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国内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而且迅速蔓延至全球范围，使世界经济步入衰退。研究市场经济成熟、金融市场完善的美国发生如此严重危机的原因，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作规律。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展开大量研究。其中有的学者从美国金融体系本身探寻危机成因，有的学者从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及其政策原因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有的学者则将这一问题放到国际框架内予以分析，还有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此进行研究。以下将分别介绍国内学者基于上述各种研究路线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基于金融体系探寻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
美国金融体系中某个部位出了毛病，是国内外人士对作为国际金融危机源头的次贷危机的本能反应，因此，关于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早期研究大多将危机归因于金融体系的某个方面，包括金融体系运作、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体系中顺周期因素等。
1.金融体系运作视角的研究
刘克崮(2007)在考察美国次级贷款产品特点和层次的基础上，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他强调次贷产品缺陷的影响，认为次贷产品和制度在创始之日起就存在风险漏洞，构成国际金融危机最基础的内在动因。
王志刚(2008)将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归因于激进的经营模式、不当的货币政策、宽松的金融监管和失衡的宏观经济，他将以高杠杆率、过度证券化、倚重交易类业务和交易结构复杂为特征的激进经营模式视为这些原因中的首要原因。祁斌等(2008)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信用体系的放松和过度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和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加快了危机恶化速度，投资银行采取较为激进的经营方式的同时未能及时控制风险则是其陷入困境的内在动因，监管体制未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是危机失控的外在因素。
马骥、张长青(2008)强调，次级贷款的条件、过程和证券化以及风险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对次贷危机爆发的影响。裴平、李健旋(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是金融创新过度、信用评级机构利益扭曲以及货币政策监管放松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金融创新过度的影响，并从贷款规模、涉及主体范围以及风险估计等方面考察这一影响。
张桥云、韩煦(2009)分析了次级贷款证券化过程中放贷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及其对社会整体的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据此解读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张桥云、吴静(2009)在考察美国住房金融一、二级市场运行机制以及银行功能转变的基础上，分析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风险转移、扩散、回流和放大机制，认为过度发放次级贷款、风险被累积和放大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2.金融产品创新视角的研究
史健忠(2008b)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参与CDO的形式及其受到的冲击，探讨CDO对国际金融危机广度的影响，通过分析合成CDO定价模型以及投资合成CDO的损益探讨CDO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度的影响，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结构金融衍生产品。
王漪珺(2008)运用明斯基模型分析了从正向冲击导致次贷产品大量发行到负向冲击导致危机爆发的整个周期过程，认为金融创新、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共同导致次贷市场繁荣，金融脆弱性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放大和累积，形成危机隐患，并在负面冲击作用下迅速转化为危机。陈华、赵俊燕(2009)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在不同市场、不同地域之间的传导过程、机制和路径，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金融市场滥用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预支市场和社会信用，从而造成信用风险逐渐累积，进而酿成信用危机，或者说，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创新对旧的金融秩序提出的新挑战。
常清(2009)指出，次贷品种只是一种金融工具，不可能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实体经济危机，从本质上看是过度透支消费发展模式的问题。宣昌能、王信(2009)强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微观原因，通过对欧美资产证券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美国“发起—配售”模式的房贷证券化属于表外证券化，与欧洲表内证券化不同，其过程过于复杂，透明度不高，亦缺乏必要监管，导致金融机构风险收益严重不对称，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3.金融体系顺周期因素视角的研究
危机爆发之后，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因素(如公允价值会计和次贷产品评级等)在危机中的作用和责任引起了激烈争论。
美国不少学者(如Allen & Carletti，2008；Sapra，2008；Plantin等，2008)、金融界人士和议员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的账目损失，进而引起投资者恐慌和非理性抛售，引发或者加剧了危机。针对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张敦力(2008)从反馈效应方面分析公允价值会计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责难的原因，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只是发挥了其在揭示、控制风险方面的作用，而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周小川(2009)强调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他提及的因素包括来自信用评级和模型外包的羊群现象、公允价值会计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陈华、张倩(2009)全面考察了公允价值会计形成的历史以及蒙受指责的原因，基于银行家和国会议员的私利动机，认定公允价值会计只是华尔街银行家选择的一只代罪羔羊。
崔仙玉(2009)通过分析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及其对资产负债的公允性、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对于诱发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钟伟、顾弦(2009)分析了公允价值在不同金融周期中的表现，指出银行部门的借贷行为本身具有顺周期性，而在金融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公允价值的使用意味着任何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冲击会立即影响资本水平，放大顺周期效应和资本市场混响效应，加大资本市场不稳定性，并阻碍金融系统在危机爆发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发挥作用。
郑鸣等(2009)基于公允价值会计反映资产负债当前价格和传递信号的二重功能，构建一个包含两个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三种主体(银行、投资机构和家庭)的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美国市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公允价值会计制度具有内生的共振效应和加剧市场波动等缺陷，指出在危机时期，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要求产生的共振效应会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李晓蕾(2010)从公允性的体现和顺周期性两个方面分析公允价值会计的缺陷，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方法尽管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对危机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杨宜玮(2010)指出，顺周期效应是公允价值会计的主要弊端，然而这种会计方法只应用于金融机构的少数资产和少数负债，影响损益的比例非常低，不足以完全左右企业利润并构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史健忠(2008a)则从评级的非透明性、预警能力的滞后性、评级技术的缺陷和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等方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中评级误差出现的原因，认为导致风险扩散进而形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掩盖了风险并误导了投资者。
4.金融监管视角的研究
王自力(2008)分析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深层原因则在于金融监管缺失和严重滞后。张宇、刘洪玉(2008)考察了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机构设置和运行模式以及这一体系中体现的公共住房政策，认为金融机构过分自信、过度拓展次贷业务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缺位。常清(2009)在剖析相关研究中的理论误区时指出，不能简单地将投行倒闭归咎于缺乏外部监管，他强调企业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胡祖六(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失效引起，尚需探讨，但这一危机确实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所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如分割体制导致监管盲点和协调困难、缺乏中央交易与清算系统、资本标准存在缺陷以及宏观、统一和审慎的监管。周宏(2009)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金融监管缺失，并分析了其表现与原因，认为美国严重的金融监管缺失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自由价值观和各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构。
二、基于美国国内经济失衡探寻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而在于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他们分别从经济失衡本身及其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原因角度展开研究，以下将分别予以介绍。
1.针对美国国内经济失衡本身的研究
李石凯(2007)引用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编制的住房价格指数和增长率数据，揭示在危机爆发前后，美国楼价并未出现下跌，而只是上涨速度减缓，因此他推论楼价下跌不能构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他还分析了危机前后联邦基金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的波动，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并不完全一致，后者的上升幅度远低于前者，因此他断定利率上升不足以造成危机。他最后结合收入增长的事实，断言正是低储蓄使得次级贷款的债务人没有能力抵御即使是温和的风险，也是在楼价增速减缓和利率有限上升背景下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2008)从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以及次贷与证券化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剖析危机的爆发与传递过程，并将危机的根本原因归因于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其收入。卢宇峰(2008)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认为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利率持续上调和房价下跌，但利率只是导致危机的诸多环节中的关键和枢纽，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增长超过经济所运行限度。他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分析过度消费的后果和原因，进而断定该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差距问题。
杜厚文、初春莉(2008)分析了次级抵押贷款的整个利益链条，认为房价下跌的同时利率升高是次级贷款借款人大量违约、使风险由房地产金融机构依次转移到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进而导致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并蔓延的直接原因。他们通过对比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并考察出租房屋空置率，论证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认为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危机发生。他们据此断定，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何钦梅(2008)认为，依靠资产价格泡沫和财富效应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她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新科技泡沫使美国享有低通胀和高增长并存、就业和人均收入两旺的持续繁荣；这一泡沫破灭之后，在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的其他政策的刺激下，短时间内又形成新的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泡沫，名义财富大幅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快速恢复。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爆发是其必然结果。
李刚(2009)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全球化的作用，他指出，美国以低储蓄、高负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2000年以来主要依靠扩大全球化、吸收外部储蓄来支撑，在全球化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后强制调整，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魏革军(2009)从金融功能、美元地位、国际环境和全球平衡等方面分析论证过度透支信用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吴敬琏(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低。他还指出，美国维持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曾康霖(2009)强调美国收入分配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促成作用，并从政党执政理念、行为和政策等方面分析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论证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精英集团产生、储蓄与消费失衡、流动性过剩加剧，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张云、刘骏民(2009a)提出，在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下，经济杠杆化直接促成了次贷危机，而究其根源，在于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背离。张云、刘骏民(2009b)分析了美元外流导致全球流动性创造与膨胀机制以及美元环流机制，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周殿昆、张煜(2010)分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负债过度特征和显著的不可持续性，其矛盾的积累与显化引发了金融危机。刘浩(2010)将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认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金融创新与监管放松只是加速了危机爆发的进程，并指出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消费与储蓄结构失衡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等方面。
2.联储货币政策视角的研究
陈华、赵俊燕(2008)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先热后冷、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扩散效应、政府监管不力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因素，其首先强调的是2001年以来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黄纪宪、张超(2008)从商业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商业银行个体与市场之间以及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博弈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流动性过剩导致商业银行过度竞争进而推动信用风险快速膨胀的机理。
葛奇(2008)在剖析次级贷款证券化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归结于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府政策、房地产泡沫、次贷审核模型以及产品评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潘锐(2009)将美国次贷危机视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结果，将国际金融危机是次贷危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国际传导形成的，并指出房地产泡沫主要源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汤敏(2008)认为，引诱投资者大量参与次贷衍生产品投资并导致这一市场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表现良好，而后者应当主要归因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
3.政府经济政策视角的研究
国纪平(2008)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源于房地产泡沫，而后者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和长期维持的宽松货币环境。张明(2008)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低利率造成的高房价、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监管缺位下的无节制金融创新，其中他首先强调的是美联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朱安东、尹哲(2008)和朱安东(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深层次原因是金融自由化，而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负债经济增长模式。
程恩富(2009)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去管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从而使得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是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程恩富、王佳菲(2009)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认为金融自由化直接助长了次贷泡沫的积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并形成危机恶性扩散的隐患。谭扬芳(2009)全面分析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新自由主义失灵，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灵。
吴易风(吴易风，2009a；吴易风，2009b)从美国房地产政策、次级贷款及衍生产品的发展考察次贷危机的形成条件，分析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直至经济危机并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过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肖林、任新建(2009)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路径以及传导机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美国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丁冰(2010)在阐述新自由主义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基于国际视角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
1.针对国际经济失衡本身的研究
陈继勇等(2009)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支撑的美国过度消费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这种过度消费在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才得以持续。黄玲(2009)利用131个国家和地区从1970-2006年的金融数据，通过对美国、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和负债的总量增长、结构演变和分配格局进行量化分析，推论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具有自我增强式的效应，是造成美国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支撑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和升腾、诱发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进而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赵锦辉(2010)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实体经济相对衰落引起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调整。
2.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研究
肖本华(2008)分析了美元本位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认为美国享受美元本位的收益而不考虑其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严海波(2008)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美国可以获利于过度负债、过度消费、过度货币发行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要求美国在维持美元特权地位的同时，保持美元强势和弱势之间的有节奏的变换。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在上述转换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美国采取极端形式转嫁危机的结果。戴相龙(2009)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评述了各国政府和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各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国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根源，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放松乃至放弃金融监管，实行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和美元垄断了国际货币体系。
段炳德(2009)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品贸易体系运转有效，而国际货币体系滞后于全球化的整体进程，影响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均衡，这必然导致全面的冲击，因此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旧的国际金融货币制度框架难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刘骏民、李凌云(2009)回顾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推论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美元欧元双本位，通过考察美元发行权责失衡对美国经济运行方式乃至虚拟经济的影响，探讨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并由“滥币拉良币”效应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发展成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王永利(2009)在阐述全球美元头寸在美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体现以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超额垄断利润的基础上，论证美元的全球持有与投放管控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杨绪彪(2009)从美国消费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两个方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认为过度消费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华民等(2010)在阐述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本位货币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过程的基础上，分析美元霸权对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为捍卫这一地位所采取的措施及其表现，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为了遏制欧元而行使金融核战略的结果。
3.新兴国家责任论相关研究
宋鸿兵(徐以升、陈晓晨，2008)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需要纳入包含“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总框架去理解。从这个放大的逻辑框架来说，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此外，他还提及中国的资金参与在维持美国过度消费方面的作用。
许小年(2009)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来自中国的低廉生产能力使得美国资方地位得到加强，而工资推动是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因此，美联储在“9·11”事件之后一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迹象，也就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他说，“中国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岑科(2009)认为，中国的强制结汇制度和稳定汇率政策导致外汇转化为美国国债，从而导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源错配，因此他认为，盲目固守汇率是指责中国对国际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原因。
四、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
韩东(2009)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矛盾长期被信用透支的消费模式所掩盖，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这种消费模式不可持续，当消费的增长减缓时，扩张的生产和狭小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就猛烈暴露出来，形成危机。丁冰(2009)从危机的起点和范围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国移动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是由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与居民过度消费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
王宇伟(2009)运用资本论原理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从酝酿到爆发的内在机理与马克思的分析完全一致，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过剩。张雷声(2009)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金融资本监管不力的矛盾成为上述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刘仁营、裘白莲(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客观根源是资本的掠夺本质和整体无理性，其精神根源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赵振清、肖志家(2010)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的表现形式，即国际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情况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李慎明(2010)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角度分析在其看来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
五、其他观点
郎咸平(2009)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但并未展开论述。针对这一观点，常清(2009)认为，阴谋论成立需要以下三个前提：国际市场可操纵；国际资本可预见并操纵国际市场；国际资本能够实现官商一致。他认为这三个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都不能成立，并指出阴谋论会使人们错误地认识当前的世界经济。刘旭东(2009)考察了西方财政福利模式的建立与改革历程，从信贷福利模式的建立和虚拟有效需求的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福利模式转变的伴生物，亦即由财政福利转向信贷福利后长期积累而成的社会负效应，是由实体福利转向虚拟福利而衍生的后果。
刘志国(2009)从经济、政治、舆论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论证自由主义模式是精英主导的发展模式，探讨这种发展模式与倾斜的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李勇锋、易建湘(2009)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内在的文化危机从深处触发并推动的。葛永波、苑壮(2010)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解读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认为过度自信、有限调查和证实偏差等导致监管者行为偏差，羊群效应、锚定效应、确定性效应和沉没成本效应等导致投资者行为偏差，二者构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并迅速蔓延的根源。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学者对其成因做了大量研究，探讨美国金融体系、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结构、国际货币体系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在危机中的作用，提出大量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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