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与“妖魔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人论文,中国论文,眼中论文,妖魔化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2)01-0053-06
前言
90年代初，笔者曾对“中国(人)在您心目中的形象”这一问卷在德国人中作了调查。 被采访人的回答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也是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落后苦难的中国；没 有自由的中国人；人口问题、封闭的国家、文化大革命、“蓝蚂蚁”——中山装等等。 第二类的回答是：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兵马佣、万里长城……。第三类，即极少数 人的回答：一无所知。
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普遍认识。的确，中国在 西方人的心目中，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形象，而往往是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 正如德国现代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所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一直是无理性 的，是介于理想化(Idealisierung)和妖魔化(Verteufelung)之间的。”(1973)那么， 为什么西方会对中国产生如此极端的两种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追溯历史，看 看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历程。
一、马可·波罗：旅行家的眼光
公元7世纪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主要是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从波斯、中亚 细亚，通过新疆的“丝路”到达长安。由于唐朝的文化开放政策，盛唐时期对外贸易达 到了顶峰，而唐文化也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远扬四海。后来由于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 45)出现了历史上“废景教”等外来宗教事件，使得这一交往出现了暂时的停止。一直 到13世纪的元朝，才出现了与西方世界再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一代天骄”的成吉 思汗，当他把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时，实际上也造成了汉文化与基督教文 化和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多种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这给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带来了三个直接 的结果。第一，中国的物质文化进一步西传，其中包括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四 大发明的辗转西传。第二，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第三，造成了罗马 教廷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急迫心理和浓厚兴趣。这三个结果对世界了解中国有着不可估 量的影响与作用，具体表现为：
1.唐朝以后，尽管精神性的对外交流几乎停滞，但对外经贸仍然繁荣。这是因为物质 的东西正是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基本内容，四大发明就是这一时期传向国外的。西方社 会在认识了中国的丝绸以后，还认识了中国“国粹”的东西，他们认识了瓷器，并把它 称作“China”。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物质上的交流，才使得任何冥顽不化的闭关自 守政策难以把大门关死，才使得西方社会通过中国的物产来认识中国。由于物质中所含 的文化精髓是衡量交流各方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尺，而这一方面中国明显高于当时的欧洲 ，所以，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是倾慕和赞叹的，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 象是卓越的、繁荣的。
2.中国丰富的物产文化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这些人回去以后，口 述手记，使中国美好富强的形象进一步传播，最著名的当数马可·波罗写的游记。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后来人们公认的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中，就旅行 规模、贡献和影响等综合而论，排行第一。其他三位依次是伊宾·白图泰(Iibn-Battut ah)、鄂多力克(Odoric da Pordenone)和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四人中，除伊宾 ·白图泰外，其余三位均是意大利人，这正好与当时意大利经济、文化、商业的迅速发 展相一致。波罗于1275年到达中国，从1275年至1291年17年间，一直以客卿身份在元朝 宫中供职。在此期间，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当时所有的省、市。他于1295年回国。三年 后，由其口述，罗斯悌谦(Rusticano)手记，一部脍炙人口的游记问世。游记用实录式 的描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书中记载了中国当时充裕的财富、繁盛的 人口、舒适的生活，这些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好奇心，人们争相传阅和翻印，一时洛 阳纸贵。1477年德文译本出版。600多年来，马可·波罗游记在世界各地被用各种文字 辗转翻译，中国的形象也不胫而走，广泛传播。由于游记中那种夹杂着神奇色彩的传闻 和登峰造极的介绍，引发了西方社会情不自禁的赞叹，难怪人们要说，马可·波罗“替 欧洲人创造了心目中的亚洲”——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中国。
二、耶稣会时代：体察与播扬
西方社会自1517年起，由于宗教改革的冲击，突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樊篱， 而进入了一个比较宽容对待其他文化的时代。正是这种时代所赋予的比较宽容的气氛， 给罗马教会注入一股改良的清新之风，造成了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某些改良派，如耶稣 会。罗马教廷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向这个陌生的国度派遣传教士也是顺理 成章的事。
1540年诞生的耶稣会(Societas Jesu)实行严明的纪律，灵活的策略，注重高深的学问 。1552年，耶稣会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这一时期，在中国传教的有耶稣会士范礼安(A 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由于开创时期艰难曲折，所以教传 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583年，利玛窦(Matthieu Ricci)来到中国，才真正开始了耶稣会 在华传教的辉煌时期。
耶稣会士深知，他们的传教事业面对的不是初民土人，而是有着数千年悠久文化的炎 黄子孙。所以，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传教的基本策略，即摒弃耶稣会内和会外其他教士的 生硬做法，以求与中国文化相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传教方针，主要有两条：1.以基督教“华化”的形式，赢得同情、支持和归宗。最突出表现在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 态度上，如利玛窦的“借佛传教”和“削发称儒”。利玛窦原想，既到中国传教，就得 迎合中国原来的宗教信仰，于是穿上了僧衣，自称来自“天竺国”，使中国人见了惊诧 莫名，呼之为“西僧”。后来他知道中国文化最深层的还是儒学，又马上改换一身儒服 上北京去了。2.用科学知识、西洋新鲜玩意开路，扩大传教局面。这一着不光对于传教 是有效的，而且，在明末清初愈益封闭的中国吹入了新鲜的科技之风。比如汤若望(Jea 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是继利玛窦之后另一位成果辉煌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 622年来到中国，亲历明崇祯、清顺治和康熙三朝，以其卓越的天文、数理、机械、炮 术等知识，赢得了士大夫阶层和三位皇帝的宠信，官至钦天监监正。
汤若望与利玛窦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以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西方的新巧技艺，如自 鸣钟等，打开传教局面的，而前者主要是以与中国皇朝统治地位直接有关的科学技术， 如铸炮和修历等取胜的。但二人同样成绩斐然。
随着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成功，欧洲的其他各会也相继派出教士来华。不过，这并非 壮大了传教的力量，相反，他们与耶稣会的会士就“礼仪问题”①(注：所谓“礼仪问 题”指的是：1.尊文祖之礼，2.祭祀之礼，3.祭天之礼。其问题实质在于：在天主教教 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没有或有多少共通之处。这场论争，当然是服从于传教事业的 ，并且受制于天主教各派间的明争暗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争论，以至于1773年教 皇克勒门弟十四颁布了解散耶稣会的命令。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是结束了，却没有想到，这里出现了历史上常见的种豆得 瓜的现象：他们致力于传教，却也给自己造成了第二种身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研 究者。显然，后一种身份比原来传教士身份的影响要深广得多。由于利玛窦、汤若望等 传教士都分别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与当时中国的高官和学者为友，曾潜心研究过 中国的习俗和法律。所以，在他们大量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地理、政治、民族性等问题 作了详细深刻的阐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国形象也更具体、更丰满和具有立体感 。比如，利玛窦了解的中国政治是“君主政体”；中国的皇帝和老百姓都“很满足于自 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知识分子阶层则依附于并控制着政权，“宁愿做最 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 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对这种中国政治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利玛窦是抱了七分 欣赏、三分批评的态度。
除了对儒、释、道、理学诸类观念形态的中国文化的品评之外，他们还通过对民俗风 情、生活方式等实践形态的中国文化的分析，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民族性的了解中变得 既较有深度又比较丰富。比如，利玛窦说到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重礼节、讲友情 的中国人却对外国人怀有极深的成见，“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 真相大白，他们越自卑。”
如果说，16世纪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仅停留在神话阶段，那么，到了17世纪 后期，通过传教士的著述，中国的形象由远至近，西方看到了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同时 也发现了它的缺点和晦暗面。然而，传教士的阐述已引发了欧洲的又一轮中国热；中国 的物品在欧洲流行，中国的风格、式样成了时尚、既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来冒险，从事东 方贸易，也第一次引起了欧洲学术界、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注意。
三、理性的时代：赞美与批评
18世纪，人称理性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常常被中国人引为自豪的时期。自马可·波罗 和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作了积极正面的描写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这一百多 年里，以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和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莱布尼茨为代表，西方文化巨人对中 国文化多有赞美之辞。以致在当时西方启蒙的风暴中，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对中国文化的 好奇和赞美气氛。这同时也无疑给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又一次赋予了理想的光环。
伏尔泰(Francois Marie Voltaire,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近代 欧洲对中国的知识了解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介绍、评述几乎 终其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却来自耶稣会会士的启蒙。10岁进耶稣会教士办的路易 学院，在那里，伏尔泰得到了关于中国最初的知识。当时教士们以钦慕的口吻大谈中国 官吏和宗教，伏尔泰从中获得了不少材料，以后，伏尔泰经常在他的各种作品中谈到中 国。他崇拜孔子的学说，推崇中国文化，在他无数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中国道德和文明 的看法。比如，在他的《哲学通信》(1734)中，伏尔泰中国家庭式的政制和皇帝，对中 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精神大加赞赏。连小小的种痘，他也援引中国的 范例，认为“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以后他 著《诸民族风俗论》，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 等问题，还特别地介绍孔子其人其说。
我们知道，伏尔泰的才能是罕见的，他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 学家于一身，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以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和才能，长 时期为中国文化倾倒，表达了对一个拥有古老文化和礼仪大国的敬意，实实在在地影响 了这个时期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使得中国成了18世纪除印度和波斯以外欧洲 的“宠儿”。
除了伏尔泰对中国的赞赏外，德意志思想界的巨人们，如，莱布尼茨、赫尔德、黑格 尔、歌德、叔本华等人也无一不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莱布尼茨。
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近代哲学的先导者，也是近代 德国思想界中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最大兴趣和耗费了最多精力的人。莱氏一生交了不少耶 稣会的朋友，正是从他们那里，他获得了最大量、最直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使他 在近代欧洲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处于极其突出的地位。
在莱布尼茨眼里，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 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中国的道德令莱布尼茨倾倒不已，因为这 是“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而中国的哲学，在他看来，不但古老，而且“富有权 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方 面也优于欧洲文化，相比之下，欧洲人是相形见绌了(“这是必须忍受的屈辱”)。莱氏 不仅自己毕生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而且还大力促进欧洲各国成立专门学术机构来研究 中国。他以一位杰出思想家的气度和前瞻眼光，提出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的互 补作用。
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和中国古代易学中八卦图的一致。因为易 学中六十四卦图的数字排列顺序，与他当年发明的二元算术在思维建构的方式上完全相 同：两者都采用了两个符号交错使用的方法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和数字；两者都引进了“ 位”的概念，以增大两个简单符号的容量；两者都用“位数”的增加来表示量的增加。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的同构性，只不过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两者建立的基础 不同，前者是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产儿，后者则是人类猜想和附会的结果。
莱布尼茨从20岁不到起至临死前一年，始终对中国文化极为关注。他有着卓绝的能力 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能力，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富有成果和深远影响的。由 于莱氏的倡导，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抱有相当好感的学者并不罕见，尤其是 对他的德国学生和后继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两大弟子佛朗克(A.H.Franke)和沃尔 弗(Christian Wolff)是直接的受惠者，而沃尔弗的学生兼同学毕芬革(Büffinger)曾 著《古代中国道德说并政治说的样本》一书，书中尤其推崇中国政治与道德相结合的传 统，把中国皇帝看作一个哲人，把中国看成是理想之都，表达了他以中国为楷模建设德 国的愿望。
影响德国人对中国看法的还有一位光彩照人的巨人，这就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 n Goethe，1749—1832)，这是一位处于世纪与时代之交的伟大人物，歌德对于中国文 化的评价，对德国人乃至西方社会影响极大。
歌德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饰品、中国风格在欧洲流行的时代。他对中国的初次认识 ，就源自于法兰克福他父亲房间里墙上的蜡染壁挂，那上面绘有中国式的花卉。后来， 在魏玛(Weimar)的时候，正当拿破仑与欧洲诸国在莱比锡展开决战的年代，64岁的歌德 开始了第一段集中研究中国的时期。他向正巧那时在魏玛逗留的德国著名中国学家克拉 卜罗(Klaproth)请教，克氏向他指导中国语言文字的奥妙，为此，歌德狠下了一番功夫 ，这才有一些中德合璧的抒情诗的产生和流传。歌德生平第二个集中研究中国的时期是 1826年至1827年，他读了不少中国的戏曲、小说、诗歌，如：《百美图咏》、《好逑传 》、《玉娇梨》、《花笺记》等，并认为：“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 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从这些有限的非主流的中国文化材料中，歌德，这位思想和文学巨人看到的中国和中 国人是什么样的呢?
歌德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了道德礼仪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比较了西方和中国文 化之后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是：“中国的礼节可为其文明的代表。”“正是这种在一切 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另外，歌德 还赞赏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与人、自然与人生和谐一致的追求，认为中国是“ 静态的文明的民族。”——这也是歌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形象概括——他写 道：“……静态的民族常以宗教精神纳入于他们的技术之中。他们事前的工作和材料准 备非常认真和精确，在进行工作时，按部就班，备极工巧。他们进行工作，像自然那样 从容不迫，他们所制作的器物更是文明的进步较速的国家所不能仿效的。”讲到中国民 族时，这位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人更是从他那普遍人性的哲学信念出发，认为中国民族 是一个和德国很相似的民族，还说过：“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 ，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
17、18世纪，是欧洲思想界、学术界人才辈出的时代，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位巨人外， 还有许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伟大人物，如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 4-1803)、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黑格尔(G 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 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甚至不能直接读懂中国的书，但他们凭着思想家的敏锐，意识到 了中国文化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意义；凭着思想家的深刻，得益于他们作为哲人、智 者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往往具有超时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 们在赞赏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国家中出现的问题。与传教士不同的是，凭着 思想家的胆气和预见能力。他们提出了对中国的见解，其中不乏批评与否定。
比如：1760年以后，伏尔泰的兴趣有所转移，而且对中国的热情也有所降温，他说： “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象，就 会大打折扣了，著名的安逊(Lord Anson)首先指出我们过分将中国美化，孟德斯鸠甚至 在教士的著作中发现中国政府野蛮的恶习，那些如此被赞美过的事，现在看来是如此不 值得，人们应该结束对这民族智慧及贤明的过分偏见。”歌德也认为“不应该认为中国 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对德国人而言，古希腊罗马文化才是他们的典范。而生活在 18、19世纪之交的另一位世界巨人黑格尔，得益于他手头那个时候巨量的关于中国的参 考材料，更主要是他用冷峻的理性主义和严密的思辨哲学，对这些关于中国的材料，进 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从而得出他独特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中国的行 政机构基于“家长政府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这就造成“一切 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的习惯，造成“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的表象，造成对人 的肉体和精神任意侮辱的刑罚。“不要简单地以为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因为中国是伦理 化的法律”，等等。
赫尔德眼中的东方文化则是处在一个“完全静态”中的社会制度，“并且这种制度一 旦建立，它又以对人们的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来确保自己的长存。”于是，赫尔德指出 ：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裹以丝绸，画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们体 内循环的就是一只冬眠鼠的体内循环”。
持类似批评观点的西方思想家还有卢梭、孟德斯鸠(见下文)等人，在此不一一赘述。 人们通常把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赞扬看作是中学西渐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认为持批评或 否定观点的对中国文化缺乏宽容。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家都有其局限性和肤 浅之处，而且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处于不同的文化物质之上，所得出的观点和看法也 是不同的。但是，无论他们对中国是褒是贬，他们都强烈地影响着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 形象。
四、轻蔑眼光下的“支那人”
18世纪后期起，情况逆转，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以致到了偏执 和不公正的程度。造成这种局面的是晚清帝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那种既外强中干 又夜郎自大的状况。一方面，西方社会大体完成了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 产力得以飞速发展。随之发展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西方各国的扩张主义，羽翼已丰的西 方不再感觉到东方文化的吸引力，他们使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疯狂地掠夺中国的 财富。而另一方面清王朝不顾时势的“自我中心”观念，造成了闭关自守的局面。在与 西方列强的交锋中，屡遭败绩，积贫积弱，最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再加上国内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现 象，进而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轻视、鄙视的态度。中国的形象也一落千丈，从美好的、 理想化的形象变成了落后与愚昧。
这一点，可以从对中国人的称呼中看到：在西方，当时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是“china man”(中国佬)；与之对应，在亚洲的日本，中国人常被蔑称为“支那人”。这是一个 带有种族优越感，在轻蔑目光下对中国人的称呼。而在德国流行的是“schlitzaugen” (眯缝眼)。这不仅是侮辱性的以外表生理特征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也成了描写中国人 性格特征的同义词，它同时又是“狡猾、阴险、欺诈”的同义词。因为，在西方，有人 认为：“身体的形态是不可避免地与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带有种族主义 性质的称呼，把中国人看成是匈奴人的后代，从而统统标上“眯缝眼”这个代名词。
错误的观点既可来自偏见，也可来自不实的报道。传教士李明曾这样严厉地批评从事 东方贸易的商人所写的报告书：“那些游历家们常常欺骗我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已受 他人之骗。有多少人，他们到一个新的国家，就自以为可以一眼便通晓所要知道的一切 。”陈季同则写到：“对旅行者来说，第一个遇到的傻瓜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众生相 ……。看到一种溺婴的情况，笔记本上决不会放过：‘这些人真野蛮!’得知某个官员 有腐败行为，笔记本上又有得写了‘中国的官员已彻底堕落!’”这样的描述，直接影 响着未亲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成为他们先入为主的因素。早在18世纪， 孟德斯鸠就谈到有的商人和旅行家的观感：向中国人买东西，要自己带秤，因为中国商 人每人有三杆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还有一种准确的秤，这 是用于那些有所戒备的买者。所以，孟氏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 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各国加强了中国人民族性和国民性的探讨。开始时，这种探 讨明显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用社 会学和实证论的方法，从中国的内部和现状观察开始，来探讨中国人的特性，所用的材 料来自实际和日常生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 w Smith，1845—1930)，他在中国传教30多年，学说不同的土话，深入中国广大的地区 ，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以此来调查中国的风土民情。而且，由于明氏的建议，促使 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退还庚款用以资助中国学子留美。1892年，明恩溥写成了一本30 0多页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 特点，如：易活难死的中国人，没有“神经”的中国人，耐心太好的中国人，不求准确 的中国人，“寸阴是金”的中国人，勤劳的中国人，撙节的中国人，知足常乐的中国人 ，有私无公的中国人，无恻隐心的中国人，言而无信的中国人，尔虞我诈的中国人，爱 脸皮的中国人，婉转的中国人，客气的中国人，等等。这本书一出版，马上被认作是对 中国人性格“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长期来被列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
结束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中心论”，随着“西方没落”的疑虑的出现，西 方社会又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中国的儒家学说被高度赞扬，人们希望用它来发展 人际关系，保卫世界的安宁与和平。中国曾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物产倾倒西方社会， 中国也有过落后愚昧的时代。然而，今天的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和博大宽广的胸怀 走向世界。不可否认，西方势力对中国的轻视甚至敌视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突出 现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就在西方横行一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盛 行的“赤祸论”，旨在孤立与遏制社会主义中国，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妖魔化”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出 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中国，这“进”与“出”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场中西互 相交流的新世纪里，相信中国的形象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最终，呈现在西方人眼前的 将是一个理想的、真实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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