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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在北京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纪念的前后，特别是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各种号称“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播媒体与出版物中，掀起了一股一边倒地吹捧、赞扬和美化胡适，为胡适大翻其案的浊浪。而作为曾经官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党内资源的老理论家王元化先生，也不顾年高体弱，争先恐后地积极参与其中，其影响力自然非同一般。在这股滔滔浊浪中，还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的鲁迅先生，对中国革命和进步有伟大杰出贡献的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批判。王元化发表于1999年5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以下简称《答客问》）一文就是如此。我们先来看看王元化是如何批判、贬斥毛泽东和鲁迅的。
王元化在《答客问》中认为，“个性解放”后来之所以会“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其原因正是由于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主张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提倡知识分子要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人性，改造思想”，提倡知识分子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边来。王元化作为一位党内老资格的理论家，为了批判共产党及毛泽东如何搞“政治上的左倾、思想的禁锢”，对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即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 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所说的那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歪曲成是毛泽东主张“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我想，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的人，都不会赞成王元化对毛泽东上述原话的如此恶意的歪曲。因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抗日战争中敌我两军对垒的严重形势而说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要按此话去行事。
王元化在《答客问》中认为鲁迅由“进化论”变成阶级论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如果鲁迅当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按照王元化的逻辑，鲁迅先生只有不表明他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只有不提倡为人生的革命进步文艺主张，就会有王元化所说的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却是不“基于”任何“政治信仰”的。这可能吗？为此，怎么“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呢？而对这样的胡言乱语，叫我们说什么好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树立、肯定、颂扬什么样的英雄模范、先贤人物，作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是关系到该国家和民族提倡什么思想与精神的大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为人民和全社会所敬仰和爱戴的英雄或先贤名人，实际上是该国家的精神支柱的象征。前苏联在解体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外敌人互相配合，将在苏联十月革命历史上产生的杰出人物，从列宁，斯大林，到著名作家和诗人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等一个一个“批倒批臭”，目的就是要动摇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将凡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为革命所镇压、所批判、所否定的人物，大唱颂扬和赞美之歌，把他们树为“英雄”与“先哲”，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从舆论上达到颠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答客问》是否也是要循此逻辑呢？
（二）
《答客问》对胡适的吹捧与颂扬，表面上看似乎用墨不多，但却将对胡适的崇拜与敬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答客问》中，王元化坚决反对、极力批判了“激进主义”，声称：“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他说：“我所说的五四的激进情绪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将这个词限定在政治领域内”，“是指思想的狂热”，“喜爱暴力”，“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上另一种错误上去了。”虽然在文中他直接点名批评的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人们一看就明白，他的批判锋芒是指向人民革命运动的，并且对它进行了种种歪曲。而与此相对照，他对胡适则倍加赞赏，认为面对“激进主义”思潮，胡适“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他说：“我最为服膺的是他对自己生平为人所说过的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在王元化眼中，胡适严然成了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化身了。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胡适，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比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这是历史事实，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但又不能因此而无限制地抬高他，更不能不惜歪曲历史而百般美化甚至神化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以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同志在他连续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中，就谈到了胡适其人。美国在面临他们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彻底失败，要挽救也“毫无办法”之后，美国所寄于希望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其实，在此之前，不甘心于在中国失败的美国佬还曾酝酿抛弃丧尽人心的蒋介石，逼其下野或退休，而让胡适“出而领导另一个自由与民主问题之‘新思想运动’或‘文学革命’”，以便继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相抗衡。这也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附件——《司徒雷登致马歇尔的信》（1948年12月21日）所披露的内容。司徒雷登在信中说，1948年12月17日，他曾与胡适长谈，但“和胡适的谈话特别使人伤心，因为他力图效忠于蒋政府”。司氏在信中说：“胡氏的论点对共产主义是如此不共戴天与不堪忍受的”，而对蒋介石，胡适认为他“虽有其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只有蒋介石……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为他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的任何贪婪与其他典型罪恶的人”。在这次谈话中，胡适还问司氏：“不知道现在能否说服美国召回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并帮助蒋氏进行战争，而不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当司氏陈述了“蒋政府的主要弱点”后，胡适则“泪珠盈眶”。这恐怕就是王元化心目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化身的胡适的政治面目的最真实的写照。在中国命运大决战之关头，胡适的这种态度和言论，难道就是“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清醒的态度”吗？
（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王元化对胡适的评价原先并不是这样的。1955年王元化发表了《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一文，文章写道：“就胡适本人来说，‘五四’以后他就暴露了反动的政治面貌。今天，胡适已经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忠实走狗，为每一个中国人民所唾弃。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和胡适划清了界线，并不一定在文学思想上也和胡适划清了界线。更不能够说，我们已经在文艺领域内肃清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文章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是胡适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胡适在‘五四’前后发表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论文，主要的都是发挥他的‘文学改良’观点。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实用主义理论基础上。胡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利用‘发挥个性’的观点来反对文学与政治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学与人民革命事业结合。胡适的实用主义理论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用人性论和主观唯心论来反对文学上的阶级论和现实主义。因此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是从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政治目的出发的。胡适为了掩盖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一贯的采取了迷惑人心的伎俩，用欺骗性的貌似的科学言论来贩卖毒品。实际上，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正是宣扬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改良主义的文学观点。”文章还说：“‘五四’以后，胡适正是利用失去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留下来的躯壳，装进反动的内容，来反对工人阶级思想，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胡适是‘全盘西化’的提倡人，他曾经公开露骨的表示了对于所谓‘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他歌颂‘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实际上，胡适所谓‘西洋近代文明’也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思想。”
王元化在那篇文章中，还将俞平伯和朱光潜先生也划入“胡适派”并进行了无情的讨伐与批判。他写道：“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尽管他们之间有些微枝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们一致的以为文学只应该是发挥个性，独抒性灵，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除此以外，文学并没有其他的目的”。“例如，朱光潜也曾经表示：对待艺术应该采取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欣赏’态度。他认为文学除掉创造出一种合理慰情的意象世界叫做‘作品’的东西以外，它没有其他目的，其他目的如果闯入，那是与艺术本身无关的。（《文学上的有趣味》）总之，他们不承认，文学是由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之一。他们不承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正因为他们取消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服务基础、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把文学当做发挥个性、独抒性灵，给人以‘快感’或‘美感’的东西。所以，俞平伯竭力抹煞《红楼梦》中的反封建的积极内容，把它说成是对现实的‘怨而不怒’，并且认为《水浒》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不及《红楼梦》的‘温厚’，以致对《水浒》要加以贬抑和侮蔑。”他还写道：“愈到后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在唯心论的泥沼中就陷得愈深。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扩大和深入，工人阶级的力量日趋壮大，胡适派唯心论者身上的封建性与买办性愈来愈明显，对于革命的破坏就愈来愈凶恶，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面貌也愈来愈暴露。反映在文学观点上，就是那些各式各样反动的，腐朽的，颓废的文学理论。例如，俞平伯所提倡的所谓‘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竟把反现实主义倾向发展到这种地步”。
应当说，王元化在195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是基本上看出了胡适的思想、政治问题的实质所在，但对某些具体问题，比如在对胡适的“文学改良”理论的问题上，尚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态度。至于对朱光潜、俞平伯先生的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并不奇怪，但今天来看，许多仍属于艺术观、学术思想的问题。把这些艺术观、学术思想的问题的出现，都作为“封建性与买办性愈来愈明显，对于革命的破坏就愈来愈凶恶，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面貌也愈来愈暴露”来看待，很是不妥；把它们一概而论地定性为“反动的，腐朽的，颓废的文学理论”，则更是要不得。这，也是一种“左”的表现吧？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四十多年以后，王元化先生在围绕着对胡适的评价问题，为什么会如此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 我们倒想知道一点其中的原委。
（四）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随着事物的本质越来越显露，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把握越来越全面、深入，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产生了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有的，也属正常现象。“再认识”的现象是经常会发生的。但作为一个理论家，尤其是颇有影响的资深理论家，在自己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时，总要有所交待，总要将“再认识”的原因、经过说清楚；否则，就难以使人置信了。况且，将自己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的缘由、过程，如实地而不虚假地、真诚地而不是违心地加以说明，这反而更能显示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更能赢得人们的深深的敬意。这本身对于读者来说就极富启迪心智的价值。
王元化1999年的《答客问》与1955年的《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是如此地针锋相对，属于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与思想观念。而对产生这么大的、又属根本性的变化，并未作必要的交待和说明，这样的“再认识”必然使读者疑窦丛生。如果王元化认为1999年的文章是正确的，那么对1955年文章将作何解释；如果认为1955 年的文章是正确的， 那么1999年的文章又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对王元化来说之所以发生这种难以启齿的大变化的原因，广大读者是清楚的，随着前些年反对“激进主义”、“告别革命”的叫嚣一浪高过一浪，王元化的思想“转型”了。一方面出尔反尔地对胡适极力吹捧和赞扬，另一方面又对毛泽东、鲁迅大加贬斥和批判，就是这一“转型”的重要表征。看来，王元化先生并不具有他所说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并非“不追赶时髦”之辈；相反，他不能不让人想到跟风转，翩然如“墙上芦苇”。
当然，发生这一思想“转型”的并非王元化一人，而是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的势力，且气焰十分嚣张。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在“告别革命”的声浪中被全盘否定了；连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的性质，也有人将其全然颠倒了过来；更不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了，更被攻击、诬蔑得一踏糊涂。
但我们还是更为关注王元化等人的思想“转型”，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资深理论家，有的还是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他们也都曾被冠以“老革命”的尊称，他们的思想“转型”的影响当然非常之大。
笔者属民主党派，也算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我和我的同道都以政治上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信条。对于王元化等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发生的如此思想“转型”，我们都大惑不解。中国共产党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一思想“转型”，眼下还毫无收敛之势，相反还在大肆泛滥，这使我和我的同道焦虑万分。近来，我们经常想的、议论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我和我的同道们一贯坚持的信条是不会变的。因为它是我们近乎一生体悟出来的。但是，如果任王元化们之思想“转型”泛滥下去，会不会有一天，“主要防‘左’”之主要对象会是我和我的同道呢？如果真的那样，我们只能是欲哭无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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