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者之死”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几点思考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第6期的《当代文坛》上刊载了唐小林教授、刘朝谦教授和欧震博士的三篇关于“读者之死”讨论的论文及赵毅衡教授的倡导之语。刘朝谦教授《“读者之死”所指为何》一文，传达了即使冒两个方面的风险①也要指出当下已经发生且还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读者之死”。那么“读者之死”到底所指为何？是不是故弄玄虚、虚张声势以赢得眼球的观点？（因为人们还听到“艺术之死”、“文学消亡”、“文学理论终结”等都曾引起巨大反响的惊人判断）如果不是，此种观点是轻率提出的呢，还是缜密思考之后的一种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是有根有据的严谨判断，还是杞人忧天？或者兼而有之？并且这个命题中“读者”为何？“死”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命题提出有着怎样的背景与意义？又有多少科学性？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涉及的问题。
唐小林教授《谁的读者，何种阅读——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读者之死”》一文回忆其第一次听说此种观点是从同事欧震博士那里，并于当时即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那么，欧震博士何出此言？他认为，作者的身边总跟随着无法摆脱的影子——读者。可以说，读者是作者的一部分，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离开了读者，写作就会像沙漠中的细流一样逐渐萎缩、消失。为此，他梳理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诸种读者的存在后指出，无论是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中世纪的教士以及文艺复兴的世俗君主，还是古典主义的贵族、启蒙时期的第三等级，或是浪漫主义的精神贵族，读者总是拥有“主体性”的存在，而这样的主体性却在资本主义时代消失了，因为读者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式微了，而消费时代又给滑向死亡边缘的读者以致命的一击。唐小林教授对于读书群体数量下滑的现象也很担忧，但他以批判的眼光，指出历史上文学经典的遴选本就没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确定无疑、普遍永恒的原则，因此，“我们只有具体的、因时因地而变的文学经典，没有抽象的、一在永在的文学经典，变动不居才是文学经典应有的面貌。”②
他们对于“当代读者”命运的思考的确发人深省，积极参与到这次关于中国文学未来的讨论中，笔者也有几点不够成熟的思考，仅供大方之家指正。
一 观点来源
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之死”的观点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死了”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一脉相承，仿佛是这一链条上合乎逻辑推演的相似之语，因为“死”都是这些词组中的核心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命题是前者的延伸，毕竟，内在的联系还比较明显。但我认为，“读者之死”这一带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其实与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终结论”“文学理论终结论”那场论争有着紧密的关联。
近几年中国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之后，许多学人纷纷参与这场论争，对文学与文艺学的未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写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讨论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文字是超越了一般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即使是一个读者也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只是一种固定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电影等视觉艺术的图像模式。
而文学之终结并非真正的死亡，相反，“死”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指“一种意识及其意识的对象边缘化了”③，也即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渗入到其他领域去了。如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性别学、生态学亲密结缘，文学与广告、装潢、酒吧、广场、公园等热烈拥抱，文学不再只躺在书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学也不再只将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还选择了电影、电视、DVD等，文学不再只钟情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与托尔斯泰们，也钟情于大众文学如韩剧与金庸们。
事实上，文学理论的根基不会坍塌，文学理论也并非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陈旧至极，它还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故而文学理论的大厦也不会忽喇喇而倾圮。然而，地震已过，余波犹在。文学的现实情况的确是令人担忧的。
“读者之死”的观点也与当下不容乐观的阅读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刘朝谦教授曾对170名大学文学院的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仅有1%的学生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只有5%的人完整读过其中之一部。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电影等图像叙事方式。完整读过《战争与和平》、《复活》、《喧哗与骚动》等名著的为0%④。且不论这种调查的标准是否科学，被调查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等因素，仅就数字本身已足以引起人们的忧虑。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连骄子们都无暇顾及文学经典了，那种能够与作品融为一体、体验人生、感悟生命真谛的读者真的是绝迹了吗？
促发“读者之死”的观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文人持守多年的精英意识。“铁肩担道义”是中国文人一贯的追求，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高蹈胸怀，到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追求，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迈之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未来设想，到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笔耕不辍，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在自己的心中装着普天下人的人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兄弟姐妹，以国为家，怀着救世的情怀而奔波于大街小巷，一次又一次扮演着先师孔子的角色。这种孤傲的精英意识有着一种壮士断腕般的悲剧精神，他们可以不顾身家性命，但却难以视社会痼疾于不见，当他们意识到经典文学的悲剧命运时，当然会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壮士行为。但我的疑虑是，对于“读者之死”的断语，科学性有多大？这一命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必然会涉及对于其中关键词“读者”“经典文学”等的理解。
二 “读者”——是否只属于“精英”
首先来看“读者”这个词。“读者”到底当如何界定才具有意义？即如何理解读者的身份才兼具学理价值与现实价值？赵毅衡教授曾对三位作者的分别所指做过一个精彩的总结，“这位‘死去的读者先生’的身份有点可疑。能做出如此英雄行动的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披着羊皮的批评家之狼”，而“死因很可能是失语后忧郁自杀”⑤。这一分析很有见地，但如此的解读本身已经将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永远地拒绝在文学园地之外。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姚斯在勃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大学任职时，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演说，题为《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语惊四座，在一潭死水的德国文坛，掀起了重重波澜。实际上，早在178年前，德国名噪一时的席勒曾以《研究世界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为题，发表过震动历史界的重要演说，论题只差两个字，“文学”“世界”，由此可见，姚斯是怀着深刻的理论追求而做出的选择。姚斯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⑥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永葆其价值和生命。当年，席勒还只能做出古典主义的回答，而姚斯则向久已疲软与躁动的德国文坛宣战，向以往文学只在作者、作品的封闭圆圈中运动的方法论开出了有力的一炮。
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的出现绝非一蹴而就，它与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这一观点的出现却反拨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并给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理论以致命的一击，它的活力在于“弥合了文学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之间的鸿沟”⑦的同时，重视每一个面对文本的读者，并赋予他们以创造性的自主性。后来的读者接受理论，尽管有泛滥此意的嫌疑，但他们对于普通读者的重视显然有着可贵而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审美教育的角度看，尊重每一个哪怕是普通的读者，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使每一个体的本质力量都得到全面的展现是我们永远的目标，而文学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也应当在此向度上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将遮蔽着或遮蔽了的栖息之所还给人类。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当仅仅将与作者共时的读者理解为读者，而武断地认为其后的人群中就没有读者，也不能仅将专门的批评者理解为读者，而一般的读者就不是读者。这些片面的解释，其消极意义不仅仅在于孤立少数人的同时对多数人进行了打击，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使一些因缺乏审美体验、缺少审美眼光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弱势群体变得更加茫然失措和落后于时代，和谐的理想岂不也因之成为一厢情愿的永久的假设？
综观西方的历史，正是由于自古希腊以来的作者都将读者进行了比较局促的预设，将进入作品的门票限量发放，才有了传统读者的固定模式。我以为，将作者奉为精英，将之置入神坛的做法只能一步步扼杀掉普通读者的自主性，使其在揣摸作者意图的努力中失去自我。
人们普遍担心“80后”的人只知消费而不知审美，只知调侃而不知使命，也确有一些人群将文学看做打发自己无聊的游戏，过着犬儒式的生活，连同“祛魅”本身一同无聊化⑧。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困惑中挣扎，在挣扎中思索，在思索中选择迥异于前人的方法来背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语言可能是莫名的，但思考是真诚的，采用的方式可能是非传统意义所指的严肃，但其内容并非是戏谑，甚至其态度是非常传统的。可见，只有尊重读者才是文学应支持的选择，将当代读者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这体现了一种焦虑，一种顾影自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不信任。而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父母式的由爱而生发的忧与急，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失落后的呼吁或一种鞭长莫及的“道德恐慌”。
三 “文学经典”——是否只属于传统
对于“文学经典”的理解是讨论“读者之死”问题的根基，尽管古老但却很有必要。有人认为只有阅读经典文学的人才称为读者，否则即不是读者，对于这样的认识我有几点疑问，首先，何谓经典文学？经典文学是一个没有张力的概念还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言语？经典文学是否具有永远的权威？最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是否也可以属于经典文学？
经典化理论可以划为两类，一类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在文学文本内部，而实际上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标准，认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有文化教养的人一眼即知，无须进行理由的找寻，倘若一本正经地讨论其存在的标准反而会陷入皮相之谈，落了言筌，着了形迹。另一种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将“什么是经典”的问题置换为“经典是如何建构的”，并对妨碍其建构的压抑性力量进行无情的鞭挞，在他们眼里，经典不是经典自身，不过是供批判的材料而已。前者重视感性经验，却难以找出经典之为经典的合法性标准，后者重视理性的分析，却忽略了文学活动所必需的经验。但结果却是一致的，两种理论均难获得一致的看法，即便在其内部亦是如此。
其实，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本身就具有二分法的霸权味道，它常常以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建构的原则，而意识形态又总是具有主观性，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一切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政治建构”⑨，由于“没有一个立足于‘文学性’的关于文学经典的确定不移的知识谱系，也就不可能有一份固定不变的文学经典的名单”⑩。在这一方面，唐小林教授对中国百年来文学经典的遴选与确立进行过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无论是上个世纪前20年林传甲、黄人、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文学史，还是接下来20年间胡适等人的文学史，无论是50年代至80年代间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是80年代以来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细心翻阅，发现在诸家文学史的更迭中，除了及时地增加一些与时代脉搏紧密相关的词语外，“其由胡适等人所奠定，中经刘大杰等人的不断完善，到游国恩们那里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面貌，乃至经典的阐释和阅读方式”“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11)。在此意义上分析，经典文学的遴选的确具有局限性，既如此，那种认为“读者”随着经典文学遭到冷落便锐减乃至消失的看法便有待商榷了。
另一方面，经典文学在具有不容忽视的传统性的同时也具现代性。有人怀着真诚的崇古热情而执著地认为，经典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代名词，经典只发生在过去，而与现在无缘。但我们认为，那种认为只有古代才有经典而现代没有经典的看法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五四”以来，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产生了鲁迅、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郭沫若、老舍等一大批优秀的现代文学大家，在当代文坛，我们更能看到路遥对于人生的思考、王安忆对于人性的拷问、贾平凹对于土地的眷恋，还有“80后”小将们对于校园生活的理解，这些也许还够不上所谓的“经典”，但我敢说，这都是些负责任的作品。事实上，那些被置于文学史或文学选本中的经典文本，可能源于传统的美学或文化的标准，如屈原的诗、庄子的散文，也可能源于现代的美学或文化的标准，如《窦娥冤》、《红楼梦》等，而传统与现代本来就是一对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范畴。
因此，我们认为，经典不应当在时间上仅划定为古代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也不应当仅指文学史指出的那些作家作品，相反，判断一种文学是否为经典，更要看其是否符合本民族的需要，是否关注和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是否关注人类自身精神家园的构建。经典常常会在现代中生成，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器物遗址，而是价值的再生和新旧之间的变异与连续。也许我的观点平民化，或被指为“草根化”，但我依然恪守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为，经典不能以“经典”的名义去剥夺别的文学作品的话语权，“经典”之魅（权威性与神秘性）也应当极力祛除。
而且随着媒介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创作手段与流通渠道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只相信纸质文本才是经典，视频作品就不是经典，这种只愿意让想象的翅膀在纸质上飞翔，而不愿让精神在屏幕中遨游的固执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当然，传统的经典使人更为愉悦的特性也不能成为鄙视当代“大众文化”的理由。相反，消费文化“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taste of sense)与反思鉴赏(taste of reflection)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化约为感官愉悦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被净化了快乐的愉悦的对立：纯粹的愉悦天生容易成为道德完善的象征和衡量升华能力的标准，这一标准界定正合乎人性的人。”(12)所以，我更愿意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消费时代经典文学的未来，相信在消费文化的浸润下，新大众会勇敢并坚定地将自己的意愿定格于能使自己现实的生活愉悦的趣味之上，“并且‘写作者’、出版机构与‘新大众’共同进入以‘愉悦’为中轴的交换系统中，并以‘趣味’为筹码进行交换，一起推动文学向人的本真需求靠近。”(13)
结语
这场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它起码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尤其让当代的年轻人在聆听的同时也学会思考与关注人生。关于“读者之死”的讨论实际上是一种把自己的功利性隐藏在非功利化的表象之下的精英意识的体现，他们对于文学自主性以及文学自律性的拷问确实发人深省，而且，最为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于文学的那种焦虑，陶东风、吴兴明、黄发有等人对于承载着高端价值的经典在消费社会走向终结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精英挟持文学而读者则消失主体性的现象发生，作为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一种活动，文学应当赋予每一个人以亲近它的权利，文学不应当把自己置于神坛，将神圣的光环笼罩于身，不能为自己划定独特的生产场域，窃喜于曾经的霸主地位。承认并尊重接受者的创造性才是我们一贯的态度。我们理解阿多诺式的人文姿态和人间情怀，但对阿多诺式的偏激，我们则不敢苟同。也许，将深厚的人生思考、社会思考及未来思考与主体意识共同置于文学这一领域，在不放弃真正审美的同时也高昂每一个读者的主体人格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莎士比亚曾迎合过读者，巴尔扎克也曾为市场而写作，但他们都因不朽的作品而成了大家，这不正是读者选择的结果吗？我们因之有理由充分相信读者，尤其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绝不要轻易断言“读者之死”。
注释：
①这两个风险指：一是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思想无力、却又要哗众取宠的行为；二是不加任何限制地说“读者已死”，明显地与当下的事实不相吻合。详见刘朝谦：《“读者之死”所指为何》，《当代文坛》2006年6期。
②详见欧震：《读者之死》，《当代文坛》2006年6期。
③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6期。
④刘朝谦：《“读者之死”所指为何》，《当代文坛》2006年6期。
⑤赵毅衡：《“读者”身份的几点考查》，《当代文坛》2006年6期。
⑥汉斯·罗伯特·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⑦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⑧详见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理论评论版》2006年1期。陶认为，源于马克斯·韦伯“世界的祛魅”中的“祛魅”一词是指以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咒，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他则在扩充、引申而非严格的韦伯意义上使用“祛魅”一词，将其义同时扩展到文化中那种建立在一系列包含—排斥基础上的、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具体指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
⑨⑩唐小林：《谁的读者 何种阅读——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读者之死”》，《当代文坛》2006年6期。
(12)布尔迪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序言》，转引自《消费文化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3)杨效宏：《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文化趣味与意义商品化——兼谈文学的“交换意义”》，《文学评论》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