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民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1-0051-05
在拉美研究中，民粹主义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20世纪30～60年代，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便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出现，以至几乎整个南美大陆的现代发展都被认为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本文试图探讨民粹主义在拉美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对堪称拉美民粹主义代表的庇隆主义进行分析，同时总结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一、现代化与拉美民粹主义的应运而生
多数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政治的鲜明特色，正如詹姆斯·梅勒所说：“从左派到右派的所有政治势力，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它们的政治行为，以适应民粹主义的挑战。无论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拉丁美洲的重要的政治势力。”[1](P7)因此，拉美研究者们大多愿意应用这一概念来对拉美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权变迁和政治变革进行描述。显然，民粹主义在拉美的独特表现与拉美自身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无法分开，要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当代的盛行有深刻的理解，必然要分析拉美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变迁。
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就已获得了独立。在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中，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由于与欧洲的历史联系而较早地和较长期地经历了议会政治，不过，这是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寡头制的有限议会政治类型，其特点是各种议会势力由松散的贵族团体和各种政治俱乐部组成，而不是由以民众为基础的组织化的政党组成，拉美的议会民主制并不是在充分的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20世纪后，寡头的政治垄断地位受到新的政治精英的严重挑战，寡头议会政治开始受到削弱并走向崩溃。然而，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以及大众的广泛政治动员的开始，不像欧洲那样出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换言之，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寡头代议制向大众政治的过渡，是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弱小之时[2](P94)。
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在工业化有了相当发展之后，才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政党，即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传统的政治结构的衰落。而拉美恰恰相反，议会政治的发展发生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前，例如在阿根廷，它在19世纪开始引入西方的自由思想和议会体制，但国家工业化程度仍十分低下，直到1930年，阿根廷的工业生产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8%，而且大多数工业活动都与出口部门密切相关。
拉美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采用西方议会政治不是一种简单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附带现象或表面形式，因为政治与文化变革在这种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政党竞争、普选权或相对广泛的选举权为内容的议会体制尽管具有寡头政治的特点，但它实际上已为政党政治结构的早期组织打下了基础，因此，正是由于拉美比较早地接受了多党制度，拉美民众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已过早地进行了政治动员，为民粹主义准备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当然，多党制度发育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寡头政治走向末日的过程。
此外，拉美寡头政治的瓦解还与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发展因素有密切关系。19世纪后期，拉美各国的出口部门有了迅速增长，外资大量涌入，拉美经济完全被纳入国际市场并表现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高度依赖性。在外来力量的影响下，拉美启动了商业化进程，以适应欧洲对原材料和世界市场的追求，而西欧商业的渗透、国内市场的发展和某些经济部门的货币化都是这一进程完成的标志。
随着商业化的进展，拉美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20世纪20年代，智利、阿根廷等国尽管工业化水平仍很低，但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同一时期的水平，比如智利1920年前后在2万人以上城市中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1.2%，阿根廷为32.7%，在智利1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18.2%，而阿根廷为27.1%，相比之下，英国和德国当年的水平仅为10.2%和10.1%。
拉美迅速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干预迅速增长，涉及了扩大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的保护以及货币流通总量的调整等诸多经济领域。此外，在大的城市中心，为缓解商业经济压力，国家扩大了财政支出，以确保可提供最低限度的市政设施，而政府支出增长则导致了政府雇员的扩张，这种国家机器和服务部门的过度膨胀是超经济实力的，与当时的国家工业化水平是不相符的。
在政党政治、国家扩张、商业化以及城市化等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美各国传统的寡头政治不断被削弱直至瓦解。这种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在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和转型，提供了民粹主义运动形成的条件，因为缺乏独立的工会组织和大量的无产阶级政党来把握这种转型所带来的机会。在国际经济的意义上，拉美民粹主义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在全球经济中因独特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抉择所带来的结果，而在国内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意义上，民粹主义则是寡头政治向现代议会政治过渡的必然产物。
总之，拉美从19世纪农业社会迅速向20世纪工业和城市化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时代。很显然，这场结构性危机的最大结果是寡头政治制度的崩溃，它体现为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已很难适应转型中的社会控制，无论单纯诉诸镇压还是单纯利用传统的庇护制度，都难以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庞大的劳工阶级群体统合到传统的寡头制度之中，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成为必要。民粹主义运动弥补了旧的寡头阶层和大众社会之间的裂痕，确立了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成为了现代拉美社会控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因此，民粹主义作为拉美政治的一种选择，代表了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严重结构性危机的激烈政治反应。
二、作为民粹主义的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是考察拉美民粹主义的理想样本。虽然在拉美地区，巴西的瓦加西主义、秘鲁的阿普拉党、乌拉圭的新巴特列主义以至后来的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称，但庇隆主义与它们相比，在思想体系、影响深度和基本特征方面都更接近民粹主义，而且它的意义实际上已不局限于阿根廷，不局限于20世纪40～60年代，庇隆主义几乎可以说代表着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在拉美一些左派或者右派政府的政治实践中发现它的痕迹。
从民粹主义的视角来看，庇隆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卡里斯马式领导、社会改革议程、跨阶级联盟支持的基础上、倾向于集权主义的复合物，它的民粹主义特点体现在其政治经济主张、社会基础和政治风格上。
1.主义上的人民性
庇隆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当代价值观念。庇隆主义所声称的正义主义就是这种人民观念的表达，也是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动员人民的工具。正义主义的第20条真理清楚地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我们拥有最好的财富就是人民。”1950年庇隆曾宣布“正义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众的”。1955年政变后，他又表示，这是人民和反人民斗争的新开端。因此，庇隆主义声称代表人民，既反对殖民主义，也反对寡头偏见，它的运动与拉美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民众主义的”和“工人的”运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庇隆主义捍卫者坚信，庇隆主义“力图实现民族民众事业，是最伟大和最彻底的”[2](P8)。
2.经济上的国有化倾向
经济上，庇隆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政策，赢得了大部分阿根廷劳动者的支持。1946年3月，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将阿根廷中央银行收归国有，结束了外国资本对本国银行的控制，之后又从外国资本手中赎买了电话网和铁路网，实现了国有化，从而顺应了阿根廷人民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情绪。为了赢得农民对庇隆政权的支持，他上台后颁布了一项垦殖国有土地和部分私有土地的纲领。据统计，庇隆政府从上台到1950年期间，赎回并转让给农民土地为45万多公顷，有3200户农民得到了这一纲领的好处[3](P24)。庇隆以再分配政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改革建立了农民、工人的跨阶级联盟，这使得阿根廷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要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
3.实践中的底层取向
从庇隆个人的政治实践也可以看到，他的荣辱兴衰以及庇隆主义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城市底层、劳工群众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庇隆主义党以劳工党为组织基础，重视对工会的领导和对无组织工人的动员，事实上，庇隆政府的最有力支持正是来自庇隆夫人埃维塔动员起来的底层社会成员“无衫汉”。埃维塔与工人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控制着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在她的背后是四百万庇隆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由于“无衫汉”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庇隆政府享有极高威望。庇隆第二次竞选时，以458万票对230万票顺利地战胜激进党竞选对手，决不是偶然的。外国观察家一般认为，军队和劳工是庇隆统治的两根支柱，因为在他统治的时期，军官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庇隆主义思想还被灌输到军官的下层中去。但是，在埃维塔的影响下，“无衫汉”成为了支持他的最坚实的基石，庇隆为了保持“无衫汉”的信赖和支持，在政府、参众两院和市政会议中都给“无衫汉”安排了一些席位。他给“无衫汉”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是真正为流汗的劳苦大众谋福利的伟大人物。阿根廷社会学家道尔瓜多·蒂·代亚(Torcuato Di Tella)认为，工人阶级的无自由权状态是他们追随庇隆的原因，庇隆主义是那些想参与国民收入和政治权力分配，但又找不到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民和工人群体，在军人和工业主等“反现状精英”的领导下的政治产物[4](PP47-74)。
4.领导风格上的卡里斯马化
民粹主义对卡里斯马式领导的依赖在拉美地区是很典型的，庇隆主义的民粹特性除了表现在其底层取向之外，还表现在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卡里斯马式政治统治。毫无疑问，庇隆的个人品质以及获得尊重的能力是他能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主要工具。
有关庇隆的个人魅力，可以在1945年的“十月事件”中得到印证。1945年10月，庇隆的政敌阿瓦洛斯将军为维护寡头势力利益，发动了一场旨在打倒庇隆的军事暴动，庇隆被投入监狱。在庇隆夫人埃维塔的策划下，阿根廷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1945年10月17日，大约30万劳工群众在德梅奥广场举行大集会，他们高呼“还我庇隆”的口号，要求释放庇隆，集会的劳工从早上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无衫汉”们要求维护庇隆神话般的地位，他们对阿瓦洛斯的愤怒情绪最后迫使政变当局不得不释放庇隆。庇隆获释后立即到广场上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玫瑰宫阳台上向呼喊他的名字并热切期待他出现的民众挥手致意，这一场景的确表明了庇隆与人民的直接联系，也证明了他的深受人民热爱的个人政治魅力。因此，当庇隆以工人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从他们那儿获得支持的时候，“无衫汉”由于庇隆的统治也获得了一定的参与现代社会的机会，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意识，从而使他们得以从旧的社会行为模式下解脱出来[2](P14)。从本质上看，“庇隆民粹主义导致了以政治弱势群体的名义与支持为基础的政治上的卡里斯马式的领导”[5](P87)。
以上的特点反映了庇隆对阿根廷的统治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是，信奉自由民主的欧美学者认为，庇隆的统治在本质上是独裁的、集权的，因为“庇隆把法治变成了武力统治，并且系统地侵犯了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之根本的个人权利，诸如言论、出版、集会和不受随意逮捕、监禁的自由”[6](P33)。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庇隆在阿根廷的民粹式统治不仅是追求自我标榜的政治信念的结果，而且还是阿根廷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虽然庇隆主义有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这是他从意大利法西斯职团主义那儿承接过来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民众会选择这种不民主的、集权主义的政治参与方式，而不是民主的或传统左派的道路呢？阿根廷学者赫尔马尼认为，在20世纪30～40年代，随着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加快，那些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工会经验的农民，潮水般涌入大城市的工厂，这是阿根廷迅速城市化的结果，“大量的民众迅速转移到城市，由农村的雇农一跃转变为城市的工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但同时却没有现成的政治参与的渠道。由于本世纪初政府的镇压性政策，中产阶级政府的矛盾心理和相对失败……对民主的严格的限制，还有缺乏表达民众情感和要求的政党，从而使这些内部移民，成为那些能够给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冒险家所利用的唾手可得的力量”[7](P231)。
三、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虽然形形色色的拉美政府、政党、政治领导人曾被冠以民粹主义，造成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的混乱，但以庇隆主义为典型的拉美民粹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的区别于别的民粹主义实践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拉美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以城市劳工为主体
民粹主义在拉美各国的表现各有不同，但从总体而言，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以及商业化与工业化的推动，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工人为主体的城市现象。拉美的民粹主义与19世纪俄国民粹派和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参加者不是来自农村，而是来自城市的多阶级的社会集团。在拉美，民粹主义者们主要寻求来自城市劳工的支持，尽管他们并不排斥其他社会集团如农民的政治参与。当然，这些城市劳工最初也是从农村来的城市移民，这是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城市化把大量人口带入城市。但是，城市化只是提供了可能性，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则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下层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使得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地动员和整合在经济与政治竞争中被边缘化的社会下层集团，尤其是城市劳工[8](PP24-26)。
拉美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由城市工人为主的多阶级构成的，这些阶级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某个关节，他们或者自身或者由他人灌输，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相对贫困的、地位低下的，但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又欠成熟，尚未认识到对社会秩序进行全面变革的方向和需要。的确，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将成百万的人口集中于城市时，那些试图利用他们的政治家们便有条件确立更符合发展形势的社会基础。
赫尔马尼认为，在庇隆上台之前，阿根廷工人运动中存在二元化现象，一方面是具有强烈的左派传统的、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工会经验的“老工人”；另一方面是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工人”，这两类工人构成了庇隆主义的社会基础。另外两位学者米格尔·穆米斯和胡安·卡洛斯则认为，工人、军人和企业主组成的多阶级联盟才是庇隆的社会基础。虽然后两位学者倾向于强调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成分混杂或多阶级性，认为民粹主义在拉美是以无组织的民众为基础，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否认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城市性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一般来说，学者们大都将拉美民粹主义定义为城市多阶级运动或城市各阶级的广泛联盟。
2.拉美民粹主义常常求助于卡里斯马式的政治领导
个人化的领袖魅力在民众动员和民众意志的凝聚方面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就表现出这方面的作用。而比庇隆稍早的巴西的瓦加斯，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的阿兰·加西亚，9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人也都多多少少为民粹主义的政治统治抹上了个人化的、领袖化的卡里斯马特征。
托马斯·斯基德摩尔(Thomas Skidmore)在分析为什么卡里斯马式统治在拉美那么盛行时指出，由于拉美民粹主义事实上并不是代表单一的农民或工人的利益，而是多阶级利益（如工人、实业家以及农民的利益），这些阶级利益必定会发生相互间的冲突。因此，其政权维系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个人魅力[9](P66)。拉美大部分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受传统的庇护制度影响，民众阶级对其领袖的依附性很严重，强烈的个人效忠主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参与者对其领袖的认同不是以阶级而是以个人的方式表现出来，民众独立参与的可能被庇护传统严重限制了，任何脱离领袖控制的企图都困难重重。从政治领袖维护统治的意义上看，卡里斯马式统治更显得必要，一种组织结构上的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直接的主从关系可以弥补民众支持的脆弱状态，无组织的但数量庞大的民众可以提供广泛的、强有力的支持，帮助领袖者振兴国家、巩固政权、改造现存的体制，更重要的是赢得对特权集团及其特殊利益的斗争。
拉美民粹主义以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为主要特征，认为这样的领袖能够代表和领导民众，将民众从逆境中拯救出来，具有进步的超自然的能力[10](P14)，卡里斯马式领袖常常声称他们“代表”那些感到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或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人民，许诺将他们从危机、威胁和敌对中拯救出来。这样的领袖经常要展示他们与普通民众的无中介的密切联系，因此需要通过广场演讲或先进的电视等媒介建立面对面接触，在这些接触中，除了向对手展示其深厚有力的社会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向民众灌输一种改变现状的使命。为了使民众在领袖的救世主般的引领下获得拯救，领袖们常常主张必须超越现存的组织框架的约束[11](P93)，这正是民粹主义固有的反抗性的表现。
3.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
在拉丁美洲，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涌动并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主要是工人阶级，绝少选择革命主义，而是更多地选择了改良主义，选择了与政府合作的道路。因此，拉美民粹主义者的政策经常是主张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倾向于改善现实的状况。以庇隆的统治为例，正义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这一审慎的选择意味着，庇隆不会采用革命性的共产主义战略，但会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适当改良。从民粹主义支持者对卡里斯马式领袖的顺从来看，他们对魅力领袖的需要只是表明他们期望改革，通过魅力领袖实施的适当的改革来稳定对他们有利的现状，他们并不想要根本性的改变。
显然，造成拉美民粹主义运动不能像在俄罗斯那样发展成为一种革命运动的原因，与拉美国家后发的现代化特征有极大关系，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的进程中，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培植下，拉美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就已经接受并开始实践了政党政治，拉美人民在阶级条件、革命条件完全未成熟的条件下被魅力领袖过早地动员起来。从根本来说，拉美民粹主义者的意图是在不破坏现存制度的前提下，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群体，主要是城市劳工群体，引入国家政治生活中，通过魅力领袖的集权主义领导，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地把大量社会下层群众引入政治轨道上，避免了彻底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崩溃。
具有改良性的民粹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也极具拉美特色。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民粹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意识形态扩张到了社会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在经济上，拉美民粹主义政权和领导人追求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追求在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表现出对强大的、干预型国家的重视和依赖。具体而言，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政策上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推行城市的社会福利；对出口部门，尤其是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实行国家控制即国有化，旨在加快资本的积累。此外，国家干预还体现在对收入的再分配上，国家干预成为提高国内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消费水平，扩大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生活方面，由国家介入实行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12](P34)。所有这些方面的政策都显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民粹主义特征，使得民粹主义在拉美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历史传统，更有牢固的制度基础和丰富的政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