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动员论文,机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三反”运动并不显眼，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过程的叙述上。1980年代以后，它频频地出现在各类文章中，其主要的原因是现实中反腐败的需要。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三反”运动只不过是“反映了共产党惩治腐败决心”的一个代名词。本文试图通过对运动主要决策者毛泽东的思路脉络的梳理，以窥“三反”运动的由来和它带来的社会影响，从而探寻共产党执政初期政治运作的内在规制。
一、从“增产节约”到“三反”
在195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格局发展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它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之一表现在军费开支的急剧增加，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达到28.01亿元”[1](p93)，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就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作了讨论，最后确定了五条办法，主旨是紧缩开支特别是压缩军费，而且第三条还具体要求：各地从当年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这个口号并不是新鲜词，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刊上就开始提倡增产节约，支援战时经济。到1951年上半年，增产节约活动已经在各地初具规模。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在经济部门提倡节约资源、提高劳动效率、革新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是希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活力。
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2](p184)应当说，这时毛泽东的语气还比较温和，更多是一种号召和鼓励。但是，特殊的战时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得增产节约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鼓励变成要求后，人们的行为开始显得夸张，报纸上关于某某厂保证节约多少资源、某某村保证节约多少粮食的内容越来越多。作为战时经济动员手段的“增产节约”演变成了政治运动，但主要还是在经济部门开展。在这场运动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拥有比较多的大型国营企业，是当时中国工业经济的支柱，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很早就展开了“增产节约”的活动，而且比较有成效。
同时，根据1951年5月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同年秋天，东北局在党内布置了一个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据报道，1951年8月31日下午，东北局召集各直属机关两千多名干部集会。在会上，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看得出来，这时的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增产节约”还没有什么联系，前者主要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党政机关进行，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整党”的一种。而后者更多是在生产部门——主要是工矿企业展开。
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的，是在1952年10月下旬。10月22日，东北局发了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的要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比较早地提出把“三反”和增产节约结合在一起的文件（关于“三反”的说法后来有所变化，但内涵上差异不大）。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但是，在非生产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操作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存在一定的难度。东北地区联想到正在这些部门进行的另一场政治运动“三反”，并不是偶然的“发现”。何况，贪污、浪费直接和经济相关，官僚主义也可以和各部门的经济活动扯到一起。于是，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运动在特殊的机缘下，合而为一。
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内容是：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进一步深化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11月20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报告的批语，第一次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希望各地及时报告有关情况[3](p513)。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把这一事件当作“三反”运动最早的缘起。
不过，毛泽东在批发高岗报告时，语气还比较平和，他的思路基本上还处在东北局的框架里，也就是说，这时的“三反”运动主要还是为最大限度地动员战时经济服务的。
二、急促的发动
真正促使毛泽东转变思路的是11月29日华北局的一份报告。报告比较详实地汇报了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情况。这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问题：共产党执政后可能会失去对自己党员的控制，权力将滋生贪污和腐败。毛泽东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3](p528)同一天，毛泽东又在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一份报告上写下批语，再次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3](p524)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他的思路也随着发生转变。“三反”的意义开始超越动员战时经济的范畴，而转变为纯粹的“整党”行为。从毛泽东的动机可以看出，“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共产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自身的重新整合与“清洁”。
就在毛泽东写下两段批语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天后，12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指示，两次使用了“中央责成你们”的语式，要求各地发动群众，检查贪污分子，并且即时给中央呈送报告。
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由薄一波担任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每周开三到四次办公会议。虽然还有“节约检查”的名义，但中节委实际上成为发动“三反”运动的中心机构，“增产节约”运动离开了原初显眼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三反”运动。
刚开始时，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发展态势很乐观，他在12月13日对各个大局的一把手说：“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3](p568)毛泽东的乐观情绪是有历史经验作依据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党内政治运动曾经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党，加强了党的战斗力，党也积累了相当多而深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清洗”的经验。多次的“整党”“整风”，都是靠着几个“指令”和几个“动员大会”，就比较容易地开展起来了。
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停止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但是，实际情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大概由于看不到地方积极响应的措施，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12月30日，他在一段批语里说：“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3](p646)
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中央机关首先带头。早在12月22日，中央一级机关就专门成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由周思来担任第一书记，安子文担任第二书记，杨尚昆和肖华担任第三、第四书记。总党委确定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进行精简节约与“三反”的斗争[4](p205)。实际上，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动“三反”运动。1951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顾不上过新年，赶紧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宣布限期1月1日至10日，各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并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会上，指名宜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同时宣布撤销几个单位运动不力的负责人的职务[5](P12)。
过了新年，1952年1月4日，毛泽东马上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把上面这些情况告诉各地，并且十分严厉而不满地警告说：“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5](p12)
接到这样的报告，各地动了起来。于是，在一月里，各地给中央的报告数量明显增加。按薄一波的说法：“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6](p144)
三、走向高潮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热情，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要批阅各地的报告，还要代中共中央起草决议、指示、电报，有时候一天就有好几件关于“三反”的文件。对这段日子，薄一波感触很深：“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指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6](p142-143)
有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督查，各地领导也不敢“走过场”，基层运动以比较快的速度推开了。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到企业，基本上都被卷了进去。
通过来自各地的报告，毛泽东及时地了解到了运动在基层社会开展的状况以及民众的种种反应，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毛泽东对“三反”运动寄予了过高的期待，又急于解决共产党的内部问题，所以当一些不良信息传来时，他未必能迅速注意到。再者，毛泽东一向认为纠正错误要“矫枉过正”，才能取得好效果，所以在历史上，对于“运动”中间出现的偏差现象，毛泽东一般在开始时不会多加干涉，而要等到主要目的达到之后，再进行“纠偏”和“平反”。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贯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直在下工夫推动运动进一步升温，1952年1月9日，他看到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后，感到很满意，批示说，“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他提醒各个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5](p30-31)。
中央希望发掘出严重问题的信息被层层传递下去后，各地都加大了运动的力度，运动热潮终于来到了。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团委书记的李新在回忆中提到，运动开始后不久，校门口挂了一个密告箱，“号召大家检举大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罪行’”。这么一来，年轻学生的情绪就上来了，校园里出现了不少大字报[7]。
人民大学里的热情并不是特殊现象，人们对运动的兴趣渐渐高涨起来。1952年1月8日公安部的报告说：“各个单位这几天实际上都停止了一切工作……每天开会开到大半夜，有的单位群众自动要求通宵开会，群情激奋，空气紧张……火力十分旺盛，出现了公安部机关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在这些大会上，一些平常不可能发生的“非常”状态出现了，有人“从人丛中上台，从衣袋中拿出金镯等公开坦白他几年的贪污情形”，“有几个贪污分子当场坦白，痛哭流涕，或痛责自己无知，或追悔自己陷入泥坑”（华东军区党委1952年1月13日的报告）。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信纸写私人信件[7]。
这种状况下的揭发或坦白很难说是完全理智的，把普通的浪费现象和贪污行为混淆的情况也就时有发生。西南军区在一个简报中提出，把贪污面扩大到所有人员身上，会减低反贪污斗争的意义。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这个指示不妥，不要发出。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5](p64-65)看来，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想控制运动的“温度”，他希望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更加深入地打击党内腐败分子。
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也就是抓贪污犯的阶段。又是中央带头，地方跟随。四天后，1月23日，毛泽东给各地下达指示，要求“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5](p87-88)也就是说，凡是和钱沾边的人就都有了贪污的嫌疑。这种在常态秩序下不太可能被接受的论点，到了“运动”时期却变得合理，而且很快就被多数人接受了。2月份华东军区党委的一份报告称：“像军区文化部门所属各部，均有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勾引，均产生大‘老虎’，例如照相‘老虎’、灯光‘老虎’、无线电修配‘老虎’、电影放映‘老虎’、印刷‘老虎’等，甚至买乐器文具产生大宗贪污……”（华东军区党委1952年2月2日的报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运动”显然超越了原来的“党内整风”的范畴，不仅领导干部必须通过审查，凡是和经济打交道的人员也都受到了怀疑，特别是各个部门的留用人员，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甚至还要交代解放前的“罪行”。有些人为了开脱和证明自己，干起了“揭发”他人（包括上级、亲人和朋友）的事情，更多的人则是惶惶不可终日。运动初期民众短暂的兴奋感到这时就基本结束了。地方报告反映：“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揭发出来，有些女的再度揭发自己的丈夫。……有问题的忙着反省，不能吃饭，睡不着觉，说梦话。其余干部忙着开会。”（华东军区党委1952年1月11日的报告）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的印象中，运动使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学校的事务也变烫手了，“学校的工作很快就陷于半瘫痪的状态”，中央不得不专门派人做协调工作，最后被迫对主要领导进行调整，才算把人民大学的局面给控制住。李新回忆说：“各单位都因为运动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了私人间的敌对和仇恨。”[7]
在当年，运动的风声并没有减弱。从一月下旬到三月间，毛泽东更加勤奋地阅读和批转各地、各部门的关于打“老虎”的报告，从以下这些零星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充满了一种战斗的兴奋感：“……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5](P87-88)“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队，向大小老虎突击。”[5](p102)“不许草草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5](p103-104)
“定指标”的政策给基层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一旦“老虎”的数目有了“预算”和“比例”，那么“打老虎”就变成了一个“任务”，无论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都必须达到。
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斗争”的手段渐渐升级，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许可范围。1952年1月北京市委的一份报告说：“单纯采用斗争大会来强攻硬打，结果发生了偏差，如五四六工厂（原七十兵工厂）在一次群众会上提出二十一个‘老虎’对象，一天即私自扣捕六个人；有的单位并曾发生打、骂、罚跪、脱了衣服挨冻等错误办法……”而据华东局1月23日的报告，截止1月21日，“贪污分子自杀身死者四人，自杀未死者六人，神经失常者二人”。1月29日中南军区党委的一个指示明确表示：“不准打人、捆人，不得有辱骂及侮辱人格的行为”。这说明当时逼供、私刑等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虽然毛泽东也曾提出过“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p253)，但主流还是要求多抓“老虎”，所以实际上很难阻止基层的非理性行为。
局部地区无法控制“大民主”情绪的延续，中南军区党委会1月31日报告：“在武昌，发生了二百多人的请愿，一千多人的示威游行；在羊楼洞医院连续游行六天；在武昌红山医院，运动被坏分子控制，挟持群众，指名发言，企图诬陷好人，将运动弄糟。”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被鼓动起来的大学生们准备到城里的校部去请愿[7]。虽然这种情况在“三反”时期尚属少数，而且很快就被遏制住了，但执政党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弊端已经初露端倪。
三月起，“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政务院也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希望运动能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心理的惯性使得运动的收场往往比发动还要艰难一些。
由于缺乏正常的司法程序，“三反”运动不仅在审查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且也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它们中有的得到了平反，有的也许将永远成为历史的悬案。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在“三反”运动期间，这些问题仍旧处在比较含蓄的阶段，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严厉的打击带来了实际效果，不仅领导干部越来越谨慎小心，连普通职工也不敢随意浪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达到了最初的动员战时经济的目的，在某些部门实现了更有效的资源节约。
四、热情的消退
进入1952年春天，“三反”运动的热潮就渐渐退却了，毛泽东对运动也一天天冷淡下来。算起来，从前一年底发动也不过才四五个月时间，而其中的原由离不开另一个运动，那就是由“三反”运动促生的“五反”运动。
由于腐败问题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所以当“三反”运动一开始，“五反”运动就有了发生的必然性。1952年1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里提出了违法的私人工商业者的问题，指出：“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3](p21)二十天后，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运动开始了。
和“三反”运动一样，针对行贿、偷漏税等问题，当时没有条件采用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在运动的起初，风声也很紧，毛泽东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薄一波认为，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他“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6](p167)。
毛泽东曾设想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五反”任务。可是，经济领域的规则不同于政治世界，运动发动后不久，就出现了工厂和商店陷于停顿、工人店员失业的状况。同时，一直没有减弱势头的“三反”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的混乱，例如在浙江，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购销活动陷入停顿状态，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8](p130)。少数斗争过于火热的机关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由于仍旧处于战争的沉重压力下，所以中央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任何转变都十分敏感，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2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作为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5](p173)。六天后，2月15日，毛泽东又对城市工作作了指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5](p212-214)5月，中央决定结束“五反”运动，毛泽东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6](p176)
“五反”运动的最终处理是比较温和的，据统汁，参加运动的工商户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占总数的1.5%。大城市里97%以上的工商业者被定为守法户、半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算是通过了“考验”。
随着“五反”运动的结束，“三反”运动也在1952年5月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中央要求各地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他在一段批语中指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5](p445)经过这一段的反复，毛泽东似乎有了更多的思考，他总结性地写道：“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5](p445)
应当说，是残酷的经济现实和战时经济的需要，使得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渐渐转入沉静。因经济原因而起，最终也因经济原因而止，这大概是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就的特殊的政治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缓9人，死刑42人。这些数字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指标和数量。
毛泽东并不一定真的是在追求数字，只是数字的确定性可以防止运动推进过程中的疏漏，保证运动的效用和严厉程度。这种方式确实给共产党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次痛苦却有效的自我清洗，它成功地遏制了建国初期的党内腐败问题，并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心理威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共产党的自律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在“三反”运动结束不到一年后，又一场以“三反”命名的运动展开了，这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心境显得比较平静，他的言辞虽然严厉，却没有了上一年的热情，对于如何检查官僚主义等问题，只是说：“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9](p8-11)，“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9](p46)，群众运动的方式似乎没有被考虑。《人民日报》社论特意提醒人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一斗争作为短时期内压倒一切的突击任务，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来开展这个斗争。”（《人民日报》，1952年3月13日）看起来，“三反”运动还是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些印象，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对他的决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五、总结：作为政治运动的“三反”运动
在当年的政治情境中，“三反”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呢？
早在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初步阐述了他对运动性质的看法：“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3](p549)。也就是说，这时毛泽东认为“三反”运动和土改、镇反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的敌人是“阶级敌人”，而“三反”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久之后，毛泽东便使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概念，运动性质变成了“阶级斗争”。1952年1月9日，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运动的性质升级也许有加速运动发展的用意，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可能更有利于对腐败现象的解释，从而服务于建国初期共产党整合中国社会的大局。另一方面，这种解释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腐败行为是资产阶级进攻的结果，那么就不必在法律建设和制度完善上作更多的考虑，只要制止资产阶级发出“糖衣炮弹”，同时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使得“三反”运动在本质上被纳入政治运动的范畴，而失去了司法行动和制度建设的可能性。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指出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方法，他在行文中用了好几次“一样的”：“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3](p548-549)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采取的方法实际上是一般政治运动常用的办法：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
毛泽东一向十分注重党内的整顿，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开展“整党”、“整风”，但基本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且限于内部操作，即使发动群众，也比较有限。“三反”运动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开门整风”。
从各地的报告看，“三反”运动的发动方式大同小异，一般都采取了以下的步骤：首先是各单位负责人自己带头交代问题，先把自己洗干净。第二步，在领导的组织下，在党员中开会学习和动员，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一步是发动大规模运动必须具备的条件，积极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第三步，号召个人坦白和群众检举，这一步的关键是要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之前，要做好准备，比如由积极分子带头检举等等。这种步骤模式并不是“三反”运动的独创，其实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它依托的是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同时辅佐于完备成熟的宣传手法。
群众运动的方式在本质上同司法程序是有所冲突的，1952年1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华东局的意见，“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外以专员及市长名义执行）”，“但对贪污犯之判处徒刑和死刑是经过司法机关并遵照中央所将颁布的惩治贪污分子条例的程序和规定处理为好”。这个决定把司法程序部分地行政化了，本来应该属于检察机构的批捕权被转移到了地委和各直属市委，而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共中央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当然，从规定来看，审判的权力仍然是属于司法机关。不过，在建国初期司法部门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健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只要行政部门批捕，而且符合中共中央颁布的有关条例，判决似乎也就是顺其自然而且合理合法的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操作规程难免出现混乱或失误。
群众运动向来是一把“双刃剑”，在依靠群体的威力看似高效率地达到目的的同时，也破坏了群体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准则。群众运动的办法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共产党人对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自身的任务和职能已经发生变化，对群众运动的运用也应当有所变化。执政党发动的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反而应当置于严密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之下。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意识到。“三反”运动因为经济原因而比较快地收场了，但是，当经济压力相对减轻之后，政治运动的热度能否这么轻易地“退烧”呢？“三反”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心理异常和非理性行为，会不会再一次地爆发？虽然“三反”运动表面上的直接危害只是制造了少量的冤假错案，但在它的发动和消隐的背后，却悄悄蕴涵了社会的危机，并预示了未来可能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