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和市场体制的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费用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方式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市场经济模式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规律，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否具有它最适合的应用环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本文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范式解释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方向。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框架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主要分支，它发端于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这两篇文章。“罗纳德·科斯迫使经济学家思考人类交往的成本”。（North，1997， p150）交易成本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先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执行的费用，即交易的费用（transaction costs ）。广义的交易费用包括人类一切经济交往（interactions）活动的费用，如自愿合作、通过命令进行管理等活动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以订约形式进行的交易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对经济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科斯认为，如果不把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之中，企业则毫无意义，产权及法律都没有意义了。（Coase，1988 ）只有引入交易成本，不同经济组织和制度形式对效率的影响才能得到理解，正因为如此，新制度经济学才有可能克服新古典主义的制度虚无主义局限性，把制度和经济组织形式本身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交易成本经济学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取代，而是它的扩展。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产生同美国的传统制度经济学有一定的关系。康芒斯最早提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但是，传统制度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工具。阿罗（1987）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之所以取得重要的结果，在于它继承了新古典的理论分析规范，同时又把经济学同经济史结合起来，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理想化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从相互依赖的社会环境出发，探讨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把原子式个人的理性选择的分析扩展到包括相互影响的社会行为的分析，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经济分析方法发展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经济学和非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相互渗透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诺斯（1997）认为，在传统经济分析中，经济的变化主要是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可以是需求的变化，如偏好结构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可能是外生冲击或某一供给因素的相对变化。从比较优势观点出发，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可以解释某些经济增长现象，但不是全部。新古典经济学又引入技术变化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并没有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技术变化速率，也不能解释在技术容易获得的条件下各国经济效绩上的差别。这表明，经济、政治制度和组织对经济主体的激励或负激励十分重要。他认为，随着人类生存的相互依赖性提高，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也在增强，需要形成一个匿名的非人格交换关系，分工和交易范围的扩大需要国家法律保护的产权制度，同时，还需要创造一个能有效促进技术发展和利用技术潜能的交易制度。这些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的经济效绩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诺斯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经济的变迁，解答“西方兴起”之谜，威廉姆逊（1997）则主要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经济组织的变迁。他提出了一套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系统分析框架。它包括七个理论要素和三个层次。
1.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
2.区分不同交易形式的关键方面是交换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的专用性；
3.每一种经济治理结构都是特征的复合体，它体现为具体成本和能力的结构差别。
4.每一种类型的治理模式都必须由相应的合同法支持；
5.理论预测转向考虑交易特征的变化如何改变治理结构，治理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的能力；
6.除此之外，还必须研究把制度环境作为变化参数，考察制度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治理结构成本的相对变化；
7.交易成本经济学始终是比较制度分析的作业，比较是在可行的选择集中进行的，而不是采取假设的态度把现实的制度同理想的制度进行比较，对效率的检验是看能否找到可改进的其它选择。
上述7个方面概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基本理论内核、 预测的方向、检验的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如果能找到不同交易类型同治理结构的关系，把经济的治理结构按照特征集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就可以预测某一交易特征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组织的运行成本和能力的变化，并影响到经济的效率。
交易成本的基本分析框架有三个层次：制度环境、个人行动和经济治理结构。制度环境是主要的变量，包括国家的产权结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它们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治理结构的比较成本优势。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个人行动起作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行为假设是有限理性的能力假设和机会主义的动机假设。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能预测未来世界中的所有偶然性，因此，不可能始终都做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决定。人都有免费搭车（free ride）的机会主义动机， 即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不付成本而获得某种利益。交易成本的产生主要因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行为者的机会主义动机。不同的治理结构正是为了降低上述不确定性和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当一种经济治理结构降低了环境风险和机会主义动机风险就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和合作的净所得，从而提高经济的效率。
上述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范式的简要说明意在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以研究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化。市场经济已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区分为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它们都是一定资源、技术和文化条件约束下交易组织和制度变迁的产物，其相对优势取决于它们降低交易成本的效率。
二、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一个社会的资源、技术和知识存量决定经济产出的可能性边界，但是资源本身并不能解释产出水平的具体位置。只有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效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合作和竞争形式是经济史的核心，而规定人们合作和竞争形式的首要因素是产权。产权是由国家来保护和实施的，因此，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基石。诺斯把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兴起。他认为，人类降低交易成本的第一个里程碑是非人格的匿名交换关系的出现，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有效保护产权的国家出现。从历史来看，不是先有对产权明确的法律保护后才出现非人格的交换关系，而是先有交换关系才产生产权的国家保护的需求。但是，在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之前，市场经济的规模和范围都是有限的。
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本标志。但是，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往往只研究市场经济，政治学只研究国家。新制度经济学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把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诺斯认为，市场交换作为人类相互依赖关系的新形式，国家作为产权保护的主体，两者都具有降低决策负担和降低风险的作用。
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它的成功在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权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了经济的剩余。但是，它的成功是有条件的：（1 ）交易的物品主要是消费品和生产要素，它具有可度量性的特征，具有建立排他性产权的技术条件。（2）信息费用由于大量买者和卖者的存在而降低。（3）机会主义动机受到众多成员的竞争的约束。（4 ）国家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能通过法律降低交易费用。法律作为公共物品，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5）人民对保护产权的法律和国家合法性的认可， 它不仅是法律有效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对法律调节的重要补充。（诺斯，1994，p38 —39）这些条件很大程度上同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环境相符。但是，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以产权为基础的高度分散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面临挑战，客观上要求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向以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变。
三、以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适应个人业主制时代的经济环境，不适应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环境。在产业革命后，以内部分工和科层化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最终取代市场在经济关系调节中起主要作用。
企业为什么会代替市场，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中作了回答。企业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对交易成本变化作出的合理反应。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替代的机制，市场由价格来协调，企业则由行政命令协调，它把产品市场转化为要素市场，在要素市场中通过长期契约来代替一系列短期市场契约。企业是长期契约关系的结合体，企业家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的中心代理人。要素的内部交易与产品的外部交易的边际产出相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分工的均衡点。
以管理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取代以产权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制度环境变化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
（1）它是市场结构变化的结果。“马歇尔难题”（
Marshall's dilemma）证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是无法自我长期持续的，竞争本身包含垄断的趋向，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具有自我加强的力量，随着竞争过程的持续，有竞争实力的企业最终会获得影响市场价格的力量，从而形成大的企业。（马歇尔，1965，上卷，p280）大企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换的相对成本，从而使管理具有节约成本的优势。如果管理对企业本身来说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大企业比小企业有更多投资于管理的动机。“生产费用（来自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两者是科层组织的优势。”（诺斯，1994，p41）
（2）它是适应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的产物。 早期资本主义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但是，由于宗教伦理的道德约束，交易者之间具有较高相互信任度，保证了外部契约关系的稳定性。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以伦理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被机会主义的个人主义取代。机会主义的文化是低信任度的文化，纵向一体化正是对低信任度的反应，它以强制性的管理取代自愿的交换。“当信任度高时，生产的不同阶段可以安全地交给不同的公司，因为相互间合同欺诈的风险是低的。”（Casson，1993）企业这一科层组织的出现正是出于降低机会主义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出现。
（3）它是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条件变化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 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通信和交通革命，它提高了信息传播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对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经济的增长日益依赖于科学技术和和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调，从而使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产生了对管理的需求。同时，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变化也改变了管理的条件，从而提高管理的供给能力。一般来说，生产过程越复杂，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就越低，而对企业内部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就越高。纵向一体化的有计划分工和合作与市场的自发水平分工与协调相比，企业可以提高技术含量高的资源的利用效率。组织内部严格的劳动管理和奖惩制度可以保证为维护工作流程所必须的劳动投入。通过一体化把要素的配置内化到企业内部，提高了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获得较大的确定性。
经济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为了实现知识和技术的潜能，企业在某些领域取代市场正是技术革命对制度进化要求的产物。如果说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主要的交易成本是谈判和订约成本，新的市场经济类型主要体现为管理成本。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对技术潜能的利用效率和必须付出的成本的边际变化。在传统技术革命时代，管理型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20世纪末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以管理为基础市场经济类型的相对优势。西方发达国家正进入知识经济和后福特（Post－Fordism）时代，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组织结构本身也必须相应地变化。未来市场经济结构的走向，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企业结构的扁平化和国家放松管制，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性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边界，收缩企业与国家的边界，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另一方向是在市场竞争和纵向一体化管理之外寻找新的降低交易成本的资源，转向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转向最早源于人们对日本和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现在又同知识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前一方向是消极的，它把当代西方经济面临的问题简单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想通过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去克服危机。只有后一条道路才触及到时代变化的脉搏。
四、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青木昌彦（1990）运用均衡方法对西方式的等级制度（他称为H －形式）和日本的等级制度（他称为J－形式）进行比较。 他根据在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中生产标准化产品的能力、在偏好和需要快速变化市场中的生存能力和在不确定的技术创新市场中把握市场潜能和形成高度专门科技工艺的能力比较两种体制的相对优势，得出结论：两种体制既有优势也有缺点。设CH和CJ为相应形式的成本，△＝CH－CJ，△可根据其中一项或三项来衡量，如果△为正值，则H－形式具有优势， 如△为负值，则J－形式占优势。大致而言， 日本在运用成熟技术生产标准化产品上具有优势，在不确定的技术创新市场的开发和利用上处于劣势。这也说明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逐渐落后的原因。
美国的企业集团内部关系是一种“大企业集中决策，大小企业松散型合作关系”，日本是一种“分散化决策，紧密型合作关系”。美国是以短期契约来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核心企业与合作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种买方垄断的市场关系。大企业凭借其讨价还价的优势获得低成本投入，同时，短期契约使核心企业具有较大的市场反应能力，这是美国企业的优势。但是，通过讨价还价建立的短期契约关系，不能做到信息和技术资源共享，小企业缺乏在专用性资产和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和改进的动力，也不利于建立稳定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日本核心企业通过发包的方式把某一部件的研制、开发和生产承包给零件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可以节约不断变化交易对象带来的成本，激励小企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不利的因素是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分散不利于核心企业开发和研制新产品的能力，缺少外部竞争也消弱合作企业降低成本的压力。日本经济体制运行的成功关键在于合作者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经营者的公正品质。信任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日本经济主要依赖内部监督机制，这一制度的运行需要监督者和经营者对企业负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一个国家经受磨难时或一个国家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力图强大时容易保持，但是，当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后，生产性的经济集团会蜕化为寻租的政治集团，最终结果是权钱交易和经济的衰败。日本经济危机既是结构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美国经济模式受竞争的个人主义主宰，缺乏高度信任的合作资源，结果只能以高昂的内部监督、外部财务和法律监督成本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日本经济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竞争环境，管理者集团的内部监督和合作容易陷入相互勾结，从而给整体经济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未来的经济模式可能既不是美国式也不是日本式的，它必须结合美国式竞争性和日本式合作性市场经济的优势，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新技术产业是主导性产业，它需要新的企业和市场制度。威廉姆逊（1997）认为，不论是H还是J形式的体制都不适合现代技术条件。现代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不确定的技术创新资源，为适应新的环境，他提出了T－形式的经济体制。T意指timeliness，即适时的、暂时的和过渡性的。在技术和竞争条件高度变化的市场中，适时性对企业的成功和失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正确的决策要求企业具有灵活的形式和快速反应能力。在这方面产权集中的新兴小企业具有优势。与此相比，美国和日本式的庞大、复杂和等级森严的制度都过于僵化和笨重。联合的风险经营和相互依赖是T －型企业的特征，功能上互补的经营者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合作是靠目标而不是靠命令维持的。合作是为了共同开发应时性技术和产品，合作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一般都会解散。如果成功意味着各方通过共同努力已经赢得时间，各方都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独立生存和发展，如果失败意味着最佳合作的时机已经错过，合作也就不复必要。联合的风险经营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T －形式在一定程度把握了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特点，它是高度竞争环境下的灵活合作关系。但是，这一解释仍然是不完整的，它没有讨论新型竞争合作关系的文化条件。实际上，文化的认同和差异是形成企业外部的竞争和企业内部的合作机制的重要条件。
竞争是重要的，因为只有不断地竞争和尝试人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潜能，同时别人的成就也可以作为衡量自己业绩的标准。但是竞争又是残酷的，当一场竞争只有一个优胜者，除了优胜者外其他人的努力往往是浪费，除非竞争中获得的能力能转移到其他领域，否则一些弱者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拒绝参与竞争。因此，完全个人竞争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理想的竞争是有组织的竞争，具有不同偏好、价值和信念的个人组成团队进行竞争。因为最成功的团队不取决于个人的竞争能力，而取决于最有效的内部协调能力。这种竞争不仅不会消弱而且会强调团队内部的合作精神。因此，应该关注的不是个体而是组织，应该作出选择的不是要竞争还是要合作，而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存在竞争，价格信号仍然起作用，市场仍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存在合作，企业可以降低内部的交易成本。有了文化和价值认同所产生的高度信任资源，既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分配上也会更加平等，因为个人努力和物质报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从而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在可以接受的公平范围内。这种关系也适用于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和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当股票持有者认同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的社会价值时，他就不会作为纯粹投机和套利者，这就降低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面临的不稳定和委托—代理成本。同样，如果消费者认可生产者对产品的承诺，就可以降低产品的度量和检验成本并降低相互间的外部性。因此，最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是建立在内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经济。
结束语
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和经济体制，需要了解市场体制进化的内在逻辑，也需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市场环境和文化传统。但是，经济体制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的成本。只有经济产出的边际增量超过边际成本，体制变迁才是有效率的。产权型、管理型和合作型市场经济是市场进化中产生的三种主要类型，但是，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的，新的市场经济类型的产生不是对原有形式的简单替代，而是对它的扬弃。首先，产权制度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产权就没有交换，物品就没有经济价值，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建立。其次，管理和合作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管理强调的是分工与协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精确性，合作强调的是分工与协作的主观性、情感性和自愿性。管理是被迫参与的合作，合作是主动参与的管理。只有经过科学管理精神洗礼的合作者，才不仅能够自觉按照生产的技术条件约束自己，而且能够运用共同的信念和价值激励自己。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市场体制的变迁是经济组织结构的变迁，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产权型市场经济经过管理型市场经济转向合作型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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