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调节学派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法国调节学派的产生及其代表人物
（一）法国调节学派的产生及其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形式的研究过程中，部分法国经济学家形成了一种以调节概念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流派。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的著作《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是调节学派产生的标志。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一种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积累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调节理论是要弄清为什么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30年代的大萧条？为什么从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和结构性危机？从整体上说，这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例如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等等并没有改变，但是它们的运行方式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由经济运行方式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乃至经济危机形式的变化仅仅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范畴已不能说明。因此便产生了对不同时期不同调节模式进行历史分析的思想。这种分析力图通过战后30年“经济繁荣”时期凯恩斯主义、70年代结构危机时期以来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模式的变化来说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和经济运动的变化。调节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运用其理论框架对战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各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调节理论最初以美国和法国的经济为考察对象，后来也扩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如阿根廷的经济。研究结果表明，阿根廷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和资金，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好土地贵族、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工会之间的社会冲突，经济停滞不前。这说明良好的经济社会调节方式是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前提。
调节理论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积累制度是外延型的、僵化的，缺少调节机制，而发达国家战后所采取的福特积累制度则是集约型的、灵活的，它把经济调节和社会调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经济、工人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理论被运用到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流派。
（二）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特点
调节理论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它又力图超越两者。它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有自身的缺陷：新古典学派以经济行为的不变性为前提，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从而把历史排除在外，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学说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殊性，但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价值代替价格，用剩余价值代替利润，因此只能应用于总体分析和一般计算，而无法应用于具体范围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则偏重技术经济学，它没有充分研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它着重研究短期的经济政策和管理，而忽视它所要说明的现象的规律性依据。此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全球化经济。调节学派认为，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变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等，分离出若干中介概念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然后再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理论。调节理论以现实前提为基础，它认为，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相反，必须把概念工具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因此必须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
调节理论积极运用多学科方法，它主张充分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它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密集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规定的网络的框架中进行的，例如集体的约定，它不仅是经济必然性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斗争的产物。调节理论主张把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连的学科，把经济和非经济、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同时保持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形式的严格性，并创造出新的概念工具，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调节学派的方法论特点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方法来探索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关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罗贝尔·布瓦耶(Robert Boyer)、保尔·波卡拉(Paul Boccara)、雷纳多·笛·卢查(Renato di Ruzza)、布鲁诺·特莱(Bruno Théret)、雅克·萨比尔(Jacques Sapir)、米歇尔·瓦卡路里斯(Michel Vakaloulis)等人。
米歇尔·阿格利埃塔是调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国际市场考察及信息中心顾问，其主要著作有：《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Régulation et crise du capitalisme,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postface,Odile Jacob,Paris 1997)、《货币的力量》(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P.U.F,Paris,1982)、《雇佣劳动社会的嬗变》(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Calmann-Lévy,Paris,1984)、《主硬通货的终结》(La fin des devises clés,La Découverte 1986)、《金融全球化：迫不得已的历险》(La globalisation financière:L'aventure obligée,Economica,Paris,1990)、《金融宏观经济》(Macroéconomie financière,La Découverte,Paris,1997)、《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载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经济体制的演进与变化》（《Les transformations du capitalisme contemporain》in Capitalisme et socialisme en perspective-Evolution et transformations des systèmes économiques,La Découverte,Paris,1999）。
阿兰·利比茨是应用数学、经济学制定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危机与通货膨胀：为什么？》(Crise et Inflation:pourquoi?Maspéro,La Découverte,Paris,1979)、《疯狂的世界。从价值到通货膨胀的起飞》(Le Monde enchanté.De la valeur à l'envol inflationniste,La Découverte,Paris,1983)、《调节方法与政治生态》（《De l'approche de la régulation à l'écologie politique》in ouvrage collectif coordonné par F.Seba et C.Vercellone;Ecole de la régulation et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Futur antérieur,L'Harmattan,Paris,1994）。
罗贝尔·布瓦耶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世纪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fin de siècle,PUF,Paris 1986)、《调节理论：一种批判分析》(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une analyse critique,La découverte Paris 1986)、《欧洲的弹性劳动》(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La Découverte,Paris 1986)、《东欧巨变》（《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de l'Europe de l'Est:une lecture régulationniste》，Documents de travail Numéro 9319,Cepremap,mars,）《后福特主义》(L'après-fodisme,Syros,Paris 1993)、《调节理论：知识》(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l'état des savoirs,La Découverte Paris,1995)、《话语与现实》载于《全球化—超越神话》（《Les mots et les réalités》，in Mondialisation.Au-delà des mythes,La Découverte,Paris 1997）。
保尔·波卡拉是法共著名经济学家、法国《出路》杂志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法共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E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d d'Etat,Edition sociale,1976)、《资本的运动》(Sur la mise en mouvement du《Capital》，Edition sociale,1978)、《新管理标准》(Intervenir dans les gestions avec de nouveaux critères,Messidor,1985)、《就业和培训保障》(Une sécutité d'emploi ou de formation,Le Temps de Cerises,2002)。
法国调节学派同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一样，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学派内部既有共识，使用共同的理论分析工具，也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关注的焦点和研究方法。在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能力问题上，学者们持共同观点，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看法却不尽相同，调节学派中大部分学者只是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社会改良。只有法共经济学家保尔·波卡拉坚持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在理论分析工具上，学者们都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认为这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但在具体应用上又存在分歧，保尔·波卡拉认为调节学派内部的理论分歧是原则性的，因而又划分为三个学派。他指出，最初，调节学派都是从资本的过剩积累和结构性贬值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但是以米歇尔·阿格利埃塔为首的巴黎学派把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改造成“资本／产出”稳定关系理论、资本的内涵积累，甚至资本增长的理论。格勒诺布尔学派则仅仅把利润率当作一种传统的分析工具，而不重视资本和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他们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改造成人力资本的组织理论。保尔·波卡拉自称是调节学派内部的体制学派。他认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然有效，只不过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发生变化，他主张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危机的长周期理论。
二、法国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
（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历史分析
1.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种类的划分
调节理论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
调节理论把积累体制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外延型积累体制，这意味着在积累的同时劳动过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积累主要由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多来实现的。另外两种积累是内涵型的，这意味着劳动过程在不断变化，劳动生产率持续地增长。其中一种是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而另一种则是包含着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三种积累体制在历史上依次出现，外延型积累体制存在于19世纪，利比茨认为，在美国和法国，在1848-1914年期间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能力的单纯扩张，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生产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布瓦耶也认为，1895-1920年期间的法国处于生产力近乎停滞的阶段，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的投入而非技术进步。一直到1890年，随着以劳动的同质化为基础的新的积累体制的巩固，内涵型的增长才代替了外延型的增长。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存在于20世纪初，而伴有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种积累体制都在特定的调节方式的框架内运行，与之相应的调节方式分别为“旧调节”、“竞争性调节”、“垄断性调节”。
2.调节方式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调节理论十分重视在特定的积累体制中调节方式对经济危机趋势的影响。例如，布瓦耶认为，在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中，竞争性调节使竞争在工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竞争使工资非常容易随着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而变动，并且排除了任何实际工资显著提高的可能，从而抑制了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出现。另一方面，这种内涵型积累体制快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积累体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消费不足而产生矛盾和危机。利比茨认为，危机表明，调节方式不再能满足积累体制的需要，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新体制的出现被过时的调节方式所阻碍；二是积累体制的潜力已经在占主导地位的调节方式内被耗尽。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前一种危机的实例，一种过时的竞争性调节方式导致了危机，这种调节方式阻碍了包含着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的出现。而70年代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是后一种危机的实例，即福特主义的发展潜力被耗尽了。
调节理论认为克服经济危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方式，当资本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组织以后，新的积累体制就有了活力，这一过程还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新的调节方式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积累体制演化的结果，例如，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在美国形成。这种积累体制的基础是从一种外延型积累体制向一种内涵型积累体制即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为特征的积累体制的转化。这种内涵型积累体制推行的泰勒制劳动组织形式对生产劳动过程进行科学分解，劳动分工极度深化，与此同时，传统的熟练技术相对贬值，劳动强度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极度增长。泰勒制推动了消费品工业部门的彻底的工业化，为资本大规模生产消费品提供了劳动组织和技术基础并扩大了劳动力再生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使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能够持续增长，从而使工人阶级多数成员成为大规模群众消费的主要对象。同时，为保证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消费水平，必须有新的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贷款并改变工资的形成过程，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新的调节方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调节理论关注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的关系对利润率和价值实现的影响。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和谐的集体谈判、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和美国的霸权。福特主义的劳动过程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集体谈判和罗斯福新政则催生了大规模群众消费，这有利于产出的新增价值的实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也有助于解决价值实现的困难。国家军备扩张产生的新技术带动了民用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价格制定中的垄断寡头模式，也有利于积累体制的稳定，战后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创造了信用扩张和积累所需要的流通手段，而美国的霸权则为资本积累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3.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危机的根源
调节学派认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危机的根源在于这种积累体制在现存调节方式内的发展潜力以被耗尽。按照阿格利埃塔的说法就是，依靠泰勒制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已经耗竭。利比茨则认为，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最初在生产率上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固定资本的增长，但其后由于成本高昂这种效应消失了。布瓦耶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福特主义在代替了旧的外延型积累体制以后，在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方面是相当有效率的，但当问题在于深化而不是扩展这种劳动组织方法时，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越来越难了。福特主义生产组织能力的极限，造成了生产增长的停滞。此外，调节学派认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危机也表现为社会领域阶级斗争的加剧。在资本增殖日益困难，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在阶级妥协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再分配格局和政治调节模式难以为继。
在70年代滞胀危机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屏弃凯恩斯主义，放宽管制，削减福利开支，实行紧缩的方针，从而宣告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束。
（二）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分析
1.金融资产积累体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资本主义使雇佣劳动社会得以巩固和发展，而被称为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则通过大众消费把雇佣劳动纳入社会财富再生产的循环之中。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秩序动荡，福特主义变得不稳定，陷入危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自动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以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进行发展，但它一再被危机所打断。福特主义衰落引起资本主义多方面的变化，新的积累体制—金融资产积累体制应运而生。
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的产生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有着紧密联系。因为这两个进程都来源于分工。国际交换将分工扩大，技术发展使其深化。这两种现象的相互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分工引起的这两种变化的动力是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结果，即到国际上追求利润的结果。承载这种变化的行为体是正在实现全球化的企业。由于商品、可支配的和借贷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流动性，企业把所有与全球化利润形成有关的流量都包括进去。它们对各种资源的整合，扩大和加剧了各类市场上的竞争。技术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不同力矩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增长方式。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企业间的全面的竞争。在产品市场上，企业丧失了影响价格构成的能力，而这一影响在过去可使它们控制产品成本与售价的差额率。在金融市场上，它们感受到资本成本的日趋国际化。在所有权市场上，企业发生了治理上的变化以实现自有资金赢利的目标。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增加了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大众化产品领域，降低生产成本是强制性的。企业不可能在继续使用过去技术的同时强行降低成本。它们通过取消许多非熟练劳动职位、外化各类眼务（会计、维修、司法救助……）、减少中间层次，改变企业结构来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变化在劳动力市场引起了反应。生产结构中非熟练劳动的普遍节省使企业雇员数量趋于下降。此外，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随着工资的变化而更具弹性。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报酬差距扩大。特别是由于在国际上流动、其报酬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专业人才市场的出现，国内或国外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论受到质疑。这些动荡意味着，流动因素使不流动因素处于竞争状态。集体协议中所包括的许多社会福利条款受到质疑。在过去的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支付的报酬中有几乎是固定的、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因素，而新的劳动力市场则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丧失安全性，同时使依据利润来计算的或大或小部分的工资指数化。竞争的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创新。因为把费用昂贵的技术以较高价格售出的惟一方法是，创造消费品需求的多样化，以刺激价格之外的竞争。但在过去批量生产技术中，产品多样化的成本很高，因为它不符合标准化生产的规模效益。相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原则，则能够以标准化生产方式生产出多样化产品。这是通过产品设计中的标准系统获得的，它既可进行成批部件的生产，也可使产品生产最后阶段具有差异。把这一生产工艺与同时进入多功能统一体的有关产品需求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实现定货的充分多样化选择和最大限度减少库存。它同时也能解决质量问题。在等级结构中，对质量的监督费用很大，因为需要许多监督员。而每一个人都将对他为产品所做的一切负责的机制，则鼓励进行自我监督。多样化得到最大发展的领域是服务领域。这是信息技术得以充分展示其效力的领域，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领域。信息技术密集使用的部门是那些创造了最多就业岗位（如：企业服务、社会服务、私人服务、商业、修缮服务、保安服务）的部门。信息技术将有利于对所有有助于资本增殖的活动进行调节。这样，它就会减少不必要的资本存量和生产过程中因停工造成的损失。在福特主义时期，机械投资使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发生巨大变革，提高了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信息投资即是对结构的投资，它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资本生产率，使服务业中的脑力劳动发生巨大变革。这一产生于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资本经济，就是金融资产的积累体制。
2.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的特征
我们把资产积累体制同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
积累体制比较
特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金融资产的积累体制
生产和技术 资本的密集性机械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 生产的密集性信息投资提高资本生产率
治理内部监督＋偿还能力 机构投资股份制
效益标准企业扩大股利
中期目标自筹资金股息
工资通过集体协议确定国民工资标准价格限制内降低工资成本
价格生产成本＋一般边际率国际计算标准＋汇率
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企业行为变化的中心是股利。机构股东的治理将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促进股利的最大化。这一效益标准又反过来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决策结构的组织、利润的分配和使用产生影响。由此，在股东的股息分配和管理人员占有的利润（它决定了管理人员为股东利益而使企业资产增值的能力）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治理的作用就是调解这一矛盾。在全球化企业中，治理的效率在于确认股份制的价值高于可能与其对立的国家干预。
企业应在股息分配和对于未来将使股利增长的各种创新的融资间套利。这就是企业对于改变了技术发展方向的回答。企业寻求使它们的生产结构向资本经济方向转变的投资，而转向服务性生产的信息技术投资则最符合这一目标。
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股票市场成为使企业投资产生社会效力的场所。对于股市行情的判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合同储蓄，比通常收入更快地使股民家庭的纯财产数额增加。家庭致富和产品价格的竞争压力相互配合以促进消费多样化。这一需求将维护产品创新并使企业的不断变化的人员从创新中获利。同时创新利润也能实现机构股东使自有资金赢利的愿望。由此可以说，这一积累体制是结构紧密的。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对雇佣关系和金融不稳定性进行调节的问题。
3.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的调节方式
与金融资产积累体制相适应的调节方式面对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如何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调节，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变化和企业系统地寻求降低成本对雇佣劳动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果是生产章程分散化和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丧失安全性，为了消除这一后果，必须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调节；其二是所有制关系的调节，其途径是企业通过机构投资为中介的股份制，扩大社会投资。这种合同储蓄是对企业资本所有权的补偿。这一储蓄使企业资本所有权具有了社会性质。
(1)雇佣劳动制度的调节
雇佣劳动制度的调节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制度弹性与就业安全的矛盾。
基于降低工资成本的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打破了福特主义的就业模式。以男劳动力为核心的长期固定工制度虽然没有消失，但已被侵蚀。各种各样的就业形式随着弹性工作（如半日制合同、临时工、在家工作、自谋职业、兼职、两方情愿的人际关系服务）的增多而发展。
福特主义就业模式源于一种制度上的妥协，通过这一妥协，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雇员以等级服从换取了经济上的安全。他们同意增加工业生产强度，但要分享生产力的收益，增加实际工资。而现代企业则通过促使就业形式的弹性化，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就业形式的碎化使集体协议谈判内容或部门协议中的一般规定减少，最终使集体协议谈判分散化或工资个体化。对于雇员来说，工作的弹性意味着工资差异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性加大。
生产结构中的变化导致对雇佣关系的重新定义。就业形式的碎化使原先受劳动法保护的雇员，依据商业合同，成为服务提供者。而劳动力的使用者则使劳动贬值，因为他们不支付社会成本，而只支付失去劳动保护的劳动力的直接成本。这样不稳定的就业形式比比皆是。劳动自由单方面有利于雇主。尽管这些就业形式明显降低劳动成本并非常有益于企业调整，但它们仍对积累体制的持续发展提出质疑。如果生产者不仅在临时工作中，而且在经济景气上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支持企业目标。这一现象表明了具有现代劳动特征的雇佣关系。这一雇佣关系是以社会从属为表现形式的经济依附关系。劳动法应成为这种经济依附关系合法地位的社会保障。这一体现分工新特征的劳动法的演变，是使工作弹性与经济安全协调一致所必需的。它也是使集体协议谈判适应新的积累体制，从而恢复活力的基础。确认有利于雇员的劳动自由就是建立一种职业安全，以防止劳动自由受到弹性劳动制度的损害。这实际意味着，个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应能连续从事多种职业，从而保证他们享有应得的社会权利。劳动法应提供一个共同准则以指导分散的集体协议谈判。这是一种集体价值，正是在它的基础上，把社会宪章改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的最高原则。
(2)所有制关系的调节
金融资产的积累体制主要依赖于储蓄的增长趋势。这种趋势在西方各国主要受人口老化的影响。一部分日益增多的储蓄，集体存放于公共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它们的组合证券中的股份，因而间接增加了家庭金融财产中的股份。由于人口老龄化，积累体制将受到人口冲击的影响。根本的问题是要在未来10或15年，实现经济的巨大增长，以使购买力重点向非就业人口方面转移。建立退休养老储蓄是实现财富真正转移的调节方式的重要因素。集体投资者作为机构股东拥有战略性货币和左右企业长期决策的能力。因为机构股东持有企业的多种组合证券，它们不介入治理，但关注对企业创造价值的组织能力的评价。
合同储蓄构成退休权。这是个人所获得的社会权利，以作为对其职业生涯中所提供的服务的补偿。这些在退休期间实现的权利是退休权享有者参与市民社会的条件，这是使他们享有公民资格的经济联系。因而退休权是对一种社会债务的补偿，是总体上对于其成员的集体债务。这样，这一债务以负债形式落在其身上的机构投资者，即使拥有私人实体的法律地位，也不是私人的财务代理人，因为它们的资产所有，作为一种对社会债务的补偿，应被看作是社会所有。因而未实现这一资本所有制所带来的权利的风险是集体的风险。正如以负债形式管理着货币而受到特殊规定限制的银行一样，作为退休养老储蓄基金托管者的机构，也应受到公正与集体安全的制约。
这样，当代雇佣社会的金融体系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个人所有权在这里将作为一种对社会债务的补偿的权利。由此导致金融调节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涉及公共调节，即国家应规定风险共担、权利转让和对就业者的职业管理中的谨慎行为的一般条件。第二个涉及雇员—储户的利益体现问题。因为集体基金管理者和个人储户间的主要联系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储户没有任何可能对执行长期合同的管理者的素质作出估价。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违背储户的意志，通过收取高昂的管理费，从事与其受托管理的储蓄不符的冒险，或在极端情况下，干脆窃取了储户对其委托，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为了使委托者的利益受到保护，应由工会填补在金融方面监管的空白。它们的责任就是使独立于金融市场投机行为的效益标准得到承认，这是调节方式的决定性领域。
三、法国调节学派的政策主张
（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节
调节学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持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布瓦耶在《制度经济学的复兴—90年代的调节理论》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开始的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攻击以及向市场的复归无助于解决西方普遍存在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社会－技术发展范式的内在要求以及各国经济发展依赖性的加强更加突出了国家干预的作用。他主张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寻租活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与市场相得益彰。
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积累体制中代表社会集体价值并对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调节的观点。他指出，在资本积累作用下的各个空间，增长方式的发展形式不尽相同。因为各种冲突隐蔽性地扩大，将社会凝聚力置于危险境地。而正是调节方式——作为规则、惯例和制度的总体——对各类行为产生影响，以使私人利益符合社会生存的共同条件。这一调节方式既不是私人协议的结果，也不是社会契约的体现，它扎根于市民社会。任何市民社会都是每一代人作为社会资产接受的关系体系。基于每一个市民社会的历史深度，相同的增长方式会与一些调节方式、即与一国不同于另一国的一些调解系统相互作用。在这些调节中，政治是突出的。它实际上是以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原则所接受的集体价值（信条、共同信仰、法律准则）的形式，体现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关系网。一旦国家成为这些集体价值的承载者，它便具有了一种权威，使它的权力合法地高于其他权力。这样，调节方式便有了国家的身份。
（二）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节
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始自20世纪80年代。其背景是，发达国家遭遇20世纪70年代初二次能源危机冲击、战后“黄金30年”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破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国家调节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改变战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需要。
阿格利埃塔称战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它以凯恩斯的扩大财政预算、增加消费需求的理论为基础。其特点是，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强调对资本的集约投资，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治理方面强调内部监督机制；在企业效益评估标准方面注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劳资关系方面采用集体谈判方式决定国民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生产成本加边际成本来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发达国家，首先是在美国，在国家干预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增长方式，即金融资产增长方式，它以增加供给、扩大投资的理论为基础。其特点是：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强调对劳动的集约投资和信息投资，重视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治理方面推行雇员股东制和机构投资；在企业效益评估标准方面，强调股市盈利水平；在劳资关系方面，强调在价格的制约下，尽量降低工资成本，采用个别谈判方式决定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国际价格加汇率决定。金融资产增长方式是内生增长方式。从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这一转变在微观层次的反映是：企业股权分散化，企业管理者把部分权力转让给股东，投资者把投资风险转让给企业，企业到资本市场寻求风险资本以分散风险，从而获得新的投资和发展动力。有学者把这种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称为从财政赤字政府向企业投资政府的转变。
（三）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
调节理论认为，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对积累体制的稳定具有关键性作用。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包括以下内容：(1)雇佣关系的调节（国家制定的劳动法、雇主与工会的谈判和妥协、雇主与雇员的谈判和妥协）；(2)劳动力使用和管理的调节（招工、劳动组织、技能等级的确定、流动、弹性工作制度、解雇等等）(3)收入的调节（工资的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4)就业保障（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终身教育、分担失业以及增强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措施）(5)社会保障（失业补助金、家庭补助金和防止自愿失业的措施）。在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上，需要国家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为了确保由利润转化而来的投资增长与工人购买力增长相配合，需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以维持有效需求。其次，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主与雇员之间要建立起较长时期和稳定的合约关系，以避免失业、罢工等不安定因素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础。
（四）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
调节学派把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市场调节，其目标是保护正常情况下的市场资金的流动，保护消费者。担负这一调节职能的是竞争调节者，即有组织的市场票据交换所，国际私人中介机构，独立的公共事务所等等。第二层次的目标是确保银行支付能力，监督支付能力比率和内部控制。担负这一调节职能的是谨慎调节者，即独立的银行监控机构或中央银行。第三层次的目标是处理金融危机，解决银行破产问题，抑制系统传染。担负这一调节职能的是系统调节者，即解决破产问题的公共组织、以最后贷款人身份发挥作用的中央银行。前两个层次的国际合作产生于金融全球化决定的相互依赖性。对银行风险的管理主要是建立银行内部的监控系统，由于采用自控原理，这一系统使代理人负起谨慎的责任。相应地，监控者的作用更多地是对监控系统的性能做出评价。这就是实施受托的监控，它与银行建立的是相互影响而不是等级的关系。谨慎调节者之间为了实行全球性监控而进行的合作的机构是国际清算银行。最后，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应充分肯定。当金融市场被流动资金危机侵害时，最后贷款人是惟一能使市场恢复正常运转的机构。最后贷款人配合有力的银行监控，会使大银行介入对市场的支援行动。最后贷款人具有特殊功能，即货币绝对权力机构的功能。因而它必须具有决定权并坚持建设性的立场，以避免道义上的风险，它的目的是恢复信任。国际最后贷款人只能是超国家的机构，因为只有在世界货币空间统一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才能担负起共同的责任。因此必须在国际范围建立具有现代货币体系特征、分成等级的货币组织。而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担负起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它将成为金融全球化最终目标下的中央银行的雏形。
四、简评
法国调节学派是当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其主要学术贡献是对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作了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分析。它的理论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理论结论是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
调节学派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对立和统一两个方面。虽然矛盾有其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但也有互为条件、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因此，社会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会保持稳定。调节理论所要解决是，社会关系中对立面和统一面的张力关系问题：既然社会关系必然具有矛盾性，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通过这种矛盾性来实现社会关系的统一性。由此引出了调节方式问题，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并非只是市场现象，而是更广泛地受到各种社会制度制约的积累体制的矛盾。积累体制不仅受到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国家、国际关系等各种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体与各个集团的特定意识和行动的影响。调节学派主张以社会制度为中介建立相应的调节方式。在这个方面，调节学派吸收了葛兰西关于改革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时，要重视社会上各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为此，调节学派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制度，并且还分析了微观经济制度，如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等等。
(2)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发展的历史。
在19世纪，资本主义依靠“外延性积累体制”，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雇佣劳动人数为手段，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进入20世纪的以后，资本主义转而依靠以持续提高生产力为条件、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的“内生性积累体制”。不过这种“内生性积累体制”由于缺少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无法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均衡，因而出现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实行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指数增加实际工资的协调性社会契约，形成了具有“大规模消费的内生性积累体制”，即所谓的“福特主义”模式。这种积累体制由于高生产率、高工资而扩大了有效需求，从而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不过70年代以后，这种积累体制由于科技进步遇到阻碍，以及社会分配矛盾的激化而陷入困境并形成了“滞胀”危机。调节学派认为，在信息革命时代，只有实行密集性的信息投资，大力提高资本的生产率，实行金融资产的增长方式，资本主义才能走出积累体制的危机。调节学派对资本积累体制发展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
(3)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危机发生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陷入危机，通货膨胀不断恶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和新李嘉图学派对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价格和资本理论提出质疑。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已不能消除70年代以来的“滞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调节学派运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从资本积累过剩和资本贬值角度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指出，这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必然趋势，其理论基础是：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并引发经济危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通货膨胀政策，只不过缓和了这个规律的作用，但是无法改变这个规律。调节学派的这个分析对其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际学术界对调节学派在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和贡献评价较高，认为同其它学派，例如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比较，调节学派更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有所发展。对他们的多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倍加赞扬。此外，也高度评价了他们在把自己的方法应用于实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实证研究时所提供的经验证明材料更是弥足珍贵。但是调节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有许多弊病，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此，它的一切理论分析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特别是它丝毫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我国台湾学者陈明忠先生指出，调节学派重视现代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的作用及其调节方式，而忽视了《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的原理性考察，因而认为经济学不需要“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甚至质疑研究资本主义原理的一般理论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将《资本论》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的看法，其实是“19世纪自由竞争的特权化”。例如，日本的调节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家山田锐夫就曾说过：“把资本主义的变化，当作‘原理表现形式的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修正原理论或重新构造经济的时候了。”等等。换言之，他们的意图是将他们的中介理论提高到“显现于资本主义所有发展阶段”的层次，进一步取代《资本论》的地位。
关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形成的原因，陈明忠先生认为调节学派的分析也不够充分。他指出，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世界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外社会主义力量压力的影响，因此，其体制的演化自然不能只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来说明，但是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却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分析。
此外，调节学派虽然重视制度分析，但是他们对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关系以及世界范围内南北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他们关于国际经济关系调节的理论和政策包含了很大空想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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