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周边经贸合作：意义、问题与对策
竺彩华
内容摘要： 关于周边格局，有观点认为存在所谓的“二元悖论”，即周边国家多在“经济贸易上依赖中国，政治安全上依赖美国”。但事实上，作为区域第一经济大国，我国对周边的经济影响力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周边多国对我国经贸依存度并不太高，未能与我国形成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也正是我国对周边政治影响力相对欠缺的重要原因。利用我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之机，依托国内巨大市场优势，深化与周边经贸合作，打造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循环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既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也要发挥周边国家比较优势，在以我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将周边国家更多资源和要素纳入我国市场体系，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使其与我国形成经济高度互补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藉此提升我国对周边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其主要措施可从市场开放、产业布局、制度安排、金融合作、沿边开放等层面多管齐下、分类施策。
关键词 ： 周边国家 区域经济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 沿边开放
一、深化周边经贸合作的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其中最大变数，是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性选择和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周边是我国重要战略依托，在我国对外战略格局中占据“首要”地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周边”是指我国周边20个国家，其中14个陆地毗邻，分别是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6个隔海相望，分别是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 本文周边概念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周边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周边，经济意义上的周边则包括东盟10国。
(一)顺应全球化新趋势
理查德·鲍德温(2016)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分离的过程”，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限制因素主要有三种：货物运输成本、思想(技术)传播成本以及人员流动成本。受制于这三大成本，早期人类几乎不怎么离开居住地，吃穿用都在有限的地域内解决，因此也就谈不上全球化。生产力(尤其是科技)发展带来了三大成本下降，由此也开启了全球化进程。成本下降首先从货物运输成本开始，接着是思想技术传播成本下降，这两大成本下降推动全球化不断加速。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利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更好的视频会议技术、远程操控机器人、物联网等，使虚拟人员迁移能够代替实际人员迁移，人员流动成本也在大幅下降，人类将进入彻底克服“三大限制”的“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以服务贸易(尤其数字贸易)全球扩张、货物贸易趋于区域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未来服务贸易对国际贸易的贡献将越来越高，服务、知识和技术等领域的内容将会在贸易中占据更大比重，这也是数字贸易时代到来的标志。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将带来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的重塑，灵活性(定制式生产)会逐渐取代规模(大批量生产)成为企业首要考虑因素，工厂会变得更加小而灵活(即所谓的“柔性制造”)，因此区域性市场规模将决定未来的生产和贸易模式，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将更加突出。过去东亚地区长期形成的“区内生产、区外消费”模式将更多转向“区内生产、区内消费”模式。原先东西方之间的大量外包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方贸易，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区域内生产和贸易所替代，这将克服之前非常浪费的世界性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打造一体化的区域市场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深化周边经贸合作，正是顺应这一全球化新趋势、打造一体化区域市场的必由之路。
《儿子与情人》主要描写了主人公保罗和他的母亲莫瑞尔太太、他的初恋情人米丽安以及情人克拉拉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保罗与后两者的恋爱故事，充分展现了劳伦斯对人类两性之间的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的深刻思索。
(二)长期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中美目前已进入长期战略博弈期，其最明显标志，是美国官方2017年12月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竞争对手国”。该报告称两国是“修正主义”大国，试图“塑造一个同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着干的世界”。由此，该报告认为，美国奉行20年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不仅没能把对手融入西方体系，反而使其快速发展，成为削弱西方体系的主要力量；美国必须抛弃“接触战略”，转而采取“竞争战略”。对华不断升级贸易摩擦，则是美国将其战略调整直接付诸行动的集中体现。可以断定，中美经贸摩擦是我国复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会不断蔓延至科技、人才、金融乃至军事、安全等领域。中美战略博弈将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轴和决定性要素，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做好长期战略储备，在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的空间布局上作出相应战略调整。通过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扩展经贸战略纵深，可以有效缓冲美国对我国全面遏制造成的冲击和损害。
我国周边20国总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3，加上中国则占全球总人数的51.5%。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年20国GDP全球占比可达22.6%；加上中国则占全球的40.9%。根据IMF预测，2023年20国GDP占比可上升至24%，加上中国则将升至45%(届时美国占比为13.9%)。伴随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和中产阶级规模快速扩大，本地区也将成为快速成长的世界市场。根据OECD一项研究预测，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由2010年的18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和2030年的49亿，其中增量中的85%将来自亚洲，而亚洲主要来自我国和周边国家(Homi Kharas, 2010)。可以说，21世纪前2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成为由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崛起引领的“亚洲世纪”。这一变化将对各国产业界和政策决策者产生重大影响。
无论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只要地区市场具有足够规模，那么经济活动规律决定，我国与周边国家拥有天然合作优势：距离优势。相关研究表明，与距离相近国家进行合作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与距离较远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既参加TPP也参加RCEP，但TPP对其实际GDP增长的带动效应要远低于RCEP(Kawasaki Kenichi，2011)。究其原因，距离是关键因素之一。由于距离的存在，运输成本在全球货物贸易成本中的占比高达37%(WTO，2019)。根据引力模型的典型估计，两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贸易量就会减少0.7%到1%(克鲁格曼等，2012)。浩瀚的太平洋实际上就是横在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最大贸易障碍。经济学家认为，一些无形因素也会使距离产生关键作用，例如贸易总是在有密切交往的人之间发生，而远距离则会使人际交往下降从而不利于贸易发展。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2004)也认为，尽管全球化缩短了距离感，但距离在各国相互依存关系中还是很重要的因素，且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领域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跨国之间的股票交易(资本流动)瞬间就可以完成，但是货物流动即使有了喷气式飞机也不可能瞬间完成。另外，他们还提出了“文化距离”的概念，即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接受各种思想和信息时会受制于地域的限制。亚洲地区在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很多方面与西方存在差异。当然，也正是距离因素，区域内互联互通带来的经济和贸易乘数效应，要远远大于跨洋互联互通。
(三)提升“一带一路”合作质量
伴随中国企业竞争力增强，尤其“一带一路”建设务实推进，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尤其周边国家投资的增长更加迅速。2018年在全球直接投资下降19%的背景下，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同比增长0.3%，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高于整体增速。
过去几十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贸易和投资屡创历史新高，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联系的坚实纽带。但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时，各种担心、质疑也不绝于耳。这些担心既来自国内，主要是担心中国在海外过度经济扩张会导致战略透支及相关问题；也来自于国外，主要是担心“一带一路”成为地缘政治工具、债务陷阱以及中国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等。这两种不同视角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可持续性问题。从国内来看，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金额大、周期长、风险高，未来在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转为持续逆差将成为大概率事件、金融动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资金运用上将不得不收紧；对于沿线国家而言，举债投资的项目若不能带来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债务就会成为真正的陷阱，并成为某些居心不良人士的口实。因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有效跟进深度经贸合作，加快各种资源和要素在地区内自由流动，有效提升相关国家的经济造血能力。周边国家除了日韩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缅甸、老挝、柬埔寨、阿富汗、尼泊尔、不丹还属于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通过深化周边经贸合作，一方面可以有效推动区域市场融合，充分发挥六大经济走廊的资源和市场整合效应，为相关国家带来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以带动其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各国加强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化水平。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27国财政部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之后有更多国家参与了核准；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全球27家大型金融机构签署由中英共同发布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7国铁路签署了《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议事规则》等。未来，随着经贸利益的进一步融合，将会有更多的贸易投资和互联互通规则从“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
(四)发挥区域合作主导作用
其中，计算等式左侧无阴影的数字代表对F阵元素是按行前代，几乎所有文献均采用这种前代计算顺序[1-7]。计算等式右侧有阴影的数字代表对F阵元素是按列前代，没有文献采用这种前代计算顺序。
二、周边经贸合作现状与问题
从2016年随州市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来看，在随州市的几大高职院校中第三产业有着最高的专业设置率，国际贸易实务专业这一专业的设置率最高，除此之外就是计算机、商务英语、物流管理等专业。数控技术是在随州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服务第二产业专业中设置率最高的专业。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州市高职院校内服务第三产业的专业数量达到了所有专业数量的一半左右，主要包含有应用日语、动漫设计与制作、旅游管理、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等。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关系发展迅速但极不平衡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从1988年到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9倍，而对周边国家的贸易同期增长了45倍多，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关系发展显然快于我国整体上外贸关系的发展。同期，周边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整体依赖度也从1988年的2.81%上升到2017年的16.11%，30年间上升了13.3个百分点。尽管从整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但从结构上来看，却存在很多不平衡问题。
作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的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怎么会从生物化学的研究，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呢？原来，1937年剑桥大学来了三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沈诗章、鲁桂珍和王应睐。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李约瑟的生活轨迹，使他将后半生献给了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撰写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技术成就的景仰。李约瑟回顾三位中国学生对他的影响：“其一，他们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其二，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代科学只是发源于欧洲？”[1]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很多周边国家的重要投资来源国。目前，中国已是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等国的第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能源、通讯网络设施等；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矿产开发、贸易、房地产开发与现代种植业开发等；在老挝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水电、矿产开发、农林、房地产、服务贸易、建材、药品生产等；在蒙古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矿产、能源、建筑、金融、畜产品加工及餐饮服务等；在缅甸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开发、油气管道建设、资源及矿产开发等；在尼泊尔主要投资于水电等能源领域。除了上述国家，中国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增长，其中对俄罗斯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能源资源、农林开发、建筑和建材生产、贸易、轻纺、家电、通信服务等领域；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主要涉及建筑、采矿、能源、农业、房地产等行业。另外，中国在印度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电信通讯、家电及轻工业等；在越南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与电力生产行业。阿富汗由于连年战乱，安全形势堪忧，交通、通讯技术设施不健全，中国对其投资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与不丹之间没有相互直接投资，两国主要进行以边贸为主的商业往来。受半岛局势的影响，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朝鲜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从2017年8月25日起禁止中国企业在朝鲜境内开设新的合资实体，同时禁止朝鲜实体来华新设任何形式的外资企业；同年9月28日决定在120天内关闭朝鲜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关闭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设立的企业。
首先，我国出口能力远高于周边国家，导致周边国家大多长期对我国保持大量逆差，且逆差规模还呈不断扩大之势。从1988年到2017年，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增长了近50倍，而向中国出口仅增长了不足41倍。除了日韩在产业上较有竞争力，少数几个资源型国家出口能力较强外，我国周边多为农业国家，对我国出口能力非常有限。1988年我国对周边20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4.4亿美元，2016年上升到1421亿美元，达历史高位(2017年降为1050亿美元)。只有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和老挝4国对我国保持顺差，其中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机电、化工和医疗设备等，其余三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贱金属、矿产品、农产品、能源、资源等初级原材料产品。剩下16国均长期对我国保持逆差，其中印度、日本、越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位列前五。这一现状说明，我国与周边经济循环太过单向，导致我国提出的“亲诚惠容”、“共同发展”理念容易受到质疑，被认为我国只是利用周边市场发展自己。最近几年，某些西方媒体大肆抹黑中国借“一带一路”搞“新殖民主义”，其中依据之一就是中国在相关国家攫取自然资源(李双双，2018)。
其次，周边国家对我国出口市场依赖度偏低且差异很大。虽然2017年周边国家整体上对我国出口在其总出口中占到16.11%，但如果扣除权重较大的日韩(2017年对我国出口占比分别占其总出口的19%和24.8%)，其他发展中邻国整体上对我国出口占比只是从1988年的0.33%上升到2017年的10.28%。与目前我国作为区域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相比，这一比重明显偏低。其中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文莱、印度、尼泊尔对我国出口分别只占其总出口的6.9%、5.5%、4.8%、4.2%和3%，阿富汗和不丹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东盟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2.5%。与欧洲和北美的地区大国相比，周边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偏低且极不均衡。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引领者和地区市场的最大贡献者，2017年卢森堡、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6国对法德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高达27.5%，其中各国比重分别为41.7%、31.5%、29.9%、25.6%、23.8%和22.8%。考虑到2017年法德经济总规模仅为中国的52%，相比之下，更显中国对周边经济带动力偏低。而在北美，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比重分别高达75.9%和80%。显然，作为地区大国，我国巨大的市场开放潜力未能有效提升周边国家对我国经济依赖度。
地基处理前后，新老路堤表面工后沉降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4可知，路堤表面工后沉降曲线大致呈“勺”形，在新路肩附近达到最大值。未处理时20 a后的路堤表面沉降达到6.7 cm。处理后沉降值减小至2.2 cm，其原因在于地基经桩网结构处理后，大大减小了地基部分沉降，从而使得路堤表面的工后沉降随之减小。
最后，从双边贸易关系来看，我国与日韩经贸关系远超其他周边国家。这虽然与经济体量有关，但更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印度和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体量上和日韩在同一梯队，但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日韩，且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耦合度不高，因此两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跟日韩相差很远。2017年，中日、中韩贸易额分别达到2973亿美元和2400亿美元，而与印度、俄罗斯的贸易额却分别只有844亿美元和859亿美元。显然，俄罗斯和印度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二)中国对周边国家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结构有待优化
周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要地区，建设“一带一路”必须坚持周边优先。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周边国家除了日本和印度，其余18个都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日本则与中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回顾过去六年，“一带一路”合作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支柱。大批项目已经或正在周边国家落地，如中老铁路、中缅铁路、中缅油气管道、雅万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又如中国—马来西亚的“两国双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越南龙江工业园、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等境外经济合作区，还有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瑞丽—缅甸木姐等跨境经济合作区项目。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期成果，上述项目的推进为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仅从经济体量看，我国已在本地区占据绝对比重，但由于对周边的开放度不够，周边国家对我国经济依存或依赖度仍不够高，从而我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仍很有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在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过程中，始终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政治因素的羁绊。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由此体现出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东盟主导，即出现所谓“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但是东盟经济仅占东亚(10+3)的13%，经济资源和带动力非常有限；同时东盟又是一个一体化程度不高的组织，且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东盟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应该是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其构想源于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1(EAVG I)的研究报告——“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地区”。该报告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经济领域的合作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催化剂”。面对东亚合作新形势，2011年东亚展望小组2(EAVG II )在韩国倡导下成立，并于2012年向“10+3”提交研究报告，建议将“2020年实现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作为新愿景的主要支柱。此建议被同年召开的东亚领导人峰会(10+3)所采纳。根据该建议，EAEC建设将主要由四个要素组成：一是形成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二是保持金融稳定、食品和能源安全；三是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四是对全球经济作出建设性贡献。但在随后几年，由于EAEC 2020没有蓝图(即相应的实施和评估机制)，导致各项合作未能在EAEC 2020蓝图的统领下有序展开，同时也导致东亚经济共同体意识不断趋于弱化。时至今日，如果各国未能对EAEC 2020到期后何去何从启动讨论并付诸行动，那么EAEC 2020就会无疾而终甚至胎死腹中。最近几年，我国领导人一直在呼吁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但一直未能强化共识、付诸行动。为此，中国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和更大贡献。从我国倡导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整个过程及其效果来看，与周边经贸合作程度偏低，周边对我国经济依赖程度不高，我国对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影响力不够，仍然是主要薄弱环节所在。深化周边经贸合作，打造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循环圈，提高周边对我国经济依赖程度，增强我国对周边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是发挥我国在区域合作——包括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进程中主导作用的关键。
《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2004年3月16日“第三届水资源论坛大会”召开前发表的报告）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丰富状况做出排名，中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3。人均水资源量2 220m3排在第128位，是美国的1/4、日本的1/2，在亚洲排位靠后，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全国用水指标见表1。
2013—2016年期间，在全国外贸总额下降5.8%的情况下，沿边九省区外贸总额下降22%；边境小额贸易降幅更达27%(李光辉、竺彩华等，2018)。2017—2018年全国外贸总额屡创新高，但边境贸易前景仍然堪忧，沿边地区产业发展仍然滞后，通道经济现象十分严重。究其原因，除了沿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严重滞后、邻国多与我国在边境地区的合作存有疑虑外，由于体制机制不顺，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沿边开放法律和政策支撑体系，成为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在边境管理方面，迄今仍没有以国家法律形式制定统一的《边境管理法》，导致边境管理部门工作缺乏必要的国家法律依据，给边境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在对外交流方面，我国对人员往来限制较多，既影响了与对方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也造成了商务交流活动中的诸多不便。在政策层面，也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第一，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但相关政策支持并不配套，以中俄农业合作为例，境外合作企业种植的玉米等粮食作物多数是关税配额产品，且进口税费核定较高，限制了我国权益农产品回运国内。第二，对重要商品进口限制多，免税商品限额和范围小等成为困扰和制约沿边地区对外贸易合作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中央政府对沿边地区的转移支付主要投在退耕还林和补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沿边地区企业存在补助兑付渠道不畅、额度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沿边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第四，沿边地区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现有政策多属原则和抽象性表述，无法适应沿边地区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导致政策可操作性不强。
(三)我国构筑自贸区(FTA)网络时“立足周边”力度不够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4年12月5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从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FTA来看，我国在构筑自贸区网络时“立足周边”仍显不足。目前，只与东盟、韩国、巴基斯坦签署了FTA，中日韩FTA和RCEP仍在谈判中，与蒙古和尼泊尔在研究阶段。同时，我国在FTA谈判中一方面达不到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标准要求，另一方面又未能对周边发展中国家更多落实“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理念，来推动形成我国市场更多向周边国家开放的格局。以2018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为例，印度、韩国、中国、老挝、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各自降税税目分别为3142、2797、2323、999、598和585个。在中国向相关国家征税的全部8549个税目中，此次降税税目只占了总税目的27%，在总量上还不及印度和韩国。对于其他还未与我国签署任何特惠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来说，出口中国的产品都只能享受最惠国税率。正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导致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产业耦合度不高，尤其落后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多为农产品)很难出口到我国市场，导致其与我国合作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同时，我国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走出去”的境外合作企业种植的权益农产品也常因遇到配额问题而不能回运国内。这对我国实现长远、全局性的国家战略利益极其不利。
(四)边境贸易不断下滑，沿边地区通道经济现象严重
由上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对周边国家投资仍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开发以及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对当地产业发展贡献仍然非常有限。同时，由于能矿产品等权益较为集中、也较为敏感，对当地民众而言，获得感较低，不利于树立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的正面形象。
三、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思路与对策
历史经验表明，谁能提供持续、稳定的大市场，谁就是经贸规则的书写者。周边国家的现实情况是存在着“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四缺口。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期，多侧重于发挥我国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今后则要更多发挥我国市场优势来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提升周边国家的经济造血能力。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主要思路应该是：以我国市场开放为引擎，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和周边国家比较优势，在以我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将周边国家资源和要素纳入我国市场体系，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使周边国家与我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形成高度互补的良性循环体系。为此，我国必须依托国内大市场来获取布局区域经贸大格局的主动权。
(一)推进农产品市场开放，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向世界提供市场，重点布局“一带一路”市场，给全球尤其周边国家带来了更多“中国机遇”。只有充分发挥周边国家比较优势，打通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循环瓶颈，才能有效带动周边国家对我国出口。而我国周边很多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农业和农产品领域。因此，一方面，应该向周边国家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构建起以农业合作为基础的跨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同时推动以我国为主导的区域共同农业政策和标准，目标是实现共同农业市场。如此可以产生“一石三鸟”效果：一是发挥周边国家优势扩大对我国出口，提升其民众获得感；二是带动我国具有优势的农机设备、农业技术及服务出口；三是扩大国内耕地轮作休耕的腾挪空间，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向地区产业链上游和高端转型的同时，引导国内失去优势的产业布局至周边(包括我国沿边地区)，引导投资从资源、能源行业更多转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领域，最终形成以我国为中心、辐射周边国家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
(二)构建周边自贸区网络，形成促进经贸区内循环的制度体系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在经贸规则领域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其中，中国自身的开放姿态尤为重要。在2019年4月初举办的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四轮谈判中，双方首次引入负面清单进行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显示出中国向周边国家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诚意。未来，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秉持正确义利观，中国不仅要在多边体系中继续坚持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化待遇”。同时还要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规则领域的合作，着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更加包容的周边自贸区网络。对于重新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中国应对标国际高水平、高标准经贸规则加以力推；对于RCEP，则应兼顾高水平和灵活性原则加以推动；对于其他周边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以让利、让市场为原则，突破国内利益固化藩篱，在对方做出过渡期安排承诺时，可以考虑对其签署单边全面开放的特惠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
(三)强化周边货币金融合作，建立人民币区域循环体系
一方面，要打通和完善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跨境循环体系，提升人民币地区化水平。推动周边国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条件成熟时推动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直接挂牌交易。可考虑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培育若干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基于我国大量进口周边国家农产品的优势，可以选择在重点地区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农产品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以争取农产品定价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深化金融联系。金融发展方面，除了强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地区性金融机构的筹资优势，还要深化以债券市场为主的地区金融合作，推动中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周边设局布点，为周边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稳定方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合作框架；在条件允许时，可考虑推动清迈倡议与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向周边国家扩容。
(四)促进沿边开发开放，增强边境地区经济辐射能力
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增强沿边地区对外经济辐射能力。首先，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利用新技术推动西部地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逐步在西部地区构建起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考虑建立产业转移引导基金，支持沿边地区科学承接沿海和内陆地区产业转移，有序引导外向型产业向沿边地区布局，鼓励外商到沿边地区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跨境合作项目。支持沿边地区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基地建设。建立中央企业支援沿边地区建设的对口产业帮扶和培育机制。其次，要出台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以解决沿边地区发展赤字问题。可考虑：加大中央财政对沿边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和相关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沿边地区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缺口，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设立中央财政沿边地区开发开放专项资金，支持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建议国家外经贸发展资金、旅游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向沿边地区倾斜；沿边地区上缴的基金收入、资源补偿费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国家提留部分全额返还，专项用于沿边地区基础设施、边境口岸、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建设；加大税收优惠，如沿边口岸进口环节代征增值税收入的25%返还地方等。第三，要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种类，同时根据需要适度放宽边境小额贸易中的配额，通过发展边贸加工业实现兴边富民，增强边民守边固边能力。第四，积极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与周边国家加强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领域合作，积极开展扩大双向免签范围谈判。中央管理部门应下放周边国家出国审批权给沿边省级机构管理，对沿边口岸管理和外事管理实行省级直管，对省级机构出访实行向中央报备制。在符合条件的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实施外国人口岸签证政策，开展代办领事认证权限试点。
(五)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更多服务于周边国家发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有助于中国企业和各国企业，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企业和跨国企业优势互补，共同为第三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1+1+1>3”的共赢效果。这是一种开放包容、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体现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合作理念。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法国、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正式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合作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领域，未来合作将会拓展到更多领域，如文化、环境、城市规划、养老、健康、医药等。相信“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创新模式将会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合作，带来更多的资金流、贸易流、技术流和人才流，从而使更多周边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绿色系数的计算方式为：优先顺序中相邻2个能源子系统的耗电量之差比上优先顺序中最前能源子系统与最后能源子系统的耗电量之差。
参考文献
[1] 李双双. 一带一路实践证伪“新殖民主义”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8)：16.
[2] 李光辉，竺彩华，等. 2018中国沿边开放发展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3]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KHARAS H.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10.
[5] KENICHI K. Determining priority among EPAs: Which trading partner has the greatest economic impact?[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11.
[6] KRUGMAN P R, OBSTFELD M, MELITZ M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 9th ed. Boston, MA: Pearson Addison-Wesley, 2012.
[7] BALDWIN R.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World trade report 2018: 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transforming global commerce [R]. WTO, 2019.
Deepening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ignificanc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ZHU Caihua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ary :Regarding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eign relations, one seemingly paradoxical argument is that they ar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China while politically on the USA. However, the fact is that, a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region, China does not have much economic influence worthy of its size on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ome neighboring counties even have very low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due to the absence of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may enable them to highly intertwine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That’s also why China lacks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m.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hina’s new round of opening-up and based on its huge domestic market, it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deepe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forge more circular flows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China being the hub.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take advantage of both its own strengths in huge market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lative advantages in order to integrate more of resources and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to Chinese market and establish more China-dominant industrial chains, value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areas such as market opening-up, industrial reallocatio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even opening-up of bordering regions.
Keywords : neighboring countries; circular flows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pening-up of bordering regions
[作者信息] 竺彩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贸所教授、副所长，电子邮箱：zhucaihua@cfau.edu.cn。
JEL Classification： F02, F13
(责任编辑：贾佳)
标签：周边国家论文; 区域经济循环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论文; 沿边开放论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贸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