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与中国对外传播发展战略探究——以对德、美、英三国主流媒体2000-2011年关于中国报道的分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关论文,为例论文,以对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
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各国的国际传播战略也面临着新的定位和转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媒体涉华内容报道日益增加，①其报道内容和效果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中需要正视的问题。有研究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以负面、偏见、失真、非客观公正、非均衡等形式体现，而且此种报道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尤其是在中国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的负面报道达到90％以上②。通过深入分析德国学者卡罗拉·里希特(Carola Richter)③关于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研究，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应对我国在跨文化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亟须研究分析目前外媒涉华报道的传播内容和效果。
本文作者在分析传媒学者卡罗拉·里希特(Carola Richter)④研究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发现，德国7家主流媒体⑤2008年在新闻类节目中与中国有关的8766篇报道中，提及中国的有4626条，占52.8％；报道中国的有4140条，占47.2％；日均报道11条。但“从总体看，深入而恰当的新闻报道还是很少”⑥。其报道主题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少数民族问题、西藏和台湾领土主权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报道占对华报道的11.2％，人权问题占3.9％；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报道仅为1.8％，台湾问题占1.7％。对报道中国的4140条新闻分类，可分为11个主题(见表1)。
2008年德国7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实际有3398篇，在11类报道中，有8类主题以负面报道为主⑧，占总报道量的83.97％。
在11个主题的分类中，排在前两位的以负面报道为主，其中西藏、人权和台湾问题的报道几乎全为负面；关于奥运主题的报道超过50％的内容是与西藏、人权联系在一起，其余的报道也以负面的内容为主⑨。排在第3位的经济主题以冲突、威胁为主要报道内容。排在第5、6、7位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与健康和灾难性这三项主题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的冲突、污染、灾难方面。排在第10和11位的国防和犯罪现象报道量相对少，有关国防的报道中多涉及中国威胁论，当然也有少量对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客观报道，而对中国犯罪方面的报道则负面明显。
正面报道主题主要是排在第4、8和9位的国际交流、社交和科学，但只占总报道量的16.03％(图1)。
正面16％ 负面84％
图1 2008年德国媒体涉华报道正负内容比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媒体对华的纯科学定义的内容报道(第9类)比例不多，仅占1.30％。按科学传播学科定义的内容分析，将与科学事件相关的“环境与健康”及“国防”两个主题列入考察范围，这三个主题的篇数之和为409，占总篇数的10.23％，比例明显提高，这说明德国媒体对与中国相关的科学话题还是比较关注的。针对11个方面的传播主题，深入分析后发现：有关科学传播的内容正面多于负面，相对其他方面主题的报道也更加深入客观。基于该问题，我们以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为时间段，对德国两大报《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的网络版，英国《卫报》的网络版和美国《纽约时报》的网络版有关中国科学主题的内容进行内容分析，探析外媒对我国科学传播报道的倾向。
二、科学传播内容的定义
(一)科学传播概念的定义
最早关注科学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是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用一章的内容专门讨论“科技传播”。⑩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唯一的桥梁。”“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在同时使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成为我们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话，增进科学家对彼此工作的了解就毫无用处。”
2007年伯恩斯等当代学者在《科学传播：一个当代定义》一文中这样定义了“科学传播”：“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个人反应——意识(Awareness)、愉悦(Enjoyment)、兴趣(Interest)、形成观点(Opinion)、理解(Understanding)。”(11)这一定义实际上是伯恩斯在分析了科学传播与公众科学意识、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科学素养等相关术语的关系之后给出的，伯恩斯将其称为“科学传播的AEIOU定义”。
国内学者对“科学传播”的定义最早见于2000年，刘华杰和吴国盛先后发表的文章，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12)，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或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文章对传统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并将这种新的科普理念命名为科学传播。此后，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在国内学术界逐渐被接受。
2008年，黄时进对科学传播的概念定义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表述：“科学传播作为人类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伴随人类技术与科学的产生而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通过各种有效的媒介，将人类在认识自然和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在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中传播与扩散，来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13)
(二)科学传播内容的定义
刘华杰对科学传播的双重任务和内容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一方面要解构长期建构起来的科学的神圣性、绝对客观性、绝对正确性的画皮、神话，另一方面要在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弘扬真正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尽可能全面地传播科学技术的知识、历史、思想、技能、方法和社会影响(包括科技的不确定性、有限性、风险、负面影响)等。”(14)
刘还提出了“有反思的科学传播”这一理念，认为“科学及对科学技术的传播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并非一切称作科技的东西都要传播以及都能传播。”(15)他还指出，既要关注科学传播的手段也要关注科学传播的内容。科学传播不但要传播传统科学知识，还要积极努力传播新科学的观念，同时要处理好普遍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科学传播要努力沟通两种文化、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田松对科学传播的内容对象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在科学传播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传播对象。公众理解科学，要理解的不仅是科学知识，甚至首先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对于科学这种人类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整体的理解。包括抽象一些的如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具体一些的如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应该是科学传播的对象。(16)
翟杰全从传播过程中信息流动的角度比较了科学传播与技术传播内容的差异。他提出，技术传播中的技术知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科学理论知识、技术原理知识、技术设计知识、技术操作知识。他认为，在科学传播的范围内，上述四种技术知识虽然都可以成为传播的内容，但“科学传播更关注技术‘应用后’的社会内容，即技术被应用后可能会对社会关系、生态环境、个人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17)
(三)在本文中的定义
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视角认为，科学传播是“科学社会化”时代的产物。“科学传播”把“传播”的维度引入科学的社会研究之中，是横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是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的扩展和深化。
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科学传播都是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在名称上基本得到了统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在科学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科学传播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有效定义。关于科学传播的基础性、系统性的研究，特别是关键性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构建还十分薄弱。
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的定义，学者们多认为不仅包括传统的科学知识，还应该包括抽象的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等。其中一些学者认为科学传播应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并在社会价值层面上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
学者对科学传播的研究多建立在本国语境的基础上，而本文中的科学传播概念是在跨文化国际传播的语境中提出的，涉及到多个交叉领域，且研究中的分析变量更加庞杂。相对应的，本文中讨论的科学传播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客观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等，而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涉华科学事件话题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次的国际政治博弈。
综上，本文中所定义的科学传播概念及内容是建立在传统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科学传播的发展，并综合国际传播学、国际政治学等交叉研究领域所提出的。具体传播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以及科学工程的内容；专业领域包括“纯科学”的内容、“环境与健康”和“国防发展”方面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有关的内容。其中“环境与健康”包括一切与环境和食品安全有关的内容，“国防发展”包括航天事业发展的内容。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文章中的传播内容和可能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分析。由于样本量过大，因此，在人工分析时，没有对中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再分类。内容分析采用双向背对背50％对50％的方法进行每一篇报道的归类。但在运用Meltwater公司提供的数据库统计数据时，充分利用了语料库的功能，分析了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的全部相关研究主题的报道，并对正、负面和中性三个方面的倾向性都分别做了统计分析(18)。
(一)内容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
关于内容分析研究方法比较经典且引用比较多的定义来自于贝勒尔森(Berelson)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内容分析是一种客观、系统、能对明确的传播内容进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9)
由于“客观性”的标准存在一些争议，后来的学者对内容分析的定义更加强调其必须是“系统的”，或者是“可重复验证的”。如克里彭多尔福(Krippendorf)认为，内容分析“是一种从数据到内容可重复验证的，能做出有效推论的研究技术”。(20)
从定义上来看，本文采用内容分析首先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其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对文本的具体特征和范围进一步的定义和说明，并深入探讨这些信息背后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由于外媒对中国的报道内容相对集中，对科学传播的内容的报道更为集中，以事件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更为集中的结果。因此本文是以科学传播案例事件为话题中心选取内容，对外媒关于中国科学主题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的。
(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分析的四家媒体分别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依据前期调研，这四家报纸均在本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对中国相关的话题报道数量相对当地其他报纸较多。这几家报纸的全文均可以在其各自的网站上查阅，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科学事件的不同，我们分别选取相应的关键词，在《纽约时报》、《卫报》、《法兰克福汇报》及《世界报》的网站进行全文检索。检索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剔除博客等无关内容后，以新闻报道及评论文章作为本研究分析的样本。
(三)倾向性分析
阅读样本文章全文后，分析员分析其对中国科学主题整体报道基调的倾向性，并归入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两个类别中。其中正面报道在本篇论文中的定义是：总体没有负面的批驳内容；包括客观中性的报道也被归入正面。负面报道的定义是：文中采用主观和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负面议程设置报道内容。
每篇报道的倾向性均由两位分析员独立进行背对背的分析，如果两位分析员的倾向性判定存在差异，该篇报道将由第三位分析员进行评判，从而确保倾向性判断的相对客观(21)。
四、德国有关中国科学主题的报道分析
以德国《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为例，将自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的涉华科学传播的报道内容，按照下列主题进行收集和分析：①载人航天飞船，②蛟龙号潜艇，③高铁。
(一)载人航天飞船
《法兰克福汇报》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报道集中在2005年以前，以简讯形式出现。《世界报》的报道从2004年6月持续到2010年10月，内容也逐步客观，特别是报道的倾向性从正面为主逐渐转向负面，这表现出西方对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迅速的担忧。特别是2010年的题为“中国引发新的星球战”的报道，指责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目标是挑起航天战争。在统计的9篇文章中，8篇文章以正面的态度报道，1篇以否定的态度指责中国航天事业带有军事目标。
从报道内容来看，2007年以前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航天员的报道上，2007年以后的报道回归到了对中国航天事业技术本身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计划上。这一转变证明中国航天事业在2007年后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也证明外媒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日益关注。
(二)蛟龙号潜艇
关于“蛟龙号”潜艇的报道主要见于《世界报》。世界报共有4篇关于“蛟龙号”的稿件，总体上全部为正面报道。其中2篇只对事件做出简短客观的报道，提及有关下潜深度以及未来计划，并没有深入探讨。另外2篇则进行了相对深入的分析，其中一篇探讨了中国“蛟龙号”下潜成功对于深海资源的开采意义，并回顾了几个重要国家潜水艇的历史发展，内容客观。另一篇以中国在深海树立国旗为切入点对中国潜艇事业进行报道，倾向积极正面，认为“蛟龙号”下潜成功标志中国在潜艇事业上进入了五大精英国行列。文中也提及了这一事件带有政治色彩，但是未出现负面用词，只是类比了俄罗斯在2007年同样的举动，认为是“在争议领土上表明自己国家的记号”。
(三)高铁
有关中国高铁建设的报道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共有12篇文章报道中国高铁的相关情况，其中6篇为正面报道，6篇为负面报道。以京沪高铁事故频发与“7·23甬温线”重大交通事故为界限，这之前两家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之后则一片谴责之声。
事故之前，报道主要集中在高铁不断刷新世界高铁运行纪录，全方位赞扬了中国高铁的先进，以及高铁运行的舒适与服务的周到。也有两篇文章提到了中国高铁的问题，在报道中国高铁出口与技术提高的同时，指出中国高铁技术被国外谴责为“剽窃”，并介绍了中国高铁的债务危机风险。
从京沪高铁事故频发一直到2011年8月5日，特别是“7·23”事故之后，两家媒体一共发布6篇报道，全部为负面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仅停留在对于事故本身的回顾上，而是谴责中国“大跃进”式的高铁发展。其中《法兰克福汇报》8月4日的评论最为激烈，文章指出“中国的疯狂式的发展是在卖干自己的鲜血，然后又把这些被污染的血液回收回来”、“高速铁路是以索取牺牲为代价的”、“中国在病态中前行”。
(四)分析
分析《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的样本发现，在选取的时间范围内，《世界报》共有21篇涉华科学报道，其中正面报道17篇，负面报道4篇；《法兰克福汇报》共有5篇涉华科学报道，其中正面报道2篇，负面报道3篇。从整体上看，两家德国报纸以科学为主题的内容虽然报道量有限，但以正面报道为主。
虽然德国媒体对中国新闻报道存在“中国威胁”或“中国冲突”等负面定式，但相对其他主题而言较少。究其原因是科学传播内容具有专业特点，要求科学性，强调对事实的报道，较为客观。
五、英美有关中国科学主题的报道分析
为了证明科学传播内容在对外跨文化传播中的倾向，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科学传播内容在其他国家的报道情况。以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为例，将自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的涉华科学传播的报道内容，按照下列主题进行了收集和分析：①中国的探月工程，②载人航天飞船，③科技发展，④蛟龙号潜艇，⑤清洁能源，⑥高铁，⑦航母。
(一)探月工程
在《卫报》关于中国探月工程的5篇报道中，1篇为正面倾向，其余4篇为负面倾向。
正面倾向的报道描述了近年来中国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了中国在2025年以前的航天计划。
倾向负面的报道主要关注点有：①引用美国航天专家的话，认为中国探月工程是一个“强势的政治符号”。②质疑中国的探测器是否真正到过月球，认为嫦娥一号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与美国航天局两年前的图片过于相似。(22)③认为中国制造新型火箭是为了同美国开展太空装备竞赛。④认为中国在发射前过分宣传了民族团结和国家实力的增长，虽然中国表示开发太空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但实际上嫦娥一号卫星仍然是由国防部运作的。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探月工程有1篇报道，从正面描述了嫦娥一号的发射过程以及中国近年来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成绩。
(二)载人航天飞船
《卫报》关于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共有4篇报道，均为正面倾向。总体上客观报道了中国发射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的过程，包括中国航天员成功进行舱外行走，此前对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以及未来的航天计划等。其中简略提到日美恐惧中国的空间军事野心，引发了新一轮太空竞赛的辩论等，无明显负面倾向。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共有5篇报道，其中4篇为正面倾向，1篇为负面倾向。
正面倾向的报道客观描述了神舟七号发射及安全返回地面的过程，并梳理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认为中国将空间计划作为衡量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手段，以及在国内外加强国家形象的方式。
负面倾向的报道提及FBI逮捕了一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理由是其从2003年1月起向中国非法输出空间发射技术数据及服务，并指控其为了拿到一笔商业合同，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
(三)科技发展
《卫报》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报道有3篇，均倾向正面，主要集中于能源技术领域。其关注点分别为：①报道中国开始了一个有争议的钻井技术的试验，利用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储量，试图应对快速增长的经济与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同时降低对煤炭的依赖。②客观批判地分析了中国的能源技术问题，认为中国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然而宣扬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还为时过早。③报道中美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将在清洁能源技术市场开展商业合作。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科技发展有1篇负面报道，强调了中国开始对风能建设招标设定条件限制，要求使用更多的国产设备，而贸易律师认为这些设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四)蛟龙号潜艇
《纽约时报》对“蛟龙号”有两篇相关报道，正面、负面各一篇。前者为简单的描述性文章，后者则认为中国在南海海底插国旗是政治扩张行为。
《卫报》上相关的报道有两篇，内容均较为正面、客观，文章内容更关注技术和资源，分别描述了中国深海技术的进步以及深海矿产开发的前景及“蛟龙号”成功下潜至5000米和该深潜器发展历史回顾。
(五)清洁能源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与“中国”、“清洁能源”相关的文章共4篇，均为正面报道。其中3篇是与中国清洁能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表现相关，如中国清洁能源的年度报告和股票情况。另外一篇报道中国电动车的销售状况，认为这是推行清洁能源的举措。
同时间段内，《卫报》上共2篇相关的报道，其中正面、负面各1篇。正面报道比较客观地说明中国核反应堆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清洁能源，同时也提出了国内出现的反对声音。负面报道则讨论了中国低碳措施的名不符实。
(六)高铁
《纽约时报》共有9篇报道，《卫报》共有5篇报道；报道时间从2003年至2011年不等。《纽约时报》共有2篇正面报道，7篇负面报道(有4篇集中在高铁事故方面)；《卫报》有1篇正面报道，4篇负面报道(3篇集中在高铁事故方面)。
合计3篇正面报道均集中在高铁的建设方面，包括对高铁建设的预告和需求，以及高铁建设的现状(停工)。而负面报道则集中在高铁事故的报道、问责等方面。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刊登了针对中国高铁的社论进行评述，并在事故前也从经济方面对其进行了质疑。相比之下，《卫报》的关注度较低，仅对高铁事故表示了兴趣。
(七)航母
关于中国航母方面报道相对较少，《纽约时报》共有5篇报道，而《卫报》仅有2篇报道，报道时间从2008年到2011年不等。《卫报》均为正面报道，而《纽约时报》则包括3篇偏向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报道。
《卫报》的报道主要包括技术层面的报道与航母的战略用途报道，通常以直接引用为主，主观观点较少。而《纽约时报》自2008年起就对中国的航母表示了关注和忧虑，同时对其能力和完成度表示了高度关注。
(八)分析
将各报报道的倾向性进行分类整理后得到：《卫报》涉华科学内容报道共23篇，其中正面14篇，负面9篇；《纽约时报》报道共27篇，其中正面14篇，负面13篇。我们可以看到，在统计范围内的《卫报》和《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正面报道的比例要高于负面报道。
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卫报》和《纽约时报》对涉华科学内容进行报道时，通常以直接引用客观信息源为主，较少引入倾向性明显的主观观点，因而报道的倾向性以正面占多数。其中的原因同前文分析过的德国报纸样本相类似，即由于科学主题的报道要求客观准确。
六、基于Meltwater News在线媒体系统对英美报道倾向性的分析
(一)Meltwater News介绍
Meltwater News是Meltwater公司提供的一种在线媒体智能服务，主要通过关键词检索新闻报道来源，为客户提供相关信息及分析报告。其媒体报道统计范围包括全球各大报纸的数据库及网络在线文章，并可以通过设定时间范围、所在国家或地区等界定媒体来源。
基于其系统庞大的语料库及复杂的逻辑算法，Meltwater News服务还可以对每篇报道的倾向性做出分析，区分为正面、负面及中性。本部分中采集的报道倾向性统计数据即为利用该功能服务而获取的。
(二)基于Meltwater News的报道倾向性分析
本部分选取探月、航天、高铁、航母、气候变化这5个涉及中国的科学主题，在Meltwater News系统中分别对英美两国媒体在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的报道进行倾向性分析。
增加气候变化主题的原因是：由于对《纽约时报》及《卫报》的报道进行关键字检索后发现，气候变化主题的涉华报道数量相当大，人工进行倾向性分析不具可操作性。而气候变化的涉华报道重要性又不容忽视，因此在本部分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对英美媒体报道这一主题的倾向性进行补充分析。
1.探月
检索关键词：China chang’e moon，得到英美媒体对中国探月主题报道倾向性数据及图表汇总见表2、图2。
2.航天
检索关键词：China shenzhou space，得到英美媒体对中国航天主题报道倾向性数据及图表汇总见表3、图3。
图3 英美媒体对中国航天主题报道倾向性
3.高铁
检索关键词：China“high speed” rail，得到英美媒体对中国高铁主题报道倾向性数据及图表汇总见表4、图4。
4.航母
检索关键词：China“aircraft carrier”，得到英美媒体对中国探月主题报道倾向性数据及图表汇总见表5、图5。
5.气候变化
检索关键词：China“climate change”，得到英美媒体对气候变化主题报道倾向性数据及图表汇总见表6、图6。
(三)分析及总结
在Meltwater News系统中选取了美国媒体自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对探月、航天、高铁、航母和气候变化这5个主题的涉华报道，分析其正负倾向性，可得到以下结果：
1.探月主题正面15篇，负面2篇，中性90篇；
2.航天主题正面31篇，负面42篇，中性1819篇；
3.高铁主题正面19篇，负面102篇，中性494篇；
4.航母主题正面0篇，负面6篇，中性76篇；
5.气候变化主题正面39篇，负面732篇，中性2626篇。
图7 美国媒体对中国科学主题报道倾向性
相对应的，通过Meltwater News系统分析出英国媒体自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对探月、航天、高铁、航母和气候变化这5个主题的涉华报道倾向性分别为：
1.探月主题正负面报道均为0篇，中性9篇；
2.航天主题正面20篇，负面2篇，中性179篇；
3.高铁主题正面20篇，负面67篇，中性154篇；
4.航母主题正面3篇，负面35篇，中性185篇；
5.气候变化主题正面222篇，负面544篇，中性2529篇。
图8 英国媒体对中国科学主题报道倾向性
依据前文分析涉华科学主题报道倾向性的定义，我们将此处的中性报道同样纳入到正面报道范围内。由此可见，根据Meltwater News系统的分析，英美两国媒体针对探月、航天、高铁、航母及气候变化这5个科学主题的涉华报道均以正面报道为主，并且保持着相对一致。
具体分析，其中探月和航天这两个主题正面报道比例最高，探月主题为美国98％，英国100％；航天主题为美国98％，英国99％；航母主题负面报道比例有所增加，分别为美国93％，英国84％；其后为气候变化主题，正面报道比例分别为美国78％，英国83％；高铁主题正面报道比例相对最低，分别为美国83％，英国72％。
总结以上对Meltwater News系统得到的数据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结果与前面对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及《世界报》报道倾向性进行的人工判定一致，再次验证了前面的结论，即外媒关于中国的科学主题进行报道，正面报道的比例明显高于负面报道。
七、高铁事故前后英美媒体报道倾向性分析
在对德国媒体涉华科学报道倾向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高铁主题的报道倾向性具有鲜明的分界时间点，即在“7·23”甬温线高铁事故发生之前，报道倾向性以正面为主，而事故发生之后，则全部为负面报道。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我们单独选取高铁事件作为案例，同时运用人工及Meltwater News系统两种方式，对“7·23”高铁事故发生前后英美媒体报道倾向性进行分析。
(一)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分析
选取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在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这一时间范围内对中国高铁主题的报道，以背对背方法分析其报道倾向性，并以高铁事故发生当天(2011年7月23日)作为时间分界点进行统计，可得到以下结果：
(二)基于Meltwater News对英美媒体报道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比研究美国和英国媒体在高铁事故发生前后报道的倾向性，选择以China “high speed” rail为关键词，在Meltwater News系统中分别对事故发生前1个月(2011年6月22日至2011年7月22日)及发生后1个月(2011年7月23日至2011年8月23日)美英两国媒体的报道倾向性进行分析。得到的分析数据结果如下：
图10 高铁事故前后美英两国媒体报道倾向性
(三)分析及总结
分析《纽约日报》和《卫报》2000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30日对中国高铁主题的报道倾向性发现，高铁事故发生前，外媒的正负面报道数量相当，而事故发生后的全部报道均为负面。
在Meltwater News系统中分别对“7·23”高铁事故发生前1个月(2011年6月22日至2011年7月22日)及发生后1个月(2011年7月23日至2011年8月23日)，英美两国媒体的报道倾向性进行分析。发现事故发生前，美英媒体对高铁话题关注较少，分别只有19篇和1篇中性报道，没有正负面报道；事故发生之后，对高铁话题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分别为美国正面1篇，负面12篇，中性68篇；英国正面1篇，负面7篇，中性17篇。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相比，占总报道比例有明显增加，美国媒体从0％增加至15％，英国媒体从0％增加至28％。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7·23”高铁事故发生前后，英美两国媒体对与中国相关的高铁主题报道的倾向性有较大的差异。在高铁事故发生前，报道倾向性以正面及中性为主；高铁事故发生后，整体报道数量均有增加，特别是负面报道比例有明显上升。
结论
总结以上有关科学内容的跨文化传播分析，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无论外媒针对中国的报道带有多大的偏见，无论外媒所处国家的传播场域和中国的场域有多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内容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风俗习惯和外在表现形式方面)，在外媒的报道中还存有相对客观的报道主题，即科学传播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报道虽然在外媒涉华报道中为数不多，但是在外媒中的中国形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因此，我们在对外跨文化传播中应当进一步提高我国有关科学技术的报道能力和范围，为我国对外传播开辟一个较为正面公正、均衡客观、非误读和非失真的传播场域，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
第二，虽然外媒对中国有关科学主题的报道多以正面报道为主；但如果高端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发生问题，其报道倾向则有可能完全倒向负面。如对高铁技术的报道，在事故发生前，外媒以正面报道为主；在事故发生后，几乎完全倾向于负面报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后，由于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缺失，外媒难以引用来自中方媒体的权威报道，只能完全采用自己采写的内容，这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负面报道。
高铁事故前后正负面报道分野明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任何外媒记者在报道事件中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文化的传统，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我社会场域中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会以各种自我文化形成的机制认知中国的社会，他们带有的不同文化的定式和偏见，在现阶段还很难完全避免对中国的误读、误报，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
国际传播中的他国形象误读是普遍的，往往由多种因素的互动形成。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寄望他国媒体改变对中国形象误读的现状，从而适应我们的场域特点是不现实的；目前只能从自身入手，作多方的探索分析和研究。
其次，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融入世界正在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我们从对网络媒体的运用进行分析，发现当今的中国公众通过微博参与报道的活跃度极高。在中国主流媒体对一些事件的报道缺失时，新媒体的报道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外媒记者在无法获取相关中国官方媒体大量信息，或只能获得较少公文式信息时，就自然依赖民间的网络，特别是从中国的庞大的微博传播群体中获取信息，“7·23”事件的信息传播正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网络和微博信息庞杂而缺乏把关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因为网民和手机微博用户群体的个体情感、个体取向造成传播信息的偏颇甚或失真；外媒记者更是容易运用普通民众非职业信息传播者的特点，利用这一网络媒介完成符合自我文化定式中需求内容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选择。由于无法获得中国主流媒体的信源，加之西方多数外媒本身对中国主流媒体的信源和中国政府发布信息的信源就有看法，此时外媒获得信源的转向是一定的，这种选择是外媒记者在跨文化传播中自然的选择结果。(23)
我们在对外跨文化传播中应当极为重视此种现象。即使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媒报道能够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一个事故就有可能毁掉所有已经建立的正面传播效果。所以，一旦发生相关事故，如何积极应对而非逃避，是中国在传播中，尤其是在跨文化国际传播中需要认真思考的紧迫问题。国际跨文化传播的报道内容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媒体报道的不足。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建议我国对外传播发展战略中应加强科学传播。由于科学传播领域目前在中国仍是一个新领域，处在发展的阶段中，国家还需多方支持和投入，包括提高认识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并大力培养跨学科的科学传播专业人才等。
注释：
①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董事芭芭拉·翁米席格(Barbara Unmü
ig)说：“我们支持对德国媒体在中国内容报道方面的调研的一个起因是中国方面经常强调对德国媒体不满。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报道在德国媒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从德国驻华记者现在已经超过三十人就可以看出来”。卡罗拉·里希特等进行的《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调查报告，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资助项目，2010年。
②潘志高：《“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分析：1993-1998》，《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张植荣、李昀：《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分析》，《对外大传播》2006年12月；张健：《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观察》2007年1期；王异虹等：《德国主流媒体重构的“西藏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2期，31-40页。
③卡罗拉·里希特等：《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调查报告，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资助项目，2010年。
④卡罗拉·里希特等：《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调查报告，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资助项目，2010年。
⑤这7家主流媒体为：《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日报》三份日报及《明镜》周刊、《焦点》杂志、《时代》周报三份周刊和德国电视一台。其中，6家印刷媒体的总发行量约400万份，主要读者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德国电视一台晚8点的新闻节目，平均每天逾870万人收看，在新闻类节目中，也属于德国影响最大的电视新闻节目。因而，从样本的选取分析，受众面大。
⑥2010年6月14日在柏林对卡罗拉·里希特的现场采访。
⑦卡罗拉·里希特等：《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调查报告，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资助项目，2010年。2008年一年中涉及报道中国的篇数共有8800篇，实际提到中国的篇数为4626篇，实际报道内容涉及中国的为4140篇，涉及12个主题分类的共有3998篇。
⑧卡罗拉·里希特等：《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调查报告，德国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资助项目，2010年。
⑨如经济投入过头，靠奥运宣传中国国家形象等。
⑩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M].M.I.T press.1967.p.292-308.
(11)T.W.F.伯恩斯、D.J.奥康纳、S.M.斯托克麦耶，李曦译：《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科普研究》2007(6)，19-33页。
(12)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5月8日；刘华杰：《科学传播主体的结构分析》，《中华新闻报》2000年7月3日6版；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
(13)黄时进：《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学术界》2008(2)，79页。
(14)刘华杰：《面对国家利益与民众需求的科学传播》，《光明日报》2003年5月13日。
(15)刘华杰：《科学传播的四个典型模型》，《博览群书》2007(10)，33页。
(16)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83页。
(17)翟杰全：《科学传播和技术传播》，《科普研究》2009(4)，6页。
(18)详见本文第六部分“基于Meltwater News在线媒体系统对英美报道倾向性的分析”。
(19)Berelson,B.(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Ill.,Free Press).
(20)Krippendorf,K.(1980) Content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London:Sage).
(21)参阅王异虹等：《德国主流媒体重构的“西藏问题”——德国媒体涉藏报道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4期和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分析(1993-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22)报道引用美国航天官员的话说，虽然探测到中国向空间轨道发射了探测器，“但是并不能确定其一定到达了目的地。”
(23)参阅 Hall,Edward (1977).Beyond Culture,New York:Anchor Press,PP.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