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拉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叶，德国康拉迪(Conrady)也认为汉语的“动词”有及物与不及物(外动与内动)两种动词的形态分别。这分别是来自声母的清浊。清者为“及物动词”，是前加成分所留下的痕迹。浊者为“不及物动词”，本来没有前加成分。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57)，73-74。
一 导言
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康拉迪(August Conrady)像是个幽灵式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李方桂先生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一文最早提出汉藏语系分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论点。鲜为人知的是康拉迪(1896)曾经论证印支语系应该分为东西两支，西支是藏缅语群，东支是汉台语群，而且认为孤立类型的东支是从黏着类型的西支变来的。更没有多少人知道1811年英人赖登(John Leyden)在《亚洲学会会报》第十期发表的《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一文，文中首次指出汉语、缅甸话、泰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类似之处。
1784年1月，英国派往印度的司法官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创办亚洲学会(Asiatick society，后改称为孟加拉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of Bengal)。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洲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指出：“梵语与希腊话、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及语法形式上有显著的类似，并不像是巧合。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三者加以比较，便不得不相信这三种语言是来自现在已不存在的共同的语言。”(Lehmann 1967：15)这段话现在还经常被引述，被认为是象征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印欧比较语言学)的萌芽。
再过25年，赖登在亚洲学会的会报上指出汉、缅、泰等印度支那语言的词汇和词序也有类似之处。文中讨论的语言有马来语、他加禄语(Tagalog)、缅甸语、越南语、泰语、汉语官话方言、广东话，都是作者在马来半岛西岸卑南市(Penang)养病时搜集的资料。关于越南语，他说：“至于越南语同单音节的汉语诸多方言、满洲语、高丽语、台湾语、琉球语有什么关系，我可说不出来；反正它同以下的语言没有姻亲关系(affinity)：中国朝廷里用的官话，广州用的广东话，多音节而有屈折变化的日本话，以及其他印度支那的语言。”作者最后排出一个4个语言(现代缅甸语、越南语、泰语、广东话)160个语词的比较字表，用意大概是提出由缅、泰、汉组成的印支语系的假设。
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其理论与方法借鉴于西方的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回顾西方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并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对照，便可以看到两者在进展上有极大的差异。
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三位创始者，其中一位是丹麦学者拉斯克(
Rask)。他于1814年发表了《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德国学者格林(Jakob Grimm)则于1822年出版了他的《日耳曼语言的语法》(Deutsche Grammatik)第一卷修订版。著名的“格林定律”即在此书以明确的方式被提出。另一位德国学者博普(Franz Bopp)于1816年出版了《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他根据动词的变位系统(Conjugations system)对这些语言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比较，一举奠定了印欧语比较形态学的基础。叶斯柏森(1959：47)曾指出在德国通常以此书之出版(1816)为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年。①
格林定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日耳曼语言是印欧语系的一支，同时解释何以日耳曼语的辅音异于其他印欧语的辅音。例如
。(Brinton and Arnovick 2006：131)
格林定律问世不久，欧洲学者就发现若干例外。1863年德国的梵语学家格拉斯曼(H.Grassman)发现，在希腊语与梵语中两个送气音如果连续出现，第一个送气音会被异化而丢掉送气成分，这种变化是造成格林法则例外的一个原因。这个法则现在被称为“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 Law)。这个发现显示，即使是例外也仍有其法则存在，而且利用形态的规律性可以作内部拟构。1875年，丹麦的语言学家维尔纳(Karl Verner)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第一次音变的一个例外》(Eine Ausnah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他发现“格林定律”的另一个例外，原来与原始印欧语的重音有关：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p、t、k只有在词首的位置或紧跟着有重音的元音才变为清擦音f、θ、x，在其他位置则变为浊擦音β、
、γ。这个法则被称为“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这些发现导致雷斯金(A.Leskien)于1876年提出著名的“语音规则无例外”(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的假设。当德国语言学家保罗(H.Paul)在1880年出版《语言史原理》时，“青年语言学派”(Junggrammatiker)已然形成当时历史语言学的主流。1886年，也就是琼斯发表他著名演说以后的100年，少壮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鲁格曼(Karl Brugman)已经开始出版他集大成的经典之作《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2卷，1886-1892)。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看到从1814年拉斯克(或1816年博普)奠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到1880年，中间只不过66年。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快速地发展，再回头看看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②
1811年英国学者赖登(John Leyden)发表《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以后，1820年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写了一本研究鞑靼语言的书，提出他对满语、蒙语、回语与藏语的文法与文字异同的研究，其中就提到许多今日一般所公认的汉藏语同源词，如“日、月、水、父、母、心、名”等。1851年德国学者Schiefner写《藏文研究》一文，也指出了不少藏文和汉文之间有不少的同源词。但是从1811年至1851年经过40年，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却毫无进展，直到1874年法国学者Rosny指出，要作比较研究必须从汉语古音研究开始，而英国学者Edkins也同时发表了他对汉语古音的研究。
1881年德国学者甲柏连孜(Georg von Gabelentz)出版了《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一书，他在书中(第233页)说：“印支语言(即汉藏语)科学的比较研究是语言学许多课题之一，但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却连第一步都还没踏出。”“目前对汉藏同源词研究有若干进展，比方说‘我、五、鱼’汉语说ngu，iü，藏缅语说nga，gna，
；‘你、二、耳朵，汉语说ri，ni，藏缅语说na，no等等。”汉语甲柏连孜用的是近代的语音，如果能拟构汉语的古音，对应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拟测原始汉藏语固然是其终极目标，然以目前而论，只要能确认在汉藏诸姊妹语言中何者是近似祖语，而可以扮演如同梵文在印欧语比较研究中的角色便已足够。”他并以藏文为最有资格，然后举两个数目字为例。
“这里可以看到4种不同的辅音：b，bh或p；r或rh；g与y，还有后起的
与ts-，而藏文brgyad‘8’，brgya‘100’则是四音俱全。”
印欧语比较语言学一直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形态，如博普(1816)(见下一节)，另一条是词条和音韵演变规律，如格林定律(1822)，格拉斯曼定律(1863)，维尔纳定律(1875)。甲柏连孜(1881)说，汉藏比较应该借鉴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经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从琼斯、博普开始就以梵语——最保守的印欧语为起点，汉藏比较也应该以最保守的藏文为起点。那么下一步我们以为甲柏连孜会说，形态比较也应该是另一个重点。但是他也没有如此说。我们猜想原因是甲柏连孜知道汉语是孤立语，而孤立语是没有形态的。既然如此，汉语就没有什么形态可以与藏缅语的形态比较了。
施莱歇尔(A.Schleicher)《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861-1862)的导论把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如汉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屈折语(如印欧语)、黏着语(如芬兰语、鞑靼语、巴斯克语(Basgue)、班图语(Bantu))。他认为语言总是从孤立阶段经黏着阶段发展到屈折阶段，印欧语是最高阶段的语言。(Lehmann 1967：90—91)
为什么汉语、越南语等现在还是孤立语呢？按照施莱歇尔的看法，那是因为汉语等的语言本能发育不良。这种看法不是施莱歇尔首创的。更早的施列格尔(F.Schlegel)在《印度民族的语言和智慧》(1808)已经说过：除了这两种屈折类型的语言，还有完全没有屈折形态的汉语。“其他语言用屈折形态来表示的，它用本身有意义的、独立的语词来表示。”“从其他方面看起来文明颇发达的国家[中国]，它的语言，按照上面所说的原则应该列在最低下的等级，也许是因为它拥有精密的文字系统，语言一直滞留在童稚时代。”(Lehann 1967：65—66)
总之，这几位语言类型学的先行者认为：(1)语言总是从孤立阶段经黏着阶段发展到屈折阶段，印欧语是最高阶段的语言。(2)汉语(以及泰语、越南语、缅甸语)是孤立语，所以汉语等是最低级的语言。
甲柏连孜(1840-1893)写《汉文经纬》(1881)时是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的东亚语言学讲座教授。此时莱比锡大学是欧洲比较语言学的重镇，知名的教授还有雷斯金(A.Leskien，1840-1916)、布鲁格曼(Karl Brugman 1849-1919)，都是所谓“莱比锡学派”的领导人。1889年甲柏连孜被召到柏林去担任语言科学教授，1897年莱比锡大学请康拉迪(1864-1925)担任悬空多年的汉学讲座。④
1896年康拉迪出版其著名的《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一书，在序言中(XⅣ页)他提到Léon de Rosny及Edkins两人之研究，并重新强调拟测汉语最古的语形之重要性，认为唯有各语言可以探索而得的最早的阶段才能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他称赞甲柏连孜、古鲁柏(Grube)及库恩(E.kuhn)等学者在作汉藏语比较研究时断然以藏语为基础是方法上一大进步，认为藏文之于印支语言犹如梵文与希腊文之于印欧语。他并且说(XV页)“事实上必须以仍然保有词头(
)的语言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因为上面所得的结论(指从汉语谐声字中来母和舌根音生母之互谐，经与藏文的比较而只是来自复声母gr-之结论)要求须从词头的研究出发，而保有词头的语言即为藏语”。
英国人赖登1811年首先提出印支语系的假设，德国学者康拉迪1896年首先提出藏缅语和汉台语有亲属关系的证明。在介绍康拉迪的论证以前，应该回顾一下这85年间汉藏比较的进展。
(1)赖登(1811)的印支语系没有把藏语包括在内。上面说过法国人Rémusat(1820)提出若干今日一般所接受的汉藏语同源词，如吾、日、水、父、母等名词及数词二、三、四、五、六、九等。甲柏连孜(1881)又添了几个，如耳、你(汝)、鱼、八、百等。
甲柏连孜比较的是藏文和按照宋代韵图构拟的汉语中古音。“八”、“百”这两个字的比较字表说明藏文brgyad“八”、“百”这两个字的比较字表说明藏文brgyad 8，brgya 100是诸多汉藏语中复辅音保存最完全的。康拉迪(1896)更进一步引进征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74)的文章来说明汉语谐声字中来母和舌根音声母的互谐是来自上古音的复声母*gr-。
(2)甲柏连孜(1881，3—5)介绍印支语系时说藏语、基兰蒂(kiranti)语、汉语、缅甸语、傣语等都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康拉迪(1896：XV)明确地说明藏文保有词头()，因而可以作汉藏比较研究的基础。
(3)施莱歇尔(A.Schleicher)、洪堡特、施列格尔(F.Schlegel)等都认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康拉迪在书的序里力排众议，认为印支语系的发展是：黏着语(藏缅语)→孤立语(汉台语)。而且在书中尝试解释汉语怎样会从有s-词头的黏着语变为中古没有s-词头的孤立语。
总之，康拉迪在书的序里，(1)确定了印支语系的范围。他认为印支语系可以分为藏缅语群和汉台语群。它不包括孟(Mon)—越南语群。而且在Ⅻ页“马”的比较字表引用汉语、Horpa(道孚)、嘉戎、泰语、Newari、Bodo(博多)、Karen(克伦)、Lepcha、Limbu这些语言的资料。(2)康拉迪指出藏文等语言有复辅音声母，现代汉语和中古汉语没有。当今要务是构拟汉语的上古音。同时他指出藏文有词头(s-、a-、m-)，词尾(-s)，中古汉语没有。他认为东支(汉台语)的孤立语是从西支(藏缅语)的黏着语变来的。
康拉迪在序里(XV页)引征了甲柏连孜1878年在国际东方学家第四届会议上宣读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是否能够证明所谓印支语系的诸语言有亲属关系？”(Gabelentz，Sur la possibilité de prouver l'existence d'un affinité généalogique entre les langues dites indochinoises,Atti del Ⅳcongr.internaz.degli Oriental.1878,Ⅱ(Florenz，1881)，291)很清楚地，康拉迪在莱比锡大学的前任(甲柏连孜讲座教授)认为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证明所谓印支语系中的诸多语言有亲属关系)大家束手无策时，他本人却认为他有办法，这本书就是要用比较形态(Vergleichen Grammalik)的方法来证明藏缅语和汉台语有亲属关系。
二 怎样证明两个或几个语言之间有亲缘关系
怎么样可以证明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有亲属关系？印欧比较语言学的传统认为，博普1816年出版的《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首次证明了梵语、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有亲缘关系，而且如果要证明所谓印支语系的诸多语言有亲缘关系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布鲁格曼、甲柏连孜、康拉迪相信这一套理论，20世纪法国的比较语言学家梅耶也相信这一套理论。下面要以梅耶的名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1925)为起点来了解比较语言学最基本的方法论。
梅耶(Antoine Meillet，1925：26)在1925年，也就是康拉迪去世的那一年，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中指出：因此，一种形态繁杂的语言，包含着很多的特殊事实，它的亲属关系自然比较容易得到证明；反过来，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只有一些一般的规则，如词的次序，要找出有力的证据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差不多用不着去证明一种语言是印欧系的：只要碰到一种大家还不认识的印欧系语言，如最近发现的吐火罗(Tokharian)或赫梯(Hittite)，我们略加考释就可以看出它的印欧语的特性。反过来，远东的那些语言，如汉语和越南语，就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所以语言学家想从形态的特点上找出一些与汉语或越南语的各种方言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就无所凭借，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后代语言拟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阻力的。
上引那段出自第三章《所用的证明》，梅耶(1925：36)这章一上来就说形态比语音和词汇更重要。
形态，就是用来变化词、组合词以构成句子的全部规则，是语言中最稳定的方面。但是在这里应当把那些一般的规则和各种变化形式细节区别开来。
共同印欧语代表这种所谓“屈折”的最极端的类型所有的词的用法。所有的词之间的关系，都是用词内部形式的差异来表示的。在梵语里，这种“共同印欧语”的特性保存得特别好，“我是”说成ásmi，“他们是”说成sánti，“他曾经是”说成āsa，诸如此类。“父亲”这个词，用作主词时，形式是pit(体格)，用作直接宾语时，形式是pitáram(业格)；用作名词的宾语时，形式是pitúh(因格)。可以看出同一个词的各种形式之间，差别是很大的；而各种词的功用就是靠这些差别来表示的。直到现在，各个印欧系语言，即使是最进化的，也都多少保存着一点这种古代的类型。比方在法语中，名词已经成为不变的了(多数的-s纯粹是写法上的)；但是动词却还保留着大部分的屈折：aime(你爱吧)，aimes(你们爱吧)，j'aimais(我从前爱)，nous aimions(我们从前爱)，其中的差别是很显著的。je veux(我要)和nous voulons(我们要)，je voudrais(我将要)和j'ai voulu(我曾经要)等等之间的差别就更显著了。
梅耶在上引的那段点到了印欧历史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n Grammatik)的辉煌传统。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博普(1861)比较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的动词变位，包括系词es“是”的屈折形态。后来他把比较范围从动词扩大到名词、代词变位，并注意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编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1833-1839年分卷出版。此后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61-1862年出版《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布鲁格曼(H'arl Brugmann)出版《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概要》(1-2卷，1886-1892；3-5卷讲句法(syntax)由德尔布吕克(Berthold Del brück)续成，1893-1900)，都是后来居上。应该说明，Vergleichenden Grammatik中的Grammatik指的是形态(morphology)而不是句法(syntax)，尤其是动词的屈折形态。为什么呢？犹如梅耶所说，动词形态是印欧语最稳固的方面，可以用来判断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现在把英语、梵语、拉丁语的动词“是”现在式按照第一、二、三人称单数，第一、二、三身复数的次序排列如下：
Beekes(1995：15)说，“如果我们把-i-置而不顾，梵语和拉丁语的语词几乎完全一样：[由上到下是]-(V)m(V=元音)，-
(零；其实是-s；-s-来自-ss-)，-t，-mVs，-t(h)V(s)，-Vnt。这种相似是非常一致的；它本身就可以证明梵语和拉丁语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来自同一个祖先。”
“是”字的词根，梵语说as，拉丁语说es，下面排列它们的元音的对应关系：
印欧语的动词有哪些范畴？1.人称：一、二、三人称。2.数：单、复数。3.时：现在时、未完成时(imperfect)、将来时、不定过去时(aorist)、完成时(perfect)、过去完成时(pluperfect)。4.态(voice，genden)：陈述态、愿望态、禁止态(injunctive)、虚拟态(subjunctive)、希求态(optative)、命令态(imperative)。我们上面只是讨论了动词在第一、二、三人称单、复数现在时陈述语气的变位，已经可以证实琼斯所说的“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及语言形式上有显著的类似……”
梅耶在上引的那段话中说：“梵语‘我是’说成'dsmi，‘他们是’说成s'anti，‘他们曾经是’说成āsa。”他如此做，是重述博普(1816)举的关键例子：“古拉丁语esu-mi就像梵语asmi以及希腊语esmi”，“梵语词根ad‘吃’；‘我吃’adai，‘你们吃’attha＜adtha，‘他们吃’adanti”(Lehmann，1967：44，43)。梅耶提醒读者，在印欧语比较语法这个优良传统中，动词的屈折形态一直是研究的重心。正因为印欧语的动词有如此繁杂的形态，而又在姊妹语言中可以一一堆起来，所以上至赫特语、吐火轮语、下至英语，法语，都留下印欧语动词变位特征性的痕迹。根据这些动词的屈折形态(以及名词的屈折形态)很容易地就可以证明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哥特语、吐火罗语等有亲属关系。反过来看汉语、越南语等单音节的孤立语，它们“差不多没有一点形态上的特点”，“而想根据汉语、西藏语的后代语言拟构出一种‘共同语’，是要遇到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的”。(中译本，第22—23页)
梅耶最后的一句话等于在说拟构共同汉藏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大概是(1)他跟甲柏连孜一样，以为汉语和藏语都是单音节的孤立语，以为汉语自古至今完全没有形态上的特征；(2)没有读过康拉迪(1896)的书。
三 汉藏语系的比较语法
康拉迪(1896)书的副标题是《印支语系特别是藏语、缅语、泰语和汉语的比较语法研究》(Eine Beitrage 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Barmanischen，Siamesichen und Chinesischen)。
博普(1833-1839)的书名是《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施莱歇尔(1861-1862)的书名是《印度日耳曼诸语比较语法纲要》。康拉迪书的副标题跟博普的书名很像。去读这三本书，可知他们比较的不是句法(syntax)而是形态学(morphology)。在印欧语是动词的屈折形态和名词的屈折形态，在汉藏语则是藏文动词的使动形态和缅语、汉语、Vayu语动词的使动形态的比较。
从博普(1816)开始，印欧语比较语法这个传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等有亲属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同出一源。同样地，康拉迪著书的目的是为了用比较语法的手段来证明藏语、缅语、泰语和汉语有亲属关系。他在序里(XV页)引征了甲柏连孜1878年在国际东方学家第四届会议上宣读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是否能够证明所谓印支语系的语言有亲属关系？”，又在书名的副标题中附上“汉藏语系的比较语法”的字样，作者用意是很明显的。
这本书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答曰：这本书说：(1)藏文至少用两种方式来表达使动范畴。一种是在不及物动词前面加使动化(causative)s-词头。另一种是用清浊别义的手段来表示自动词/使动词之别，其中自动词是浊音声母(如b-)，使动词是送气清音声母(如ph-)。(2)尼泊尔境内的Vayu(Hayu)语(以及其他Kiranti语群的语言)也是用清浊别义的手段来表示自动词/使动词之别。(3)古代汉语也是用清浊别义的手段来表示自动词/使动词之别；如“败b-，自破”是自动词，“败p-，破也”是使动词；“现γ-”出现是自动词，“见k-”是使动词。(4)缅文用清浊别义的变体来表示自动词/使动词之别，其中自动词是不送气清音声母(如p-)，使动词是送气清音声母(如ph-)。(5)汉藏诸语言动词的清浊别义都与汉藏语的使动名谓式s-词头有关。
这本书最可贵的部分在于汉藏诸语言自动词/使动词的例证，书中叫做“使动系列”(Causativreihen)。一对一对的自动词/使动词展示在读者眼前，总是自动词(或不及物动词)在先，使动词(或及物动词)在后。这些例证一方面可以说难读，另一方面可以说容易读。如果读者对所讨论的语言(如 Vayu)不熟悉，就无从判断康拉迪引用的资料是否可靠。但是一旦弄清楚他讨论的是何种语言(如藏文)，而且去参考近人关于这种语言的论著，康拉迪的论说又相当容易懂。好在康拉迪所讨论的语言，最近出版的两本书——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再版，2003)，杜冠明、罗仁地主编《汉藏语系的语言》(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2003)——都有更详尽的描述。所以下面介绍康拉迪书中藏文、Vayu语、缅文的例证，每一种语言都配搭《汉藏语概论》或《汉藏语系的语言》里面关于这种语言的资料，例如藏文配搭《汉藏语概论》里面胡坦执笔的《古藏语的语法特征》部分、缅文配搭《汉藏语概论》里面戴庆厦执笔的《缅语支》部分、Vayu语配搭《汉藏语系的语言》里面Boyd Michailovsky写的“Hayu”等等。
3.1.1康拉迪 第6—10页
3.1.2《汉藏语概论》，第138—139页
古藏语动词的使动式有两种构成方式：形态手段和句法手段。前者主要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前缀s-或b-/g-，使非使动词变为使动词。有时也用声母交替的方式。例如：
3.2.1康拉迪第109页
3.2.2 Boyd Michilovsky，“Hayu”，《汉藏语系的语言》，第523页。(哈由(Hayu)是尼泊尔境内的—种基兰蒂(Kiranti)语)
Hayu还保存着众所周知的藏缅语的使动形态，一共有将近35对同源的动词。这种构词法现在已经僵化了。其中大多数非使动动词是浊塞音声母，而使动动词则是清塞音声母或是送气清塞音声母，例如：
3.3.1康拉迪
第121—122页
3.3.2《汉藏语概论》，第394—395页，戴庆厦〈缅语支〉
戴庆厦先生接着说：缅语支的载瓦语、缅语与古藏语的对应，有的与清浊交替对应，有的与送气不送气交替对应，有的与有无s-的交替对应。例如：
看来，缅语支语言使动词的语音交替在来源上可能与清浊、带不带s-有关。
3.4.1康拉迪第159—175页
最后一项康拉迪说释义引自《康熙字典》。去查《康熙字典》，果然在“败”字下看到：“破他曰败[增韵]凡物不自败而败之，则北迈切；物自毁坏，则薄迈切。”
3.4.2王力《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1965)，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1966)都谈到动词的清浊别义。现在把动词清浊别义的例证的一部分标出它们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再加上简单的释义。
上古与中古汉语
龚煌城先生在《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汉藏语研究理论文集》，2004：188)说明：
同时他说：“我们假设，上古汉语曾有个词头
，它在影响后面的浊声母使它清化后消失了。
按照龚先生的说法，上面“败b-/败p-”，“断d-/断t-”等“自动词/使动词”的清浊别义可以改写为下面的样子。
四 汉藏语系的建立
龚先生这种看法，可以算是贯彻了康拉迪(1896)的主张。不过这是康拉迪写书后一百年的事。上面说过，康拉迪写书的目的是用比较语法的手段来证明藏、缅、汉、泰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现在应该讨论康拉迪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康拉迪的书名叫做《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Eine indochinesische(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d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指的是藏文的s-词头；作者在书中举例说明s-在藏文里有使动化和名谓化两种作用。这个书名其实包含着两个命题：(1)s-词头与藏文(以及其他语言)中的声调低高之别有关。(2)命题主要是讲中部藏语方言(卫藏方言，如拉萨藏语)出现了浊音清化的演变，于是清声母字转化为高调字，浊声母字转化为低调字。康拉迪讲的就是“清高浊低”规律。讲述之中还牵涉到鼻音和通音转化为声调高低的规律，藏文复辅音转化为拉萨话声调高低的规律，还有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比方说，安多方言保持j清浊对立，没有产生声调)。康拉迪在这段(4，Die Tonaccenten，91—102)的论述不太流畅。在别处康拉迪也重述“清高浊低”的规律，如汉语保存清浊对立的方言，一般是清浊声母使同一个声调(如平声)分化为阴阳两调(如阴平和阳平)。
总之，第(2)个命题不是书中主要论述的论点。康拉迪的分析相当有说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这段首先提出“声调发生说”。
第(1)个命题“s-词头与汉藏语言中的清浊别义有关”是本书论证的主轴。那么“有关”指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缅文部分,作者指出缅文有p/ph，m/mh型的自动/使动动词的清浊别义，如kue“裂”/khue“使裂”，myo“沉没”/mhyo“使沉没”，luat“逃脱”/lhuat“释放，使解脱”，而且作者认为缅文的送气鼻音mh，nh来自藏文的sm，sn，如“鼻子”藏文sna，缅文nhā；“鼻涕”藏文snabs，缅文nhāp；“痣”藏文sme-ba，缅文
(第118页)。结论是缅文的清鼻音来自“s+浊鼻音”，使动化s-词头是鼻音生母清浊别义的来源，如myo“沉没”/*s-myo＞mhyo“使沉没”(第20页)。
作者指出古代汉语有每/梅、忘/慌、墨/黑等明微母和晓母谐声的现象(第156—157页)，同时猜想汉语的“黑”、“墨”可能与藏文的snag“Tinte，墨”、smag“dunkel，黑暗”属于同一个词族(第157页)。后来看到厦门话有阴调的鼻音声母，又猜想“晦”，“薨”等字的h'-声母来自
，rm-(第189页)。
在藏文部分，他猜想使动词的kh-声母可能来自sg-或sk-，但他没有更进一步去证明所有的阻塞音的清音别义(b/ph，d/th，g/kh)都是来自更早的自动词*b-/使动词*s-b＞*s-p＞*p-＞ph-之别。
根据藏缅语学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我们知道s-可以清化后面的浊音声母。以b代表浊阻塞音，p代表清阻塞音。以m代表浊鼻音、浊边音；m代表清鼻音，清边音。s-的清化作用可以用以下两条s-清化定理来表达。
(i)s-清化定理(阻塞音obstruents)：s-b＞s-p＞p
(ii)s-清化定理(通音sonorants)：
第一条说s-把浊塞音(以及浊塞擦音)清化后消失。第二条说s-把浊鼻音(以及浊边音1-)清化后消失。
康拉迪针对第(1)个命题在书中不同的地方尝试证明：动词清浊别义中使动词的清音声母都是来自“s+浊音声母”，如
等等。换言之，他尝试证明：原始汉藏语曾有个使动名谓化*s+-词头，它在影响后面的浊声母使它清化(因而产生清浊别义)后消失了。但是他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s-清化定理，没能全部证明这本书的第(1)个命题。
康拉迪书中还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他把泰语也归入汉藏语系，书中没有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证据。所以本文没有介绍，也没有去找近人的论著来跟他举的“论据”搭配。
上面看到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1881)里说：“印支语言(即汉藏语)科学的比较研究是语言学许多课题之一，但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却连一步都没有踏出。”到了康拉迪(1896)，可真是迈出第一步，而且是蛮大的一步。他在这本书中指出：藏文与缅文、Hayu语、古代汉语在动词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上——加使动化s-词头和清浊别义——有显著的相似，并不像是巧合。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四者加以比较便不得不相信这四种语言是来自现在已不存在的共同的语言。作为本语系的形态比较的创始人，康拉迪在汉藏语系的地位相当于博普在印欧语系的地位。易言之，从康拉迪(1896)开始，汉藏语系可以说是真正地建立起来了。他的书不免有严重的错误，而且他的论证也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是按照他指示的方向去继续探索，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可以自我更正，一步一步地积累经验，在20世纪末叶开花结果，写出《汉藏语概论》、《汉藏语系的语言》这样集体创作的大书。⑥
附录：汉学家康拉迪(1864-1925)的小传
奥古斯特·康拉迪(August Conrady)1864年4月28日生于Wiesbaden，1925年6月4日卒于莱比锡。父亲Ludusig是牧师，母亲Babette是东方学家Peter von Bohlen(1796-1840)的女儿。1891年康拉迪跟医学教授Michael Rossbach的女儿Lucia结婚。他们的女儿Anna Babett 1916年嫁给汉学家Eduad Erkes。
康拉迪在Wüzburg主修古典及印度语文学，以论文《Nārada发现的十五叶尼泊尔语的手写贝叶》于1886年毕业。1891年到莱比锡大学担任讲师(Privatdozent)。1896年发表《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1897年升任副教授，1920年升任正教授。1903-1904年他在北京大学访问，著有《在北京的八个月》(Hugo Grothe主编的《东方》(Der Orient)的第一卷，Hallea，Saale，1905年出版)。他是撒克逊科学院的院士。
康拉迪早期的著作与《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有关：1891年《Newari语法及口语》，1893《一部梵文——Newari字典》[Newari是尼泊尔境内的一种汉藏语，参看《汉藏语系的语言》“Dolakhā Newār”355—370，“Kathmandu Newar”，371—384]。1894年《暹罗国史》。1896《关于A.von Rosthorn〈东部藏语方言的词汇记略〉的几点观察》。
晚年的兴趣转向汉学。1896年《中国文化与西方之关系》，1903年《中国文化与文学》，1906年《公元四世纪[东晋]印度对中国的影响》，1907年《鲁南民俗的研究》，1916年Austric[南亚-南岛]语与汉藏语之间一项值得注意的关系》，1920年《楼兰出土汉简和纸片上的文书》，1922年《新的Austric[与汉藏语平行之处》。他的遗著陆续在三十年代发表，其中有1931年《屈原〈天问〉》，1931年《关于〈老子〉第六章》，1931年《〈易经〉研究》，1935年《古代中国的住房》等。
伯希和《通报》第24期(1926)写的讣告附有康拉迪生前著作的全部目录。Erich Haenisch在Neue Deutsche Biographie(新德国名人录，1957)写的传记把遗著的目录全部补上，请参看。
伯希和Paul Pelliot对康拉迪(1896)的评述如下：
康拉迪担任讲师之时，在1896年发表了《汉藏语系中的使动名谓式构词法》。这本深奥而没有引得的书在德国首次提出古代汉语有浊音声母的假设，而更早甲柏连孜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韵母上头。康拉迪用他所收集的汉藏语的资料来说明：(1)清浊声母之别造成声调高低之别(艾约瑟Edkins早已说明汉语方言里的情况)。(2)这些语言用清浊声母的交替来表示语义中的区别。(3)清浊别义的来源是藏文里大量存在的词义。虽然这本书屡次得到好评，但是汉学家不怎么通晓语言学，因而它们不能体会康拉迪理论的深度，也不能对他探索的方向提出中肯的批评。
注释：
①这一段以及下面几段叙述印欧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主要是抄龚煌城2007：281—282。
②这一段以及下一段叙述汉藏语比较研究从赖登到甲柏连孜的发展，主要是抄龚煌城2004：1，31。
③黄布凡1991：16记录的“八”：道孚语rjε，嘉戎语
，藏文brgjad，可以同甲柏连孜(1881)记录的作比较。
④Eduard Erkes(康拉迪的女婿)在《汉文经纬》1960年重版的序(Ⅸ—Ⅹ)里谈到莱比锡大学汉学辉煌的历史。
⑤赫梯语，早期梵文的例子来自Calvert Watkins 2000：1574。
⑥我写完2008a、2008b以后，才发现我在那两篇文章里讲的话，康拉迪(1896)早就讲过。请参看拙著2008a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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