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统一与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新发展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为了加强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从1995年开始，省社联建立“理论问题双月谈”制度，邀请省内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就一些重大理论热点问题进行座谈研讨，形成成果，以发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
今年第一次“理论问题双月谈”于2月28日上午在杭举行，内容是座谈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现选择部分书面发言，刊发如下。
从“一纲四目”、“九条”方针政策到“八点”看法和主张的历史发展
一、从“一纲四目”，到“九条”方针政策，到“八点”看法和主张，是一贯的思想与做法。
1960年后，毛泽东多次在内部指示，周恩来亲自贯彻执行，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方面，也就是当时的蒋介石，转达毛泽东亲自拟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
一纲是：台湾必须归还祖国（这是当时的提法）。
四目是：1、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从60年代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对台湾的上层工作，就是根据这一纲四目的精神作的。“文革”期间，毛泽东这一战略措施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推迟了台湾的归回。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实际上是恢复了60年代毛泽东的主张，而且更前进了一步，更具体化了。
在这“九条”中，明确提出了“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保证妥善安排”；“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以及“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
到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重申叶剑英的“九条”外又着重谈到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84年10月北京《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发表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主任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并非权宜之计”。这样，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就成了有理论、有政策措施和切实可行的构想。那么这一次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祖国统一的八条看法和主张，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人民日报》社论）。新在那里呢？
第一，两岸应当坐下来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然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
第二，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从来未持异议。
第三，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同时要求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密切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四，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和岛内各党派、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也欢迎他们与我们交换有关发展两岸关系与推进和平统一的意见。
这“八条”看法和主张，可以说是“一国两制”这一重大构想与战略决策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的实施纲领，它比“一纲四目”、“九条”都前进一个大的层次，因为它的指导思路更明确了，行动的步子也更具体了。
二、祖国统一大业一步一步在前进，“八条”在发展两岸关系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在一点一点地实行。
海峡两岸对峙相处四十多年，长时间彼此都不了解，都在作片面的渲染。台湾对大陆的政策经历了“反攻复国”到“革新保台”到“本土化”到“全面革新”。同样的，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也在一步一步地变化，从“解放台湾”到干涉“归回”到“两党对等谈判”到“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应该看到，由封闭到开放，实际上已经在“三通”，这无疑是一个大的前进。这是历史的要求，中华民族的要求，也是现实生活的要求。总的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隔绝——半隔绝——半公开和间接往来。
我的几十名台湾朋友，有学界的，有政界的，也有商界，均为近几年来所结交的朋友。在许多场合，我们都有许多共识，有不少地方，他们是旁观者清，也可能是地位的关系，对问题看得比较深、比较透；更多地方，我们由于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加上对大陆了解较全面，且有亲身感受，所以对问题看得比较客观，站的角度也比较高。当然，互相间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这些不同的见解，也是慢慢地理解了，互相间并不责难对方。是否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海峡两岸学人之间的“一国两制”了。可喜的是我们海峡两岸的同仁在交往的过程中，我遇见一些中青年学人，他们虽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但对祖国有着一种无限深厚的感情。祖国统一大业寄希望于这些中青年，从中也使我们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途无量！
三、阻力与努力
祖国统一大业的实施还遇到许多阻力，这来自台湾。主要是对“一国两制”缺乏客观的研究与对策。在“和平统一祖国”方针下所形成的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香港主权必须收回，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二是不改变香港、台湾的现行社会制度，并充分保证这两个地区的稳定繁荣；三是不损害其他国家在香港、台湾的经济利益。当然，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是收回主权问题，一个是内政问题，所以在处理上也有所不同，例如香港要派驻军队，而台湾则不派（邓小平说“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在其他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台湾也会比香港的尺度更宽。但是，对上述这一些，台湾当局是缺乏客观的研究与对策，相反地却搞了一个所谓“一国两府”新对策。这是1989年3月“立法委员”林钰祥抛出、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外交部长”连战以肯定，认为“观点十分好，很值得参考”、台湾《中央日报》宣称为“一国两府”这一新政策使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已迈入一个崭新阶段”。此后，国民党力图把“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这一“政治理念”逐渐正常化，使它成为国民党在国际关系上一个经常性的“理念”与“模式”。所谓“一国两府”，其内涵一是“主权”原则，主张海峡两岸各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地位”，台湾不再坚持自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在国际上同样是代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其近程目标是“重返某些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其长程目标是“重新参加联合国”；二是“对等”原则，认为海峡两岸应是“对等政府”，不是“隶属”或“主从”关系，中共管“中国大陆”，国民党管“台、澎、金、马”，平起平坐，隔海分治，同具“合法性”，同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实体”；三是“过渡”原则，一个中国内“两个对等政府”，它“既顾全了两岸的现实状况”，又“不损害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景”，从长远看，两岸自然是“一国一府”，从近程看，两岸只能是“一国两府”，认为这是处理“统一前的两岸关系的最好”过渡模式。总而言之，从表面上看，这种“一国两府”的主张似乎较之过去理性和务实，一不再自称“代表全中国”，二确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三未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实质上，“一国”是虚，“两府”是实，要在“一个中国”的幌子下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妄图使祖国分裂长期化、合法化，形成分立而治的局面。很显然，这种“一国两府”主张的目的是：一为对抗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的科学构想，企图使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理论上得到世人承认；二为摆脱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困境，力图重返国际舞台，打开“外交”新局面；三为企图使台湾做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来，与大陆永远分离。
在这种“一国两府”主张下，台湾搞了一系列“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一是“务实外交”取得“突破”，1989年7至10月用了五千万美元、一千万美元和二亿一千万美元（共计二亿七千万美元），同格林纲达建立“外交”关系、同利比里亚“复交”、同伯利兹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李登辉、李焕、章荣严都大肆渲染、吹嘘这是“外交突破”、“国力的展示”、“反击中共”的最好方式。二是密切与邦交国家的关系，大力推进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并企图加紧官方的政治外交接触，台湾商人几千人赴俄考察，与波、匈接触频繁；加强与“东盟”五国的关系，连战“出访”菲律宾，与城市外交接触，在斯里兰卡设“商务代表团”，在土耳其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式向关贸总协定组织秘书处提交入会申请；“刑事警察局”还频繁派遣人员到有关国家活动，为“重返”国际组织作准备；在联合国的外围组织积极活动，企图挤进去。三是加紧做美国、日本的工作，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有关台湾前途的“285号修正案”，强调中国政府“不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派蒋孝武接替马纪壮，出任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代表，以进一步发展与日本的半官方关系。
上述可见，这不能不说是阻止祖国统一大业进程的一股逆流。所以江泽民总书记的“八条”的第一条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裂。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该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尽管在走向统一的进程中还会有曲折和困难，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从此向实现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对此充满信心。我们应该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八条”是实施纲领，落实到各行各业均有所侧重。作为我们文教部门的高等学校，这是一块为执行“八条”实施纲领的好场地。我们积极地开展文教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增进两岸同仁的了解与友谊，先在学人间实现“一国两制”，以此去影响当局，宣传民众，打消一个个疑团，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江泽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背景和新意
今年一月三十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台湾提出了八项主张和政策，必将对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自1979年以来，我们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表明我们有力量有信心加快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第二，这是我们党在完成新老领导集体交替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肩负起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的状况下，对于台湾问题所作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重要政策宣示，体现了我们党坚决执行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决心和水平。
第三，1997年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日益临近，现在正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大好时机，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更显突出。
第四，当前海峡两岸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推动下，两岸的民间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很大发展。1987年以来，台胞赴大陆探亲、访问、经商迄今已达700万人次，近几年每年达150万人次，去年两岸间接贸易达163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达2万多家，协议金额已超过200亿美元，由海协会与海基会出面的两岸事务性协商渠道已经建立和运作。另一方面，无庸讳言，1994年两岸关系一波三折、陷入自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政治僵局难以打破。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自1993年以来，台湾当局的分离倾向日益严重，从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到策动“重返联合国”表明这种倾向日益明显，从而恶化了两岸关系；二是台独势力猖獗，在岛内公开打出“台湾独立建国”的旗号；三是某些国际势力妄图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府去年九月调整对台政策，企图“以台制华”，最为露骨。
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必将促使两岸关系走出低潮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为打破两岸之间政治僵局提供重要契机，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坚定地主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反对台独，坚决反对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和言行，而且对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建设性、灵活务实的新主张，是我们党对台政策的新突破和重大举措，可以认为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其新意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坚持和平统一谈判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这次谈话的新意在于谈判的对象、内容和方式更加务实灵活，充分显示和平统一谈判的诚意。提出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人士参加。这是鉴于台湾岛内“宪政改革”后政治生态发生变化而提出的切合实际的主张。又提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可通过平等协商，找出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2)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上，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明确指出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扰中国统一和台独的。
(3)在两岸经济合作交流方面，强调我们主张不要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这是台湾广大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在大陆投资办厂的台商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4)强调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维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这是我们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同时，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与我们交换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欢迎前来参观访问。
(5)明确提出两岸领导人互访的建议。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互访的方式更加灵活，可以共商国事，可以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也可以相互走走看看。
江泽民总书记讲话发表后已引起台湾岛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预期未来海峡两岸关系可能逐步走出低潮，第二次汪辜会谈也将提上日程并可能在年内举行，两岸经贸关系将更加热络，两岸人员往来将进一步增加，出现一个良性互动的态势。但是，台湾当局坚持“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大陆政策和推行“务实外交”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改变的迹象。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我们仍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经贸合作 互补互利
“以经济促政治”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策略，经济上两岸相互合作，密不可分，祖国的和平统一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认为，江总书记《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也贯穿着这一基本精神。
自1979年1月，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和一系列对台政策；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也有所调整与松动，从而促进了两岸经济交往与合作。经贸方面，1980年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约4亿美元，1994年达到160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39倍，平均每年环比增长32.55%。1994年的两岸贸易总额160亿美元之中，台湾商品进入大陆约140亿美元，大陆商品进入台湾地区20亿美元，台湾方面顺差达120亿美元之多。如今，台湾商品输入大陆的贸易额占台湾出口比重的15%左右，大陆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两岸的投资方面，据有关部门统计，至1995年1月，台商到大陆投资累计项目4400项，协议金额226亿美元，实到金额约50多亿美元。近几年来，台商投资于大陆的态势，呈现三方面变化：第一，投资区域拓展，从南部沿海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重点投资区；第二，投资层次提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升；第三，投资规模扩大，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增大，台湾大型企业集团对大陆投资具有愈来愈大的兴趣。
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具有明显的互补互利性。对台湾而言，一是可以从大陆获得价格合理、供货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以弥补台湾岛内资源的天然贫乏；二是可以减少对美、日经济的过度依赖性。1989年台湾出口到美国市场的贸易额为240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6.3%，从美国进口额为120亿美元，占台湾进口总额的23.0%，顺差达120亿美元；同年，台湾出口日本贸易额为9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7%，从日本进口160.3亿美元，占台湾进口总额的30.7%，逆差达69.8亿美元。台湾与美、日的这种高依存度，只要美、日任何一方的对台贸易发生较大变化，就会造成台湾岛内经济的震荡，同时，随着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台湾难以在美国保持很大的市场占有额，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台湾产品分流到大陆市场后，既可减轻对美、日的依存度，又能保持台湾出口的增长，并从对大陆的大量顺差中抵消与其他国家贸易中的逆差。1994年台湾对外贸易总顺差近80亿美元，假如没有与大陆贸易获得的120亿美元的顺差，台湾就会出现40亿美元的逆差。三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台湾地价狂升，工资上升过快，环保压力增大，加上近几年岛内政局动荡，投资环境恶化，造成游资充斥，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生存，亟需外移的局面，而幅员辽阔、劳动力资源充沛、工资相对低廉的大陆正是台资投资的较为理想的场所，加上大陆生产力水平的多级性与消费水平的多层次性特征使台湾转移到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长期的大容量的发展时空。四是台湾长期以来注重于外来技术的引进和利用，而基础科研力量薄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后劲不足，大陆却在不少科技领域中拥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双方在高科技产业上的联手合作，对台湾的产业技术升级有百利而无一弊。两岸经贸合作对大陆也有利，主要表现为：一是引进台资可以弥补一部分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二是可以引进台湾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三是可以利用台湾长期以来开拓建筑起的世界营销渠道。这些对于提高大陆的经济素质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两岸在经济往来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性，在大陆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并非局限于台资与大陆内资企业的互相竞争，也存在于大陆内资企业之间，而企业之间的竞争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台湾方面有一种论调认为，两岸的经贸交往中，竞争大于互补，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江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两岸经贸关系作了如下的正确评估：“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初步形成。”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台湾岛内分离倾向有所发展，“台独”活动趋于猖獗，这种状况影响与干扰着两岸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如台湾当局至今仍不准台商直接到大陆进行投资与经商，必须通过第三国或地区间接进行，费时、费事、费钱，给广大台商带来诸多不便；在两岸产业分工上，提出高技术产业根留台湾，低技术产业与高污染产业移往大陆的所谓“垂直分工模式”，并以“正面列表”的方式来限制到大陆投资的产业类别；惧怕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存度“过高”，设立预警系统来加以控制，并提出“南进投资政策”引导台商向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投资；以及迟迟不愿实现直接“三通”等等。针对这种状况，江总书记提出“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承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同时，“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这种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的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襟，深得台湾岛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已成为大力推进两岸关系，特别是推进经贸关系的巨大动力。
浙江省与台湾之间具有特殊的地理、人文渊源优势，近几年来浙台两地的经贸交往也有较快发展，至1993年底累计台资投资企业的项目1425个，其中1993年的引进项目805个，比1992年引进410个增长96%，台湾协议投资金额累计9.2亿美元，成为我省引进资金的第二大来源区，仅次于港澳资本引进量。但是，我省与沿海地区的兄弟省份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等相比差距较大，必须抓住江总书记八点讲话后引起两岸关系所变化的机遇，把浙台的经贸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为此，我提出三条初浅建议：一、省里要重视对台研究，特别是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系统研究，要为省台湾研究会、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和杭州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等我省对台重点研究机构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社科基金、课题立项上，台湾研究应有一席之地；二、两岸直接“三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省应充分利用海港优势早作准备，力争开辟一条浙台直接航线，列入第一批直接“三通”的项目之中。三、我省已有玉环、象山、舟山等对台小额贸易区，应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若干个有较大规模的对台商业与台商投资特别区，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台资，开创浙台经贸发展的新局面。四、要继续改善省内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台商在浙江的一切正当权益。台商的意见要有专门的渠道能予以反映，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对台商的优惠政策一定要稳定。
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在辞旧迎新的乙亥年春节茶话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就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项看法和主张，犹如一声春雷，在海峡两岸激起了强烈反响。他讲出了十二亿大陆人民的心声，也符合两千万台湾同胞的意愿。这八项看法和主张，是开创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指南针，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催化剂，也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在八项看法和主张中，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及其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和两岸中国的文化使命作了精辟的阐述。江总书记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段话包含着三层涵义：
第一，中华文化的伟大历史作用——“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聪明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在至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发轫于长江、黄河流域，成长于春秋战国，而逐步成熟于秦汉唐宋明清的大一统时代。她的精神成果，始而荟萃于诸子百家，继而体现于儒佛道家，而由宋明儒家集其大成，更由近现代思想家继往开来、转化创新。回顾数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虽然屡经战乱、分裂，但终究归于一统，在近代，虽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但中国不仅没有亡，反而以大国、强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格，赋予中华民族以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于不坠。对于这样一个有无穷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不感到无比的振奋和由衷的自豪吗！
第二，中华文化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源自一条共同的文化之根。这条文化之根就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它使两岸同胞敬同一个祖宗，讲同一种语言，写同一种文字，过相同的传统节日。试问那些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们，难道你的祖先不是炎黄后裔吗？难道你使用的不是汉语汉字吗？难道台湾另有一个独立于中华文化传统之外、与中华文化传统宗旨相异的“台湾文化传统”吗？如若不然，则“独立”有何文化根据呢？前年中秋前后，我在台北、新竹、高雄等市县参观访问时，无论是在大学、研究院还是在书店、商店、街道、海滨，或者在文庙、寺庵、道观，所看到的文化遗迹、所感受到的文化气氛虽然具有台湾的地方特色，但在思想内涵和本质特征上完全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处处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这正说明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属于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拥有同一个文化传统。正因如此，中国的统一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才是两岸中国人的民族大义之所在。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正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依据。我们每个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于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两岸中国人的文化使命——“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华文化既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此，除了极个别“全盘西化”论者或主张“日本殖民有功”的台独分子之外是不会有异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促进和平统一大业？我认为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去做工作：
首先是要系统整理数千年中华文明史遗留给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并且认真反思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用以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使全体中国人都真正自觉地知我中华、爱我中华，从而激发起内在的爱国热情和追求中国统一的热情，而不致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不可否认，现在有些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当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台湾的悲惨历史，甚至还有以被侵略被殖民为荣者。例如最近台湾有一位青年副教授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中共应体会、接纳、释怀、融合在台湾的日本经验，不论日本殖民者的心态、意图如何，都已在台湾创造事实与痕迹，如何使受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代，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优化而非丑化，是两岸谈统一之前需要做的工作。”真是奇谈怪论！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竟在台湾创造了“优化”中国文化的经验，两岸要谈统一，前提就是体会、接纳、释怀、融合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文化经验。这样的前提，恐怕不只是中共，就连每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是无法接受和认同的。
其次是要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种历史遗产，其中不免有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东西，而当代中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毕竟早已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我们今天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决不是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式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而应当在系统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作出批评性的审视和选择，并结合现代化的实践对传统文化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重新诠释和改造，使之转化为促进现代化的新文化，而扬弃那些阻碍现代化的文化糟粕。但这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不能单纯依靠传统文化本身的力量，而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即借鉴并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树立多元的开放型的文化观，虚心学习并吸收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再次，从改善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而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有“以斯道自任”的“弘道”精神对待两岸的双向文化交流。应当承认，经历四十多年的政治隔阂之后，两岸人民在生活方式、思想方法、文化兴趣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或差距，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妨碍两岸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统一存在，因而毋须加以硬行消除，但却有必要使双方互相了解、互相沟通，以求缩小差异，化解由互相隔阂和文化差异而可能引起的误解甚至对立的心态。因此，海峡两岸人民的密切沟通与文化交流是绝对必要的。台湾海基金会秘书长焦仁和先生在台湾《联合报》举行的“开拓与回应——论江泽民对台讲话及两岸关系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未来（两岸）应该更具体地透过文教交流来相互了解，弥补双方的认知差距。……让彼此间的了解来化解双方的岐异。”（载《联合报》2月5日第3版）这是讲得很对的。但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文教交流应当是双向的和全方位的，应作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战略，而非应付人民呼声的权宜之计。倘能如此，则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任务就不至于落空，中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也不会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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