”的根本转变，才能真正以人为本，以生为本，把大自然所赐予的全部教育资源调动和发挥出来，极大调动人的学习积极性，实现基础教育改革的根本突破，为普及教育和培养人才服务。[93]
九、中小学特色学校建设
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学校的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机遇。学校变革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转变，特色立校、特色强校、特色兴校正在成为学校发展的价值选择，特色学校建设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一)特色办学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中小学要切实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模式单一、人才雷同、特色缺失等问题。有学者指出，社会的未来呼唤着学校的特色办学，学生的未来发展呼唤着学校的特色办学。特色是学校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是学校创新的切入点，是学校传统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教育家成长的有效途径，从某种角度讲，教育家产生在具有办学特色的学校中。[94]
特色学校的意义还表现在学校发展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上。特色学校的发展建设是教育战略转移时期的一项重大策略。特色学校就是个性化的学校，是认识和优化了个性的学校。基于这种理念，有学者认为，每一所学校都是潜在的特色学校。[95]
2009年3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安生文教交流基金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美高中特色办学研讨会”，专门就高中特色办学进行了研讨。与会者认为，普通高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肩负着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后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为高等学校输送优质生源的重要任务。鼓励特色办学，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将是今后中国高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96]
(二)学校特色与文化建设
从同质化发展到特色发展、从模仿发展到创新性发展，无疑是学校发展的基本轨迹。学者们强调，在培育和打造学校特色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学校文化与学校特色的关系。在学校文化中，精神文化是其核心与灵魂，学校只有拥有共同追求的办学理念和目标、为教职工所认同的价值规范和观念，以及围绕学校特色建立起的制度支撑体系和行为，才能使其特色建设真正落到实处。[97]
由于教育类组织的公益福利性质，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素质、学校形象、师资力量等文化元素的竞争，所以，每所学校都必须树立起极具影响力的特色文化，以实现其发展目标。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学校文化的不断融合与衍生，进而催生出新的学校文化，推动学校特色文化的建设。因而，学校文化的构建，学校特色的显现是学校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校变革的原因所在。[98]
(三)特色办学的经验与方法
学校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教育创新过程，需要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积累。有学者指出，学校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特色办学是在统一的标准满足以后，实现个性化的过程。一所学校要形成特色，其核心是要形成教学的特色，这不仅是学校培养特色学生的主要途径，更是学校特色形成的主要方面。特色学校只有用高质量的特色课程做支撑才具有生命力。[99]还有学者指出，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增强人的活动自由度是学校特色发展的两大课题。在此意义上，学校特色发展就是要通过打造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来提高学校在教育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100]
十、教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教育学研究在反思、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注重我国教育的实际，着力研究解决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立足理论创新，逐步实现学科重建的理想。本土性、实践性、科学性、有效性，成为2009年教育学研究的“关键词”。
(一)关注实践，服务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正处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认真研究和解决。教育科学研究应该直面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教育改革与发展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改革者来探索，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和创造。[101]教育学术界要密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克服浮躁情绪、功利主义的学术价值取向。只有结合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科学的现代化。[102]
也有学者提出，教育学的基本任务是为教育实践提供积极价值和科学基础，提高科学化水平是教育学完成其任务的基本条件。教育实践是一项跨度很大的工作，相应地，教育学知识也有社会科学形态、心理学形态和哲学形态三种类型。为获得可靠的知识，面对不同性质的问题，应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103]因此，教育研究要摒弃“定义性”语言、逻辑、态度、方法和表达方式，避免过度诠释现象(即对教育现象进行无限演绎从而造成教育现象的空壳化状态)、非历史性诠释现象(即将教育现象视为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现象)、非对象式诠释现象(即对教育进行非本体界定，从而造成教育现象因脱离本体而呈现似是而非状态)，摒弃绝对的僵化的教条的研究结论。[104]
(二)立足国情，创新教育理论
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学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学基本问题得到深入探讨，一些新的范畴进入研究视野；教育学分支学科架构基本成形，课程论异军突起；教育学理论基础进一步扩展，复杂科学受到关注；教育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步形成，教育学咨询服务功能加强；教育学研究国际视野逐渐开阔，本土教育理论流派呼之欲出；教育学教材体系多姿多彩，一统的教育学教材面貌不复存在；教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特征明显，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走向勃兴。[105]我国教育科研成果数量持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成果生产组织形态多元化、成果产品类型多样化，在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学科发展、引领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影响日益显著。[106]
随着教育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教育理论本土化成为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有学者指出，教育理论本土化是本土教育实践的学术化，并从本土教育问题切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实现本土教育理论创新的过程。[107]当下中国教育学的使命是，在研究思路上将国际理论视野和中国问题意识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在价值导向上从“知识世界”回归“人的世界”，在实践追求上以解决教育问题、影响教育决策为旨趣。[108]
(三)保持活力，做强教育科研
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越来越依靠教育科研的引领，而教育科研要发挥引领作用，就必须保持不断创新的活力，为此，需要从多方面为教育科研创新寻找新的路径。
有学者指出，教育科研要进行创新，第一，要促进教育科研的文化自觉；第二，要构建教育科研的协作机制；第三，创建教育科研的学术标准，建立自己的“学科边界”；第四，发展教育科研的基础设施，为开展教育科研提供支撑与保障条件。[109]当前阶段，学科发展和实践诉求构成了推动我国教育研究的双重动力。教育研究要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突出问题。以下方面将是今后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政策研究，提高决策服务的实效性；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学校管理实践的功能；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加强比较研究的针对性和本土化，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110]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实施的第一年，教育研究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继续努力创新。诸如我国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国家教育竞争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人口结构与教育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家成长规律，教育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相信在新的年度，我国教育研究将在新的起点上获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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