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会终结吗？
文/陈后亮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终结的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似乎理论真的已耗尽生命力，正沦落为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随时有可能在人文学科被彻底剥夺剩下的可怜位置。理论真的已经终结了吗？彼得·巴里（Peter Barry）在《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2009年新修订版）一书中，曾以时间为轴，通过梳理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个关键事件”来讲述“一个有主题贯穿的叙述”，继而更清楚地描绘出“理论的轨迹”。巴里的研究给了我们启示：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回顾自理论陷入危机以来出现的重大文学“事件”，对种种反对理论、宣称理论已是过去时的说法——本文统称之为“理论危机话语”——进行检视，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理论在当下的处境，并为我们反思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未来提供启发。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金山区走出了一条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民主参与为重心、以法治方式为内核的，特点鲜明、群众认可、成效显著的精细化基层治理新路子。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基层法律服务的多部门工作衔接还不够流畅，律师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的修订尚不够精细等。
序曲：20世纪80年代
1982年夏天，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青年学者史蒂芬·奈普（Steven Knapp）和沃尔特·麦克斯（Walter Michaels）在《批评探索》上合作发表《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 ）一文，以一种非常确切的口吻宣称“整个批评理论事业就是被误导的，因此应该被抛弃”。这篇战斗檄文般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美国理论界引发巨大反响。反理论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理论根本不能产生它所宣称的后果，它既不会改进文本批评实践，更不能带来社会变革。文本并不含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之核，因此也就没有唯一正确的权威解释。任何理论都不能保证其操作者按照设计好的方法得出预期后果。
实际上，虽然反理论运动如火如荼，但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理论真的会就此终结。1982年，就在反理论运动发起不久，解构大师保罗·德·曼便在《理论的抵抗》一文中乐观地宣称：“文学理论不会有死亡的危险，它只会继续繁荣，而且越受抵制越繁荣。”在德·曼看来，理论之所以受到抵抗，就是因为它“扰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它们的运作秘密”。J.希利斯·米勒在1986年就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时以“理论的胜利”为题发表就职演讲。在他看来，人们对理论的攻击越猛烈，反倒越是说明理论的胜利，“若不是因为它活跃且有威胁，也就不会受到攻击了”。他和德·曼一样乐观，认为当时正在发生的根本不是理论的终结，而只不过是理论的转向，即“从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理论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性别、社会语境、制度化意义上的物质基础、生产条件、技术、分配以及文化制品的消费，等等”。
90年代的理论幻象：终结还是转向？
纵观整个90年代，虽然有关理论死亡的传言甚嚣尘上，试图秋后算账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人们对理论的未来仍抱有乐观态度。凡是宣称理论已终结的人，都只是简单把理论等同于源自法国、以解构主义为主的宏大理论，即所谓“大写的理论”（Theory）。这套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不止流行于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各地也颇受欢迎，最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政治实践陷入低谷的后革命时期，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宏大的新思想武器，声称可用来动摇甚至摧毁旧的政治体制赖以维系其统治的文化根基。
青浦区地处太湖流域下游，黄浦江上游，与江浙两省相邻。全区设有3个街道和8个镇，总人口108.1万。2010年青浦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9.7亿元。本地区水资源总量约为2.7亿m3。全区共有河道1817条2155km，天然湖泊21个，水域面积112.46km2，水面率为16.65%，居上海市各区县之首。青浦区是上海市受太湖流域影响最大的区县之一，治理太浦河、拦路港、红旗塘三大工程均影响青浦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上海市项目全部在青浦区。因此，青浦区是《条例》施行的直接受益地区。
2003年：一个标志性年份
21世纪以来，人们对理论的最失望之处恰在于此。虽然它还时常摆出一副关心自由、正义以及一切公共福祉的样子，但更多情况下却更关心自己的学术声望和职业前景，在知识经济时代，理论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成为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被塑造成商品或产品的样子，被拿去包装、交换和消费”。虽然并没有实际用途，但因其晦涩高深，难以接近，成为学者沽名钓誉的符号资本。自此，理论真的彻底失去他往日的荣光，甚至被某些激烈的批评者讽刺为文学教授们“自私自利的策略”“通往成功的门票”“精英机构中的一些能够接触前沿知识的人群在更多人尚未涌入之前玩的进进出出的游戏”。理论成了如此被众人唾弃的对象，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然而除了在用一种语言模式来解构经典文本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之外，法国理论在面对与人们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时却又显得大而无当。于是90年代以后的理论纷纷转向更加聚焦于文化实践的批评领域，不再沉溺于“对语言的本质、解释和知识的大规模思考”，而是迈向“更加具体化的路径”，把关注的焦点“从语言和隐喻转向历史、文化和身份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理论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正是在这一时期。几部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也都是在此时出版，且都是连续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所有现象都说明，至少在90年代末，理论非但没有终结，而且依旧是最受欢迎的学术热点，只不过从内涵上来说，它已经不再是由解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宏大理论范式，而是分化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研究、酷儿理论等多种更具体的理论流派。用王宁先生的话来说：“西方文论界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揉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
从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译者根据字面意义采取字对字的直译方法，那么蕴气式可以表达为“qunqi shi”，那么读者就会感到茫然，尤其是对第一次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气功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很奇怪。“蕴气”“凝神静气、呼吸自然”和“深、平、稳”的方式为中国气功的运气方式。运气，对调动人体的精、气、神，都有很好的效果。译者此处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可以说恰当地传达出意义，使读者一目了然。“盘龙”翻译为“coiling dragon”也不失为上策，相信译语读者获取的意义与源语读者阅读“盘龙”二字所获取的信息是相同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
21世纪以来的批评焦点：理论的失效与体制化
由于理论过度夸大自身的社会功能，抬高了公众对其实践效果的期待，失望的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强烈抨击。对理论实践效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理论杀死了文学，让文学阅读变得无趣，理论被比作让人讨厌的“磨坊”，它把文学作品当成“谷物”来加工，无论多么美好的作品，一旦经过理论的碾磨，也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对理论无用性的另一个指责来自政治实践。在经过近20年的时间之后人们发现，理论许诺的那种政治诺言越来越像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噱头，除了破坏了原有的有关真理和正义的共识基础，并衍生出各种各自为战的零碎身份政治、文化政治和性别政治之外，它并没有，也越来越没有希望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反倒日益演变为学者们维护自我职业地位的垄断话语资源，或者如布迪厄所说的那种“文化资本”。理论和理论家一样，都已被现代大学教育机构严重收编和体制化。在就业市场和研究基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调控下，空留一丝仍在谈论政治的幻象，实质早已经沦为它假意批判的对象——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在所谓后理论话语的讨论中，2003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有几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同时发生。其一是在英国召开的以一句噱头式的问话“理论之后还有生活吗？”（Is There Life after Theory?）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其二是伊格尔顿出版了一部听上去像是敲响理论丧钟的名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很多人被他开篇那句颇有讣告意味的判词“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以及具有历史分期意义的标题“理论之后”所误导，误以为理论真的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已经处于理论大师离场后的真空时代。自此，“后理论”或“理论之后”正式借伊格尔顿之口成为学术关键词，以它为标题的学术出版物不断出现。2003年发生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4月11日由《批评探索》杂志发起，以“理论的未来”为主题，召集全美20余位最顶级的理论家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场号称“前所未有的头脑峰会”的学术会议。整场会议气氛十分冷淡，远没有人们事先期待的那样热烈。理论在政治上的无用成为这次会议上人们一致讨伐理论的理由。有关这次会议的实况，记者艾米丽·伊肯（Emily Eakin）进行了报道，并以“最新的理论是理论无关紧要”（The Latest Theory Is that Theory Doesn't Matter）为题发表在《纽约时报》4月19日刊上，真正向普通大众第一次宣告了理论的破产，“理论无用”或“理论已死”等口号逐渐普及开来。自此，后理论时代才算真正来临。
反思：理论的危机还是学科的危机？
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它非但没有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从晚期资本主义进入死亡的倒计时，反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达状态。市场经济已全面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成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各个社会部门的指导原则。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变化，然而批评家们却仍未找到新的方案来回应它。故此，就在很多人热衷讨论理论终结话题的时候，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倒是给出了一个更清醒的建议。他认为，学者们此刻最应关心的不是理论是否已经终结，而是“在未来的大学和学院里，文学和文化理论应该在何处栖身并继续从事研究”。毕竟，理论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也意味着理论家职业前途的终结，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的灰暗前景。
有趣的是，2004年6月12至14日，由王宁教授发起并与《批评探索》杂志合作主办的以“理论的终结”（The Ends of Theory）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据称是“2003年芝加哥会议的延续，继续讨论理论和批评的未来”。会后，王宁和《批评探索》主编米歇尔（W.J.T.Mitchell）合作发表文章《理论的终结：〈批评探索〉北京学术研讨会》，对会议内容进行综述。两位作者认为，芝加哥会议充分暴露了理论面对现实的无能，以至于让人们相信它行将就木，然而北京会议却让人们又看到了希望。这并非说在中国又出现了“伟大的理论突破或者了不起的思想”，而是说理论在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务实”，它启迪中国学者把这些外来理论本土语境化，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并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21世纪初理论在中国的“繁荣”只是暂时的，它在当时之所以能比西方的境况好一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理论进入中国较晚，它与西方发展一直存在不同步现象，在西方已进入暮年的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却仍处于成长普及阶段。其次，整个人文学术环境在当时的中国也处于繁荣期。虽然从90年代以来就有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但那不过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们对未来境遇的焦虑，人文学科整体在当时的处境还没有那么糟糕。直到近十年来，随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全面渗透、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人文学科在中国才开始面临和西方类似的危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论在中国也开始遭遇大衰退，各种反对理论的声音纷至沓来。“后（西方）理论”时代在中国也全面开启。
在伊格尔顿那部经典的《文学理论导论》中，一个贯穿首尾的中心观点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兴起到80年代的鼎盛，都不仅仅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更受外部语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左派社会运动退潮、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冷战意识形态、婴儿潮一代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等等。90年代以来所谓理论的终结也同样是受到外部变化了的语境所影响，不能仅归罪于理论自身凌虚蹈空等问题。
其实，真正陷入生存危机的并非仅是理论，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谈论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文学活动被日益边缘化的功利主义社会，即便人们真能抛弃理论，也似乎很难有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生活的中心。美国作家史蒂芬·马切（Stephen Marche）最近在老牌文学杂志《泰晤士文学增刊》（TLS ）上发表文章，讲述他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参加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2019年年会时的经历和感受。他所描述的会议惨淡景象很直观地反映了人文学科在当今美国“彻底且急剧的衰退现状”，表示“绝望”（despair，desperate）的用词在文中多次出现。他认为，导致人文学科陷入今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经济不景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国民休闲和阅读时间的减少，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希利斯·米勒也在最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悲观地坦承，“直到不久之前我还宣称文学研究有巨大价值，但在这个新的电子通信统治时代，我再也没有那么确信了”。在功利主义盛行、通讯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文学原本所具有的三个最主要功能——实用指导、道德教诲和审美愉悦——都已经对大部分公众失效。无论作家和批评家们怎么哀叹、惋惜抑或反抗挣扎，恐怕都很难重振日渐萎靡的文学。卡勒和马切都建议，人文学者必须改变自己做研究的一贯方式，比如投其所好地关注年轻人喜欢的电子游戏和新媒介批评，或者关注与社会大众更直接相关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和环境危机等，以此重新唤起全社会对人文研究的兴趣，从而走出危机。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只是暂时补救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术困境。在经济功利主义势不可挡、电子娱乐媒体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文学王国的版图恐怕还会继续萎缩。但文学也不会彻底消亡，它永远会被留下一小部分来充当这个日益丰盈却又越来越贫瘠的物质社会的点缀，成为人文精神资源仍未被彻底耗尽的符号象征。文学不会消亡，也就意味着理论不会消亡，它就像伊万·凯勒斯（Ivan Callus）和斯迪凡·赫布里史特（Stefan Herbrechter）所说的“一种病毒”，既然已经感染，就必将永远伴随文学活动终生。
理论不会消亡，但理论的存在方式却又必将发生改变。其实，理论从一开始就不应被误解，它不是“可被普遍机械地运用于所有文本之上的一套工具、程序或方法”，不能把它当成像灌香肠的机器一样，从这头塞进去文本，从另一头生产出新的解读。这种机械教条的运用与理论倡导的灵活思辨恰恰相悖。理论其实主要是一种思考方式，“它将永远不仅是‘文学理论’或者用来解读文本的‘方法论’”。
要以本地资源为主，充分发挥长白山地区植物资源的作用，加强野生植物引种驯化工作。当地的相关部门，包括科研院所、各大高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等，要针对繁殖方法、栽培技术、后期养护、修剪整形等进行广泛试验，为实际工程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此外，还要积极引进域外种类，以丰富当地的植物种类。对于东北城市而言，引种必须将寒冷、干旱两个生态因子作为首要考虑因素，采用科学、有效的驯化措施。如被引进材料分布区较大，可以从距引种地最近的种源区选择引进材料，采取有效的防寒措施，尽量提高引进种类的抗寒性。
没人可以否认，理论已经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场域，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都不大可能继续像传统人文主义者那样缺乏理论反思意识。从这方面来说，理论也是卓有效果的。理论虽然不可能再像鼎盛时期那样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心话语，却必然会渗透在文学创作、阅读和批评教学的方方面面，并且它渗透得如此彻底，有时候甚至稀薄得不可见，以至于让人怀疑它是否已经真的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当我们用“理论”意指20世纪80年代盛期时的那种宏大理论范式时，那么可以说它真得已经死了。但如果我们用“理论”指的是那种反省文学活动的思维方式，那么它必将永生。只是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却又是被打了问号的。无论如何期待，文学系内发生的阅读革命都不可能再波及到教室之外，它甚至连文学研究者本身的信念以及走出教室后的行为都难以影响。
【作者单位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自《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原题为《理论会终结吗？——近30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理论’背景下的当代西方文论热点研究”（18BWW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