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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与80年代相比日趋成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稳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继前几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抑制严重通货膨胀的历史性成就之后，去年以来在消除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启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当前，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宏观经济政策要再接再厉，针对变化中的客观现实，及时进行适用性调整，争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取得新的成就。
一、 宏观经济政策要从缓解总量矛盾转为促进结构优化调整
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日益蔓延和不断加深等意外冲击的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逼近合理增长区间下限；价格水平持续走低，通货紧缩日益成为现实；下岗人员不断增加，失业率水平趋于上升。除了国际收支状况依然比较良好之外，其他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陆续进入预警区。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我国经济形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周边危机四伏的严峻环境中能够做到基本稳定是相当不易的。但从纵向比较和潜在趋势水平及现实的客观需求来看，目前的宏观经济面临复杂的问题和比较严重的困难，要求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针对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从1998年二季度以来，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调整年度预算，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增加投资需求，弥补总量缺口；二是提高出口退税率，鼓励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努力增加出口；三是减轻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负担，鼓励小企业和个体经营，增加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四是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鼓励进口；五是清理取消基金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一是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二是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法定准备率，促使商业银行努力增加信贷投放；三是恢复窗口业务，要求、动员、鼓励商业银行改进对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等金融服务，切实加大对国民经济的信贷支持。经过一定时间的传导之后，上述政策措施的效力及其配合效应已经开始发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局面正在得到控制，物价下降趋势略有减缓，出口下降势头得以扭转，消费需求有所回升，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随着财政金融政策作用的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可望于近期内止跌回升，通货紧缩局面将有所缓解，下岗失业状况略有改善。可以说，旨在应付意外冲击、缓解总量矛盾的政策措施正在收到预期的效果，启动经济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考虑到政策措施的时滞效应，政策调整必须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或超前期，为此，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政策选择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既有总量矛盾，又有结构矛盾，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互相交织、相互强化。总量矛盾的存在限制了经济增量的发展，使结构调整难以通过增量方式在动态中进行，从而延长和强化了结构矛盾；反过来，结构矛盾的存在，又使得总量矛盾难以在现有体制结构框架内加以解决，最多只能暂时地、部分地加以缓解。现有的财政金融政策，主要着力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意外冲击引发的短期总量矛盾，其局限性是多方面并明显的。其一，运用支出政策直接弥补总量缺口，而不是发挥杠杆作用启动企业与个人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虽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突出困难，保持短期稳定，但其持续作用比较有限，难以保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当前的情形如同一辆熄火的汽车，如果直接用人力去推动而不是努力去修理发动机，当人为的推动停止后，汽车有可能在滑行一段时间后再次停下来，因为汽车本身并没有发动起来。其二，总量政策而不是选择性的结构政策只能缓解总量矛盾，对于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较为有限。当前我国经济中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相互交织，结构矛盾不解决，难以跳出“松—热—紧—冷”的循环波动。如果启动力度不大，有可能启而不动；如果启动力度过大，则可能造成新的过热和波动，重复以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鉴此，我们认为，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在充分预期和考虑已有措施作用的基础上，适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被动应急式缓解总量矛盾、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转为积极主动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从解决短期矛盾、追求短期目标转为长短期目标兼顾、促进长期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上来。
二、货币政策要着力减缓流动性约束， 促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观点援引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认为中国目前出现了“流动性陷阱”，致使货币政策失效，主张加大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力度。为了更快地启动经济，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效应是应该的，但中国是否出现了“流动性陷阱”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流动性陷阱”，而是“流动性约束”在起作用，因此，一方面仍要积极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另一方面要着手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货币金融政策作用充分有效发挥。
1993年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地抑制，得益于两方面的措施，一是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的持续实施；二是坚定不移地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重要举措，如果没有1993年以来对金融市场的规范化，1997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金融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的严重不对称及其导致的资金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和体制性不对称，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创新业务活动的强大需求，由此决定了堵邪门必须也只能用开正门的方法；不开正门是难以堵住邪门的。否则，即使千方百计堵住了，也将会为此支付极大的现实或潜在代价。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整顿、监管措施，有效地堵住了“邪门”，但并未及时打开正门。由于没有能够及时打开正门，使得主观上旨在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整顿和监管措施，无意中成了客观上的条条框框，起了体制壁垒的作用，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从金融机构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被堵上或变窄了，资金只能在现有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整个经济中流动性约束增加。根据各国的经验，流动性约束往往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得以强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上流动性约束，经济金融运行自然而然处于超强收缩之中。虽然从1996年开始已经在货币政策方面有所松动，几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且预调微调的松动力度明显大于1993年以来的紧缩力度，但终因流动性约束方面未有松动，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或削弱，时滞被人为地加以延长，如同踩住刹车加油门，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金融形势格局是现有政策体制条件下的逻辑必然，在国内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强化金融监管来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以牺牲金融发展和短期经济增长来换取长期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增长与发展的理性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松动的作用受到一些限制是难以避免的，在货币金融政策运用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在降低利率、准备率等常规政策措施上做文章。如果不在体制改革、金融发展和流动性约束方面采取动作，而仅仅在常规措施方面下工夫，不顾金融风险，以人为措施来强制推动信贷投放，不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使1993年以来金融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尚未来得及巩固的情况下付诸东流。因此，下一步的货币金融政策必须在立足于改革的基础上，以金融发展作为金融改革的重头戏，通过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来缓解流动性约束，为货币金融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缓解流动性约束、扩大货币政策作用范围、促进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的较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力巩固和充分利用金融监管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效的前提下，健全商业银行内部机制，增强现有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性，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起真正的市场性现代金融制度：
1、健全商业银行的内部机制。 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独资专业银行的人员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精神状态及体制安排难以胜任市场经济要求，应从体制安排入手，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适用性改革，促使其内部机制的健全。当务之急要在信贷部之外设立与之平行的专门的信用与风险部，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信用调查和风险评估，推动信贷活动早日纳入正常轨道；同时，建立健全非国有与中小企业信贷部，为非国有经济及中小企业提供必需的信贷及相关金融服务，同时扩大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范围。
2、增强现有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 通过区域分割经营和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等措施的实施，打破目前金融业由少数几家垄断的格局，改变因缺乏竞争引起的“惜贷”、“慎贷”等种种消极行为和不良作风，消除金融机构消极防范风险倾向对货币政策效力造成的掣肘和抵消作用，运用竞争压力促使其积极开拓信贷市场，努力提供金融服务，为货币政策作用充分发挥创造必要条件。
3、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进一步明确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原则上近年来新兴的商业银行都应该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切实解决正规金融体系不能覆盖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现行货币政策不能全面覆盖整个国民经济而使其效力大打折扣的问题。
4、发展消费信贷，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住宅金融体系。 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国内需求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迫切需要发展消费信贷，以支持消费结构升级，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前住宅消费受限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尤其要大力发展以住宅储蓄和住宅融资为主的住宅金融体系。
5、发展创业投资基金，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缓慢、结构升级受阻、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投资的缺乏。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投资基金，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和二次创业。
三、 财政政策要从单纯运用支出政策转为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并重
进入1998年二季度以来，为了启动经济，确保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在货币政策连续动作的基础上，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推迟预算收支平衡，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财政政策成为当前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
通过定向发行国债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缓解总量矛盾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据初步推算，1000亿元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配套贷款增加1000亿元，财政、银行2000亿元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2个多百分点，对于稳定形势、保证8 %增长目标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但扩大公共工程支出的方法是外在于经济、直接弥补总需求缺口的临时性应急措施，一方面受举债能力的限制不能持续，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健全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运用财政杠杆作用来撬起经济自身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即牵动投资与消费的牛鼻子，而不是挺身而出直接去弥补需求缺口。因此，当缓解总量矛盾的应急性任务初步完成之后，需要尽早考虑下一步财政政策的调整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既有总量矛盾又有结构矛盾，就总量矛盾而言，主要是总需求不足——国内消费需求乏力，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企业投资冲动较弱，难以找到合意的投资项目；国外需求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趋于萎缩。面对短缺经济结束的现实约束，总量矛盾的解决不能通过单纯的政策扩张，必须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投资需求的扩张要求现有企业进行二次创业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消费需求的增加要求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国外市场需求的开拓同样需要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创新，以摆脱低技术—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所有这些都需要财政政策有所作为。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中除具有时滞期短、发挥作用效果快的特点外，还具有适合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特性，可以在结构优化升级中有所作为。应在继续进行总量调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方面的优势。在启动经济的同时，重点扶持一些能带动结构升级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目前单纯依靠发行国债直接进行投资的做法，以结构性减税启动经济，用国债收入弥补政策赤字。除进行直接投资外，还需要通过减税措施来启动经济自身的发动机。考虑到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实，可以采取选择性的局部减税、除费措施，推动结构调整。
1、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当前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其设计初衷是出于当时控制经济过热局面、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税时，对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设备予以抵扣，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改变当前单纯由政府进行投资的被动局面。
2、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促进结构优化升级。 与其他行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附加值高的特征，实行增值税使得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在税收政策上予以扶持，或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或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抵免。
3、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 高新技术企业属于高风险、高收益企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谨慎的商业银行也很少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贷款，高新技术企业一般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获取所需资金。我国当前风险投资尚不存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不得不暂时依靠银行贷款。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发展，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
4、对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次创业实行选择性投资抵免。 投资抵免作为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一种补助，具有优惠直接、简单明了的特点，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再投资退免税。为刺激投资，可以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能够带动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二次创业进行投资抵免，改变企业“不搞技术改造等死，搞了技术改造找死”的状况，为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5、分解房价、地价，取消暗含的公共产品收费， 启动居民住宅市场。当前住宅市场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住宅价格过高，超过了一般居民的购买能力。住宅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构成不合理，包含了部分公共产品收费和一次性地价。为了启动住宅市场，增加国内需求，应取消其中暗含的公共产品收费，这部分支出由财政负担，同时分解房价、地价，改一次性地价为月度地租，切实降低住宅价格。
四、注意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选择、 规范设定及同各项具体政策手段的相互配合使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和政府职能的调整转变，以直接干预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管理手段逐渐减少，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策目标、政策取向、政策规范和政策措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几大基本要素，一般来说，政策目标相对比较明确，但政策取向、政策规范和政策措施则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的环境下，务必注意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政策规范和各项具体政策措施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使用。
1、及时准确地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正确实施的首要环节，需要在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跟踪监测与趋势预测的基础上，根据政策目标及时作出。考虑到政策作用时滞期的客观存在，政策取向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或超前期，必须在某种迹象开始出现、趋势还不甚明朗的时候进行抉择，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期，难度和要求相对较高，必须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选择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必须明确专门的负责机构，作为宏观经济主管部门和宏观经济政策主导部门，负责监测、预测宏观经济运行趋势，提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取向和政策组合，并向财政、货币政策主管部门提出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建议。
2、实施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规则与相机抉择兼顾的复数宏观经济政策规范。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方式为主，经济政策过于松动容易引起经济过热，而结构问题的存在又使紧缩政策容易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下滑。实行连续、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避免生产、消费的不必要波动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前几年宏观经济过热和近年来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规则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规则有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但选择什么样的规则要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求和客观经济环境给出的可能。正如近来国内外政策实践已经表明的那样，单一规则不能对付诸如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水灾等意外冲击，容易使政策失去灵活性，为了适应新的复杂环境和日益开放的现实，需要及早用连续性和灵活性兼顾、规则和相机抉择结合的复数规则来取代单一规则，把规则和相机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规则来避免波动，用相机抉择来对付像亚洲金融危机等意外冲击。
3、注意财政、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取向的协调及各项政策措施相互之间的配合。由于我国尚处体制转轨时期，财政、货币政策主管部门并不专门负责宏观经济管理，尚兼负其他重任，其立场、视觉受到一定的牵制，加上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较短，经验比较缺乏，客观上需要在宏观经济主导政策和财政货币具体措施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规则，以保证宏观经济政策整体运作和具体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和步调一致。财政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的具体手段，首先必须和宏观调控的主导政策相配合，必须和宏观经济政策总体取向相协调。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政策、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要直接而具体地体现宏观调控的主要意图和政策导向。其次，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相互协调、互相配合，以充分发挥财政货币两个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的具体手段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任何政策手段的单独使用，迟早都会面临边际效力递减问题，因此必须和其他政策手段配合使用，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当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缓解总量矛盾，财政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总量矛盾的逐步缓解，需要及时转到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相互配合，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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