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气论文,淋漓论文,绝大论文,文字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论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不能不涉及梁启超等人竭力提倡的“史界革命”。20世纪初叶的中国，在西学大潮激荡下，各种新锐学者纷纷提出革新史学的方案，或开始着手新史的撰述，其中成绩显著的有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马叙伦、夏曾佑、刘师培、曾鲲化等（注：参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3、4期。）。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晚清主张史学革新者众多，可影响最大的，却非健笔纵横的梁启超莫属。
今人分辨梁氏史学思想渊源，不难发现其对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多有借鉴。大约从1899年起，梁启超的著述中就可见浮田和民的影响；只不过在《新史学》中，《史学通论》的烙印最为清晰可辨。梁氏并非全盘照抄，撮述中有所调整，而且“叙述更紧凑，条理更清楚，再加上有特色的语言，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其效果反较直接翻译为好”。据说这也是译本虽多（在1902-1903年间《史学通论》共有六种中译本），均不若梁文影响大的缘故（注：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5期。）。今人比勘译本，不难发现梁文虽有所本，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发挥——晚清学者并不忌讳“借鉴”，关键在于是否“合用”。比如，对传统中国史学“四弊二病”的批判，便属于梁启超的自家心得。
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涉及政治立场、民族意识、历史观念、著述体例，以及述学文体等。以往谈论晚清以降的“新史学”者，多从立场及观念入手，本文则更看好表述方式。不完全是拾遗补阙，在我看来，“革命”一旦成为“口号”，就不仅仅是时代风气或思想潮流，同时也是极有感染力的文学表述。这一点，在文人气很浓的学者兼政治家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只是后世研究梁启超者，分属不同专业，其对原本血肉丰满、生机勃勃的任公先生的观察、判断与阐释，多基于自家立场及理论预设，“史界革命”于是与“文界革命”等无涉。而这一分割，无论对于史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史论述，都是一大遗憾。因而，本文之钩稽“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既指向史学，也指向文学。
一、“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谈论晚清的“史界革命”者，莫不极力推崇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尤其是以下极富感染力的表述：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祝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注：《新史学》初刊《新民丛报》第1-20号（1902年2至11月），署名“中国之新民”，校订本收入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处引文见夏编校本545页。）
这段首倡“史界革命”的论述，犹如荒野中的“呐喊”，当年曾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可如此名言，必须与同年11月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比照，方能显示梁氏为文的特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未署名，刊《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改良群治”的“悠悠万事”，到底该惟谁为大，是“史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再联系此前两年的《夏威夷游记》，其中也有关于“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提倡。读读这些煽情的文字，你会发现，刚东渡日本的那几年，梁启超脑海里充满各种关于“革命”的想像。1899年底，赴夏威夷途中的梁启超，在船上畅想中国诗文改革的方案，提出日后被史家再三论述的“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子是也。（注：《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初刊《清议报》第35-38册，1900年2-3月。所引两则日记分别撰于1899年12月25日和12月28日。）
也就是说，从1899年底到1902年秋，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梁启超竟然连续抛出四个同样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小说界革命”。
这是一个需要口号的时代。能够敏感到思想及学术潮流发展之趋向，将众多零散的思考凝聚成一个口号，这是一种本事，需要某种“先知先觉”，更需要胆略与气魄。要说对西学的理解，严复远在梁启超之上；要说国学的修养，梁启超也无法与章太炎比肩。可作为思想潮流而被史家再三提及的，首先还是梁启超的“革命”论述。以一人而包揽晚清四大“革命”的命名权，而且在每场“革命”中都能以身作则，多有创获，这实在是个奇迹。只有在晚清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才可能出现如此局面。可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此四大“革命”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并非像日后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有各自独立的疆界。
言说方式不太一样，但所谓的四大“革命”，其核心都是“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并将其应用到各个专门领域，以改变传统中国的文学及学术。这一思路，确实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主流地位，难怪梁启超如此简要的表述，能激起当年以及后世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可这里的“革命”云云，只是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包括选择、动力、信心、方向感等。其所以激起如此巨大反响，除了顺应西学东渐的大势，满足世人破除陈规陋习、寻求救国救民良策的热诚，还与梁启超特殊的表述方式有关，年少气盛（1902年提倡“史界革命”时，梁刚到而立之年），“笔锋常带情感”，加上有“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报章做后盾（注：梁启超转述犬养毅的意见，称学校、报纸和演说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参见《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难怪梁启超充满自信，态度十分决绝。以日渐成熟的“新文体”，表达诸多关于“革命”的想像，二者相得益彰。
梁启超1920年撰成的《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节有关于自家“新文体”的描述，常被研究者所引述：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注：《清代学术概论》，见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95页。）
根据上下文，这里的“至是”，指的是《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有这句话垫底，讨论“文界革命”者，不必以梁启超等人的政论自限，起码可以包括杂记、随笔、评传，以及某些史著。这样一来，所谓的“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也就不可能真的泾渭分明。《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对于梁启超所撰《李鸿章》的评价是：“此书以泰西传记新体，叙述李鸿章一生经历而论断之，其体例实创中国前此所未有。”（注：《李鸿章》，无署名，《新民丛报》1号，1902年2月。）似这般“前此所未有”的评传，如《南海康先生传》、《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乃谈论“文界革命”或“史界革命”者都必须涉及的。
假如“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互相沟通这一假设成立，《新史学》之《论书法》，便不该被忽略。以往我们多注意其对于传统的“春秋笔法”的批评，倘若借鉴“文界革命”的思路，则以下这段话大有深意在：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注：《新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570页。）
《论书法》一节乃梁氏的神来之笔，当初译介进来的外国史学著作，未见有此名目。此举既延伸了对于传统中国史学的批判，也无意中透露了梁氏本人的趣味。本文即从此入手，希望窥探梁启超“新史学”中不太为人看重的另一面。
二、政论文章与历史著述
梁启超所表彰的“书法”，以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127)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撰述为榜样，这点很值得注意。关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史学家吉本，除《新史学》外，梁启超还在《自由书·不婚之伟人》、《新民说》、《说常识》、《盾鼻集》中提及，但真正有所论述的，乃撰于1911年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而我国人爱国心之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吉朋者，英国之良史也。所著《罗马兴亡史》，欧洲有井水饮处匪不诵之。其言曰：“罗马自征服意大利以后，其人民无复爱国心。彼非不爱罗马，然所爱者，罗马之文化，非爱罗马人，非爱罗马国也。其人常以保存增长其文化为己任，以扩张其文化施于世界为己任。无论何族之人，有能完成此责任者，则罗马人奉权力以予之不稍吝，故罗马历代帝王，起于异族者居其半。”
至于梁启超之正面表彰普鲁塔克，有《作文教学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只是最为精彩的，当推1902年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此传竟五处提及罗兰夫人阅读普鲁塔克的《英雄传》。第一次出现时，作者还加了个按语：
按：布尔特奇Plutarch，罗马人，生于西历纪元后四五十年顷，其所作《英雄传》，传凡五十人，皆希腊罗马之大军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腊人一罗马人两两比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万余言，实传记中第一杰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伟人如拿破仑、俾士麦，皆酷嗜之。拿破仑终身以之自随，无一日不读，殆与罗兰夫人等也，常置身卷里，以其中之豪杰自拟。（注：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
前者强调文化对于帝国的超越，欣赏“以保存增长其文化为己任”者；后者则突出传记之英雄主义气质，以及“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这种阅读趣味，与西方学者的判断不无相通处。
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及“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许多人为了准备起义和诛戮暴君而读普鲁塔克的著作”（注：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而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上卷则主张“应当把普鲁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而不应当把他看成历史家”；因为，“唤醒业已消失的希腊理想主义和对道德的尊重，几乎是普鲁塔克热情而迫切地追求的目标”。扁平的人物造型以及简要的叙述，或许不符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但是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这段时期，普鲁塔克的著作却极受欢迎”（注：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159-1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同样是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下卷，强调吉本对历史写作方法及技巧的探讨：“抓住历史的连续性这个观点的第一位作者就是他，而且他视野广阔、学识渊博。”（注：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而古奇的《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则称：“吉本的著作在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并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建筑物都久已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屹立着。”（注：古奇著、耿淡如译《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或许是注意到任公先生对于吉本的欣赏，半个多世纪前，张荫麟在大力表彰梁氏的史学著述时，故意将其与“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相比较，而且认定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注：参见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到底谁该“瞠乎后矣”，这里暂时不论；要说二者具有可比性，很可能指的是任公先生的学术史著述。传统的学案体包含学者传记、言行、著作摘要、相关评论等，尤其重视某一学派的承传。而梁著在此基础上，更突出时代风云、思想潮流、历史沿革等，尤其关注不同学派间的纷争，以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具体成绩。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确实以其“视野开阔，学识渊博”，以及“在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最为人称道。
与学术史著述之注重整体感与连续性不同，梁启超之开创评传体式，则是以叙事生动、议论精辟，以及激情澎湃著称。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开篇，当初不知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
“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19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注：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
可与此相比美的，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结尾处的“新史氏曰”。表扬过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的赫赫功勋，坚信“吾侪读史何为乎？察往以知来，鉴彼以诲我而已”的任公先生，忍不住大发宏论：
要而论之，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此五端者，不过对吾侪之缺点，而举之以相劝勉相警励云尔。呜呼！我辈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险象，夫岂在吾下也！苟吾躬而愿学三杰其人者，则虽才力聪明远下于彼等，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注：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册。）
诸如此类的长篇大论，并不限于“开篇”或“结尾”。只要有感触、能发挥，梁启超随时可以搁置叙事，插入洋洋洒洒、骈散相间的几百乃至上千言的宏论。这与《史记》中盖棺论定式的“太史公曰”，不可同日而语，明显是另有渊源。
在1922年所撰《作文教学法》中，梁启超谈及“古今中外传记名手”，举的是“在欧洲则布鲁特奇之《英雄传》，在中国则司马迁之《史记》”（注：参见梁启超《作文教学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而此前一年，梁启超还专门表彰司马迁“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这一点，“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35页。）。
《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之祖，称《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郦食其列传》等“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或者表彰其特别能摹写人物神态，尤其善以小事见性情（注：参见《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及《作文教学法》，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5册。），都在情理及预料之中。不过，要说“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注：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15册。），司马迁其实不如普鲁塔克更为本色当行。梁启超所撰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评传，基本上都以思想性、知识性见长，大处着眼，外加激动人心的抒情及议论。至于精妙的细节、入微的刻画，不能说全然没有，但确实非梁传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梁启超所追摹的，主要并非历代文人奉为圭臬的司马迁，而是“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的普鲁塔克。
说到“悲壮淋漓之笔”，自是不能不提及梁启超极负盛名的“新文体”。在我看来，“新文体”之“笔锋常带情感”，“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等特点，固然在《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政论中得到很好的落实；而上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及《南海康先生传》等史述，同样符合梁启超对于“新文体”的界定。论者因主要关注“新文体”对于桐城古文、六朝骈俪或八股文章的挑战，还有如何接引新术语和外国语法，不免重议论而轻叙事，相对忽略梁氏或长或短、或中或外的人物传记。
郑振铎注意到《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袁崇焕传》、《王荆公》、《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的；决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可限于体例，还是将其作为“历史著作”，与代表“新文体”实绩的政论文章区分开来（注：参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2月。）。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定梁启超文体演变为六阶段，从少年时代的学桐城，到后来的学汉魏，再到“新民体”之“晰于事理，丰于情感”，这前三段基本依据梁氏自述。从第四段起，方才见出钱氏的眼力：《国风报》时期梁文“已臻洁净，朴实说理，不似《新民丛报》之浑灏流转，挟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长如故”；民国既建，海外归来，因与林纾、陈衍、易顺鼎等相过从，梁氏“述志言情，间出俪体”；晚年专心讲学与著述，且与新文化人胡适等交往，舍诗古文辞不为，而时时为语体文（注：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83-40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钱先生的分辨颇为精细，只可惜囿于“文章”的观念，不将“史著”纳入论述的视野。
作为“史界革命”的发轫之作，《新史学》之《论书法》，固然涉及传记、通史等著述体例问题，可所谓“悲壮淋漓之笔”、“发扬蹈厉之气”，指向的却是文章。这也难怪，《罗兰夫人传》固然被作为文章广泛传诵，即便《清代学术概论》，当初也是作为文章来认真经营的，只不过因“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23页。），方才独立成书。私心以为，《清代学术概论》乃梁启超所撰最为成功的兼及“著述”与“文章”的代表作。
梁启超平生撰述，早期主要是政论，后期则以史著最为出色。这当然只是概而言之，比如其对于评传的兴趣，便始终没有改变。可研究者之表彰梁氏“文章”，大都集中在前期的政论，而不太涉及后期的史学著述。反而是在梁启超刚去世时，有徐凌霄、谢国桢、郑振铎三文，为其后期撰述作了专门的辩解。如报人彬彬（徐凌霄）的《梁启超》称：
世人所认为真正之梁文，大抵皆以《新民丛报》所作为标准也。其用语体文于学术之讲演，及整理旧艺之著作，亦出于自然。以新语体自有显白条理之特长。此系实用问题，贵得其便。章士钊遽讥其阿附后生，降抑身分，则所见甚陋。此只是工具之运用耳。苟于宣意达词为便，区区人我之界先后之分又何足论哉。（注：彬彬（徐凌霄）：《梁启超》，原载1929年1月26-28日《时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1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谢国桢作为及门弟子，其《〈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的口气，似乎略嫌夸张：
按先生少年之文，以豪迈胜；及夫壮年治学，以系统条理见长，故恒亦有疏忽之愆；及夫晚年，则由提要钩玄，一变而为精湛纤密之作，而文则情韵不匮，直迫东汉。（注：谢国桢：《〈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原载1929年3月5日天津《益世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26页。）
新文学家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固然着重褒扬梁启超《新民丛报》时期的撰述，但也不忘其后期写作。郑先生并没有否认梁启超归国后的撰述文字风格与前不同，但颇有偏爱“雄奇”但不薄“恬淡”的意味：
他的文字已归于恬淡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读《新民丛报》的文字，我们至今还要感到一种兴奋，读近年来的梁氏文字，则如读一般的醇正的论学文字，其所重在内容而不在辞章。
对于梁启超之追随时代变化，改用白话写作，风格由“气势雄健”一改而成“舒徐婉曲”，郑振铎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此可见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注：参见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2月。）。
3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健康发展，梁启超的许多具体研究成果被超越，而其“笔锋常带情感”，当初乃“新史学”的催化剂，如今则成了“不够专业”的象征。其论述之随意、考证之粗疏，借用外来学说时之一知半解，使得作为“学者”的梁启超，日渐远离中国学界的主流。
倒是史家钱穆的一则私人通信，重新激起我们对梁启超的强烈兴趣，不过，这回不是“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而是其述学文体。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称“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其中专门表彰梁启超的述学文字：
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单就其书体制言，实大可效法。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这里强调的是梁氏的“论学”，而且专门点出撰于五四运动后的各书各文，正可与上述郑振铎等人的说法相呼应。也就是说，事隔30年，任公先生的“文章”重新引起关注，而且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史学家的关注。
又过了30年，90年代的中国学界，梁启超的名字再次大放光彩。世人有欣赏其立宪政治的，有追慕其文学改良的，有发掘其国文教育主张的，更有表扬其引进外资思想的。任公先生本就兴趣广泛，言论驳杂，对当世的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发表过意见，于是，反省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任公先生成了最佳的入口处。但毋庸讳言，今日世人之普遍关注梁启超，与其“平易畅达”的著述文体不无关系。这里所说的文体，既包括前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时务文体”，也包括后期以白话为主的“醇正的论学文字”。
三、“极宜着意修饰”的“论学文字”
在同一封论学书札中，钱穆还分别表扬了章太炎、陈垣、胡适等人的述学文体，并对王国维的考据文字“繁重处只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以及陈寅恪的“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颇多非议。以下引征此信，并略做注解与发挥。
钱穆论学宗旨与胡适不同，可这并不妨碍其欣赏胡文。所谓“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大体准确；只是“尖刻”二字，在我看来，与适之先生的为人为文均不大能对上号。20年代，陈西滢评选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不选《尝试集》，也不选《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选相对庞杂的《胡适文存》（注：陈源：《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西滢闲话》335页，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胡适本人对这一选择很不满意，称“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注：《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集》卷二第2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其实，《胡适文存》中的长篇论文，与其哲学史、文学史专著，同属述学文字，没必要过分拘泥。40年代，朱自清曾专门撰文，指导学生阅读《胡适文选》：“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29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段话，基本上可移用来评价胡适的专业著述。
胡适的述学文章很受欢迎，当初影响极大，可这并非“无心插柳”。作为学者，胡适对于文章的经营，确实是很下了一番功夫。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中，胡适征引崔述35岁那年自陈有志著述而先从熟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文章入手的书信，然后大加发挥：
他这一番工夫实在不曾白费掉；他虽不以文名，但他的文章在清朝古文之中要算是第一流的了。和他同时的史学家，章学诚也讲究文章，故能自抒所见；那作《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蔡元凤因为文笔烦冗，便令读者生厌了。又如近代廖平与康有为，同治今文学；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了。要知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崔述于著作之先，力求能“自抒所见”的预备，这一层很可以做后人的模范。（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胡适文集》第7卷176-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学问家之为了能“自抒所见”而着意经营文章，与文学家之专注于文学创作，其实还是很有区别的；而廖平与康有为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的大小，也不全然是文章的缘故。但胡适对于“述学文体”的理解与刻意经营，还是值得认真琢磨（注：参见拙文《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7、8期。）。
至于说到陈垣的“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估计不会有什么争议。因陈文特色实在太明显，作为考据文章，确实是本色当行。不过，启功提醒我们，以严谨著称的史学家陈垣，同样富有“诗情和书趣”，其带“自况”性质的联语“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可见其志趣所在（注：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见《励耘书屋问学记》10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之所以选择《日知录》式的论学文字，“只求通达不求文采”，乃有感于文学家不会著史书，故拒绝《新五代史》那样的“借史作文”（注：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见《励耘书屋问学记》23页。）。虽然抗战中陈垣史学思想有所变化，“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注：《致方豪》，《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上）17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著述风格基本上没有变化。援庵先生晚年撰《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批评“有一种文章，看起来洋洋大观，而一句话绕来绕去，看了半天看不懂，不知他说的是什么”，表面理由是“话要讲明白，让人看得懂”，实则坚持其“文字简练”的一贯主张（注：《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陈垣史学论著选》636-6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钱穆最为欣赏的述学文体，其实还属章太炎。不再限定“义理”或“考据”，而是统称之为“论学文之正宗”：
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这与太炎先生本人的自我估计，大致吻合。只不过在章太炎看来，以“学说”、“文辞”来区分文章，本来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丙午年第9-11号，1906年10-12月。）。章氏的立意乃是“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破除所谓“应用文”与“美文”的区别，强调“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点得到文学史家胡适的高度赞扬。胡适甚至称：“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将章氏的专业著述说成“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点很合太炎先生的口味。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掩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注：《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169-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太炎又进一步区分“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的文士之文与“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的学者之文（注：章炳麟：《论式》，《国故论衡》117-124页，东京：国学讲习会，1910年。），而且明显倾向于后者。
史学史家大都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实，就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同时，章太炎也在酝酿新的“中国通史”的撰述。1902年七八月间，章太炎屡次致信梁启超及吴君遂，表达自己借鉴社会学，从事学术志及通史写作的愿望。其中提到：“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这些思路，完全可与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互相发明。而且，就在这一年，章太炎“删革”日后被自家和后人作为“文章”来表彰的《訄书》。也就在这一年，太炎先生“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9页，《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
读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所附录的《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实在佩服钱穆先生对各家述学文字风格的精确体味。作为史学家而如此关注述学文体，我相信是与其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关。在《宋明理学概述》的《自序》中，钱穆追忆自家的治学经历：最初从韩柳文入手，后“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由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又上溯五经；后“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注：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余英时对钱先生这段恳切的自叙十分欣赏，不过更多强调“‘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注：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35页。）；我则更关注钱先生早年的浸染唐宋八大家古文，如何影响其一生著述。举《国史大纲》为例，世人多关注书前所要求读者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实更应该注意的，是那长达34页的“引论”（注：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之“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和“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不说其中所体现的史家的政治立场与忧患意识，单是文章本身，便值得认真体味。《师友杂忆》第十一章提到，此“引论”当初刊之报端，曾引起巨大争议；陈寅恪断其为“大文章”，还提醒张其昀“君必一读”（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9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这虽是钱先生自家的回忆文字，但我相信这一说法。
余英时在淬砺其述学文体时，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钱穆的意见，或者另有“暗度陈仓”的高招，在找到进一步的确证前，不好妄下结论。但钱先生以下的建议，确实让我们看到余先生日后学术及文章发展的某种趋向：
弟之文路，多看《鲒埼亭集》为近，自全祖望上参黄宗羲《明儒学案》各家之序，此是绝大文字，以黄、全为宗，再参以清代各家碑传，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依然健在的史学家中，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绝大文字”者，为数实在不多；而余英时名列其间，当之无愧。就像钱穆所说的，“作考据文字较易，作阐述文字较难，专从一点说之易，而兼综并包者难”——后者需要全史在胸，需要驾御全局的能力，需要“于主要观点刻意沉潜反复，有甚深自得之趣”，方可下笔。这样的文章，方才有可能追踪“虽有未精，然元气淋漓”的乾嘉以前著述（注：《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及252-25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钱穆此说，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清初学术的评述，可谓异曲同工：
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注：《清代学术概论》，见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27页。）
照任公先生的说法，此乃“启蒙期之特色也”。而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学问及文章境界。这种境界，梁启超向往之，钱穆、余英时何尝不如此？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梁启超论述清初史学之建立，专门表彰全祖望的性情与文章：
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全谢山性情极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他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记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注略）他最善论学术流派，最会描写学者面目，集中梨洲、亭林、二曲、季野、桴亭、继庄，穆堂……诸碑传，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9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对比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评传，以及条理贯通、见识高迈的学术史，当能明白任公先生与全谢山的学问文章，颇多渊源。而钱穆、余英时师徒撰写史论时之追求“绝大文字”，似乎也与梁启超、全祖望血脉相连。
四、史家的“文人习气”
全祖望极其崇拜黄宗羲，然亦不阿其所好，在《鲒埼亭集·答问南雷学术帖子》中，对梨洲先生不无讥讽：“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梁启超认同此说，称：“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4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我却不这么看，没有完全蜕变成只讲经史、不弄文章的清代学者，或许正是黄宗羲的可爱之处。其实，全祖望本人的学问与文章，其佳妙处也正在此。只是囿于时代风气，一说到学者的“擅长文章”，便有点旁骛杂收、学问不够精粹的意味。黄宗羲《南雷文案·李杲堂文钞序》称：“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这当然是理想状态。可刘师培明确告诉我们，清代学者大都“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26期，1907年3月。）。梁启超则换一种说法，称“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只是因“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注：《清代学术概论》，见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14页。）。
文章别是一家，关乎才学，也关乎性情，并不一定随着学问的长进而长进。这一点，梁启超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概跟论者本人的趣味、能力以及发言的姿态有关，梁启超立论时反而刻意贬抑文章的功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论“史家的四长”，发挥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关于史学修养的论述，并有所修正与创新：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玄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371页。）
将“史才”放在“史家的四长”的末位，如此轻视“史家的文章技术”，与梁启超本人的气质有关。对于才华横溢的任公先生来说，根本不能想像，表达精确、文采飞扬怎么可能会是个难题！
可看梁启超谈论“史德”之必须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等毛病，或者讲“史学”时之传授“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还有“史识”如何依赖于“正确精密的观察力”等，说实话，都不见十分精彩。倒是最后出场的“史才”，颇多可圈可点处：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术的。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章实斋作《文史通义》，把文同史一块讲。论纯文学，章氏不成功；论美术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对于作史的技术，了解精透，运用圆熟。这又是章氏的特长了。（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382-383页。）
至于何谓“史家的文章技术”，梁启超主张从“组织”与“文采”两方面着眼。前者包括“剪裁”与“排列”，乃史家必备的基本功：“此事看时容易，做时困难。许多事实摆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拢来，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术差一点的人，就难组织得好。没有在文章上用过苦功的人，常时感觉困难。”后者相对复杂些，似乎不必强求。
“文采”的要素很多，梁启超选择最为关键的两点。一是“简洁”——即便对“章无剩句，句无剩字”的解说不尽相同，史家一般都会认同行文需“简洁”的主张。真正显示梁启超趣味的，其实是第二点，即“飞动”：
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扳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386页。）
梁氏接下来比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者体裁一样，可感染力却有天壤之别。不是史实的差异，而是前者文章飞动，后者则显得相当呆滞。由此可见，对于史家来说，“此种技术，非练习不可”。
这段关于“文采”的议论，在梁启超或许只是信马由缰，但因有丰富的写作经验作底，显得十分贴切、自然。强调史学著述必须认真经营，“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以及追求“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的效果，且将其作为“好文章”的重要指标，我相信这是梁著获得巨大成功的“独得之秘”。
让“史才”在“史家的四长”中叨陪末座，如果不是故弄玄虚，以求超越前贤，那便是推己及人，以为天下史家都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之表彰顾炎武、黄宗羲，或者申明“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等，对于熟悉其学术思路及文章趣味的人来说，都在意料之中。倒是大力褒扬戴名世，颇发人深思。戴君罹奇冤以死，固然值得同情；但将其置于“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而且自甘“俯首”，实在出人意外：
其史虽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遗文数篇，足觇史才之特绝。其《孑遗录》一篇，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见具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其《杨刘二士合传》，以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运宏四人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势若指诸掌；其《左忠毅公传》，以左光斗为骨干，而明末党祸来历及其所生影响与夫全案重要关系人面目皆具见。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不著议论），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两人而已。（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1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以文集之文来褒贬“史家”的“史才”，本就有点蹊跷；如仅涉及“组织力”与“情感力”，似乎只能证明“文章有天才”，而不该贸然闯入“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问题在于，梁启超并不觉得如此比附有何不妥。可见其心目中，“史才”其实并不易得，极为精彩者，同样值得“俯首”。
所谓的“文人习气”，落实在具体的史学著述中，可能是无识大体，“流连于枝叶”；也可能是“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二者都能使得原先“扳起面孔”的史著，带上某种“文学性”，只不过一“轻浮”，一“飞动”，得失之间，几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基于此，我并不一概排斥史学著述中的“文人习气”。尤其是当下中国，“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史家根本不屑于讲求著述中的“组织”与“情感”，更不要说着意修饰“论学文字”，其著述因而日渐枯燥，很难再“感动”专业圈外的读者。此时重温梁启超的经验，不无好处。
更何况，在我看来，所谓的“文人习气”，不一定落实为文体上的“平易畅达”或“辞采靡丽”，而更体现在一种不同于史家（或其他专业学者）的眼光、立场、趣味，以及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某些方面，比如对千古不变的人性的发掘、对已经消逝了的情景的悬想，对研究对象的体贴入微，对文本内外的沉潜把玩，还有古今对话的欲望、直觉领悟的能力，以及丰富的人生体验与想像力等，“文人”似乎并不比“史家”差。如此立说，并非颠倒时论，在史学领域里以“文人”取代“专家”；而是主张学有专门的“史家”不必刻意回避“文人习气”，以免自家生命以及笔下文章过于干枯。
强调“史学”不见得非远离“文学”不可，这点，与时贤之借渲染“史学”的“科学性”提高其学术品位的努力，基本上是背道而驰。暂时不追究“科学”作为学科、作为方法、作为人生观、作为主义的巨大差别，也不想引入后现代的历史观，就按一般的解说，“史学”也都不可能与“文学”、“艺术”绝缘。
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在英国思想家罗素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没什么好争论。针对世人对于科学的过分崇拜，在《历史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演讲中，罗素甚至称：“历史中的科学规律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重要，或那么容易被发现。”而“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这一基本要求，使得讲求“文学技巧”，变得并非可有可无。作为例证，罗素提出来的，恰好就是普鲁塔克和吉本；而且具体论述时与当年梁启超《新史学》中的思路非常接近：吉本“他是用丰富的想像力写的，而不是只怀着记述已知事实的冷静的愿望去写的”，即便不符合历史规定情景，“却使人有一种非常逼真的感觉”；“普鲁塔克的《希腊和罗马名人传》鼓舞着很多具有非凡抱负的年轻人度过英勇的一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就不去冒险了”（注：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62-83页，25-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在《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一文中，罗素再次提及“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布鲁塔克就一直是古代历史学家之中最有影响的人，——但确实并非是在历史学作家们中间（因为他一点也不可信），而是在实际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中间”；而作为史学家的吉本，“尽管他对个人的描绘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对伟大事件进程的感受则是准确无误的。没有别人曾经提出过一幅历史纲要，能比他做得更好”（注：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62-83页，25-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或许，在罗素看来，对具体人物性格的生动描绘，以及对整体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二者乃历史学家的基本功，也是史学之兼及“科学”与“艺术”的重要特征。而这，恰好可以普鲁塔克和吉本为代表。
在中国史学界，最早明确承认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当推英年早逝的史家张荫麟。在其发表于1928年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有这么一段名言：
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注：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如果承认史学应该兼及科学与艺术，而不简单地推崇“史学便是史料学”，那么，对于梁启超的史学成就，评价可能会更高些。
也正是这位才高气盛的张荫麟，在《跋〈梁任公别录〉》中，针对世人之批评梁启超考据不够精当，作了如下精彩的辩解：
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在《饮冰室合集》中首次刊布于其身后，世人注意之者甚少），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注：参见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说到麦可莱，我想起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的一段话。在论及麦考莱等三位英国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家时，汤普森称：
他们的著作和吉本的著作类似，即使被见解更正确，细节更可靠的著作取代之后，可能仍然会继续流传。（注：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我相信，梁启超许多精彩的人物评传以及《清代学术概论》等，都会有这种幸运。
与文学家争锋，当然不是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但出神入化的谋篇布局，以及变幻莫测的叙事技巧，何尝不是史家的基本功？分析史学固然更多借重理论与史料，至于叙事史学，文学手法是必不可少的。我同意汤普森的说法，“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因为“从好奇心和想像力产生的对惊险事件的朴素的兴趣也是一切年代都有的”（注：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即便以分析为主，“史才”同样不可或缺。照罗素的说法，比起辞藻、文采、情绪等，史家的述学文体更值得关注：“文体，如果是好的，乃是作家感情方式的十分个人化的表现。”（注：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62-83页，25-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此语既可证以吉本之苦心经营，为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在呆板的记事体和夸饰的论辩体之间选定一种适中的笔调”（注：参见戴子钦译《吉本自传》（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156页：“一个作家的文笔，应当是他的心灵的映象，而语言的选择和驾驭，则是长期操练的结果。我做了多次试验，然后才有可能在呆板的记事体和夸饰的论辩体之间选定一种适中的笔调。第一章起稿三次，二、三两章起稿两次，方才觉得差强人意。”），也可呼应钱穆对章太炎等各具特色的论学文字的精彩评点，更可完善郑振铎、钱基博等人关于梁启超文体演变内在动因的解说。
汉语语境中的“新史学”，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百年间成绩斐然。论者面对这种既令人振奋、又不无遗憾的局面，无论是回顾、反省还是展望，多从理论提升、史料扩容以及学科拓展角度立论，而很少考虑表述方式的革新。对于基本是门外汉的我来说，本文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想为“史界革命”补充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侧面，即，“述学文体”值得认真经营，并非只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
2002年8月13日初稿于京北西三旗
2002年9月7日修订于台大长兴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