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了许多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从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使之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新局面、新境界证明恩格斯的思想在当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证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称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父”。这不仅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导了社会主义实践，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能根据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某些变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中国共产党人和我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从恩格斯的思想中获取了许多教益，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曾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社会的一般特征作过一些预测。这些预测是马、恩运用科学世界观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得出的实际结论，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头脑中构造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对马、恩有关思想的理解出现了教条主义化的倾向。一些新入党的年轻的大学生们“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不断地兜售“治疗社会恶疾的药方”，用原则构造未来，用空想代替科学。这些倾向涉及到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它不能不引起恩格斯的极大关注。恩格斯撰著了《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对这种“放肆的假科学”以迎头痛击，并用极大的精力不厌其烦地阐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进程作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独自承担起领导欧美多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当时以电的发现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正方兴未艾，它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诸如工人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改善，民主制度逐步完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等新变化。这促使恩格斯不断思考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形式，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持更为审慎的态度。1886年1月，当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恩格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册子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基本要求时，恩格斯说了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他并且认为，要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特征作简要的概述。“对我来说是根本无法胜任的任务”。[1]多么科学的态度！多么求实的精神！恩格斯不愿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特征作过多的猜测、推断，他寄希望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根据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谓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就是说一方面必须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尽量做到“追踪不失”，另一方面要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方向。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个别特点，取代资本主义应该采取的实际步骤，则必须坚决地摒弃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永远适用的“公式”。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反对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学说，反对把他和马克思在一定条件下针对某个问题提出的个别结论绝对化。他曾经极为明确地指出：“实践胜于一切理论”。[2]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要求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把主要精力用于了解本国的条件，注意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恩格斯这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一般和个别相统一的视角，从总体上而不是从细节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对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晚年的恩格斯十分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经过深入的研究，恩格斯认识到，他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只是根据典型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得出的一般结论，而根据东方落后国家具体特点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带有自己特有的色彩。1895年3月，即在他逝世前几个月写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讲到了社会一般和社会个别的辩证法。他以封建主义为例，说明任何社会的具体存在形态与这种社会的一般概念之间，总会有某种不一致，两者从来不会完全同一的。“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它就是一种虚构吗”？恩格斯虽然说的是封建主义的问题，但它的基本精神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是同样适用的。正如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所概括的：“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进线一样，一齐相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3]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存在于概念里的抽象，它的现实形态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里必然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一般和社会主义个别是辩证的统一。一般揭示了本质，而个别是一般的具体化，是对一般的丰富和充实。从一定的意义可以说，这个思想正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根据。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深懂得，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划一的模式，创立社会主义具体形式的任务不能由别人而只能由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完成。正如邓小平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共产党人从恩格斯的思想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这是恩格斯思想的智慧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奇葩。
二
恩格斯是辩证法的大师，他总的用辩证的观点考察社会的发展。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就和马克思一起注意到：“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从写下这段文字到恩格斯的晚年，资本主义世界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这种“不安定和变动”变得更为激烈。无论是辩证的观点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都使恩格斯确信：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未来社会，必定也是充满变革的。
1890年8月，恩格斯就《柏林人民论坛》讨论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5]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社会。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恩格斯把自己注意的聚焦点集中在未来社会自身的不断变革上。恩格斯说得很原则，他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未来社会变革的详情细节，但这个思想同那种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旦由个别天才从头脑里硬想出来后就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是直接对立的。我们不难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得出结论：对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极为落后的国家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其经历的变动必然会更加激烈，各种具体制度在发展中表现出的色层，必然会更加多样。
这样，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为我们最熟悉、最亲切的思想就呼之欲出了。仅仅十几天以后，恩格斯在另一封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简短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当七十年代末，我们刚从一场“大革命”的浩劫中苏醒过来，痛切地反思我们所走的道路时，这震聋发聩的声音不啻是一响惊雷，给我们多大的鼓舞、启迪和震动啊！我们像久旱之逢甘霖，贪婪地吮吸着恩格斯的思想雨露。一时间，“改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改革的呼声成为时代的强音。
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讲到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改革时，特意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把握“由以开始”的形式和发展的“总方向”，这是意味深长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演变作过预测，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实行的将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的将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式。马克思用发展的眼光去考察未来社会，这和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但马克思把未来社会分配方式演变的形式仅仅概括为两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还有别的分配形式。恩格斯的论述则与此不同。他没有拘泥于“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两种形式，而只是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认为只要着眼于现实，把握住总的方向，就是合理的。恩格斯阐发的这个方法论原则对我们的改革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启示我们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他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而造成严重困境的局面，因而对社会主义时期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真切。但恩格斯晚年关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有三种情况，弄得不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的论述，对我们充分认识我国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仍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1890年10月在致施米特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7]我们只是在经历了痛苦的挫折后才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并不总是自然而然地适合的。当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权威被不适当地误用，当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天然计算机”作用被完全漠视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的损害作用同样是巨大的、致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对经济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这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必然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客观必然的要求更符合实际。当政治和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发展方向上由于种种原因发生偏离时，校正这种偏离的唯一选择便是改革。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揭示改革的深刻内涵和革命性质的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恩格斯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席卷中华大地的改革浪潮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蓬勃生机。它显示了当恩格斯的光辉思想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
三
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一直关注着东方落后国家命运的恩格斯把他睿智的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大地。1894年9月，他在一封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对中日甲午战争作了这样的评述：“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份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8]两个月后，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再一次评说了中日甲午战争。恩格斯认为，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中国等东方国家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9]象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殖民强国的侵略政策一贯持反对的立场，但对殖民战争的“恶”在打破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又持肯定的态度。这是因为马、恩总是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考察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世界交往”的扩大。当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自身发展缺乏应有的冲力时，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密切经济往来，才能为自己古老经济的发展创造机遇，使自己以跳跃的方式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世界交往的扩大是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历史使命，新社会的诞生则是在支配这一“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的。但马克思没有料到的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交会作用，社会主义不是在几个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最为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相对不足、世界性交往远未发展的原先较为闭塞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课题：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担起原先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使命，扩大对外开放，使自己国家的只是属于世界经济一部分的经济真正成为开放型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潮中去。
恩格斯逝世二十几年后，世界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个地球村里同存共处的局面。恩格斯没有对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发展对外开放的问题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仍时时处处感受到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对我们的启迪。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的工作，其中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就会冲击社会主义，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这涉及到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讲到应该怎样认识奴隶制的“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是这样做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0]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高度评价了奴隶制的巨大历史作用，对于解决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发生的深层次的观念更新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确实，如果奴隶制尚且可以正确对待，我们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视若洪水猛兽、“谈资色变”呢？正如恩格斯紧接着说的，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能为新社会的改造奠定可靠的基础。我们只有在接受而不是抛弃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如果拒绝借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成功的东西，这是愚昧无知。
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1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互为中介的。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中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成分和因素，这是不奇怪的。恩格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为自己服务：“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12]恩格斯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指引我们开阔视野，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自觉主动的姿态加强同世界的联系。
当然，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大搞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西方国家中也有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企图趁我国开放之际腐蚀社会主义，所谓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搞所谓的“不战而胜”。因此，怎样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恩格斯的许多教诲也给我们提供了思想武器。晚年的恩格斯极为注意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论”。当有人把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邮政、电报、铁路等转化为国有财产视为“社会主义”时，恩格斯指出，只要政权还在有产阶级手中，那么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形式：“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13]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只有批判旧世界（包括武器的批判）才能建设新世界。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说：“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制度，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14]恩格斯的教导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在对外开放中抹杀、冲淡、削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都必须如实地、鲜明地把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庆幸的是，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在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对外开放的“大政策”，并引导我们在对外开放中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短短的十几年里，我们迅速地打开了国门，一种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恩格斯逝世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看一看新世纪”，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学说、实践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正在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卓越的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成果，也是恩格斯的伟大思想在当代世界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最重要的体现。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2] 同上书，第32卷，第19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11] 同上，第53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31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3页。
标签：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恩格斯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