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试论文,科考论文,明代论文,资格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5－0096－08
明代乡试资格考试由于会典、实录皆不详载，学界历来知之不详，前人虽有涉及，但皆较简要，仅能略窥其貌，难见全豹①。笔者不揣谫陋，据散见于实录、会典、文集、年谱、奏疏、笔记等文献中的大量相关史料，对明代乡试资格考试的源流、方式、主试者、时间、地点、规模、录取率及作用等试作论述。
一、考试源流
前人论述明代乡试资格考试最常征引的史料莫过于以下二则：
(提学官)继取(岁考)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②
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试于乡闱。不及是者，又有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③
前者出自《明史·选举志》，后者出自艾南英的《历试卷自叙》，二者所言皆晚明乡试资格考试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前者论科考为详，不过其言科考是在岁试基础上进行，此论尚待商榷。后者则更简要地描绘出晚明乡试资格考试的轮廓，即科考、遗才、大收三项。下面，笔者介绍三者演变的源流。
1.科考
科考又称科试、小试、道试、院试、台试、正考等，是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中的常规考试，出现时间最早。应试者只有通过科考，方能参加乡试，科考被录取称“录科”。不过“科考”一词出现较晚，在嘉靖之前，科考多直称“科举”。如弘治十七年(1504)当乡试，张文麟载：“又当大比，理故籍，绎旧闻。三月尽，则石峰先生至府吊考科举矣。”④嘉靖庚子年(1540)又当乡试，杨继盛载：“春，提学宁夏黄公南渠考科举，予居第三。”⑤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于孔兼在其自叙年谱中记载：“科试不得取。”⑥此后，科试、科考等称谓才渐渐多起来。
在明初，士子应乡试并不需预行考试，而是由“有司保举”入试。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的《科举成式》规定：“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黏带者，皆由有司保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乡试。”⑦采取“有司保举”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查核士子身份，不至于使“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蒙混入试；另一方面多少也能保证应试者“性资敦厚、文行可称”。不过“有司保举”这种方式，在应试人数日多时，有司显然难以应付；又由于地缘、人缘种种关系，难免碍于情面，徇私滥举。
为革此弊，洪熙元年(1425)，成都府双流县知县孔友谅奏请开科时，“所司取诸生所属里邻结状，平日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资质端重、学业优赡者，方许入试。监试官先加考验，以辨真伪，则所司不致滥举”⑧。其所拟对策要点有二：一为诸生邻里结状，二为监试官先加考验。由于史料匮乏，此议是否得以实施不明，监试官先加考验是以考试的方式还是以别的方式，亦不得而知。
至正统元年(1436)，明廷令“各处添设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一员，南、北直隶监察御史各一员，请敕专一提督学校”⑨，简称“提学”或“督学”。提学官所奉敕谕虽无关于科考的明文规定，但在正统九年，云南道监察御史计澄奏称，南、北直隶开科，多有冒籍、代笔等弊，“乞敕该部会议，今后开科，令御史亲诣各处，严加考选，必得学问优长、素无过犯者，令其入试。其在京如遇称系军生，并各衙门吏典、承差人等，不由学校、不经考验，其间奸盗贪墨，无所不有，此等之徒，一体不许入试，庶革奔竞之风”。礼部议如澄言，英宗批示曰：“求贤之路，不宜阻塞。生员、儒士、军生还著提督学校御史考察入试，其吏典、承差人等，礼部严切考察，果通经无过犯，俱容入试。仍移文原籍勘实，如有虚诈，论罪不宥。”⑩此奏可以看作科考制的开端，其缘由是为规范科举考试，使冒籍之士和素无学问之人不得冒滥入试，确保应试者的素质，以达到国家抡才的目的。不过从批复之语“生员、儒士、军生还著提督学校御史考察入试”中的“还著”二字看，似乎在这之前已有提学官考选乡试应试者的情况。又据《涌幢小品》载：“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事。彭勗，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11)按正德《松江府志》，钱溥、徐观、张恭三人乃正统六年辛酉科举人(12)，可见正统六年已有提学官考送生儒应乡闱的实例。故笔者以为，正统元年提学官之设，实可视为科考制之滥觞。
正统朝科考的具体实施状况已难以查证，不过何乔远云：“皇朝贡院则八府会试矣，宋郡、州士子皆得入试，皇朝则先以监司选择之，乃以入试，景泰以后则专委之提学使者。”(13)谈迁亦载：“宋制，大比之岁，每州皆有贡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试。明朝先以监司选择之，乃以入试，景泰以后专委之提学宪臣。”(14)从这二则史料看，提学官考送应试士子应乡闱的科考制似在景泰之后确立。何为万历时人，谈为明末清初人，相隔一二百年，不知所言何据。不过二者皆以景泰为断限，以为科考实确立于景泰之后，看来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又按会典，“景泰元年(1450)革罢提学风宪官，听巡按御史，各司、府、州、县官提督考察”⑩，其原因是“各处提调学校佥事无督教之实”(15)，看来正统时设提学官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革罢提学风宪官时，委其责于巡按御史及各司、府、州、县官，之后“又令按察司分巡各道副使、佥事照依提学官先奉敕书事理提督，两直隶御史提督”(16)，故尚难断定景泰时就废科考之制。不过所委之官职非专设，事非专责，而乡试前要遍历各学考选生儒绝非易事，非数月不办，景泰初科举又一度不拘额数，入试限制较宽松，至景泰七年方重定乡试额数，故此时段科考制能否施行尚有疑问。至天顺五年(1461)十一月，“复设提督学校风宪官”(18)，天顺六年复给提学救谕，提学之制方成定制。至万历三年(1575)三给提学敕谕，之后相沿不废，直至明亡。故笔者以为，明代科考之制在天顺六年以后方正式确立。
2.遗才
科考制形成后不久，又有遗才试。遗才录取称“录遗”。顾名思义，“遗才”为科考遗漏之才。科考制确立以后，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送生儒，而各处提学官额设一人(19)，各处又境域辽阔，交通不便，应试生儒日多，大比前要遍历各学科考，势必提前数月，于是在科考与乡试间出现较大的时差。在科考之后、乡试之前，尚有因丁忧、患病等事故未能参加科考者，或又经数月温习而有望决科者，或科考时发挥不佳者。这样，在大比前加试一场就成为必要，这就是遗才试的由来。遗才试在正德时就已出现，正德二年京畿提学官顾潜在科考完后又行《科举事》云：
照得该府并所属州、县儒学生员，已经行令，将本院先次考取材堪科举者，查勘起送应试外，尚虑不取数内，或先因一日之短而见遗，或更加累月之功而精进，未试穿杨之技，能无抱璞之嗟？若不再行搜罗，恐于人情未便。为此仰抄案，回司呈府，即行本府并所属州、县儒学，从公访举，不取生员中间，果有三场淹贯、材可决科者，送府严加考验是实，起赴本院，覆试定夺。阖郡大约不得过二十人。果无其人，不必再举。(20)行此公移前顾潜已“先次考取材堪科举者”一次，此次为遗才试无疑，公移仍名《科举事》，可知此时尚无遗才试之名，遗才和科考一样皆直称“科举”。又正德十一年当乡试，浙江人唐枢“考科举，取第十一名，值减场，本学止送九名，正在截外，友人为语遗才告考之路”(21)。嘉靖十六年陈儒提督浙江学政，“自去冬以及今夏，将所属杭、嘉、宁、绍、台、温等府各儒学生员俱已考校，勉定优劣，内文理平通、亦通者，各照例许令应试”之后，“虑恐一时不明，或有遗才。又于本年六月内，通行各府提调官，将所属州、县严加考选，送道覆考选取”(22)。由上三者可知，正德以后，科考之后又行遗才试已渐普遍。
3.大收
迨至万历之后，于科考、遗才之后又有“大收”一试。大收，又称“大考”，通常是临场收考科考、遗才所不收录的士子。如万历二十五年，范凤翼因治妻丧未与科试，“七月赴考遗才不录，八月二日会五百余人于句容，求学台大校，收三十六人，先生与焉”(23)。万历丙午(1606)，李二溟督学于浙，八月“初四日考遗才，初六日发案。是日，即与入帘宴。初七日收大考，初八日发案”(24)。天启元年，刘锡玄督学于黔，其《临场大收牌行贵阳府》云：“照得临场大收，虽各省时有之，然可以罗异才，不可以启幸窦。”(25)从这三则史料来看，万历时出现大收，至天启时已较普遍，连科举不甚发达的贵州亦行。
大收出现的原因与遗才试类似。明中期以后，应试之人日多，万历之后尤多，遗才试渐渐变得和科考一样，成为提学官考送生儒应乡试的常规考试，新出现的临场大收则承担了先前遗才试场前考选遗才的职能。
二、考试方式
明代提学官之设，本欲其遍历所属各学，考校生儒，通常一年一次，谓之岁试。遇开科之年，则岁试之外，还需考选生儒应乡闱，即科考。由于各提学官辖境辽阔，交通不便，应试士子又日多，再加上有的提学官自身懒散，惮于巡历，所以在实际巡历中，岁考也好，科考也好，并非采取法定的逐学考校，而多采取吊考和类考的方式。
1.吊考
吊考，又称“吊试”、“调考”，指提学官居一城而调附近数学赴考。吊考这种方式在正统时已出现。正统十三年山西举人张斡言：“近年增置御史、佥事等官，专于提督学校，然地里有近远，学校有多寡，有岁仅一至者，有岁不一至者，甚者不至本学，而预拘生徒于他处俟考。”(26)“不至本学，而预拘生徒于他处俟考”显然就是吊考。之后，吊考这种方式同样被用到科考中。弘治十七年当大比，张文麟载：“三月尽，则石峰先生至府吊考科举矣。”(27)嘉靖四年当乡试，谭大初亦载：“是年夏四月，恭简公吊通学赴韶考科举，以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至嘉靖十年，则是“宗主太仓王公世芳吊韶考科举”(28)。
吊考往往坐府城吊考。与类考不同的是，吊考之前，生员并未委府、州、县有司官预先考选，所有应试生儒人等仍由提学官考送。嘉靖中期以后，科考多通行类考之法，吊考则在岁考中仍行，吊考的范围也不限于附近学校，有上千里者。天启二年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言：“远调就试，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甚至往返几二千里。”(29)
2.类考
类考，或称“汇考”。万历三十二年李廷机奏称：“及至大比，又有类考之规。如府学则府考送道，县学则县考送府，府考送道，不送则不得进。”(30)类考起源于两直，原因是“特以人众，道遥时迫，难遍之故耳”，结果“后来各省乐其便，亦踵行焉”(31)。类考在弘治时已出现，据张文麟自著年谱，弘治十一年当大比，他先经知县杨柳塘考选后，取送府考，府考之后方送察院考，这显然就是类考。不过至弘治十七年大比时，则是“石峰先生至府吊考科举矣”(32)。张为南直人，可见此时类考已出现，尚处于发始阶段，与吊考杂而用之。嘉靖以后，各省已普遍通行类考。关于类考的具体情况，从魏校督学河南时科考生儒的规定可见一斑：
合就行仰汝宁府抄案，着落当该官吏，照依案验内事理，通行所属州、县，文书到日，提调官速会教官，考选儒学生员，择其文理平实典雅，已在取列者，从而审察其素行，采访乡评。其间果有过恶彰闻、众所共弃者，文辞虽工，责令退避，以俟修改，果能改者，亦当职所容也。若有素行称于乡，众所信服，或抱负材识，杰然出众，而拙于文辞者，特取而进之。儒士、监生应试者，提调官一体考选，俱送该府提调官，严加覆考。各查上科应举名数，量增一倍，候按临坐府送考，期在四月上旬。(33)
由此可知，州、县生儒人等由提调官，通常是知州、知县负责预先考选，此时取列者尚要访求平日德行，之后送府覆考，候提学官按临送考。之后学政废弛，类考不再关及平日德行。在这种考试方式中，提学官不再一一按临各学，而仅至府城。同时，提学官将一部分考选生儒的权力下放到州、县有司官，自己则掌握最终考送权。类考是在提学官辖境辽阔、应试生儒日众、科考时日有限的情况下出现的，使提学官能有效地在乡试开科前完成考送生儒的任务。相对于吊考，类考中经提学官考选的生儒并非所有应试生儒，而是经州、县有司官考选合格的生儒，因此考试效率更高，故类考在嘉靖中期以后能取代吊考，成为晚明科考的常规形式。
类考中所采取的地方有司官预先考选生儒的方法，在遗才试中亦通行。张邦奇督学湖广时，其所行《告示为遵圣谕以端士习事》云：“今除严考试去取外，其间果系患病、丁忧、缘事未曾与考，今病痊、起复、事结者，许各该提调官考试，文理平通，即连试卷及官吏并通学师生不扶结状印封，起送赴道收考。”(34)李乐亦载：“湖郡庠教授万先生凤，宣城人，自县令谪，之任未久，奉府檄试本庠遗才生。”(35)二者皆由地方上先行考送遗才，一如科考。万历三十一年魏大中就遗才试时，“县试第四名，时县令为安福谢公凤高，名虽稍亚，而意常在予。府试第一名，则嘉兴令郑公振先所取”，“道试录科，乡试不售”(36)。则遗才试已完全与科考一样，发展成县试、府试、道试三级。至于临场大收，则未见有司官预先考选的记载。据刘锡玄督学贵州时所行《临场大收牌行贵阳府》檄文：“凡告考生员，备卷投交该府，俱逐一查收，用印限三十日午时。该府预具投过姓名呈送，通于八月初一日赴道考试。”(37)此檄文为天启元年开科前所行，可见明末欲参加大收的生员，只需于该府投卷，无需再预先考选。
吊考、类考皆非法定的提学考核方式，尤其是类考，以其方法简便易行，在嘉靖之后大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考的有效完成，但也助长了提学官怠于巡历，临期方类考完事的风气。至万历三十二年，李廷机犹请行岁考革类考，云：“臣谓提学一官迁除宜早，或难其代，则暂加衔再任，务令三年之内，岁考一次，科考一次，通学尽考，生员有不愿科举者，听之。提学未经岁考，不得升迁，有仍类考图便及圆融狥私者，劣处。”得旨：“提学官职司考较，载在敕书，岁周一次，原无类考之规。自行类考而士风躁竞，孤寒淹滞，率繇于此。便行与各省直，务遵屡旨，勿得自为偷安之计。年终仍开报该部，以凭分别铨叙。其有资俸该升，考未周遍者，不妨加衔再任。”(38)
此后，类考被禁革。不过在神宗怠政、缺官不补，大臣党争，鲜任实事，应试士子众多的情况下，要恢复岁考之制显然不现实，实际上类考之法仍通行。艾南英云：“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试于乡闱。”(39)明末朱舜水亦云：“县试士送府，府送督学，取科举送省乡试，谓之举子。”(40)二者之言皆发于此疏之后，可见类考实际并未废止，反成权威的乡试考送方式。晚明乃至清朝所行的县试送府、府试送道的童试其实就是典型的类考。
3.截考
除吊考、类考外，另有一种“截考”的记载。隆庆六年(1572)候选训导侯贵言：“提学岁考，数年不及一周，科场迫近，但务截考。不如以其权分委之各府，而总摄于提学，听其参究焉。”(41)万历初年王弘诲的《拟改海南兵备道为提学道疏》亦言及截考，当时琼州府由于孤悬海岛，提学官科考往往不至其地，“惟驻节雷州，行文吊考”，虽“间有一二提学能体悉，亦不过行文该府截考，夤缘作弊，黜陟不举，考察不行，教化废弛，士习厌怠”(42)。从此条记载来看，截考当为提学官将最终考送权亦委之地方有司官，由其直接考定送乡闱，而不再经提学官覆试。
三、考试详情
1.主试者
总体上说，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主要由提学官主试，不过，由于资格考试并无乡、会、殿试那样明确的规定，应试人员来源又极为广泛，是以在实际施行中，或有他官侵越提学职事，或有提学力有未逮而委责于他官等情况，并非尽由提学官考送。兹将未经提学官考试的情况略述于后。
首先，在京各衙门吏典、监生、京卫武学生不由提学官考送。正统九年规定，“在京各衙门吏典、承差人等，听本衙门保勘，礼部严考，通经无犯者送试”(43)。又据高拱《议革会考科举疏》载，嘉靖四十五年之前，两京“历事监生考送科举，原系各衙门自行，后因狥私滥送”，于是令“见在坐班者送该监考选，历事、听选等项，临期吏、礼二部侍郎各一员，会同考选”。至隆庆四年，又因“以顺天府乡试，而用吏、礼部堂上官为之考送科举，于体统终为未妥。况今本部右侍郎靳学颜尚未到任，止有左侍郎王本固在任，每日承旨奏事，难以前赴贡院会考”而革罢(44)。又《明世宗实录》载：“诏京卫武学生愿应文举者听兵部考送。”(45)由以上三则史料可知，在京各衙门吏典、承差由本衙门保勘，礼部考送。在大多数时候，历事监生由历事衙门起送，在监监生由该监起送。京卫武学生在嘉靖之后由兵部考送。
其次，他官侵越提学职事。各省提学官为按察司副使或佥事，品级较低，在考送生儒应乡试时易受布政司、按察司官，尤其是巡按御史侵越职事。正德五年，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陈凤梧疏言：“提学所奉敕谕，不许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侵越职事。顷年各布政司乡试，提学官已将应试生儒考定入场，而巡按御史又会二司覆考，重加去取，实为侵越。”得旨“各官勿预”(46)。不过，此令实施情况似乎不够理想，嘉靖十年都给事中张润身又奏：“革小考，以节劳费。各省督学往往多取名数，临期集省城，听巡按御史覆考，名为小考，此于生儒劳费不便。”(47)其曰“各省督学往往多取名数”，说明小考现象较为普遍。疏入，“诏如议”。在这以后，巡按御史侵越提学职事仍未能禁绝。据《涌幢小品》载，万历丙子(1576)浙江科考，御史吴从宪所收考者竟达千五百人，约达允许送试人数的二分之一(48)。
又次，委责于他官。明初设提学一职，两京、各省皆只设一员，以一人之身，欲在大比之年遍历各学，考送生儒，显非易事。再加上有的提学官辖境辽阔，阻山隔水，交通不便，故于一些边远偏僻地区，提学官力有所不逮，应试士子由带管之官考送乡闱。如嘉靖十年后，辽东生儒附顺天府乡试，其科考则“听辽东巡按御史考送顺天府乡试”(49)。又据万历丙午(1594)《顺天乡试录序》载：“于是乃进诸曹、六馆暨提学御史臣周家栋、兼摄学校宣大御史臣乔允升、辽东御史臣萧淳所选士四千四百有奇，三试之。”(50)可见，在实际施行中，万历之后，顺天府所辖地方生儒主要由提学御史、宣大御史、辽东御史考送。又如甘肃学校，嘉靖二十六年议准，“行甘肃巡按御史带管提调，遇该科举之年，听考送陕西布政司应试”(51)。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省份偏僻地区有带考的情况。
2.考试时间、地点
各提学官要在大比前巡历全省，科考应试士子，多需半年以上，甚至期年。嘉靖七年当乡试，谭大初载：“是年春二月，新任宗主山阴萧公呜风度岭，念科举期迫，势难遍历，入境即考。”(52)二月距八月开科尚有半年之久，萧鸣凤入境即考，可见半年时间尚紧迫，若非新任，当在半年之外开考。万历乙巳(1605)，李二溟督学于浙，第二年当乡试，于是“是年秋即檄上八府行科考事，至丙午(1606)七月犹未完”，至八月“初四日考遗才，初六日发案。是日，即与入帘宴。初七日收大考，初八日发案，倍取至四百名”(53)。是自科考始，至大收毕，几费一年。
对于提学官，乡试资格考试是其巡历全省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场考试。对于应试士子来说，他可能参加提学官主持的科考、遗才试和大收，若科考、遗才是以类考的方式，类考本身又包括县或州试、府试、道试三级。科考多由提学官按临至府举行，遗才试若临近开场，则在省城举行，到晚明，遗才试已和科考一样，成为资格考试的常规考试。刘锡玄天启元年督学于黔所行《酌参前道所取省会六学案示》云：“本道以八十日巡考通省正、遗科举及童生，不得不于省会六学，暂准前道所取，优等与未取者，同日覆考，然此一日之考，即取出正、遗二案。”(54)据此文，很可能晚明遗才和科考已成为提学官巡考全省的常规考试，考完科考之后考遗才，巡省而下，最后回到省城，临场方行大收。
3.考试内容
乡试资格考试与乡、会试出题大致相同，不过乡、会试是三场取士，而资格考试多一日完事，时间有限，三场之题势难遍出。一般来说，首场之《四书》义、经义必不可少，二场之论、三场之策亦是兼出。题数也不多，多不超过四题。弘治十一年，张文麟参加科考，县试时命题四篇，“《四书》：彻者彻也，助者藉也；《经》：大则如威，小则如愧；论：正己以格物；策问：张良、诸葛亮、陶潜、范仲淹人品优劣如何？”答至半晚始纳卷。府试时命二题，“其若是谁能御之，论实学”；道试时“提学方信之先生取人精敏而命题严切，学力未周，《四书》、本经、策、论得此失彼不录”(55)。可见，《四书》义、经义、论、策皆出。隆庆五年，叶向高参加院试时，“试二义一论”(56)。万历壬子(1612)，周顺昌赴遗才试时，“三题一挥而就”(57)，亦是考三题。正由于科考出题少，使科考较乡试容易，士子科考常利而乡试屡挫，究其缘由，“盖小试止二三篇文字，穷日之力，侭堪炼词铸意，点缀自工，至七篇粘手，而首尾两端本来面目露矣”(58)。
4.发案
前引《明史·选举志》载科考发案置六等，而取一二等应试，这是晚明时的情况。科考发案情况有个渐变的过程。
据前引《唐一庵先生年谱》，正德时科考发案似为直接按排名截止，并无置等之说。嘉靖时始见岁考有六等黜陟法，如嘉靖十五年前后，陈儒督学浙江所行学政云：“为岁考事案照，先据杭州府开送廪、增、附生员许启等到道，考得出字j号生员傅松文理不通，置之六等，例应黜退。”此时科考亦置等，唯一二等起送科举，尚不确定置几等。陈儒所行学政中还有“除照本道近日考选遗才，明文各该府、县如期精选送考外，其考过三等、四等生员，非奉本道明文，擅赴省城告考者”(59)语，据此则科考至少置四等。
可以肯定，嘉靖以后科考普遍置等，一二等始许应乡闱。如嘉靖三十一年，耿定向邑试、郡试皆不录，“后就督学使者林懋和试，始跻高等入试”(60)。万历元年，叶向高参加科考，“列三等，遂不得应试，县送遗才至府”(61)。可见，科考列为三等就无入试资格。不过，此时科考未录仍可参加遗才试，不像陈儒督学时规定科考三等、四等不能应遗才试。天启元年，刘锡玄督学于黔，其《临场大收牌行贵阳府》云：“照得临场大收，虽各省时有之，然可以罗异才，不可以启幸窦。本道阅过正、遗各卷，全篇疵缪而字句稍通，无不宽收矣，至五六等卷，每学尚有数卷未发。”(62)由此可知晚明科考确有置六等的情形。科考本只为考送生儒应乡试，以一二等入试，三等不送，置之三等已绰绰有余。迨至万历以后，岁考废弛，科考还兼具岁考的功能，所以置之六等，以便黜陟生员登进童生。
5.考试规模及录取率
资格考试规模不定，视各地方应试人数而定，一般由提学官主持的考试规模较大。晚明江西艾南英云：“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63)可知经县试、府试之后，最后由提学官会考人数犹有数千人之多。至于这数千人是一场应试，还是分几场试，不得而知。而隆庆四年江西省举行的遗才试，“众至三万八千余人”，结果考场秩序难以维持，“一听指挥王国光令人呼噪拦打，以致生儒拥倒蹂践，即时死者四十八人，次日死者十七人”(64)，更是骇人听闻，估计明代考试规模无有逾此者。资格考试录取率亦因地方而异，如晚明江西乡试允许入试人数在3000人左右，而总的应试生儒在4万人以上，录取率在8％以下。而贵州应试人数少，录取率反而高。刘锡玄云：“如贵阳通学生员二百六十余名，而正、遗科举已取至一百二十八名，余五学大率如此。”(65)录取率几达50％。
四、考试作用
科考制之缘起，最初不过是为了不使三场不熟、出身不明、诈冒乡贯之人冒滥入试。随时推移，科考又承担起控制乡试入试人数，保证乡试正常运行的功用。至嘉靖以后，随着岁考的废弛，科考于考送生儒应秋闱之外，又兼具岁考的所有功能。
1.核实士子学行、身份、籍贯，确保乡试入试者的素质，以副国家宾兴之典
正统九年，云南道监察御史计澄等奏请开科前御史亲诣各处考选生儒，不过是因为“今南、北直隶凡遇开科，多有诈冒乡贯，报作生员；或素无学问，请人代笔”，至于军生和衙门吏典、承差人等，不由学校、不经考验，更是“奸盗贪墨，无所不有”(66)。此奏之后，科考开始制度化。提学官在开科前以考试的方式，使三场不熟之士无法冒滥入试，以确保入试者的素质。考试之外，尚需核实士子身份，将“曾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员发充吏，罢闲官吏、监生、生员，娼优隶卒，刑丧过犯之人”(67)排除在外；查明士子乡贯，杜止冒籍，使分省解额取士制度能顺利推行。其后又三令五申，如“弘治七年令应举生儒人等，不许未熟三场、初学之士，及外处人冒滥入试”(68)。嘉靖十二年《题行乡试条约》规定：“应举生员并儒士人等，俱要本府、州、县并卫所申送，提调学校并辽东巡按御史先行严加考试，中者方许入场。不得将不熟三场、初学之士，及外处人民假以赘婿等项，冒滥入试，虚费供给，亦不许仕宦子弟于父母原任衙门移文起送。”(69)嘉靖十六年题准，“今后顺天府乡试儒士，务要查审辨验籍贯明白。其附籍可疑之人，取有同乡正途出身官印信保结，方许应试”(70)。嘉靖二十二年，礼部奏请“仍行两京、各省，凡遇乡试开科，提学考选生儒，不得将流移附籍之徒一概滥收，以玷科目，违者奏请治罪”(71)。
2.控制乡试入试人数，确保其正常运行
明代科目日重，应试之人日多，如晚明江西，应试数在4万人以上。而乡试囿于场地、阅卷官人数、阅卷时间，显然不能无限制扩大考试规模。在此种情况下，资格考试也就逐渐承担起一项重要任务，即控制乡试入试人数。
两直由于既有地方学校生员，又有监生、杂流人等，应试人数最多，也最早明令规定入试人数。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直就已定下入试人数为2200(72)。至弘治七年，钦天监天文生闻显言：“两京应试生儒人等，旧例止许二千三百有余，司小试者拘此，一县或所取多不过七八人，少不过一二人。乞不拘以名数，但文理平通者，取之入试，则人才无所遗。”孝宗批复云：“各处乡试因先年入场人众，难于供给，俱有奏准定数，遵行已久。若不拘额数，恐一时任意增添，侥幸愈多，徒为纷扰。”(73)可见至弘治时，两京乡试入试人数定为“二千三百有余”，而各处乡试亦“俱有奏准定数”。之所以限定人数，是因为人数太多，则难于供给。其实考试规模过大，对考试的管理、防弊、评阅卷、考试经费都是很大负担。
嘉靖以后，定额入试开始转变为按比例入试。“(嘉靖)四十年令两京、各省科举俱照原定解额名数，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二十五名。四十五年令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74)万历三年所颁提学敕谕中，又重申乡试“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75)。虽然明廷为考试正常运行计，限定入试人数，但在实际施行中，提学往往多取名数，以收士心。
3.科考兼具岁考职能
科考本与岁考分行，科考负责大比之年考送士子应乡试，岁考负责生员考校、充补廪增，给赏、黜革、登进童生等职能。岁考可能废弛，科考则因三年一开科，势在必行。这样，岁考废弛后，提学官借科考的考核结果行岁考职能，聊以补牢塞责。或者科考之年，提学官偷懒，直接以科考作岁考，不再另行岁考。科考行岁考职能在嘉靖后期就已出现，如嘉靖四十三年，郭子章即以科考一等补增广生(76)。万历七年，孙奇逢以“科试第一食饩”(77)，是以科考补廪膳生。万历二十一年，范凤翼经督学御史饶位科考，“以儒士选人州庠”(78)，则是以科考入学。
至万历时，科考兼岁考职能得到官方认同。万历三十年，礼部奏请：“一、提学除御史之差听都察院考核外，其司道官礼部同吏部照往年例，将三年内提学官考过次数甄别。一、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一年半一周，余省一年一周。即遇事故，亦须三年之内，岁考一次，岁考兼科举一次。”(79)此奏中，允许三年之内提学官至少岁考一次，岁考兼科考一次。所以大比之年，科考与岁考一体化，兼具岁考职能。之后，李廷机奏事亦请：“务令(提学)三年之内岁考一次，科考一次。”(80)何宗彦亦云：“至于学臣，则三年之内，必岁考、科考二次。”(81)可见，万历中后期，提学官三岁二试成为常经，大比之年行科考，则不再另行岁考，科考也就兼具岁考所有职能。
注释：
①赵子富：《明代的学校及其考试制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第四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中国考试通史·明清卷》第一章，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第二卷第二章，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②《明史》卷69《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7页。
③(明)艾南英：《艾千子先生全稿》卷首《历试卷自叙》，《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7册，第231页。
④(明)张文麟：《端岩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4册，第497页。
⑤(明)杨继盛：《椒山先生自著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9册，第462页。
⑥(明)于孔兼：《景素公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2册，第309页。
⑦《大明会典》卷77《贡举》，《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404～405页。
⑧《明宣宗实录》卷11，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07页。后引实录皆此版本，部分引文据相应校勘记改正，不一一注明。
⑨《大明会典》卷78《学校》，第415页。
⑩《明英宗实录》卷118，正统九年七月丙辰，第2379页。
(11)(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1《精鉴》，《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49页。
(12)正德《松江府志》卷26《科贡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第743～744页。
(13)(明)何乔远：《闽书》卷32《建置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4册，第607页。
(14)(明)谈迁：《枣林杂俎·圣集·科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第303页。
(15)《大明会典》卷78《学校》，第415页。
(16)《明英宗实录》卷191，景泰元年夏四月壬午，第3951页。
(17)《大明会典》卷78《学校》，第415页。
(18)《明英宗实录》卷334，天顺五年十一月癸丑，第6840页。
(19)按：南直、湖广在万历四十一年各增一提学官(《明神宗实录》卷514，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己卯，第9709页)，湖广实际上到万历四十四年始分设两提学(《明神宗实录》卷544，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丙辰，第10331页)，至天启五年(1625)湖广又复旧制(《明熹宗实录》卷56，天启五年二月丁未，第2592～2593页)。
(20)(明)顾潜：《静观堂集》卷8《科举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534页。
(21)(清)许正绶：《唐一庵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6册，第113页。
(22)(明)陈儒：《芹山集》卷24《学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第199页。
(23)(明)张有誉：《真隐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7册，第448页。
(24)(明)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10《闱变》，《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8册，第565页。
(25)(明)刘锡玄：《黔南学政》，《黔牍偶存》，《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第999页。
(26)《明英宗实录》卷168，正统十三年七月丙戌，第3243～3244页。
(27)《端岩公年谱》，第497页。
(28)(明)谭大初：《谭次川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7册，第266页、277页。
(29)《明熹宗实录》卷31，天启三年二月庚午，第1568页。
(30)《明神宗实录》卷398，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甲戌，第7485页。
(31)(明)李廷机：《李文节集·仕迹》，《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4册，第697页。
(32)《端岩公年谱》，第488～490页、497页。
(33)(明)魏校：《庄渠遗书》卷10《河南学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879页。
(34)(明)张邦奇：《张文定公环碧堂集》卷17《湖广学政》，《续修四库全书》第1337册，第268页。
(35)(明)李乐：《见闻杂纪》卷3之一百三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第223页。
(36)(明)魏大中：《魏廓园先生自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6册，第441页。
(37)《黔南学政》，第999～1000页。
(38)《明神宗实录》卷398，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甲戌，第7485～7486页。
(39)《艾千子先生全稿》卷首《历试卷自叙》，第231页。按文首云：“其明年春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则此文言万历庚子(1600)至万历己未(1619)间事。
(40)(明)朱之瑜：《舜水先生文集》卷15《问大明科举取士法》，《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4～5页。
(41)《明神宗实录》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甲戌，第299页。
(42)(明)王弘诲：《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天池草重编》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8册，第56～57页。
(43)《大明会典》卷77《贡举》，第405页。
(44)(明)高拱：《高文襄公集》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第143页。
(45)《明世宗实录》卷123，嘉靖十年三月戊戌，第2961页。
(46)《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甲辰，第1410页。
(47)《明世宗实录》卷123，嘉靖十年三月辛卯，第2952页。
(48)《涌幢小品》卷11《停告考》，第3351页。
(49)《大明会典》卷77《贡举》，第405页。
(50)(明)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1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1册，第509页。
(51)《大明会典》卷78《学校》，第417页。
(52)《谭次川自订年谱》，第270页。
(53)《雪庐焚余稿》卷10《闱变》，第565页。
(54)《黔南学政》，第1002页。
(55)《端岩公年谱》，第489～490页。
(56)(明)叶向高：《蘧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3册，第507页。
(57)(明)殷献臣：《周吏部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8册，第627页。
(58)(明)王在晋：《越镌》卷17《学政类》，《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第444页。
(59)《芹山集》卷24《学政》，第202页、200页。
(60)(明)耿定向：《观生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0册，第24页。
(61)《蘧编》，第508页。
(62)《黔南学政》，第999页。
(63)《艾千子先生全稿》卷首《历试卷自叙》，第234页。
(64)《高文襄公集》卷17《覆南京科道交论江西科场事变参提学副使陈万言等疏》，第231～232页。
(65)《黔南学政》，第1000页。
(66)《明英宗实录》卷118，正统九年秋七月丙辰，第2379页。
(67)《明英宗实录》卷237，景泰五年春正月戊寅，第5173页。
(68)《大明会典》卷77《贡举》，第401页。
(69)《礼部志稿》卷71《题行乡试条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207页。
(70)《大明会典》卷77《贡举》，第405页。
(71)《明世宗实录》卷281，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乙酉，第5468页。
(72)《明宪宗实录》卷273，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子，第4606页。
(73)《明孝宗实录》卷88，弘治十五年戊戌，第1624～1626页。
(74)(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1《入乡试之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第464页。
(75)《大明会典》卷78《学校》，第420页。
(76)(明)郭孔延：《资德大夫兵部尚书郭公青螺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2册，第503页。
(77)(明)孙铨：《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5册，第122页。
(78)《真隐先生年谱》，第446页。
(79)《明神宗实录》卷373，万历三十年六月壬辰，第6989～6990页。
(80)《明神宗实录》卷398，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甲戌，第7485页。
(81)《明神宗实录》卷524，万历四十二年九月戊寅，第9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