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财政困境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困境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预算是镶嵌或根植于社会之中，与全民的福祉息息相关的。财政恶化不仅削弱当政者的执政能力，亦可能是“所有的社会不幸之根源”（注：（台湾）财政经济小组：“建立均而富的永续社会”，台湾《研考》双月刊2002年12月号。）。陈水扁上台执政短短3年多，台湾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滚雪球般地急速累积，除了许多破坏“财政纪律”的不良示范和代表理财施政能力差劲之外，无法挣脱选举桎梏是财政失序与困窘的罪魁祸首。当下，民进党当局为了延续“政权”的利益需要，一方面高举“举债拼经济”的大旗，并以减税作为“买票”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则为“拼选举”不计后果滥开支票，让台湾民众都陷入“一步步走向财政破产的囚犯困境之中”。可以预见，大选后不论谁上台执政，财政问题的严重性都将是其最大的经济考验。
一、台湾财政结构性恶化的演进与问题
（一）台湾财政收支现状
民进党上台后，执政的无能与挥霍加速了财政恶化的速度，以致收支缺口迅速扩大，财政空洞愈来愈深。近三年，台湾当局每年收入增加趋缓，岁入占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21.9%降至2003年的19.7%；但每年的支出（不含债务还本支出）却不断扩增，规模远高于收入，收支短绌皆在3千亿元（新台币，下同）以上，赤字占GDP比率超过3%。参见表1。
表1 近年台湾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统计
单位：金额（新台币亿元）；比率(%)
政府收入
政府支出财政收支差额
年度金额 占CDP比率
金额
占CDP比率 金额 占GDP比率
1999年 20044
21.9 20500 22.4-456 -0.5
2000年 27849
19.4 31409 21.8-3560-2.4
2001年 18963
1909 22713 23.9-3750-3.9
2002年 19905
20.4 23089 23.7-3184-3.3
2003年 19743
19.7 22857 22.8-3114-3.1
资料来源：台湾“财政部”《2001年财政统计年报》2002年12月；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手册》2003年3月。
根据台湾的“预算法”规定，政府的“经常收入需大于经常支出”，经常收入的剩余得移充资本支出之财源。陈水扁执政以来，2000年经常收入只比经常支出多5.6%，2001年仅多2.1%，2002年甚至出现入出短差2.4%；由于经常账无法维持平衡，政府储蓄（经常收支差额）逐年减少，2002年甚至赤字410亿元，支库资本支出的比率已从1999年的63.1%降至2002年的负6.7%，显见台湾当局自有财源支应资本支出的能力大幅度削弱，已完全靠举债、赊借及移用岁计剩余。详见表2。
表2 台湾当局自有财源支应资本支出之变化
单位：新台币亿元；%
年度经常收 经常支 政府储蓄资本支出 政府资源支应资本
入(1) 出(2)
(3)=(1)-(2)
(4) 支出比率(3)/(4)
1999年
18671
15544
31274956 63.1
2000年
26796
25297
14996113 24.5
2001年
18090
17716
374 4997 7.5
2002年* 17059
17469
-4106120 -6.7
资料来源：2002年资料见台湾《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2003年5月号，余同表1。
从支出配置来看，台湾“各级政府”经常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由1999年的75.8%增至2001年的81.3%。其中，法定与义务须编列之支出占总岁出比率持续上升，每年岁出被军事预算、各级机构人事费用、社会安全（包括社会福利、社区发展及环境保护、退休抚恤等）以及债务利息等支出占去70%左右，尤其是社会安全及债务利息占总支出比率分别由1999年的26.9%与6.69%增至2001年度的30.0%与7.6%，教科文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支出受严重排挤。参见表3。
表3 近年台湾“各级政府”支出结构状况
单位：%
年度
总岁出
支出结构变化
一般政务 “国防” 教科文
经济发 社会安 债务利息 其他
展 全
1999年 100.013.614.020.9 17.1 26.96.9
0.6
2000年 100.014.911.120.9 15.1 28.78.6
0.7
2001年 100.014.510.918.9 17.6 30.07.6
0.5
2002年 100.012.915.413.2 20.7 25.49.8
2.6
资料来源：同表2。
债务累积更加速财政体质的恶化。2000年，台湾当局的净举债数急遽升到1258亿元，2001、2002年分别高达1536亿元与1896亿元。就民进党当局承认的一年期以上债务，到2003年度达到3.3万亿元，占前3年GNP平均数逾31%，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近4000亿元债务，比起政党轮替前的2.4万亿元债务余额，增加超过1万亿元，债务占GNP比率至少增加10个百分点，比1990年上升了15倍；债务利息亦逐年上升到2000年已高达2704亿元，占支出净额之比率比1999年提高1.7个百分点，达到8.6%（注：根据台湾《财政统计月报》、台湾《研考》2002年12月号及《新新闻周刊》2003年8月第869期提供的相关数据计得。）。上述数字还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台湾当局还有“短期债务”3000多亿元、“隐藏债务”1万亿元以及“或有负债”（支援银行、股市，救助企业等支出）至少6万亿元。台湾当局的实际负债已逾10万亿元，早就逾越台湾《公共债务法》想要规范的上限（注：社论：“调整债务上限不如订定财政纪律法”，台湾《联合报》2003年8月9日第2版。）。参见表4。
表4 台湾当局年度举债净额与债务余额统计
单位：新台币亿元
年度
1999年 2000年
2001年2002年 2003年
合计净借* -17 1258 1536 1896 2338
债务余额
13371
2480427777 2933633000
注：*净借指当年举债扣除还债。
资料来源：台湾政大教授赖士葆整理，见《新新闻周刊》2003年8月21-27日，第859期P39。
（二）现阶段三大财政失调问题
在1990年以前，台湾的整体财政大致维持平衡，不过短短十多年时间，台湾财政状况已经是沧海桑田。台湾的财政赤字自1990年代初期推行“六年建设计划”开始累积，1990-1992年度的3年间，每年岁出成长25%，岁入成长却不到9%，收入短差从仅1.5%遽增到35.5%，公债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快速且有效的手段（注：丘家宜：“政府债台高又高，财神今年不报到”，台湾《新新闻周刊》2001年1月第722期。）。1993年开始，收缩预算成为当时台湾行政部门的要务，在限制赤字与公债的努力下，1996年至1999年财政失衡有所改善，尤其是1998年拜当年缴库盈余增加为上年的2倍、课税收人中之证券交易税比重上升、财产收入中之公营事业民营化释股收入增加等非正常因素促成岁入大幅成长所赐，出现年度财政平衡有余。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因经济成长萎缩，当局希望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然三大财政问题的“后天失调”，导致民众赋税负担率逐年递减，预算赤字迅速膨胀，债务余额快速累积，经济自动稳定功能削弱，财政迈入偿债负担沉重的窘况。
第一，税基流失、税收减少。
民进党执政后，在景气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企业纾困，租税减免范围不断扩大，企业赋税减免金额增加，浮滥减税造成税基流失，税负不公。目前台湾不仅个人所得税低得离谱，而且营利事业所得税亦低。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台湾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比率仅2.3%，远低于美国(12.6%)、英国(10.9%)、德国(9.6%)及日本(5.6%)；台湾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准，且2002年营利事业所得税收入占GDP比率才1.7%，与欧、美、日等工业国相较约低1至2个百分点（注：陈淑贞：“财政纪律与财政平衡——国际比较分析”，台湾《台湾经济论衡》2003年5月号。）。舆论指称：“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一再延展实施，又不断通过新兴重要策略性产业扩大适用的范围，公司免税一路免到底，并对个人股东提供投资抵减实质减税的好处，是破坏税制完整的一大黑洞；证券交易所得免税、土地增值税减半又不按市价课税，是当前税制不公的另一大黑洞（注：社论：“泛紫联盟税改诉求要加把劲”，台湾《经济日报》2003年9月5日。）。2001年仅“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减免税收的损失就达653亿元。减免金额占总税收比率自1999年的4.1%上升到当年的5.5%，预计2003年该项减税将突破1千亿元，对财政的伤害甚大。
此外，赋税所得弹性值也偏低。近些年来台湾赋税收入的幅度远低于“政府”支出扩张的幅度，民众赋税负担率（总税收占GNP比率）持续下降，从90年代初的19%左右降至2002年的12.3%（已不到OECD国家平均数约27.6%的一半），一个百分点大约为1千亿元（新台币，下同）的税收流失；2002年的赋税依存度已减至50%左右，也就是说台湾当局每花100元有近50元靠借贷、“卖祖产”或罚款等而获取；税赋弹性（＝税收成长率／GNP成长率）不仅没有等于1，还出现负数，就是说台湾财政甚至出现GNP成长，但税收反而减少的扭曲现象。参见表1。税收未能与经济成长同步增减，削弱租税制度对景气变化的自动稳定功能。
表5 近12年台湾赋税收入概况
1990年 1993年 1996年 1999年 2001年 2002年
赋税收入年增率(%) 36.3 10.3-0.4-2.5-4.9-8.8
赋税弹性 3.24 0.98-0.05
-0.49
4.6 -2.93
赋税依存度(%) 88.31 61.06
73.89
57.64
57.64
51.56
税赋负担率(%) 19.2 18.216.114.713.012.3
注：如2001年赋税弹性4.6，意指税收减幅远高于当年GNP的减幅。
资料来源：台湾《研考》双月刊2002年第6期；台湾“财政部”财政统计月报2003年1月号；台湾《工商时报》2003年4月27日第7版。
第二，“政府”支出无效率。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在景气低迷时，政府举债扩大公共投资以求创造可观的商机与就业机会，提升社会总需求，不失为提振经济的途径之一，但欲竟其功，必须提出具前瞻性与整体性的规划，必须有富集中统筹及高效的行政执行团队和民众信心的基础环境以配合。民进党上台以来，未能从专业与整体的角度施政，热衷于召开各种经济会议，提出诸多响亮的口号，其举债扩大公共建设支出目标零散，达不到刺激景气效应，缺乏的就是上述条件。
从民进党当局2003年度总预算的岁出分配来看，用于经济发展的支出较上一年度减少逾二成，社会保险与救助、退休抚恤与债务还本付息等支出则显有增加（注：郝国明：“台湾还有举债空间吗？”，台湾《财讯》2003年7月号。）。将举债的钱用来增加社会福利或其他经常性用途，不仅达不到提振景气的效果，反落入“以债养债”的困境。
预算重执行，花钱才能达到目的。一方面岁入预算年年执行不力，根据岛内财经专家披露，迄今已列入当局收入帐里累计有6328.82亿元的股票尚未卖出（注：李漾仲：“原来，释股收入都是虚编的”，台湾《新新闻周刊》2003年8月第859期。），台湾“财政部”也已预告2003年度的岁入将短少1280亿元，就是说陈水扁为“拼选举”而全速“飙”经济刚上路，民进党当局财政已暴露短期“周转失衡”的窘态。另一方面预算支出的执行力不足，公共建设进度低落最为人诟病。陈水扁执政以来从“8100台湾启动”、“新世纪国家建设计划”、“扩大公共投资提振景气方案”到“2008国家重点发展计划”等不断大手笔砸钱扩大公共建设，却未见振兴经济之功效。再看基隆河整治执行率仅1.2%、“九.二一”震灾重建进度只达45%（注：见台湾《台湾新声》2003年6月13日第2版。），这样没效率、没能力的执政团队，借钱来投资怎么可能稳赚不赔？
岛内各界讨论甚多的财政供养数额太大，精简机构、公务员减薪等问题，也是民进党当局资源运用无效率的一例。目前台湾公务员约60万人，行政人事费用占GDP约4.7%，这一比率是美国、日本的两倍，十分不合理，但面对空前的不景气，如新加坡、香港、日本“减薪”等类似的缩减岁出方案，陈水扁却在怕“民意代表”、公务员反弹的考量下无法施行，而宣布“不减薪、不裁员”。
第三，“各级政府”财政划分的权责不明。
目前岛内部分乡镇市财政已濒临瓦解，基层建设经费普遍不足，一些乡镇市公所入不敷出，甚至连基本人事开销、缴水电及电话费都需依靠补助或借款因应，绝大多数中南部乡镇市的问题更为突出。究其原因，症结在于台湾当局与地方财政的许多分权设计并非泾渭分明。
地方现实的财政危机及各县市的贫富不均，是台湾地方建设与发展不可忽视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尚未得到重视与解决。民进党当局子2002年底通过的“地方税法通则”，赋予地方政府自行开征地方税的法源，其用意原本在于鼓励各地领导利用在地特殊资源，带来更充沛的财源为地方创造利益。但半年的实践表明，“台湾21个县市318个乡镇的众多公职人员还会想出更多要钱的花样，其基本精神都可以一语道破：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注：社论：“地方税法通则正在蚕食台湾经济”，台湾《经济日报》2003年6月24日第2版。），不仅地方财政困境未获改善，反为台湾经济发展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2003年8月，民进党当局又为解救地方财政困局而应急式仓促修法，以扩大举债空间作为权宜的解决办法，即将县市债务余额比率从2%调高为3%。这一举措根本无法解决地方财政失衡问题，反倒是借债越多地方的财政就越糟。
目前，岛内失业率仍不断攀升，通货紧缩问题更加严重，拖垮财政的反效果紧随其后，首先就是必须面对债务庞大的利息支出，依照2003年度的预算来看，“政府”每借15元就有10元是用于支付旧债利息。毫无节制地举债做法是不知“财政疾苦”的不智之举，难免置台湾财政于危险境地。
二、财政体质恶化，民进党当局难辞其咎
为了改善财政，台湾从1993年开始曾推动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制定“公共债务法”、由上而下的岁出额度制度、建立多年预算架构等，参见表6。民进党上台以来，由于缺乏施政的应变力与执行力，面对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将预算虚掷在低效益、没有效益，乃至反经济效益的项目上，不但白白浪费资源，而且耽误提振经济时机”（注：乐和；“台湾需正视通货紧缩问题”，《中国评论》2002年8月号。），丧失先天的财政优势。陈水扁团队为了巩固政权，钻营各种旁门左道，治丝益棼，导致财政体质更趋恶化。
（一）财政纪律形同虚设
首先，台湾每年预算已失去完整性与权威性。预算是政府配置资源与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政府财政活动的机制，预算不仅是计划，还是公共财政的基本制度框架，严格意义上说，其本质是法律。近3年台湾税收年年短收，预算税收却年年浮编，只好以特别公债来填补税收短差。这一奇招违反了特别公债只能用于资本项目支出的财政法规。依照台湾“预算法”，追加与特别预算都是属于预算调剂制度的弹性措施，对其编制条件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但陈水扁执政团队基于拼经济的理由或其他特殊目的，滥用追加与特别预算，每年编制的总预算并不等同于其可以执行的预算资源，年度总预算规模已不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以2003年度为例，由“立法”部门通过的预算，除了总预算案外，还包括“公共服务扩大就业及扩大公共建设振兴经济”追加预算777亿元、“SARS防治及纾困”特别预算500亿元、“老旧眷村改建”特别预算288亿元以及“基隆河整治”特别预算123亿元，合计总金额高达17191亿元。为了让预算案中的帐面赤字不会太难看，民进党当局一面在岁入上玩着浮编“灌水”的把戏，另一面则鼓动修法以求扩大举债空间。2003年的税收估计短征金额可能达到1066亿元（注：郭文平：“政府身陷四大财政困境”，台湾《联合报》2003年6月17日。），凸显其“虚收实支”背后的财政脆弱性。
表6 台湾重要财政规范
时间
法规及政策主要内容
1993年3月 实施“中央政府预算执行节约措施”：撙节政府
经常支出；节约精神纳入年度“预算执行要点”继续实施。
1996年1月 制定《公共债务法》：采存量控制方式规范“各级政府”
债务余额不超过前3年度GNP平均值48%，台湾当局掌控部
分不超过28.8%。
1996年12月 出台“跨世纪财政改革蓝图”：预计2001年达成总预算实
质收支平衡；研拟推动“两税合一”。
1998年1月 实施“两税合一”所得税制：消除盈利所得重复课税。
1998年6月 修正《公共债务法》：增订流量控制方式，规范“各级政
府”每年举债额度不得超过其总预算及特别预算的15%。
1998年19月 修正“预算法”：一是会计年度由7月改为历年制；二是
建立中程计划预算制度；三是成立债务基金；四是试行编
制绿色国民所得帐等。
1999年1月 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加值型营业税改为“国税”；
所得税‘货物税总收入的10%由当局统筹分配；烟酒税收
入的20%按人口比例分配地方。
2001年8月 “经发会”结论：成立“行政院财政改革委员会”从事税
制改革，检讨当局支出问题；规划5至10年内达成财政收
支平衡。
2002年2月
修正“公共债务法”：修正举债额度定义，将举新债还旧
债排除於流量债限。
2002年12月 制定《地方税法通则》、《规费法》：赋予地方政府税捐
课征权。
资料来源：参见台湾《台湾经济论衡》2003年5月号P69。
其次，“经常收入需大于经济支出”的基本原则被破坏。巨额的赤字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开销和投资要比收入和储蓄多的多，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已超过财政灵活性预警指标（注：2001年7月2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五项财政灵活性预警指标，财政赤字的警戒水准是：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大于3%。）。当下，财政的经常门已无法维持平衡，循环性赤字逐渐衍生为结构性赤字问题，不仅形成经济体系的沉重压力，而且完全背离了台湾当局两年来动用庞大资源推动的“财政改革”目标，使不久前才定案的5至10年内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成为空谈。
（二）陈水扁竞选承诺对财税改革形成障碍
事实已证明，陈水扁执政后不断推出的减免税措施已造成财政失衡的空洞，税收减少是财政体质恶化的根源，但陈水扁4年任期内不加税的竞选承诺致使任何改善措施都难获通过。由于台湾财政状况还在继续恶化，税制本身也呈现许多问题，财税改革已不可避免，在2001年8月“经发会”召开后成立的“行政院财政改革委员会”已举行13次会议，完成的租税改革议题，包括营业税提高、资本利得恢复课税、境外所得纳入课税、土地增值税与地价课税基准应贴近市价等39项有关财政收支与税制合理化的改革建议（注：见台湾《经济年鉴》2002年刊。 ），至今依然徒托空言，无补于实事。究其原因，除了财经决策高层的决心与魄力不足、利益团体的压力、官僚的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之外，最大的罩门是陈水扁4年任期内不加税的竞选承诺。尤为甚者，目前陈水扁当局又面临“选举”利益需要，不仅增税议题依然是第一忌，而且还巧立各种名目大把“花钱买选票”，不难逆料，台湾的财政空洞必将越挖越深。
（三）浮滥举债，恶性循环
面对财政结构性恶化加剧，预算所能剩下的财政资源极为有限，难有节流的余地，举债成为民进党当局弥补财政缺口的解决方法。陈水扁不仅每年借几千亿元过日子，举债金额年年接近“公共债务法”第4条15%的流量管制上限，还通过冠以各种名目的特别预算、非盈利基金等“小口袋”绕过举债法的限制借钱（注：孙克难：“台湾的财政改革：北景、内涵与瓶颈突破”，台湾《经济前瞻》2003年3月号。）。
关于台湾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岛内朝野及国际信评机构有不同的看法。被聘为陈水扁“经济顾问小组召集人”的萧万长提出旨在推动台湾经济走出低谷的“举债必要论”；陈水扁自诩是“金鸡蛋孵出金鸡母”的高明施政。国际信评机构却不这么认为，如惠誉信评就指出，2004年度台湾当局举债占GDP比重将由目前的33.7%大幅攀升到37%至38%的水准，已逼近现行《公共债务法》40%的上限，虚弱的财政状况面临信评等级下调压力；国际信评机构(Standard & Poor's)就因台湾负债为年度收入的2.25倍，曾二度调降台湾信用评等；同样因债务的严重性，在洛桑管理学院评比的49个国家与地区中，台湾居倒数第二位（注：赵扬清：“财政失序，国家何以为继”，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8月24日第3版；台湾《台湾新生报》2003年6月8日社论，题为《论总统的“举债无害论”》。 ）。根据岛内专家学者的估计，包括“各级政府”、长期与短期债务、隐藏及或有债务在内，实际上债务累积已高达11兆元，约占GNP的110%（注：台湾《经济日报》2003年9月19日第2版。），舆论与民众抨击：民进党当局“故意隐匿”某些债务，让民众误以为还有举债空间，这样的扩张性支出可能因自偿率不足与实质利息成本上涨而“债留子孙”，就依民进党当局承认的2003年债务余额突破3.1万亿元来看，平均台湾每户人家负担的“政府”债务高达50万元，几乎是一个上班族一年的薪水。
（四）台湾财政成为执政党“拼选举”的工具
陈水扁执政以来，积极“集权”、“集钱”，却一切以维系权势及争取连任为目的。为了赢得大选，许多财政规划竟然随选举需要由陈水扁率而宣布，许多建设与辅助不顾财政困难而执意推动。从责成金融行库吸收企业界呆帐、罔顾学理及国际潮流推出传统产业恢复5年减免税方案、企图在不加税的前提下开办“国民年金”，以及修订农业发展条例上弃守禁建农舍原则与匆忙之间宣布提高单一外资投资股市上限等等，台湾民众一再看到民进党当局“为了选票”而不惜紊乱财政，甚至放弃应有的施政理念与原则。
更有甚者，民进党当局居然利用财政预算向选民示好。在2004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增加不少选票导向政策：如兑现陈水扁宣示老农月津贴从3千元调高为4千元，增编80亿元，总计达321亿元；敬老福利津贴增列了76亿元；针对身心残障者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一级距均调高1千元，即从目前的每人每月2千到6千元提高达3千到7千元，预算中增列27亿元，这项政策估计受惠群体有22.5万人；从2004年起每年将编250亿元经费作为“加入WTO后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以达到1千亿元为目标；新预算将异於以往，以加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并纾解其自由财源不足为名，编列150亿元“小型工程补助款”，制定项目让各乡镇呈报核可，首度跳过县市将补助直接拨给乡镇，此一作法明显违反财经收支划分法有关补助制度的规定，民进党当局难脱越级“绑桩”的嫌疑。（注：参见台湾《工商时报》2003年8月5日、9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7月31日等。）
三、财政恶化的后果及影响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说过，“最危险的行为莫过于借钱”。倘若如此，陈水扁当局无疑正在玩火。
（一）赤字与债务拖垮台湾经济成就。
民进党上台后，财政连年赤字，大量举债，不仅未达刺激景气之目的，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包袱。过去三年台湾年平均经济成长率仅2.4%，与1953年至2000年平均达8.1%的同类指标相比，有很大的差距，2001年甚至出现50年来罕见的经济成长负2.18%的倒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台湾经济成长贡献最大的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大幅减少所致，而民进党当局的错误财经政策难辞其咎。
依据经济学理论，当局不断发行公债，等于是与民间企业在资本立场上竞争，因为不付出相当水准的利息，政府就借不到钱，结果提高了民间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成本；第二个结果是，公债有“政府”的保证利息，风险又低，岛内财团与有钱人宁可借钱给“政府”持有公债，而不愿意把钱投资在创新、有风险的产业上。这两个结果都导致了台湾投资大幅度衰退，经济成长缓慢。目前，陈水扁为了“拼连任”还在想方设法要求“立法”部门修“法”放宽举债限制，达到撒钱“救经济”以显示“政绩”之目的，如果未能统筹考虑公共部门全部债务的累积情况及其结构状况，赤字与债务绝不单纯是“下金蛋的母鸡”，反可能成为财政结构恶化的指标与财政危机的根源，并加剧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浮滥减免税间接地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当前，赋税减免失序已使台湾的税基被严重侵蚀而更加支离破碎，即便景气再好也无法提升税赋收入，反而加剧所得分配恶化的速度，成为扩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帮凶，数据资料可有力印证。虽然近年台湾整体平均所得倒退甚多，但所得最高的20%族群之财富却持续成长，以家庭可支配五等分位组分配而言，最高20%所得群与最低20%所得群间的差距倍数，已从1991年的5倍左右扩大到2001年的6.39倍；若以个人所得分为十等分位组来观察，根据台湾“主计处”统计，2001年度最高族群所得金额是最低族群的61倍，这个差距1年前是39倍，10年前是19倍（注：http：//news.tom.com2002年11月15日，《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台湾《商业周刊》2003年3月24日“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一文。）。根据台湾报刊披露，各种减免税措施让那些靠钱滚钱、利滚利的富人或财团，在每年获利数十亿、百亿后，可以只缴些许的税，甚至完全不用缴税，然而对一般小百姓却没有实质的帮助，因为每年负担台湾当局最主要税收的所得税中70%以上是来自薪资收入者的血汗钱（注：20陈美珍：“跛脚税制”，台湾《经济日报》2003年8月18日第2版。）。以2001年家庭收支调查为例，平均收入高达260万元的所得最高组家庭与平均收入仅26万元的所得最低组家庭，所得相差10倍，但租税支出比重却只相差2.1倍（注：社论：“全面推动赋税改革消除贫富悬殊”，台湾《工商时报》2003年8月13日第2版。），引发新一波社会喟叹，要求改革、要求公平与合理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促成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主轴的政治团体泛紫联盟的诞生。民进党当局的减免税措施再不审慎为之，不但财政因此陷入危机，也为社会稳定投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三）财政无法挣脱选举桎梏的困窘。
台湾年年有选举，台湾的财政就在朝野双方“拼选举滥开支票”的推激下快速沉沦。
陈水扁执政三年多来，“拼”成为一个被滥用的字眼。为什么要“拼”，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意识形态施政，所以得“拼”；二是行政团队的水平较差，施政缺乏经验，正常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不得不使出非常手段“拼”；三是急功近利，等不及事物的慢慢好转，只好“拼”；四是政绩不好，事事让众人失望，为了延续“政权”，必须“拼”。一言以蔽之，“拼”代表了一种非常状况、非常心态、非常手段。当下，为了“总统”选举，朝野各党各派正竞相比“拼”，偏离正轨的竞争呈现变本加厉之势，其结果是“不计后果乱开支票”。如民进党当局正在策划以5千亿元特别预算支票来为陈水扁塑造政绩光环，准备在“立法院”掀起“蓝绿”冲突，收割建设牌的政治效益（注：台湾《联合报》2003年8月24日A2版。），若这一预算获得通过，必然加剧财政恶化速度。台湾财政在“开源多赚已是痴人说梦”、“节流少花一样难如登天”的情况下，又被绑在选举战车上，必然埋下更多潜藏的危机。
台湾舆论指称：“我们培养出一群专吃霸王餐的政治人物，个个在为民谋福利的大纛下奋勇争先，人人都以空头支票买单，竭尽全力去讨好选民，争取选票。”执政党能调动大量资源，可以大开大阖地逢迎选民；负有监督重任的在野党或以被动的不作为、不抵制，或主动提出更讨好的对案来向选民争宠。岛内选战频繁，深陷选举泥淖的台湾财政，何时能挣脱桎梏，打破典型的“囚犯困境”，颇值得观察。在台湾不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各党派以牺牲财经制度与经济建设为代价“拼选举”，到头来还是让民众承受恶果（注：3汪苠，“扁政府“巨额赤字”与“债务烂摊”，《广角镜》2003年7月号。）。如此，所谓财政恶化或危机，其实只是一种症状，隐藏在背后的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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