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均衡之路——政策搭配组合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之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视角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80X(2013)03-0066-11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国际收支“双顺差”(Two-surplus)为显著标志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演愈烈。这一中国“外部”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也是中国“内部”经济失衡的延续及映射。就此方面出现的大量国内外研究来看，主流的观点一般可归结为：国际经济大环境，国际货币体系，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居民储蓄率相对过高、消费内需严重不足，中国“出口导向”对外贸易政策及与之连接的所谓“新重商主义”等众多“内因”、“外因”，不一而足。本文试图对各种内、外原因所造成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化解问题展开具体经济政策上的搭配组合研究，以期在中国宏观经济当前所处失衡状态下，通过缜密构建政策搭配组合方案，至少是在理论上获取中国经济内、外重新达成平衡的可能的政策选择路径。
二、一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搭配组合原理
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经济可分为内部(Internal Sector)和外部(External Sector)经济两部分。内部经济就是不考虑国际经济往来，单指其国内经济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国内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宏观经济调控以期达成国内经济的运行目标，谋求国内经济的均衡。一般来说，达成国内经济均衡的调控目标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低的失业率。外部经济就是指一国因对外开放而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的经贸往来。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对国际经济交易的系统的货币记录。一国外部经济谋求的目标就是国际收支均衡。R.Mundell(1962)认为一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e)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指一国贸易差额，如顺差(逆差)，等于该国的资本流出额(流进额)。姜波克(1999)认为，一国的外部均衡是指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其标志是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经常账户余额。这种合理性至少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经常账户余额首先应满足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其次，应该具有经济上的可维持性(Sustainability)。
在一国经济开放条件下，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会发生紧密、复杂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一国经济的开放，一方面会为本国经济提供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众多外生冲击而对该国经济整体的稳定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即，因经济的开放性，一国内、外经济很可能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具体说就是内、外均衡很多时候不能同时兼得，在一国维护内部经济均衡的同时会导致外部经济的不均衡，甚至会恶化。反之，亦然。卜永祥、秦宛顺(2006)研究认为，如果在一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都可能不均衡的情况下，只要实现了这两种不均衡之间的对冲，该国经济在总体上达到均衡即可。我们认为此结论值得探讨。因为，即便这种总体上的均衡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但其长期可维持性必然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讲，“内”、“外”任何一种长期失衡都是其自身经济失调的表现，如不积极加以纠正，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造成更大损失，增加后续调整的成本。寄希望于两个“错误”相加等于“正确”，并用之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有一点，我们始终认为，在一国经济的相互关联中，内部经济应该是问题的核心，外部经济的失衡在本质上源于内部经济的失衡。如此，失衡其实就可以简化、归结为一种更加广泛的“内部”失衡问题。当然，这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一国内部经济保持着均衡，但外部经济因突发的较大外生冲击而失衡。但此情况我们认为仅会在短期出现，因为较大的外生冲击终会消失。只要一国继续保持经济的内部平衡，经济基本面发展态势良好，在长期就会重归“内”、“外”经济的协调发展。另外，我们还认为，一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主要是指一种动态的，流量的、中长期的均衡，而非静态的、存量的、短期均衡。在短期，“内”、“外”经济时刻都达成均衡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至多是一种偶然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二者可能都不均衡、或者一方均衡，另一方不均衡。
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E.Meade(1907～1995)教授在其名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国际收支》(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The Balance of Payments，1951)一书中最先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内、外经济可能存在不协调的“米德冲突”问题。即，在政府当局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在开放经济的特定运行区间可能会出现内、外经济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一种均衡的实现是以对另一种均衡的干扰或破坏为代价的。即便在浮动汇率制下，实践证明仍然可能会出现“米德冲突”，试图单纯利用外汇市场的汇率变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是不现实的。
总之，在一国开放经济条件下，普遍会遇到在某一特定阶段，该国会出现“内”、“外”经济运行的非协调性矛盾或冲突。针对上述矛盾或冲突，为了重新恢复内外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保证一国经济总体上的平稳、有序运行，就需要采取各类经济调控措施对失衡的“内”、“外”经济进行纠偏。按照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性质不同划分，一般来说，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大致分为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工具和调节社会总供给的工具两类。由于调节社会总供给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结构性、长期性，短期内效果不显著，故对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实施的。
一般来说，在谋求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多个政策选择工具，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不同的政策工具应该如何组合与搭配。对该问题的权威解答有：J.Tinbergen(1952)的“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和R.Mundell(1962)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Market Classification)。姜波克(1999)对“丁伯根法则”进行了拓展，提出“可变的多工具原则”，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策目标的矛盾具有“多维”的特征，为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宏观调控必须要拥有多于N个的政策工具。这些多出的额外工具一方面可以抵消外部冲击等政策扰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克服在许多情况下对政策工具调整幅度的限制。“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如果决策当局不拥有像丁伯根法则所隐含的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供决策当局统一使用的假设，即在分散、独立决策情况下，那么每一目标应该指派给对这一目标有相对最大影响力，从而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或者说，政策工具与目标的结合必须取决于工具对目标的相对效率。蒙代尔认为“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动态搜寻机制，最有可能找到内、外经济的均衡解。蒙代尔进一步研究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影响一国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不同效率问题，提出应该以财政政策实现一国的内部经济均衡，以货币政策来实现一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的指派方案。另一种比较重要的政策搭配方案是由Swan(1960)提出的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的搭配。Swan所指的汇率是指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支出是指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这些涉及一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
三、中国“内”、“外”经济失衡调整的政策搭配与组合
从根本上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是结构性失衡，它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定的经济结构。结构性的政策调节，意味着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调解中国社会总需求的需求增减政策，一般来说在短期内就会发生比较明显、迅速、直接的政策调控效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目标无疑是经济的内、外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这一终极目标的达成，就需要把短期调控总需求的政策和长期调控经济结构的总供给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调解社会总供给的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操作内容是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税收和发行国债。政府增支、减税、增发国债意味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反之，为紧缩性财政政策(Contractionary Fiscal Policy)。中国财政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财政部。中国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中国目前采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操作目标为基础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信贷等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银行。汇率政策(Exchange Rate Policy)主要是通过确定一国适用的汇率制度与合理的汇率水平来对经济产生影响。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新一轮重大改革，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
我们的政策搭配组合方案主要是建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F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1962，1963)和斯旺模型(T.Swan，196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M-F-S Model。我们的贡献在于：我们把上述两个模型融合起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困境，如何通过具体的宏观政策选择、搭配、组合来实现长期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协调发展。
(一)模型构建
在i-Y两维坐标空间内，表示一国外部经济均衡的国际收支BP线一般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如果一国的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性越强，那么BP线就越平坦。考虑到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流动性较弱，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目前控制仍较严格，故我们认为向上倾斜的BP线要比LM线陡一些。
以斯旺模型为例，在以实际汇率q和国民收入Y(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支出法衡量的国民收入)组成的q-Y二维空间中，内部均衡线以IB(Internal Balance)表示，外部均衡线以EB(External Balance)表示。实际汇率q以直接标价法表示，数值变大表示贬值，变小表示升值，且此处指外部实际汇率③，
，e表示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
和P分别表示国外和本国的价格水平。在q-Y二维空间中，内部经济均衡线IB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因为随着本国实际汇率的升值(q变小)，一般来说有利于增加进口而减少出口，从而净出口减少，故要维持内部经济的均衡是必要增加国内支出(Y变大)。外部均衡线EB实际上就是i-Y两维坐标空间内的BP线，但这里更加强调的是经常账户(CA)的收支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保持适度的收支顺差。在q-Y二维空间中，EB线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因为一国实际汇率贬值(q变大)一般会有利于增加出口而不利于进口，从而净出口会增加，为了不至于出现经常账户的过大顺差规模以维持一国经济的外部平衡，就势必要扩大国内支出增加进口。
(二)模型分析
我们下面把i-Y和q-Y坐标空间结合在一起，就当前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见图1)，图解经济由失衡向均衡转换的政策搭配与组合调整方案。
图1 中国经济失衡的政策搭配与组合调整方案：M-F-S Model
为了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困境，我们设想的政策组合与搭配方案如下：
首先，中国当前要采取并加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执行力度。
增加政府支出，在增加的财政支出结构中要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领域。继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适度降低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比如进一步落实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改革，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优化其结构，以便有助于缩小个人和地区差距。采取以上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只要力度足够大，政策执行到位在较短时期就会起到直接、迅速的效果，在政府支出扩张的同时也会诱导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大，从而起到带动内需，一举两得的作用。在图1中，以上举措就是推动
线逐步右上移到那条经过
点的
线的过程，从而过剩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当然，在这一进程中为了更好的配合财政政策的扩张，提高其政策执行的效率，中国也要相应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以便进一步加快过剩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速度。
其次，应该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或许在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控制通货膨胀应该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长期任务。尽管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备受质疑，但就中国当前而言，我们实施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表现为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有限，浮动空间不足的特点，不过对比“新汇改”前中国实际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下的人民币汇率，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事实上有了一定提高。再者，中国资本账户也没有完全开放。总之，货币政策的独立在中国当前具体经济环境下应该说是能够得到基本保证的。
第三，采取人民币汇率升值策略，缓解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主张“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在充分重视外汇市场供求规律的基础上，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小幅、渐进升值策略，来达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效果，从而对净出口的过度增长进行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可能会对国内可贸易部门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某种“倒逼”效应，从而引导资源在可贸易与不可贸易两大部门间重新进行优化配置。这既有利于减少低附加值产品的过度出口，把节省的资源配置到更高端出口产业，又有利于中国薄弱的不可贸易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主张人民币汇率采取小幅、渐进升值策略，还因为：一是以史为鉴。1985年9月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s)后，日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急升了100%，而德国在随后的10年中才累计升值104.4%。这导致日本外部经济收缩强烈，许多出口企业缺乏足够的应对缓冲时间，再加上当时日本一些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重大失误，故最终致使日本经济出现长期衰退，而德国却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二是我们无法确知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具体值。尽管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各方基本无异议，但具体到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准确位置则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这样，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就无法采取一步到位的精确升值策略。
总之，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们认为理性、可行的操作方式就是采取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过程中被反复证明的有效方式：渐进式。这种策略本身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应该小幅度，平缓渐进升值。同时也隐含着这一进程中可能会出现“走走停停”，甚至在某一时期会出现反复的情况。由于人民币汇率具有长期升值趋势，实践中又无法靠一步到位的方式解决，故对人民币汇率会形成长期升值的预期。在方程(3)中我们通过引入一个利率补偿因子
来应对这种情况。由此，中国货币当局就可以通过设定相对较低的基准利率，来缓解紧缩货币调控过程中形成利率高企而可能产生的对宏观经济过强的紧缩效应。
对供给面的调整，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体而言，不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资金层面我们都需进一步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R&D投入，以便在高新技术产业或产品上突破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整体上优化、升级中国的工业结构，延长产品的价值链和提升附加值。在对待中国外贸顺差的主体——加工贸易问题上，我们也要转变重量轻质的粗放式做法，应该坚决摒弃“三高”性质的加工贸易，不刻意谋求外贸顺差，促进资源类和先进技术类进口贸易产业的发展。
此外，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具体的经济结构调节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调节中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鼓励国内企业间的合理、有序竞争，打破垄断和地区封锁，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行政力量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对国内低效且垄断色彩浓厚的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等制度创新措施，对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最终解决，必将发挥出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为了真正扩大内需，我国要特别高度重视以服务类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政策优惠和适当降低某些服务门类的税收，比如小规模、营业额较低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企业或私营业主，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类企业等，同时辅以政策法规限制垄断性服务类企业的过高收费，比如，电信、邮电、某些金融服务类企业等。服务产业政策上的调整既可以增加就业，又可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限制垄断服务业从业者的过高收入，从根本上有助于扩大内需。中国需重视以服务业为主的不可贸易部门发展的另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可以相对更有效化解、抵御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深化的大背景下，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作为一个当前对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对其内、外经济失衡的政策性调整如果想要发挥出预期的效果，还需世界其它和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经济大国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在某些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协调与配合。因为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在作用于本国经济的同时，都会或多或少产生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和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s)。因此，通过国际双边或多边协调才有可能找到一个较好的互利共赢的结果，否则就容易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式的恶性竞争。
①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再结合我们上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应该主要是指经常账户保持适度规模顺差的平衡。这也是我们选择斯旺模型进行内、外经济均衡分析的一个主要原因。
②在该方程资本金融账户函数KA中，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应该是长期趋势，故升值预期会长期存在，我们借鉴了章和杰、陈威吏(2008)的处理方法，此处同样引入一个考虑升值预期的利率补偿因子
。
③和其对应的是内部实际汇率，它是指一国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水平与不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水平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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