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_帝国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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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发展,推动生产力新的飞跃和世界面貌的深刻变化。生产力的大发展、人类社会实践的大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大发展。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解放思想,艰苦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勇敢开拓。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都是随着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例外。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过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出现了三次大飞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与这三次生产力的飞跃密切相联。

英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因此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源于英国不是偶然的。这次以蒸气机的发明与采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延续到19世纪30—40年代,在英国已处于完成阶段,在法、德等国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三个国家是当时欧洲也是世界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取得了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社会两极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等等。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时期,先进的人们为解决社会矛盾而艰苦探索,各种学说应运而生,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和思想原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欧洲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欧洲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周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大飞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观察自然、观察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们得以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小生产的局限,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深刻解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研究了资本运行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及最终必然灭亡并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依然照耀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先进的人们,鼓舞他们为人类进步事业坚持不懈地奋斗。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199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长文中就把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三人列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三大思想家。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年,已用200多种语言出版,它是全球公认的“传播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注:《人民日报》1998年2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普遍胜利与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对手工业作坊的取代,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然而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当时最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还很不成熟,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表现在生产力的现代化还刚开始;商品资本关系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股份制等资本社会化形式刚开始发展,垄断资本更是刚刚露头;资产阶级还缺乏统治的经验,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并常用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时、克扣工资等办法残酷剥削工人,使阶级矛盾激化,危及资产阶级统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原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但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及建设新社会还只能提出一些原则和设想。这些局限性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只是证明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而不能不受到社会实践的局限。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钢铁生产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这次革命延续了数十年之久,至20世纪初叶才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完成。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促使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导致垄断,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1898年—1914年间最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的。”(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详尽分析了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9页。 )列宁还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它们是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而资本主义实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金融资本和托拉斯更加剧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往往发展得比老牌的帝国主义快,其实力往往会超过某些老牌帝国主义,这样就产生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情况和帝国主义各列强实力对比不相称的情况。列宁问道,要消除这种情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8页。)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争夺霸权而拼死搏斗。战争使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包括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原料产地、市场和投资场所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空前激化。战争也使资本主义普遍削弱并出现了若干突出的薄弱环节。列宁深刻观察当时世界形势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6页。)列宁还根据当时形势突破了恩格斯在1847 年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的论断,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并在一国单独获得胜利的理论。(注:《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略、策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的理论被称为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引导他们不失时机地去夺取革命胜利。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理论是正确的。

然而,如同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时代的限制一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初期,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列强的互相厮杀,战争造成的饥饿、恐惧、灾难和破产,由此而引起的革命情绪的高涨,以及帝国主义统治的动摇,这一切事实不能不影响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估计。从列宁创立帝国主义理论的8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当时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发展潜力和余地有估计不足的一面。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57页。),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把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从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虽然较其初期阶段有了很大变化,但无论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社会化的程度、市场经济的规模和范围等各方面来看,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还是不很成熟,不很发达的,称之谓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可能比较恰当。

列宁还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8、293页。)但他认为当时“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必然要腐烂”,“必然要被消灭”,(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6页。)因而认定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5页。 )这个论断已为历史事实所否定。事实上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固然带来了寄生和腐朽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改变了私人占有的方式,使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实,列宁当时也注意到这种情况。他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以前快得多……。”(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3—29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从一战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大量历史事实来看, 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仍有很大余地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调节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了尽头。从整个世界范围的现实来看,资本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真正发达并趋于成熟的也就是20个左右国家8亿多人口。除此以外的全世界160多个国家50多亿人口中,除中国等一些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外,其他相当一大批人口和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不久,有的甚至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

列宁根据当时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薄弱环节、革命时机成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力量相对强大等条件,排除干扰,不失时机地毅然领导了十月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完全正确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必须充分加以肯定,而决不能因为70多年后苏联的解体而对此有所动摇。但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里对世界革命发展的估计过于乐观。

列宁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善于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科学论断。例如1920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维埃俄国打退了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并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从而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的革命失败,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样就形成了某种均势;与此同时,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则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列宁清醒地看到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他修正了自己原来对世界革命将迅速取得胜利的看法,指出“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注:转引自张盛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要求停止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注:参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与此同时, 他欣喜地指出东方革命浪潮的兴起,说明“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4页。)。 在实践上他把主要精力转到了经济恢复和建设上,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倡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推行租让制,力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振兴本国的经济。可惜列宁晚年重病缠身,而又逝世过早,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上正确轨道并取得更大的成果。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未能正确继承与发展列宁晚年的这些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未能在实践上形成一条符合苏联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广大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这之后领导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伟大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进步事业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土崩瓦解,使世界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概括了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总结与胜利纪录。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无产阶级如何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西欧,但他们一直非常关心、同情东方的革命斗争。列宁更寄极大的希望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13年3 月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威胁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紧接着,同年5月,他又写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两文,高度评价当时中国、土耳其、波斯、印度、爪哇发生的反帝革命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列宁首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然而列宁来不及也没有可能具体解决无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何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上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农民占绝大多数、发展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从而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解决无产阶级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领导革命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但还不系统、不成熟,有些想法是不符合实际和错误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充分而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国家摆脱了长期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与此同时,二战时期因战争需要而开发出来的许多技术大量转化为生产力,出现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在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原来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生产力出现了新的飞跃发展。经济的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高度发展,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不断加强,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事实说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到50年代中期以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由二战引发的一轮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新的飞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而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思想停留在老的阶段,仍然把战争和革命作为时代的主题,在实践上把阶级斗争、备战放在第一位,而没有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直至最后发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丧失了极其宝贵的时机,这样就使50年代前半期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有所缩小的经济差距重新拉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冲破个人迷信、“两个凡是”,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些错误理论等重重禁锢,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引导国家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92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国内再次出现“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此重大时刻,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勇气,回答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并且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政策方针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从而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重重障碍,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的这些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事求是地仔细地观察和重新估量世界形势,得出了新的结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于美苏两家的原子弹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也不敢先动手,也由于美苏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挫折而未能完成,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正是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分析了世界全局,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05页。)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都根据邓小平的分析,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传统框框和过时的看法,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这一论断不仅为党的基本路线、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提供了科学根据,而且对世界人民进步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研究、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面经验,研究、总结了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面经验,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当前世界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预示着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给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很大风险。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经济正处在新的大发展的前夕。前一时期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从长远观点来看,正是大发展前夕的阵痛,说明许多国家因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遭受重大损失,并被迫作出痛苦的调整。新的时代、新的生产力呼唤新的理论。当前人类社会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新经验,同时又出现了大量新课题,要求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和分析,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当前一个薄弱环节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经过5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里的高速发展,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而且经过长期的挫折与反复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相应的政治、法律体制。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依然存在,由此而必将继续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悬殊、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种种政治丑闻、社会弊病,等等,但其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在运转时又显得效率很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大量事实表明: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它们能够1、 采取政策措施推动科技革命并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经济获得巨大发展;2、通过国家进行宏观调节与干预以保证经济的发展, 其手段包括搞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调节利率、税收、汇率和货币发行量,通过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作某些调整,等等;3、实行国际调节, 如定期举行七国首脑会议、财长会议,建立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组织,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经济以避免或延缓经济危机的到来,等等; 4、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福利,借以缓和阶级矛盾;5、 有限度地调整生产关系,如制订反垄断法、实行高遗产税、产权分离、工人共决权,等等;6、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改善决策机制, 实行决策科学化。

然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特征、基本矛盾、走向,迄今还缺乏周密、系统的研究。从现有材料看,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于二战以后,发韧于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的“新政”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产物。当时资本主义确实气息奄奄、摇摇欲坠,到了崩溃的边缘,传统资本主义已难以维持下去。在此情况下同时出现了德意日法西斯专政和罗斯福的“新政”。前者企图通过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后者则力图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来挽救、复兴资本主义。罗斯福在“新政”中,把国家干预、宏观调控、金融监管、计划、社会保障、劳工立法等内容注入了资本主义体制,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注意照顾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战后美国“新政”的经验传播到西欧各国和日本,为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和“新政”是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的转折点。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就要从新政开始。罗斯福推行“新政”时美国国内保守势力认为他是搞社会主义而大肆加以攻击。左派则批评“新政”是麻痹无产阶级,阻止工农革命。迄今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对“新政”似乎也不够重视而没有系统研究。

又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理论界也意见纷纭。不少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后初期,西欧许多国家确曾掀起较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很大发展。但80年代以来,西欧出现了私有化的浪潮,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韧地的美国,则国有经济比重一直很低,政府主要通过国家预算、税收、信贷、补贴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更何况战后资本主义更突出的发展是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垄断资本越出一国范围,出现了国际垄断资本——跨国公司遍布全球,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如何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并界定其性质,仍是当前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当然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这个科学体系仍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职责和首要任务。除此之外,科学社会主义当前还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例如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化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 卷中论证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行扬弃的矛盾”的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496页。)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也指出,“垄断是从资本主义进入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8页。)列宁还指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注:《列宁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再如,战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大多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有具备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例如,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强大和相对成熟,资产阶级的特别软弱和具有强烈的妥协性以及特殊的外部条件,等等),才有可能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般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仍是经历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在以后生产发达的基础上以及其他条件成熟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对于这些类型的国家也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此外,进一步系统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及研究当前有关的状况,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列宁逝世70多年以来世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伟大胜利与重大曲折。自然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等一大批新的理论和学说,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哲学上作出新的概括。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毛泽东晚年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过低估计客观条件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斗争而忽视统一、协调;过份强调事物的质变、突变的意义,而忽视相对稳定、渐变、改良的重要性;过份强调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忽视或低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晚年的错误与哲学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认识有密切关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时首先是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入手,也即从哲学上解决问题。新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新的发展与突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哲学应该走在前面。

邓小平不仅以他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且以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唯书,不信邪,不怕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是严格根据事实来做结论,敢于推翻旧的过时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为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邓小平彻底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为楷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艰苦探索,大胆开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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