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部著作是袁贵仁同志应北京市有关部门之约，作为北京市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物而写的。书名叫《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很恰当。因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自然就是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让干部学习邓小平哲学思想，对于他们全面理解、掌握和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去把握这一理论。而如果人们不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下功夫，就有可能曲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在这本书里，没有一般哲学教科书那些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范畴的专门章节。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哲学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哲学，它的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以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和专门哲学术语表达出来，而是娴熟地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之中。这不是缺点，毋宁说，是优点。因为这种潜藏在理论、观点和实践之中的哲学思维能更直接地实现其作为工人阶级伟大认识工具的社会功能。但是正因为这一类哲学思维是散见于革命家、政治家、实践工作者的全部著作之中的，为了便于群众学习它，就有必要由哲学工作者把它们集中起来，使之条理化，更加鲜明和突出。袁贵仁所做的就是这种疏理工作，他做得很成功。这表现在：
一、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分解为八个部分（即全书的8章，前4章主要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后4 章主要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从中探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过程中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者若能从中学习和掌握到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也就能够进一步做到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领会邓小平的科学理论。
二、不是简单的疏理，而是也有作者个人对邓小平哲学思想在融会贯通基础上的发挥。比如说，在前四章，特别是第二、三、四章中，作者以很大力量阐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阐发何以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依据；阐发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社会主义本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其中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连接上述两个方面的中介。这就突破了以往只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界定社会主义的局限。作者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看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对它的哲学分析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一部分内容，即使是专业哲学工作者读了，也会有所获益。
此外，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我们以往未曾遇到过的，因此作者在论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往往要对许多新问题提出自己的个人创见。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尚未完成，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哲学考察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理论成果可供参照。又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以往的传统提法——“人是首要的生产力”，如何协调？这也需要作者提出自己的解说。又如，作者在论述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把它从哲学上概括为一种“开放性思维”，指出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对当代社会人们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要求。这就使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所蕴藏的深刻哲学思想凸现了出来。
三、如上所述，尽管此书对哲学专业工作者也有所启发，但在总体上，它仍是面向北京市干部，供他们学习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参考读物。因此，作者在论证时处处注意给读者以基本的哲学知识和哲学概念。它首先注意到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过渡。例如，在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作者从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讲起，进而联系到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作者在谈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时，十分注意它与党的传统，特别是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例如在论述干部素质问题时，作者从毛泽东所提出的干部德才兼备谈起，指出它与邓小平的领导干部“四化”的思想继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邓小平的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明确了德的内容”；“揭示了才的内容”；“增补了体的内容”）。
在总体上肯定这本书的同时，我不能不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类问题是，有的提法前后不一。如市场经济是否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作者时而说，“市场经济的性质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第124页）。时而又说， “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只是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并不表示‘市场经济’自身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第139页）。 又如，关于思想道德的内涵，作者时而说，“人的思想道德，主要不再取决于劳动者的淳朴敦厚及朴素的阶级感情，而要看他所掌握文化知识多少”（第193页）；时而又说，“以革命的理想、信念、道德、 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第210页）。我以为， 后一表述较为准确。
第二类问题是，有的表述欠精确。如作者在记述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意义的变化时说：“人类古代的手工劳动，主要靠劳动者的体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靠劳动者人数增加；近代的大机器生产，可以说既靠体力，又靠智力，对劳动者的智力水平、科技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而现代社会的自动化生产，则主要靠劳动者的智力。人的体力的大小，主要不再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而要看他掌握的科学技术的多少。”（第198 页）后一句话没有能精确表达出现代社会自动化生产的特征。众所周知，这一特征主要不是表现在人的体力的增大，而是人脑的延长。再如，作者在论述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之一集体主义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集体主义”（第216页）。 我国集体主义的精神——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在发生矛盾时，个人服从集体——在社会主义时代和共产主义时代都是一致的。但个人发展的条件与集体（其他人、社会整体）发展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则两个时代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它的初级阶段，还不可能做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或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相反地，在今天，社会整体的发展有时还不得不以某些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牺牲为代价。
第三类问题是个别论述缺乏全面性。这里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积极性”这一节中，我们只看到市场经济对人的积极性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而看不到消极效应（尽管这一面不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真的只对人的积极性起积极作用，而不起任何消极作用？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性”这一节中既然承认市场经济有“利与弊”。那么这种矛盾性为什么不会在对人的积极性的影响上反映出来呢？
最后一个无关重要问题是，此书作为论述《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其结束的那一章（“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却落在“稳定”上。这似乎与革命辩证法的精神——指向未来不那么协调。当然，辩证法精神从根本上说在于内容，而不在形式。但这终究是一点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