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龢开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目前史料所及，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九种说法：
一种认为他的开缺、革职完全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是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下令宣布的。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又有以下几点：(1)与翁同龢支持光绪帝变法有关。濮兰德、白克浩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太后告帝……言必去翁同龢，不可迟疑，谓彼近日煽动排满，恐其危及朝廷也。”①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一书中也说：“同龢且主张新政，太后逼上逐翁回籍。”②此外，《赵伯岩文集》一书也持此说。(2)旨在孤立光绪帝，阻挠变法。张元济说：“翁是光绪的师傅，平时和光绪帝甚为接近，致为太后所忌。”“翁同龢被逐回籍，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这是极大的侮辱。”③康同家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也说，此举“显系西太后对新政之迎头一击”④。(3)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有关。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一书中说：甲午战后，孙毓汶、徐用仪先后出军机，“太后不悦，罢同龢毓庆宫差，除其门籍，稍稍远之，同龢不悟，遇事犹专辄如故。(康)有为初进，又居中阴为之地，太后积不能平，遂以戊戌四月，降严旨声状其罪，即日斥还田里”⑤。《赵伯岩文集》中也持此说：“太后虽归政，大事上必关白，同龢教上独断，太后恶之。”⑥(4)与翁同龢援引康、梁维新派有关。香港《士蔑西报》的一篇文章说：“太后降旨追革翁同龢永不叙用，且著交地方官看守，因翁……曾请皇帝变法，并力荐维新党人故也。”⑦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说：“其举荐康有为也，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太后尤恶其语。”⑧此外，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一书中也持此说。(5)与翁同龢谏阻慈禧太后、荣禄天津之行企图废黜光绪帝一事有关。梁启超在1898年5月7日致夏曾佑的一封信中说：“惜翁覃溪(翁方纲，字覃溪，清代著名金石家、书法家。此处代指翁同龢)以阻止天津之幸，至见摈斥。”⑨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也说：“又其时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龢密言于帝，太后侦知之，遂命开缺回籍。”⑩(6)与1895年慈禧太后补祝六旬万寿庆典，翁同龢拒绝如数支拨颐和园彩棚搭建费有关。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一书中说：“常熟去国之远因，为1895年秋冬间，户部拒绝提拨搭建排云殿彩棚款百万两一事。”(11)
一种认为翁同龢的开缺虽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但光绪帝也是同意了的。至于光绪帝为什么同意，那是因为翁同龢办事“过于持重”。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中说：“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掌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12)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一书中也持此说。
一种认为是光绪帝自己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金陵江楚编译局编写的《国朝事略》一书说：“二十四年夏，今上严责中外诸臣实行新政，革翁同龢职，逐回原籍，擢杨锐、杨深秀、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参与机务。”(13)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一书中也持此说：“翌日为翁揆生辰，两宫先期赏赍，亦极优渥。讵公入值谢恩，忽奉严旨驱逐回籍……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指军机大臣刚毅)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面保康有为……维时上威怒不测，幸荣文忠(指军机大臣荣禄)造膝婉陈……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4)在1994年5月常熟召开的翁同龢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宜杰研究员也持此说。
一种认为是恭亲王奕訢临终前向慈禧太后进言的结果，谕旨出自孙毓汶之手。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说：“翁初善恭(指恭亲王奕訢)而继附醇(指醇亲王奕譞)……甲午起，恭终复逐孙……恭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曰谕孙(指孙毓汶)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入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15)康同家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认为翁同龢与恭亲王的矛盾起于甲午战后中俄密约一事，奕訢与李鸿章主张联俄对日，是密约的主持人，翁同龢对此表示反对。待到1898年2月，俄国强占旅大，更引起光绪帝和翁同龢的不满，说明翁同龢同恭亲王的矛盾并未始于个人恩怨，而是彼此基于对国家的对外方针的分歧所致。(16)
一种认为是荣禄、刚毅进言陷害所致。康有为在《康南海自订年谱》中说是荣禄指使人弹劾的结果。“常熟(指翁同龢)……以割胶(指签订中德胶澳租借章程)为罪谤所归，荣禄唆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17)唐文治和陈夔龙则说是刚毅存心陷害所致。唐文治说：“文恭公之被谪也……溯其致祸之由，盖前义和团匪刚毅实主之。”(18)“戊戌春，公保主事康有为通达事务可用，刚遂密奏太后，谓公植党荧惑圣听，四月二十七日，公奉旨开缺回籍，是日适公生辰也。呜呼，刚之计可谓巧而毒奂。”“其年八月，治康梁党，随兴大狱，刚毅欲杀公，倡议以公编管，浙江王相阕夔石(指王文韶)争之，刚伪曰：此太后意耳。”(19)张謇说：“十月间，闻刚毅、许应揆承太后之旨意，周内翁尚书于康粱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20)陈夔龙说：“协揆奉严旨后，始知夏间获谴系由刚相构成。”(21)
陈氏这里讲的，说是翁同龢自己说的。当然翁同龢究竟是如何说的，我们已无从知道，他在日记及其他的文字中也从未留此痕迹。但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翁同书之孙)也持此说，说是刚毅构陷所致。说开缺和革职谕旨均出自刚毅之手，至于荣禄、刚毅为什么要构陷翁同龢，其原因又有以下几点：
1.翁同龢对荣禄、刚毅久存轻视之心。《慈禧外纪》一书说：“翁之学问为一时之泰斗，甚轻视满大员中之浅陋顽固者，汉大员中之迂滞守旧者，翁亦轻之。”(22)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同龢与荣禄不协，刚毅诵奏疏，误读刘鼒为刘才，复为同龢所诮，刚毅引为大耻。迨有为败，太后再出训政，二人比而谗之，遂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23)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也持此说。
2.因军机大臣沈兆霖外放山西巡抚一事而结仇。罗悖曧在《宾退斋随笔》中说，荣氏和翁氏为盟兄弟，交恶已久，其起因为军机大臣沈兆霖外放山西巡抚一事。事系荣禄向太后进言的结果，荣氏将此事告知翁氏，翁氏又告知李鸿藻。李氏遂荐荣禄为西安将军。“迄翁秉政，而荣禄十年不迁，怨翁极深。戊戌四月，翁以导景皇帝行新政得罪废于家，谕旨以为居心险诈者戒，盖指前事也。”(24)
3.因翁同龢密告荣禄与同治帝妃通奸一事。《慈禧外纪》一书中说：“1877年(光绪三年)，荣禄任内务府大臣和宫内大臣时，曾与同治帝一妃通奸，被翁同龢密告西太后，荣禄因此褫职，七年不被录用，因此，对翁衔怨极深。”(25)
一种认为是刚毅与李莲英合谋，向慈禧太后进言的结果。《赵伯岩文集》中说：“刚毅、李莲英合构同龢于太后，遂开缺回籍。后刚毅当权，同龢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刚毅陷之也。”(26)
一种认为是翁同龢平昔结怨太多所致。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说：“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翁好廷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翁以忠恳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愧良相，惜不为众谅，卒被斥逐。”(27)
一种认为是翁同龢自己求去。在1994年5月常熟召开的翁同龢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耿云志先生就持此说。其理由是翁氏屡遭人弹劾，不安于位，遂决意求去。
一种认为是康有为所为。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康有为经常熟切保后，屡蒙召对，温谕褒奖，谓可畀以钧衡之任矣，不意故我依然，仍是浮沉郎曹，又诇知保折后加之词，引为大恨，疑常熟从旁阻之，不去此老，终难放手做事，乃于上前，任意倾轧，极口诬罔。”(28)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亦有此意：“甲午起，恭终复逐孙，挈张荫桓为己助，张既得宠，翁不能无动，而康有为适求进，遂并荐之，不意张康渐合，共邀特遇，翁之进退乃维谷矣。”
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原因还有其他说法，但主要是以上九种。九种中，有些说法只要揭诸历史事实，不难排除否定。如王伯恭的所谓康有为“从旁阻之，不去此老，终难放手做事”之说，纯属臆说。而说康氏“屡蒙召对”，事实尤为不确。光绪帝首次召见康氏是在翁同龢开缺之后，何来“屡蒙召对”？又所谓“诇知保折后加之词”，此说亦不符合事实。翁同龢为光绪近臣，君臣可以“造膝独对”，根本毋须缮折。因此，王说不确，难以成立。至于金梁所谓系奕訢援引张荫桓，翁同龢引荐康有为，后张康联手，翁氏进退失据之说，因为缺乏足够史料，也难云其实。
而说翁同龢的开缺系因奕訢临终遗言所致，此说大可商榷。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入值上书房时，曾授读咸丰帝、恭亲王、惠郡王，后又担任同治帝师，由于这层原因，翁氏一家备受朝廷宠眷，翁同龢本人的升迁多同奕訢的大力援引分不开。1884年(光绪十年)奕訢的罢黜是奕訢与慈禧太后争权的结果，与翁同龢无关。而翁同龢在此次军机人马更迭的政潮中，自己也被逐出军机处。后来因入值毓庆宫，授读光绪帝，与光绪帝生父奕譞往来密切，亦是实情，但并不影响他与奕訢的关系。甲午年，奕訢复出后，翁同龢虽与奕訢在重大内政外交，诸如和战、中俄密约的签订以及维新变法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两人关系依然很好。翁同龢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补为协办大学士，均与奕訢举荐、进言分不开。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奕訢虽不赞同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但他不同于荣禄、刚毅等从根本上反对变法，他不是顽固守旧派，他认为国家新挫，元气未复，虚弱已极，不宜再有大的动作。至于说他临终遗言指甲午战争是“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只能说他执意主和，对翁同龢主战不表赞成，但他绝无要加害自己老师的儿子的意思。若此，既违背情理，亦无事实根据，只是臆说而已。至于说罢斥的奏折系孙毓汶“代笔”更属无稽之谈。其实孙氏早已因病辞官在家，离开政坛，历有年所，奕訢与孙氏平昔往来踪迹甚稀，关系冷却。因此，所谓参劾翁氏之折系由孙氏“代笔”，根本不可能。
至于所谓翁同龢自己求去之说，也难成立。翁同龢在甲午战败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下都能挺过来，为什么要到三年后的戊戌变法时才求去呢？似乎不太可能。甲午战后不久，翁同龢的门生沈曾植等人曾劝说翁氏“急流勇退”，趁机告老，息影家园，但他未接受。“翁公拳拳于德宗之心，与夫殷殷家国之志，固有至死不渝者也。”(29)从光绪帝亲政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同光绪帝放在一起了。在一次与唐文治的谈话中，他说：“譬如一家茕茕孤寡，其西席焉恝去耶？！”(30)在给长芦盐运使季邦桢的信中说得更明确：“弟之庸鄙，久欲引退，而苦无其间，同僚多病，外患未平，岂敢养闲自适？！”(31)
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与翁同龢的引导分不开，是翁同龢一手点燃了光绪帝力主维新变法的思想之火。维新变法开始后，皇上正需用人，岂有自己求去之理？这既不合乎情理，也有违事实。至于说是因自己屡遭人弹劾，“不安于位”，故尔求去，此说也难成立。翁同龢清正廉介，朝野公论，守旧官僚别有用心地攻击他在筹措对日赔款活动中，与张荫桓“朋谋纳贿”(实际上是与李鸿章)，目的无非是想借此搞臭他，毁坏他的名声，进而阻挠维新变法的进行。光绪帝对自己的师傅的操守十分清楚，“深知其妄”，一概置之勿问。而翁同龢也认为是“元规污人”，根本不予理会。所以，谈不上“不安于位”，更不需自请罢职求去。
关于翁同龢开缺是光绪帝自己亲笔颁谕，其原因是因为翁同龢“过于持重”、“常掣帝之肘”，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构不成光绪帝要亲自下令将翁同龢开缺。翁同龢仕宦京师数十年，历经宦海风波，老成持重，政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了解自己的对手，更了解光绪帝的不足，他知道如何对付顽固守旧官僚。所以，在重大问题上常常掣光绪帝的“肘”，完全是可能的。当时光绪帝20多岁，正当年轻，血气方刚，遇事好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点与康梁维新派十分接近。康、梁等也是20多岁的年轻人，对翁同龢的“过于持重”、“掣肘”做法也难以接受。而翁同龢身为帝师素以忠君守道为己任，平日言论主张从不持极端。这种性情最不为年轻人所喜欢。翁同龢开缺前夕，与光绪帝在接待外国使臣礼仪上的争论和分歧，明显反映了这一点。光绪帝认为外人进出禁门、觐见时铺地毯、行平行礼，无伤大雅，可以接受，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当时各国正图谋瓜分中国，而翁氏竟然纠缠于这些礼节，使光绪帝深为不满，多次对翁氏加以“诘责”，翁同龢事后追维，也后悔不已：“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办，为可愧憾。”(32)深感自己迂腐，愧对光绪帝。
翁同龢开缺前夕，与光绪帝的另一次矛盾冲突，是翁同龢拒不受命传令康有为再进呈“其所著新书”。这些书是指康有为撰写的《俄国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考》二书。翁同龢拒绝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两本书不好，而是对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所保留：“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认为康氏乃“说经家之野狐禅”。康、梁虽同治公羊春秋，均主经世救国，但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只是假借孔子，掀起一场思想界的革命，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轰开一条道路。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借经术以创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他的改制“是一种革命，社会改造”(33)，因而不为大批士大夫官僚所接受，其中当然也包括翁同龢在内。由此翁同龢认定康氏变法意向与自己的主张大相径庭，认定康氏“居心叵测”。不过，他虽对康有为存有看法，但由于变法需人，仍向光绪帝密荐康氏“才堪大用”，徐致靖论荐康有为时，翁氏“适承上询，遂赞上召有为入对”。甚至在自己被宣布罢斥，得知康有为因对变法失去信心，决意南归的消息后，仍亲自前往粤东会馆劝阻康氏留京协助皇帝变法，足以表现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所具有的大度心胸和以国事为重的责任感。
翁同龢开缺前夕，虽与光绪帝在上述诸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师生之间关系仍如鱼水般“融洽”。当时翁同龢发汗症旧疾，光绪帝得知后特遣人代为探视。是年“京察”，谕旨中仍称赞他“夙夜从公，和衷共济，尽心筹划，倍著慎勤，著交部优叙”。对于于荫霖、胡孚宸等人对他的弹劾折件，一律“留中不发”。甚至将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亲自交给他代为草拟，这些都足以表明光绪帝对翁氏的信任。在当时王公大臣中，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只有翁同龢一人。国是诏颁布后，维新变法正式开始，一切正有赖师傅协助筹划，光绪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下令将师傅从自己身边赶走。一位对翁同龢支持光绪帝变法持不同看法的官僚也说：“即在开缺前一日，(翁氏)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洽为常也。”即使在他开缺的当天，光绪帝仍派书房太监给翁同龢送去一份赏给军机大臣、大学士的端午节礼物。这一切都说明将翁同龢开缺并非出自光绪帝的本意，所谓光绪帝下令将翁同龢开缺的说法不能成立。
至于李莲英是否与刚毅合谋，向慈禧太后进言，则事关宫廷内幕，外间难以得之其详。此说多半系出于李莲英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但问题是李莲英为什么要参劾翁同龢呢？从翁同龢数十年日记以及有关李莲的史料记载始终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是非矛盾、恩怨仇恨，因此，这一说法亦难成立。
至于认为是翁同龢平时施政中得罪不少臣僚，是咎由自取的说法，虽似有理，但事实上大可商榷。翁同龢为官宦世家，父兄同为朝廷重臣，平日议事肯定有与同僚不合的，甚至有以己见为主、独断专行之事，因此而得罪一些臣僚也在所难免。但话又说回来，纵有不少臣僚对他有意见，甚至不满，但要将这样一位大员、皇帝的师傅加以开缺，若无皇帝乃至太后的同意，也是很难做到的。
至于说到荣禄、刚毅有意构陷一事，前所列构陷的种种原因，也很难说没有，尤其是在翁同龢生日这一天，谕旨宣布将其开缺，显然是谂知翁氏生辰时间的人所为，是事先预谋筹划好，有意羞辱他，政治上落井下石的痕迹十分明显。荣禄与翁同龢为结拜兄弟，刚毅则是翁同龢任刑部尚书时一手识拔的，他们对翁同龢最为熟悉了解。所以，纵观各方面史料和分析，此种恶劣行径除了刚毅、荣禄之外，尤其是刚毅，不可能是别人。此外，我们从戊戌政变后，刚毅抓住翁同龢曾面保康有为一事，乘机对翁同龢打击报复陷害，奏言将翁同龢革职编管一事，也看得很清楚。然而，不论荣禄、刚毅同翁同龢的矛盾有多深、有多久，说到底，他们之间的恩怨还不仅是私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在他们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权力之争。因此，翁同龢的去留，也不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
排除上述种种说法，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最终能决定翁同龢政治前途命运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左右晚清朝局的慈禧太后。
据笔者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的粗略统计，自翁同龢1865年(同治四年)入值弘德殿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为止，在34年中，翁同龢除了和亲王、军机大臣、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一起奉旨召见不计外，慈禧太后单独(有时慈安太后、同治帝、光绪帝在场)召见翁同龢不下40多次，慈禧太后对其宠眷由热到冷看得也十分清楚。大致来说，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光绪帝亲政前，慈禧太后对翁同龢十分专信。召见时，每多赞誉，夸他“勤于入值”，“曝值甚勤”，“汝心忠实可靠”等。(34)在此之前，翁同龢也确实是以“忠悃结主知”。1888年12月25日，慈禧太后在撤帘归政前夕，单独召见他，当面“谕以归政后一切事宜”，翁同龢以“万机至重需禀命对”；“太后谕上性情”，翁“以仁孝对”。翁同龢的奏对，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恋权心理，所以，慈禧太后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其后又多次召见他，“谆谆于书房功课，并勖臣以尽心规劝，至于流涕”(35)。在褒奖之余，又时时语带忠告，要他及时规劝光绪帝“顺从母后”，绝对效忠于她。
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在帝后之间开始走的是等距离路线，然而光绪帝毕竟是他一手培养教育成长起来的，师生感情犹如父子家人，又见慈禧太后揽权不放，心中甚为不满，于是逐渐倾心于光绪帝。此外，他还认为辅佐光绪帝，使光绪帝有所作为，是帝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频劝上振君权”，“教上独断”。(36)翁同龢亲帝倾向引起慈禧太后的“恶感”，此后对他不再眷恋，对他开始由热变淡，由淡变冷，直至心存疑忌。加上慈禧太后身边的人从中拨弄，最终导致慈禧太后决定要将他逐出政坛。
直接导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将翁同龢逐出政坛的有三桩事。
一桩是甲午战争期间和战问题。当时慈禧太后、李鸿章均主张对日妥协，避战求和，而翁同龢竭力支持光绪帝主战。1895年9月(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平壤、大东沟陆海两战战败后，28日，慈禧太后派翁同龢秘密前往天津，敕传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希尼洽商中俄共保朝鲜一事，翁同龢公然抗不从命。奏对说“此事有五不可”，“乞别遣”，要求另派大臣，最后竟说：“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37)使慈禧太后大为尴尬，从此对他衔恨在心。
另一桩更令慈禧太后愤懑和无法容忍的事，是翁同龢公然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活动和拒绝内务府要求户部拨付搭建颐和园彩棚银百万两。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为甲午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此前，翁同龢与另一名军机大臣李鸿藻联衔上折，光绪帝也鼓动南、上两书房的一批翰林御史上折，以防止“倭奸”为名，奏请“停(庆典)工作”，移祝寿费为战费。慈禧太后碍于社会舆论，只好“准如所请”，但心中积不能平。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她不顾残酷的战争形势，立即对翁同龢、光绪帝进行报复，“杀太监、囚珍妃、裁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以此遮断翁同龢与光绪帝的联系。1895年9月(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慈禧太后以战争结束，决定于11月(十月)在颐和园举行“补祝”(万寿)庆典活动为由，要求内务府承办，在园内搭建彩棚。内务府开价要户部拨银百万两。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以先前已拨付过30万两，现今“库储匮乏”、国家财政困难为由，拒绝如数拨付，最后只拨付了20万两。并将内务府浪用巨款、不能节俭情形向光绪帝作了奏报，光绪帝将内务府大臣福锟狠狠训斥了一顿。福锟咽不下这口气，遂也将翁同龢拒付拨款情况向慈禧太后作了呈报，此时慈禧太后对翁同龢的怨恨程度不难想像。“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见内务府大臣时，尚申詈常熟不置也。”(38)当时就有人因此事对翁同龢表示惋惜，认为他仕宦数十年，一向谨慎小心将事，“何至锋芒暴露如此？！”但又肯定他，“然其心迹则昭然可遏日月也”(39)。
再一桩就是翁同龢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有史书说：慈禧太后曾对光绪帝说过，若不违祖宗之法，儿尽可放手去做。如果说慈禧太后真的说过此类的话，也只能是欺骗。维新意味着除旧，变法就是要变更祖制祖规，要触动和改变原有的统治秩序，损害一部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因而这种变法是慈禧太后所不愿看到的。因为改革有利于当政的光绪帝统治地位的巩固，对归政的慈禧太后并无什么好处，何况当时母子之间在内外大政方针问题上意见分歧，慈禧太后怀疑和担心翁同龢引导光绪帝维新变法将对自己的地位不利，加上她周边的一些亲信大臣反对变法，尤其是一批与翁同龢积怨已久、矛盾很深的人，如荣禄、刚毅等人的从中拨弄，使慈禧太后最后下决心要将翁同龢逐出政坛。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点名地点出了翁同龢开缺的真正主使者。他说：“翁以忠恳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愧良相，惜不为众所谅，卒被斥逐。而两宫之争，遂日甚而不可救云……凡上所述，同光朝政，大略可知，自此以往，谁实操纵之，不忍言矣。”(40)
“同光朝政……谁实操纵之？！”当时人谁都明白是指慈禧太后，只是惮于封建君主专制的高压政策，才“不忍言矣”。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不是别人，只能是慈禧太后。而开缺时间及革职编管，则是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等一伙人从中做了手脚。至于说到罢斥翁同龢的谕旨中的内容多有“与事实相吻合”，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评说了。
注释：
①(22)(25)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陈太冷、陈诒先译，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129～130、124～125、124～125页。
②⑩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页。
③张元济：《戊戌变法回忆》，《新建设》1949年第3期。
④(16)康同家：《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0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120、70～71页。
⑤⑥(12)(17)(20)(23)(24)(26)(28)(36)《戊戌变法》(四)，第338、479、245～248、135～137、201、338、321、479、380、479页。
⑦香港《士蔑西报》1898年12月8日。见《戊戌变法》(三)第467页。
⑧《戊戌变法》(二)，第18～40页。
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11)《清宫遗闻》，中国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104～105页。
(13)金陵江楚编译局编：《国朝史略》卷六《戊戌纪事》，宣统元年刊刻本。
(14)(2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上海古籍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2页。
(15)(27)(29)(40)《戊戌变法》(一)，第451页。
(18)(19)(30)唐文治：《茹经堂文集》，卷四第34～36页，卷六第5～9页。太仓唐氏家刻本。
(31)(34)(35)《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1、1046、1052页。
(32)(37)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53～54页，第三十三册第90页。商务印书馆涵芬楼1925年影印本。
(33)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38)(39)英国《泰晤士报》192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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