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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3)02-0120-05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有人说刘少奇“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或者从1958年就开始“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2]然而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
一、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在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劝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3](P731-732)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少奇借谈妇女解决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两百多人做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少奇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4]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可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刘少奇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他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6]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观点，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9]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10]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少奇，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
二、刘少奇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此后，大跃进的车轮便继续前行。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11](P318)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少奇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哪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13]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少奇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少奇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他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少奇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14]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丝毫看不出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少奇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少奇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3](P884)由于物资短缺引起的通货膨胀，使得人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这种情况促使刘少奇对以往的看法产生了怀疑。
从1961年春开始，他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第一，强调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党内反复强调。不过刘少奇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15]为此，他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16]
第二，要求解散食堂。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他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他的原话是：“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茅草不砍，小树砍得只是上边剩一点大的头，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把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场合，他对自己此前曾推崇备至的供给制也表示了怀疑。
第三，反对文过饰非。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一方面仍然认为当时的错误是在执行三面红旗过程中的缺点，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但同时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对所谓“一个指头”论表示异议，他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8]要知道，“指头论”的发明者便是毛泽东，毛泽东与一些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上反驳彭德怀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将一个指头的错误无限夸大了，因此是别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还借湖南农民之口，每一次提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四，强调价格作用。当时，刘少奇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个别场合还是流露出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行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内蒙林区视察时，就谈到要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他说“现在既要搞大木头，又要搞小木头，但问题是，搞小木头工资低，搞大木头工资高，小木头价格高，大木头价格低，我想在木材价格方面，可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收购价（出场价），另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成本和利润规定，销售价则按使用价值规定。收购价应当是小木头贵（因为费工成本高），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头的价钱降下来，小木头的价钱加上去。销售价则反过来，小木头便宜，大木头贵一些。这样势必使小木头不赚钱或者少赚钱，搞大木头多赚钱。大木头应当多赚钱，因为几百年才收获一次，不赚钱怎么得了！”[19]且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在“共产风”尚未完全平息之际，大谈价格作用即是大胆而可贵的。
正是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继续主张“七分人祸”论，反对“一个指头”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一是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对照一下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公开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二是反对“左”比右好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已形成“左”倾错误是好心办坏事的思维定势，刘对此种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20]
在此后的一些会议上，刘少奇还比较隐晦地说过：“跃进，应该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是从一两件事情上面来看。”“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21]对大跃进与“一大二公”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四、余论
在1961年之后，鉴于极其恶劣的经济形势，刘少奇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对以前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较深刻的反省。但是，这种转变与反省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
就在刘少奇反省大跃进错误的同时，他同时又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一方面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23]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24]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24]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5](P260]笔者认为：对于刘少奇在大跃进的表现，应该作如是观。否则，便成了为尊者讳，违背了刘少奇生前经常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因此低估了“大跃进”的深层社会原因。
收稿日期：2002-02-23
[1] 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16.
[2] 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47.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 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5] 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6] 本报记者.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N].光明日报，1958-08-04.
[7] 本报记者.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N].人民日报，1958-09-30.
[8] 刘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9] 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0]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3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2] 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8月2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 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9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4]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年11月）[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5] 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6] 刘少奇.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1961年4月28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7] 刘少奇.在湖南宁乡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1961年5月7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8]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9] 刘少奇.在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0]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1] 刘少奇.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21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2] 刘少奇.关于禁止“走后门”问题的谈话（1961年10月22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3] 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1962年7月18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4] 刘少奇.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