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理性选择
何 叙，律海涛
（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 中国武术教育实践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失衡，加剧了武术与当代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消解”。对武术教育实践的理性审视无疑会助力武术与当代社会结构关系的现代性重构。近代以来，武术教育领域在指导思想、价值定位、具体实践等层面均呈现出工具理性扩张的发展倾向；武术生存场域的不可逆化“更迭”、武术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时代性“解构”、武术传承方式的学校教育化“突变”，是致使武术教育价值理性式微的深层动因。人存在的双重性及人理性行为层面的自我超越与自由实现诉求，为武术教育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的调适（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的空间向度。唯有在双重理性和谐关系指导下的武术教育实践，才是促使当代武术教育发展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武术教育；理性选择；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体育教育思想
孔子的“六艺”中即有射、御两项武术教育。但自春秋绵延至清代，整个中国古代的武术教育仅限于贵族子弟，之后逐渐向民间蔓延，且以“师徒传承”为主要教育方式。民国初年剧烈的社会动荡，迫使国人对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身体文化抱有一种工具化的“期望”，在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武术正式成为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武术教育被赋予强种救国之重任，且带有强烈的军事化、政治化的“工具性”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影响，在国家建设的隐性诉求下，我国开启了学校体育的转型之路，使武术被框定在现代体育的范畴之下，武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依然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武术教育中浓厚的国家政治“工具性”氛围逐渐弱化，武术教育开始真正聚焦于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并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一、中国武术教育发展趋向的“单极迷途”
马克思·韦伯在以“合理性”概念解析社会行动的同时，隐含着一个“合理性行为导致非理性后果的理论悖论”[1]。就武术教育而言，近代以来，武术教育思想、武术教育价值定位及武术教育实践中的工具理性扩张——以武术改变国运，提升身体素质等工具性诉求的特征明显。武术教育中过度地强调工具理性，必然会造成非理性的结果，即武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弱化，武术教育便陷入了工具性的“单极迷途”之中。武术教育的非理性化后果，表现为“不顾及主体，为武术教育而武术教育”，其最终结果是武术与当代社会结构的“脱域”，武术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深度消解。
（一）武术教育指导思想的“工具性”浸润
国家利益诉求下的“工具性”张力，在近代武术教育指导思想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武术发展历程来看，武术与学校教育真正意义上的交叉始于近代的中国社会变革。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迫使国人对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身体文化抱有一种工具化的“期望”，而西方学校教育模式的涌入，恰为武术教育指导思想的实践提供了“试验田”。随着西方体育教育思想及现代学校班级授课模式的东渐，“土洋之争”开启了社会精英对武术教育思想的“工具性”探索。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术教育指导思想的工具性得到一定的抑制，但其武术教育指导思想的“工具性”惯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20世纪初，国人在针砭时弊时，将身体的羸弱归根为国家落后的根源，将身体教育以救国的迫切愿望，付诸教育行动——军国民思想应运而生。《奏定学堂章程》《军国民教育施行法案》，将“宜以兵式体操为主”[2]387-388的教育方针大加贯彻。以外来之法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也引发知识分子的深层忧虑，但是外来体育在“群体认同和忠诚对象的再确认方面遇到了本土体育文化的强烈对抗”[3]1-10，民族主义潜流下的“土洋之争”爆发。张之江先生则指出“现全国学校体操……尤多不切实用，……盖强国之本，……要以国术为唯一方针”[4]26。在西方兵式体操与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发展的两股洪流交汇影响下，“提倡武术，发展国人之特殊运动”[5]6的学校武术教育思想也逐步萌发。山东教育会所提出的《推广中华新武术案》、马良所倡导的《中华新武术》及议案函等武术教育实践中所折射出的现代武术教育思想奠定了近代武术教育的思想雏形。[6]可见，近代以来武术教育思想深处带有明显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性”使命，武术的学校教育现代进程中携带着强烈的政治化的“工具性”基因。
已有研究指出，环境中的自然源重金属多以残渣态形式存在，而人为污染可明显提高生物可利用态重金属的含量（Hu et al.，2016）。因此，相比重金属总量数据，其生物可利用含量的数据特征更能反映人为活动影响。由表6可知，临沂城区道路灰尘中生物可利用态Pb、Cr与Ni间两两呈极显著相关，而Cu、Cr与Zn两两极显著相关（P<0.01），表明它们之间可能有着相似的人为来源。
首先，在用文献［1］的数据对计算方法进行确认后，再对TS02采用完整检定法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即按照式（4）～式（9）计算出计算用三角形各顶点的坐标；然后按照文献［7］的四参数法进行坐标系旋转，获得TS02的平面位置精度SXY =0.72 mm，按照式（15）～式（17）获得高程精度SZ =4.14 mm。
（二）武术教育价值定位的“工具性”蔓延
稀土矿物主要有氟碳铈矿、氟碳钙铈矿。矿石中的稀土元素以轻稀土为主，主要为铈组元素的铈、镧、钕、镨等，有少量的重稀土钇。岩石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Ca，Mg，Fe，Si，P，CO2(表1);其次为TRE2O3,Al,Ba,Mn,Sr,Ti等;有很少量的Zr,Na,Nb,Cu,Pb,Ga等元素(表2)。矿石中TRE2O3含量0.75%～1.67%，平均1%。
于2015—2016年观察记录各树种物候期出现的时间。一般3～5 d观测1次，物候期重叠、生长较快时每天或隔天观察1次，冬季休眠期停止观测。物候期的分期标准：5%的芽体伸长1 mm为萌芽始期；10%的枝基部第1片叶展平为展叶始期；枝上1%花序或花蕾开花时为开花始期；枝上50%的花序或花蕾开花时为开花盛期；枝上残留约5%的花时为开花末期。
以苏联为师的“三基”（知识、技能及技术）体育教学思想，对武术教育的最大影响在于将武术“降格”为“现代体育范畴”[9]。自此，武术被框定在现代体育的范畴之下，武术教育带有鲜明的现代体育教育思想色彩。此时国家对学校体育思想的指导总则在1950年颁布的《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及1952年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等教育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8]15武术教育在国家建设的隐性诉求下，借助西方学校体育教学思路，开启了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学校体育教育转型之路。显然，武术教育的这种转型是一次“硬着陆”，其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调试和提升空间。得益于这次被学者称之为“降格”的转变，为武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武术在此次转变中做出了一定的“牺牲”——武术教育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依然不足，武术所携带的大量传统文化内容被“舍弃”，极大地弱化了武术与原有社会结构的深层互动，武术走向了适应现代学校教育的漫长之路。
（三）武术教育实践突破“工具性”的艰难尝试
改革开放以后，武术教育终开启了去“工具性”的艰难之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武术教育与国家命运一道经历了重要的历史转折。“教育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敲响了学校教育改革的最强音。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并指出：“（当前教育）脱离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10]。在此教育思潮的引领下，武术教育开启了挣脱以往浓厚“工具性”价值追求的趋向，开始真正聚焦于——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关注。其具体表现为对武术教育过程中教学内容实用性及兴趣等内容的多重关注。在1978年、1987年及1988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中，对武术套路的去繁就简，内容的多样性、实用性及趣味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1979年国家四部委在扬州会议上确立了“增强学生体质”的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以现代科技“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为指导的整体指导思想，将学校体育观引向了“生理、心理和社会的三维体育观”[11]123。武术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关注逐渐强化，以往武术教育中浓厚的国家政治“工具性”氛围逐渐弱化。进入21世纪以来，武术教育中学生主体地位逐渐突出，武术教育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的改革趋势明显。如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就立足于人的主体地位，注重发展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运动情境及社会适应四方面的具体能力。[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热对武术学校教育的价值追求倾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术教育的文化价值被教育界所重视，武术教育除了与一般体育课程具有功能的相似性，其特殊性在于肩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与此对应，武术教育必然要在价值追求和目标定位上与西方身体教育为根基的现代学校体育有所区别。但囿于武术教育百年的“工具理性”惯性，短时间内完成武术教育领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调试，尚需时日予以探索。
二、中国武术教育“现代性后果”的社会学归因
从工业化社会演进逻辑来看，工业化社会要求个体具备能从事工业化生产的基本素质。这也是贯穿近代西方社会教育改革演进的深层逻辑，如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约翰·洛克、卢梭、斯宾塞等人思想都以此为内涵主线。[15]324-339而在近代之前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作为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个体的生产素质要求较低，以武术为教育手段提升社会个体的深层动力不足。但西方工业文明的不可逆化的世界性延伸，迫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近代民族命运多舛，国人身体羸弱，以国术之法重塑国运的工具性逻辑应运而生。于是，武术教育的近代演变从最初的救亡图存的军国民思想，逐渐演变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体育教育思想，最终演变为塑造人的全面身心及社会适应思想的具体演变历程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学必然性。纵观几次武术教育思想沿革，不难发现，以武术为手段追求对人的塑造的工具性特征痕迹清晰。但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武术教育思想中的塑造人全面发展倾向逐渐明朗，说明武术教育正在完成内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试。
（一）武术生存场域的不可逆更迭
近代西方教育思想模式的传入，极大地强化了教育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客观认知，将武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进而实现教育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意识捆绑。在国人实用理性思想指导孕育出的武术文化，又一次强化了武术教育思想的“工具性”。自此，中国武术的原有社会生存空间，从民间逐渐转向学校，社会变革的“合理化”理性化诉求便衍生出了非理性的后果——武术教育的学校化转向割裂了武术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勾连，武术逐渐被排斥到社会结构之外。可以说，武术教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时代环境下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渲染下的工具理性涡旋，这是一种受现代教育模式推进影响下的现实呈现。
“现代社会中人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14]48，这无疑会解构源于传统社会的武术文化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既有的稳定关系。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母体之下的武术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社会俗尚及社会普遍心理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同构性。[16]163-167换言之，武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耦合程度较为稳定。冷兵器时代，武术的击技功能在参与国家社会结构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如武技与军事的关系密切；武术以科举形式参与社会阶层的选拔；武术以门户的形式参与社会关系事物的管理与调节；武术以职业（镖师、拳师、守卫、艺人等）的方式参与社会生产等。由此可见，在近代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武术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关系较为稳固，且武术之于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和定位较为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术教育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与20世纪初的军国民武术思想相比，这一时期的武术教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仍然陷入了“体育武术教育思想”[7]的工具性“漩涡”。所谓的“体育武术教育思想”是指武术教育落入了以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为指导内核——“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劳动生产和国防服务，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过度强调体育课程结构及运动强度与密度”[8]15的隐性“工具”逻辑之下。
从辩证唯物观出发，解读马克思·韦伯之于决定人的社会行动的价值判断，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会伴随价值理性的沦落。对武术教育研究而言，不应止步于对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事实的具体探微，而是要深入解析武术教育领域价值理性沦落的社会学归因，唯此才能对武术教育领域中的两者关系进行调试。
（二）武术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时代性“解构”
中山医院多学科诊疗模式总体发展思路是以患者为中心，组建以单病种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的MDT团队，提高诊治效率，优化诊治流程，制定规范化、个体化、连续性的综合治疗方案，更好地为患者提供高效的诊治疾病服务。
近代已降，传统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迁，城市及工业化的崛起，解构了武术与原有社会结构之间的稳定性关联，武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走向消解。传统农耕文明的宗法社会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契约性社会所逐步替代的过程中，武术与原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和作用亟须重构。宋明之后，武术形态发展成熟，其参与社会结构方式偏重群体性视角——“重个体集合而形成的集体的人”[16]163，即武术以门派（门户）为特征的集体性功能呈现，在个体的效率追逐上有较大保留。而现代工业社会的逻辑则注重发挥个体视角的效率，激发个体的创造性。武术与现代工业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时代断裂。工业社会逻辑下，武术的时代工具性审视事关武术与社会结构关系的重建，故此，在民族忧患意识与身体教育观的引导下，武术走向了工具性的社会适应之路。
（三）武术传承方式的巨变
武术传统的传承方式与现代武术教育的传承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武术教育的学校模式不仅在解构武术与原有社会的关系，也在逐渐改变着武术本身。传统的武术师徒传承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师徒间以“血缘关系”式家长宗族制度为原型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武术传承方式。[17]该过程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且将“武德教化视为武术传承过程中矢志不渝的追求”[18]35-37。师徒间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对击技之术的传承方面，也包括对为人处世、社会规则等多方面的教化之中。整体而言，武术的师徒传承确实在当代社会中呈现出诸多方面的时代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师徒传承对武术保持原本特色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助推了武术传承方式从“师徒传承”走向学校教育传承的时代性变革。
武术生存场域的近代裂变，致使国人过分地聚焦于以武术为教育手段对人的具体功用的工具性论题。武术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千百年的生存场域根植并定型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中。而纵观世界近代史，发轫于西欧的工业文明全球化不可逆浪潮席卷全球，裂变了武术的生存场域。[13]武术生存环境在短短的百年时间内完成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变，生存环境的巨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对武术价值的时代性认知。在科学知识的扩张下，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生存环境。[14]47在以追求高效率为内核的工业化演进逻辑裹挟下，人们对武术之于人的部分能力塑造效率产生了兴趣，武术的工具性价值倾向随之而来。
三、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理性选择
反思武术教育领域的困境，探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调试的可能限度，是武术教育最终实现理性发展突围的关键。人存在的双重性及人理性行为层面的自我超越与自由实现诉求，为武术教育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的调试（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空间向度。唯以此为根基对武术教育指导思想、武术教育价值定位及武术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才能促使武术对当代社会结构的良性嵌入。
（一）人存在的双重性：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的基础
武术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本质目的在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实现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需以分析武术教育的对象——人的特征为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人双重的存在着，主观上作为自身而存在，客观上又存在于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9]491显然，人的双重性存在，一方面要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改造自身生存的环境，用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此为人的工具理性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存在的人有超自然的内在尺度——通过自我意识将自己从自在的世界中升华出来，使人真正成为人，进而构筑起具有价值理性意义的世界，此所谓人价值理性存在的呈现方式。人存在的这种双重性，恰为武术教育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试指明了方向。武术教育领域的工具理性是以武术为教育手段，聚焦于武术改变人自身或周围环境的更好方式、方法和手段，而武术教育领域的价值理性在更倾向于关注武术之于人的终极价值，强调对武术之于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探寻武术之于人的生命价值及意义所在。基于以上分析，人存在的双重向度要求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必然要走向内部的统一。单一的对某一价值极限的追求，必然会使武术教育陷入异化发展的窠臼。
（二）超越与自由之间的平衡：武术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终极诉求
“以人为本”既是教育的本质规定，又是教育的必然追求。[20]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虽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人对自我或环境的超越，但人的主体性会在较大程度上遭到“遮蔽”，造成“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1]。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对人精神价值自由的维护是其迥异于价值理性的本质所在。虽然马克思·韦伯悲观地指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均来源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21]，但后续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不完全是对立的关系，也存在一种内在的平衡。
显然，教育领域就应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对立与统一的实践场域——教育的意义在于对人施以全面的教育，既以教育为手段使人实现对自我与自然的超越，又要保持人精神的自由。就武术教育而言，以武术为手段对人施加以工具性的影响是武术发挥其当代社会价值和功能的一种呈现方式，当代武术教育的生存有赖于这种工具性价值的体现。但武术教育在体现工具性价值的同时，需防止工具性价值将教育中人的主体性自由“吞噬”——武术教育中须存在精神价值追求的自由性。例如在武术教育过程中，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将单一武术内容作为武术教育中的主要载体，过多地追求教育干预背后工具性结果，而忽略了武术教育内容的多元性，让受教育者陷入一种被武术教育所“控制”的不自由境地，其结果是武术教育中武术失去了本身之“真”，武术教育中的人陷入了为武术教育而武术教育的工具化漩涡。故此，武术教育中调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平衡，是武术教育实践走向完善的必然之路。
1)乔化砧苹果苗。具有根系发达、树体高大、抗寒、抗旱、抗病、抗瘠薄能力强等特点。树体寿命长，树冠大，但管理较难，丰产、稳产性差，品质也不如矮化砧苹果树。适宜在贵州土地零散，地势不平整、土壤瘠薄的区域栽培。
（三）和谐共生：武术教育双重理性价值调试的实践路径
以系统论观之，武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对武术教育理性改革需要从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价值定位、教育实践三个主要层次系统展开，唯有在武术教育系统内部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谐共生，武术才真正实现对当代社会结构的良性嵌入。首先，在武术教育思想层面，应弱化武术指导思想的“工具性”倾向，武术教育本质为塑造全面发展的人。脱离人的主体性，单从工具性的角度，将武术视为塑造人的某一素质手段的指导思想，必然会将武术教育引入歧途。其次，在武术教育价值选择层面，应全面审视武术教育的全面价值，摆脱西方体育教育价值定位对武术教育价值的“思维定势”，不断全面深入发展武术的教育价值，努力在武术教育价值定位层面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兼顾。武术不应是西方体育的下位概念，武术教育价值不应仅仅局限于西方体育教育价值追求的框定。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东方身体观的典型代表，其教育价值不应完全依靠西方身体观的逻辑进行解读。第三，在武术教育实践层面，努力践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结合。工业化进程主导下的现代教育实践，工具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其“现代性后果”[22]体现为，武术教育实践是当前武术活动开展的主要场域，致使武术与当代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关系断裂——武术参与当代社会行动的深入不足。这就要求武术教育实践中，适当从价值理性入手，重视武术教育内容选择的多元性，多渠道开拓武术在道德教化中的伦理优势，使武术教育走出校园，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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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HE Xu,LV Hai-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Abstract: The imbalanc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value reason in Wushu education has further distanced Wushu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shu and current social structure.The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of Wushu education will promote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Lately,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eason in guideline,practi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Wushu education is becoming evident.The irreversible change of surviving field of Wushu,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Wushu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radical change of schooling for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are the root reasons for the deteriorating of value reason of Wushu education.The duality of human and the appeals of self-transcendence and self-realization in rational behavior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room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value reason (harmony).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can only be realized by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value reason.
Key Words: Wushu education；reasonable selection；instrumental reason；value reason；educational thought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G85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19）05-0119-06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简介： 何叙（1963-），女，广东惠州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律海涛（1967-），男，山东泰安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国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17YJA890008）
责任编校 古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