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83;鲁周公世家》引《尚书#183;金縢》经说考论——兼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尚书论文,百家论文,世家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尚书·金縢》是记载西周初大政治家周公事迹较为集中、内容也较为丰富的一篇先秦儒家经典文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叙周公生平行事，几乎全部引录《金縢》文，又补充了许多重要史料，其内容比《金縢》更为翔实，也更为完备。司马迁写周公，史料涉猎极广，凡其所能见及的经史传说，多有斟酌取舍。司马迁称之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并非单纯的史料处理技术问题，其中包含着司马迁对周公其人其事的历史认识。因此，司马迁所写周公事迹及史料来源，引起后世之经史学家的争议。本文拟就《鲁世家》中历来聚讼纷纭的四个问题：周公为成王祷疾；周公东征；周公奔楚；风雷之变事，略作讨论。试辨《史记》所载与“六经异传”之异同，考其事之史源由来，以明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之目的与原则。
一
在《史记·鲁世家》里，曾先后两次记载周公为王祷疾事：一次是为武王，事在武王克殷二年，其文云：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明日武王有瘳。
另一次是在成王立为太子之初，其文云：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
这两事情节略相仿佛。为武王祷疾之事，《金縢》有记载。司马迁对经文文字略作改动，取以入史。为成王祷疾之事，《金縢》无，司马迁所记，后人纷致疑辞。如三国时人谯周曰：“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注：见司马贞《史记·鲁世家索隐》所引。），即以史公所记周公为成王祷疾事，系“时人”（当指秦汉间人）对《金縢》所言为武王祷疾故事之误传。这就否定此事为来自先秦之旧说。清人崔述、梁玉绳等俱支持谯周的意见。崔氏曾举《左传》中一事误传为二者为例，以证其说，谓“《左传》犹然，况下焉乎。后人过于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既如此，可见《史记》文传失真者甚多”（注：《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梁氏曰：“此事亦见《蒙恬列传》，前哲多谓缘《金縢》之文而误分为二，遂两出耳”；又曰：“《史诠》谓此节（笔者按：指“周公为成王祷疾”一节）复错，当删。”（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版。）
司马贞见解则异于谯周，《史记索隐》曰：“此事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又与《蒙恬列传》同，事或然也。”依小司马之见，《鲁世家》记周公为成王祷疾事，可能出自儒家经典之外，然未敢骤下断语。清人孙星衍也认为司马迁所记言出有据。孙氏云：“此事又见《蒙恬列传》，恬时百篇之书未焚，当亲见而为之说。”（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版。）孙氏又以为焦赣《易林》也载有此事（说详下文），谓“盖古文《书》说”（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版。）。孙氏对司马迁记周公为成王祷疾事之史料来源作了推测，认为蒙恬亲见于秦焚书之前的《尚书》（所谓“百篇之书”），也就是《金縢》之外的其它书经有此一事，“盖古文”《书》说”。段玉裁分析《鲁世家》所记周公为武王、成王祷疾两事后，则认为后者系“史公自《尚书》外兼采他书”。（注：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金縢》，载《皇清经解》卷五八一。）。
管见以为，古史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一事误传为二的情况是有的，但宜作具体分析。谯周、崔述等认定司马迁所记周公为成王祷疾是对《金縢》故事之误传，史公缘误说而两录之，并无多少根据。他们只注意到两事情节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却无视两者内容上的不同。例如在祷神对象上，周公为武王祷告于先王，为成王则是祷于河神；在祈祷方式上，前者“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后者却是“周公自揃其蚤于河”。前后两事中祷祝之辞亦大有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公为成王祷疾故事，司马迁又记在《蒙恬列传》中，由蒙恬之口道出，此足证司马迁是把周公为武王、成王祷疾作为两件事来记载的，而且认为后者亦为史实。蒙恬说此事所据不详，史公是否见到过它的出处，亦不详。但蒙恬乃战国后期至秦时人，其说代表了战国后期的一种说法则是无疑的。又据蒙恬所述，周公为成王祷疾事与后来“奔楚”相联系。蒙恬在此事后，接着说：“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鲁世家》亦取此说。“周公奔楚”之事在先秦有线索可寻，《左传》中已言及周公到过楚（说详下文）。由此可见，谯周等认为周公为成王祷疾故事系“时人”对《金縢》故事之误传，难以使人信服。
孙星衍据《蒙恬列传》中蒙恬言周公为成王祷疾，推测蒙恬自《金縢》之外的《尚书》他篇中得见，亦乏证佐。现今所能见到儒家经典和汉儒经说，仅有焦赣《易林》言及此事。《易林·需·无妄》云：“戴璧秉圭，请命于河，周公克敏，冲人瘳愈。”按：此言“冲人”即《金縢》中成王自称“惟予冲人弗知”之“冲人”，当指成王无疑。（《鲁世家》作“幼人”，乃以训诂字代本字。）焦赣与司马迁大约为同时人，其未必见过《太史公布》（注：按：《易林》有“戴璧秉圭”语。此句亦见《鲁世家》记周公为武王祷疾之文。焦氏所言，当属传闻异词。此焦氏未见过《太史公书》之一证。又，西汉昭、宣年间，《太史公书》流传未广，一般人鲜能见及。参见易平《杨恽与太史公书》一文，载台湾《大陆杂志》95卷第1期。）。《易林》这一说法当另有所据。可见周公为成王祷疾故事，在汉初时仍有流传。不过，孙星衍据《易林》所载，以为此事“盖古文《书》说”，似不确。焦赣乃今文家，曾从孟喜问《易》，又传授京房。虽焦赣说《易》有取杂说之处，班固谓“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注：《汉书·儒林传》。），但“隐士之说”，未必就是古文《书》说。
据上所述，周公为武王、成王祷疾故事，司马迁是作为两事而载录的。后者从战国后期至西汉，一直有流传。至于此事最初来源于何书何家之说，难以稽考。小司马、段玉裁认为可能出自经典之外（且已亡佚）的先秦载籍或传说，即“百家杂语”，较为通达。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和学者们更深入的研究。
二
《史记·鲁世家》所记周公事迹中，周公东征、奔楚和风雷之变三事在经学上争议最多，聚讼纷纭。司马迁记周公东征，是据《金縢》“周公居东”而来，经文云：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诒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司马迁《鲁世家》里有相对应的一大段记叙。（从“其后武王既崩”到“王亦未敢训周公”。）这段文字，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西周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完整的记录，也是司马迁对《金縢》经文的理解与阐释。这里涉及到的疑点颇多，兹择其要者论之：
其一，经文载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鲁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今按：“司马迁将经文“辟”字释为“避”；“我之弗辟”解释为“我之所以弗辟（管蔡及其群弟流言）而摄行政”之原因。
其二，经文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鲁世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按：经文“周公居东二年”，司马迁解释为周公“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罪人斯得”，解释为“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云云。
司马迁对经文的解释有什么依据呢？东汉班固提出司马迁书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云：
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对于班固的说法，清代学者见解不一。孙星衍认为，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所采用的是“古文说”（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之《序》及《凡例》。）。臧琳以为，“《史记》载《尚书》今文为多，间存古文义”（注：臧琳：《经义杂记》之《五帝本纪书说》、《金縢今古文说》条，载《皇清经解》卷一九九、二○二。）。段玉裁、陈寿祺等基本赞同此说（注：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陈寿祺《左海经辩》之《史记用今文尚书》、《史记采尚书兼古文》条，载《皇清经解》卷一二五一。）。皮锡瑞对以上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尚书》二十九篇古文说起于刘歆”，司马迁所引用的皆今文说（注：皮锡瑞：《经学通论》之《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文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逸十六篇有师无说，古文无师说》条，中华书局1954版。）。以上诸家在对司马迁解释经文采用汉代儒生之经说这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取今文说或古文说则颇有分歧。我们不打算全面探讨《史记》采用经今古文说问题，下面仅就《鲁世家》采《金縢》说作些讨论。
西汉经师解说《尚书》者，《尚书大传》应是较早且属可信的材料。（现存今文《尚书》三家遗文，未见《金縢》篇之内容。）《尚书大传》已佚，佚文散见于唐人孔颖达《五经》、《礼记》诸正义以及颜师古《汉书注》等书中。现录与《金縢》“周公居东”相关的几条：
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见孔颖达《诗·邶鄘卫谱》、《齐谱》、《豳谱》疏引，又《左传》定公四年传孔疏引。）
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见《诗·豳谱》孔疏引。）
又，《韩诗外传》卷七云：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政天下。周公东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
以上西汉今文家说，已提到武王崩后，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周公东征夷狄，诛管、蔡诸事。东汉今文家大体承此说。（见《论衡·感类篇》、蔡邕《琴操》、《白虎通义·封公侯篇》等。）《史记》之《鲁世家》、《周本记》所言，基本与今文说相合。
西汉《尚书》古文家说，始于孔安国。《史记·儒林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六卷”。然孔安国古文说未见有书传世，其内容不详。西汉末至东汉时古文家解“周公居东”事有二说：
其一，解“周公居东”为东征。《诗·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毛传》云“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诗·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按：刘歆请立《毛诗》列为官学，此书西汉末已出基本无疑。）孔颖达疏云：“毛以为武王既崩，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以毁周公，又导武庚与淮夷叛而作乱，将危周室，周公东征而灭之”，又云：“毛无避居之意。”清人马瑞辰、陈奂也认为《毛传》所言周公“东征”即《金縢》中“居东”事（注：见马瑞辰《毛诗传笺解释·豳谱》，载《清经解续编》卷四三一；陈奂《诗毛氏传疏·东山》，载《清经解续编》卷七九二。）。又，许慎《说文》：“
，法也，从辟从井。《周书》曰：‘我之不。’”许慎所引《周书》，当时《尚书·金縢》篇文。许氏释“壁”字与《鲁世家》相左，但他解“我之不辟”为“我之不法”，意为“我之不以法治管蔡”，以“居东”为“东征”，与史公说同（注：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三。）。《毛传》说，与孔安国古文说是否有联系，尚不能断定。许慎之说，盖据“”字另一义而作解。（古文“”，可训“法”，“避”两义，今文为“辟”。）
其二，解“周公居东”为“东避”或“避居东都”。许慎《五经异议》引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避之，是岁大风，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縢书。”（注：见《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此段引文中，陈寿祺增补“是岁大风”四字，今从。见陈寿祺《五经异议疏证》卷二，载《皇清经解》卷一二四九。）《释文》云：“，马融为避居东都。”“古《尚书》”说、马融训“”为“避”，释义虽与《鲁世家》相同，但对经文“我之弗辟”的文意理解则全然相反。其后郑玄《〈尚书·金縢〉注》亦云：
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服丧三年毕，成王年十二，明年将践祚，周公欲代之摄政，群叔流言，周公辟之居东都，时成王年十三也。居东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时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风雷之变，时周公居东三年，成王年十五也，迎周公返而居摄之元年也。（见《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引。）
郑玄又云：
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征之，三年而后归耳。（见《诗·东山》郑玄笺。）
郑玄为成王编了一个年表，所解释“周公居东”为“辟之东都”，从马融说。他又把经文“罪人斯得”说为“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而周公居摄，东征平“三监及淮夷叛”则是在“辟居东都”三年返国以后的事。此与司马迁所记迥然大别，且与“古《尚书》”说等古文家说殊有不合。郑氏所言，恐怕揣测成份居多，并不可信。但“古《尚书》”说、马融、郑玄所谓“东避之”或“避居东都”的说法，在经学上却有其渊源。此前，王充就谈到过“古文家”把“管蔡流言”与周公逃谮联系起来而作说。这就牵涉到“周公奔楚”问题。
“周公奔楚”事，在《金縢》中未有记载。汉代今文家亦未见有此说。而古文说，仅见于王充《论衡·感类篇》，其文云：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
王充所引“古文家”的“周公奔楚”说，显然是指《金縢》“周公居东”事。此说似乎没有被东汉其他古文家采纳，“古《尚书》”说、马融、郑玄俱未引用。但他们所谓“周公居东”为逃谮，其原因系由“管蔡流言”引起，又可看作受王充所引“古文家”说之影响。唯有在“周公奔楚”这一点上，“古《尚书》”说、马、郑诸家皆不取，而改说为“东避之”，“辟居东都”云云，究其所以然，大概以牵合《金縢》“居东”而作解说。
关于“周公奔楚”，司马迁在《史记》的《鲁世家》和《蒙恬列传》中都有明文记载。此事与成王少时，周公为成王祷疾之事有联系。司马迁在记周公为成王祷疾之后，接上写道：“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见《鲁世家》。又《蒙恬列传》所载蒙恬语，见上文引。）
清儒臧琳等对《鲁世家》所载周公“奔楚”和“东征”事作了分析，认为两者皆指《金縢》中的“周公居东”，前者是古文《尚书》说，后者是今文说，此为《史记》“兼载两说为今古文异谊之明证”（注：见臧琳《经义杂记·金縢今古文说》。）。此说值得讨论。据上所述，从王充所引“古文家”说到郑玄说，确实可以看出古文家解“周公居东”事上的联系。王充为东汉初人，曾师事班彪，其所载“古文家”说可能是来自西汉之古文经说。班固说司马迁载《金縢》古文说，指的是此事，亦有可能。但王充所引“古文家”说是否为孔安国说，也就是说司马迁时古文家是否解释周公“居东”为“奔楚”，尚未有证据。如果王充所引“古文家”说是承孔安国说。那么司马迁可能并未采用此说，理由有三点：(1)“古文家”解释周公“居东”为“奔楚”，司马迁则以为“东征”，这点不仅在《鲁世家》，而且在《周本纪》、《管蔡列传》等中都有记载。显然，司马迁是把“居东”与“奔楚”作为两事来看待的（注：《史记》所载周公“东征”与“奔楚”为二事，刘家和先生已有考论。见刘家和《楚邦的发生和发展》，载《古代中国和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版。）。(2)在《蒙恬列传》中，周公“奔楚”与为成王祷疾事相联系，由蒙恬之口道出。《鲁世家》所记，亦出自蒙恬语。这就说明，司马迁可能视此事为先秦流传下来的一个完整故事。(3)《鲁世家》所记“周公奔楚”与“古文家”说有重大分歧。“古文家”说周公奔楚之原因为“管蔡流言，王意狐疑”。而《鲁世家》只称“人或谮周公”。（《蒙恬列传》曰：“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云云。）与管蔡流言毫无关系。“古文家”说“奔楚”在武王崩后不久。《鲁世家》记在“及成王用事”之后。（《蒙恬列传》曰：“及王能治国”。）也就是周公还政成王以后。由此可见，司马迁与“古文家”说颇有分歧。他记“周公奔楚”事，大概是作为先秦旧说而加以采入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周公到过楚，《左传》中已有记载。蒙恬所说的故事或许与《左传》有某种联系。司马迁记载此事时，参考了《左传》的说法也是完全可能的。
与“周公奔楚”紧相关联的是“风雷之变”。司马迁在此事上与王充所引“古文家”说也有重大歧异。按“古文家”说法，“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郑玄等也都把“风雷之变”说在周公逃谮之后发生。见上引文。）而《鲁世家》则明文记在周公卒后，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西汉今文家已有这种说法。《尚书大传》云：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电以风……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周公于成周，而葬于毕。（见颜师古《汉书·儒林传》、《福梅传》注引。）
东汉今文家亦用此说，如《论衡·感类篇》云：
周公死，儒者（笔者按，指今文家）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王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
《白虎通义·封公侯篇》、《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都有“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之类说法。由此可见，两汉今文家说“风雷之变”，内容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写“风雷之变”发生在周公卒后，与今文家同。但在解释天变起因时，却既不同于古文家，也不同于今文家。依今文家说法，成王欲葬周公于成周，天变示警。而《史记·鲁世家》却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成王乃主动葬周公于毕，不存在所谓“葬不如礼”的问题。（后来何体注《公羊传》时有此一说，或本史公（注：何休《公羊传》僖公元年注曰：“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少，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制礼作乐，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司马迁只谈到天以风雷示警，使成王感知“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于是“（成）王出郊”，“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褒奖周公之德，命鲁用天子礼乐大事，西汉今文家未曾把它与风雷之变联系起来。可见司马迁记“风雷之变”，与今文家说亦有同有异。
以上，我们将《史记·鲁世家》中所记周公东征、奔楚、风雷之变三事与《金縢》及汉儒有关经说作了一番分析。情况表明，汉代经师解释《金縢》诸说中，今文家所说同一事，见解虽部分不无小异，然大体是一致的。可见，今文说之承传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古文家说则多有歧义。皮锡瑞等看出古文说中的矛盾，并据此否认两汉间古文经说的传授，甚至对孔安国古文《尚书》是否有说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关于孔安国古文说，司马迁所言是最有力的证据。《史记·儒林传》明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王念孙、王国维均据此认定西汉“古文家法，自孔氏兴也”（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儒林列传》之《因以起家》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版；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版。）。孔安国古文《尚书》，当有其说。由于孔安国古文说无书传世，西汉古文经说之传授又多有不明，后代古文家解释《金縢》哪些是承其说，难以断定。司马迁采用古文《金縢》说的情况，亦未可知。但我们不能排除司马迁记周公事迹时采用过古文说，或至少不能排除受到古文《左传》说的影响。
总之，《史记·鲁世家》记周公事迹，广泛参考了“六经异传”。司马迁主要采用了今文说，亦引用（或参考）了古文说，并非专主一经一家之说。但司马迁无论是取今文说，还是古文说，都是有鉴别选择的，即使是采经师之某一说法，他认为合于史实和情理的，则取之；否则，舍之。在“周公奔楚”、“风雷之变”两事上于今、古文说或取或舍，足以表明司马迁对“六经异传”之折衷、裁择有自己的标准，是所谓“厥协六经异传”也。司马迁广采今古文说，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表明今古文说之“异谊”，而旨在写出历史上的周公其人。这个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指出：所著《太史公书》旨在“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言“补艺”，司马贞《索隐》谓“补六艺之阙”，也就是补充经典之遗阙。司马迁所取以“拾遗补艺”材料，来自经典之外的经师儒生解经释义的各种说法和史传诸子百家之说，即所谓“六经异传，百家杂语”。司马迁对“六经传异”有自己的看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春秋》时指出，即使连亲受孔子传指的“七十子之徒”，亦难免“各安其意，失其真”，更遑论“各往往捃摭《春秋》以著书”的战国诸子以及后之经师儒生。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里又说过“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因此，他必须对“六经异传”作一番“协”的工作；（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传》谓：“协者，稽合同异，折衷取舍”。）对“百家杂语”必须加以“整齐”，“择其言尤雅者”。司马迁之折衷取舍，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这就是他在《伯夷列传》所说的：“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以六艺为准绳的考信原则鲜明地体现在他所叙述周公事迹中。兹拟就上文所论诸事，再作进一步的史源考析。为叙述方便，先谈“周公东征”。
如上文所述，《金縢》中“周公居东二年”，汉代经师有不同解说，今文家认为指周公东征，马、郑等古文诸家认为指周公避管、蔡流言而出居东。两种说法各有来历。考《墨子·耕柱篇》有“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又《公孟篇》：“周公旦为天下圣人，关叔为天下暴人。”今按：“关叔”即“管叔”。（关、管通假字。）《墨子》已提到周公东避“商盖”，此事与“天下暴人”关（管）叔有关。清儒俞樾等认为，此指《金縢》“周公居东”（注：见俞樾《群经评议·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六六。）。又，“商盖”即奄。（盖与奄、掩古通，奄单言之曰奄，垒言之日商盖（注：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一，诸子集成本。）。）《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奄里，即古奄国之地。”可知，《墨子》所言周公避居之地为东方古奄国。汉儒之周公东避说，盖本此。而周公东征说，最早见于《尚书·大诰》，该篇载周公语曰：“我有大事，休，朕告并吉，肆予告我友邦……。”此言“大事”，指征伐。周公告诉友邦国君并诸位官员，将兴兵讨伐那些叛乱的“殷逋播臣”，这正是指武庚等。《大诰》又云：“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东征，天命不谮，卜陈惟若兹”，明言东征乃奉天命行事。司马迁在《鲁世家》曰：“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兵东伐，作《大诰》。”（亦见《周本纪》。）可知司马迁记周公东征，即以《尚书·大诰》为据。此外，《逸周书·作雒解》也有记载：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歧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此言“二年（即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云云，乃周公东征在成王初之明证。司马迁解释《金縢》“周公居东”为东征，而不取《墨子》，是对经文作过考查的，又有《大诰》等为依据。而《墨子》说，不仅经典无征，而与史实相矛盾。如其所言周公避居的“商盖”（奄），乃是管、蔡、武庚叛乱的主要参与国之一。周公岂能跑到与他作对的奄国去？由此可知，司马迁于“六经异传”之取舍，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更对不同说法之来源作过考核，这就是“考信于六艺”。
周公为成王祷疾和“奔楚”事，司马迁可能是作为一个故事来记载的。此事经典无文，王充所引“古文家”虽有“奔楚”一说，但此说却与《史记》记载殊异。司马迁之所以取“周公奔楚”入史，乃以事关周公进退之大节。此事亦有远源可寻。早在春秋时，就有周公适楚的说法。据《左传》昭公七年传载，鲁昭公将往楚，“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梓慎、子服惠伯都说到鲁襄公适楚，梦周公“祖以道之”。显而易见，周公到过楚。虽然从《左传》里还找不到周公逃谮于楚的直接证明，但至少提供了史源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与战国后期流传的周公奔楚故事（如蒙恬所述）或许有某种联系。至于奔楚的原因，司马迁用蒙恬说，是因为他既已认定周公东征与奔楚是两件事，东征的直接原因为管蔡流言及其导致的叛乱，那么“奔楚”就不可能是由管蔡引起的。蒙恬所述周公奔楚的故事出处不明，司马迁见过那一种先秦文献有关记载，亦无从考稽。此故事有可能出自先秦“百家杂语”（如小司马所言），或许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而采之入史的。
关于“风雷之变”，《金縢》有记载，西汉今古文家各有其说。《金縢》对风雷之变发生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依经文序事次弟，风雷之变在“周公居东”事后。古文家既已把“居东”解作逃谮，那么自然会把周公被迫出逃说成是天变示谴成王的原因。古文家又据经文下面的成王语“惟朕小子其新逆”云云，解释为成王迎“周公于东”（马融、郑玄语）（注：此引今本《金縢》“新逆”，马融所据古文本作“親迎”。（见《释文》引）又，孔颖达《毛诗·豳风·东山序》正义引郑玄《尚书注》云：“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江声、王鸣盛认为，古字“親”、“新”通训，马、郑本皆作“親迎”。（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卷六，载《皇清经解》卷三九五；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一三，载《皇清经解》卷四一六。）段玉裁则以为，郑本实体“新逆”，古文《尚书》“逆”，今文《尚书》多作“迎”。陈乔枞与段氏说同。段氏又谓：“今《豳》正义转写淆乱。”（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金縢》；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金縢》，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九一九。）以上诸家说法有分歧，但都认为马、郑解释此句经文有迎“周公于东”之意思。）。古文家之说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却是拘执于经文字面的理解。这就势必会碰到来自经文本身的障碍。如《金縢》记天变示警时曰：“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这就意味着成王当时至少有十二岁。武王崩时，成王年龄本是个未知数，古文家于是多方揣度以附会之。（见上引“古《尚书》”说、郑玄语。）司马迁在写风雷之变时，大概看出经文中含混不明之处，他部分采纳今文家说法，把天变放在周公卒后，成王年龄的疑题便不复存在了。在解释天变起因时，司马迁又不从今文家所谓“葬不如礼”一类说法。他把“天动威”看作是对“周公之德”的表彰，以警示后人，并交代“鲁有天子之乐”之由来。这种解释既符合于经文之意，又符合情理。准此，司马迁在“厥协六经异传”时，对经文本身是作过深入研究考察的。司马迁尊重儒家经典，他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的折衷整齐，以“六经”为准绳。但是采入《史记》里的经典，同样也是经过司马迁考信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与一般经学家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他“考信于六艺”，往往是以对“六艺”之考信为前提的（注：参见拙作《〈史记〉“实录”新探》，《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更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提出“拾遗补艺”的目的何在？《史记·鲁世家》写周公事迹，以《尚书·金縢》为主要底本。《金縢》经文所记，颇有遗阙，司马迁补充了大量经典以外的史料。但司马迁却并非以为《金縢》补苴罅漏，弥缝阙失为能事。他明言“拾遗补艺”之目的，在于“成一家之言”。《金縢》里写的周公，表达出经文原作者对周公的认识；后世经师儒生解说《金縢》，“各安其意”，也表达出各家对周公的某种认识，都不妨看成各自的“一家之言”。“百家杂语”亦然。司马迁写周公，史料来源于儒家经典、“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他试图在此基础上求其真，写出历史上真实的，同时也是成太史公“一家之言”的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其人。司马迁的这一创作宗旨，体现在对经传载籍的择别考信上，也体现在他对周公生平行事的史实组织安排上，这两方面是同一思考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经师解说，大多是缘经释训。刘歆批评西汉今文博士“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注：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汉书·楚元王传》引。），其实古文家亦相去不远。而“百家杂语”，又多为零章碎事，略无贯连。也就是说，除《金縢》之外，其他经传诸子百家书中，还没有见到过较完整记叙周公生平事迹的文字。司马迁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可以想见。史料的取舍需要有鉴别，史实的组织和安排更需识断。司马迁表现出非凡的史识。例如，周公政治生涯中，先后有过“进”（东征）、“退”（奔楚）两件大事，而且两者都由流言蜚语所致。这样看似前后矛盾的做法，居然发生在周公一人身上。司马迁是如何看待呢？由《鲁世家》记载可见，周公之“进”是在成王初年。其时武王崩，成王尚幼，周邦新造，天下未宁，管蔡流言于国，武庚、淮夷欲乱于外。周公不避流言，毅然“践祚为成王摄政当国”，兴师东伐，平定天下，“诸侯咸服宗周”。司马迁取今文说，将经文“我之弗辟”两句解释为“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政者，无以告我先王”云云，充分显示出周公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胆略，又展示其襟怀坦荡，为宗周安危深谋远虑和对社稷之忠诚。而“奔楚”一事，司马迁写在“周公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后。其时“成王用事”，已经独立执掌国政，周公辅佐成王安邦定天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引退，不必为个人进退引起邦国不安，故有“奔楚”一举。以周公的胆略气魄，当年“管蔡流言”尚且不避，岂能为“贼臣”进谮所退。司马迁写
周公奔楚，与其说是“逃谮”，毋宁看作是周公引退的一种方式，同样展示出周公为宗周政权之稳定作计和对社稷的忠诚。司马迁写此事，在史料取舍上，与汉儒经师大异其趣。我国古典史学之求真与求善的结合，在司马迁笔下得到完美的展现。
再如，“风雷之变”事，司马迁于今文家说亦有取有舍，所记天变发生在周公死后，乃用今文说，却不用今文家“葬不如礼”的说法。从《鲁世家》的记叙中，既显示出周公政治地位的崇高和德望之隆盛，且为成王留出地步。这种处理方式，合于情理，也合于事实。凡此诸例，都包含着太史公深心远识，用史公本人的话来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注：《史记·五帝本纪》。）
总之，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拾遗补艺”，意图在于恢复历史上周公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不同于前人之所见的、新的、完整的，也是更具有信史价值的周公形象，成太史公“一家之言”。
早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完整地写出周公一生，此诚非易事。尽管后世有学者对其中某些记载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否定它的确凿的证据和理由。因此，《鲁世家》所记，仍可称之信史实录。限于当时的文献条件和学术水平，司马迁的记载也遗留下一些问题。例如，司马迁把风雷之变写在周公卒后，且录用《金縢》中成王语，其中“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他如何解释这个“迎”字，从文中难以推知（注：《鲁世家》所引此句经文，段玉裁、皮锡瑞认为据今文《尚书》本，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金縢》；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刻本。）。（孙星衍训此“迎”为“逆”，谓“言遭天变有逆礼之处，逆，非迎周公也（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三。）。其说不无道理。但“逆礼”一说，亦嫌勉强，很难说是司马迁原意。）类似问题还可举出一些，这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和学者们作更深入的探研。
综上所述，司马迁记叙周公事迹，曾遍究经传异说，广稽百家杂语，择雅取正。他自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表明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所有文献史料，各家之说都是采取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绝非如汉代经师儒生那样株守一家一说，拘执师训家法，保残守缺，因陋就寡，足以显示出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胸怀和卓越史识，也足以显示出中国古典史学走出经学的笼罩，走向独立、走向成熟时所具有的博大涵容和吐故纳新的恢宏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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